中国当铺融资成本、融资替代与利润波动:实证与理论解释_融资成本论文

融资成本、融资替代与中国典当业的盈利波动——经验证据及理论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融资论文,典当业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典当业普遍赢利,而中国的典当业却大比例出现亏损?近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何又伴随着典当业业务量的回升?中国的典当市场与国外到底有何差异?是哪些因素主导了这些差异?这些问题的提出源于金融危机后期中国典当企业出现较大大面积亏损的“奇特”现象;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尚无定论。本文的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了中国典当企业第一手的经营数据,通过与他国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融资行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以期为此“谜团”提供一份可能的解答途径,并提炼出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和现实启示。特别地,我们讨论了金融环境的变化影响企业不同融资手段相对成本的机理,并以此来解释典当行业整体盈利状况的波动。

本文的结构按如下方式展开:第二部分在介绍中外典当行业营利状况的巨大反差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典当业发展特征,归纳出中国典当市场,尤其是其资金需求动机的特殊性。第三部分基于上述经验资料得到的证据,通过分析企业融资模式的影响要素和决定方式,从理论上提出一个针对典当行业的分析思路。第四部分,我们将依据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导向的改变与典当业整体盈利状况的波动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本文对典当行业盈利波动提出的理论机制。第五部分总结本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引申出对思考企业融资行为和金融环境两者关系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典当业的现状与融资性质的界定

典当业是向抵押物品者提供资金周转的行业。根据对典当业的一个传统的理解,经济萧条的年代,储蓄急剧减少,为弥补消费和生产经营产生的资金需求,往往会促使典当业趋于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美等世界各国典当业生意火爆的报道常见于各类媒体,金融危机似乎给全球的典当业带来了一场盛宴。但唯独中国例外。根据作者对同时期浙江省典当业的调研结果显示,①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近半数的典当企业出现亏损。2009年6月底杭州47家典当企业中,21家亏损,其中2008年新设立的8家已开业典当企业中,6家出现亏损,整个典当行业利润总体降幅接近九成(杭州市贸易局,2009)。除了浙江省外,上海、广东、山西、山东、江苏等几乎各个省市均有典当业亏损的详细报道,可见同时期中国典当业的亏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②在经过对该行业长达一年的调研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现代典当业既区别于历史上传统的典当业,又区别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典当业。这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典当业客户的资金需求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异上。下文试从平均典当额、当户和当物三个方面的差异来分析中外典当业的性质特点。

(一)中外典当业平均典当额的差异

1.国外典当业的平均典当额

根据Caskey(1991)和Johnson(1998)等人对美国典当研究所取得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美国典当业每笔典当数额都很小,平均每笔介于41~70美元之间。英国典当业2004年平均典当额为100英镑左右(徐清军,2005)。新加坡典当业平均每笔典当额为464新元。日本典当业平均每笔典当额比新加坡略高,一般在5万至15万日元之间(李沙,2006)。台湾地区1993年平均每笔典当数额为8,262.52元新台币(洪士峰,1999)。斯里兰卡、印尼、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典当业的平均每笔典当额则明显要小很多。在这些区域,典当被归入“一分钱经济”的范畴(Bouman and Houtman,1988)。

2.中国典当业的平均典当额

相比较而言,中国典当业的平均典当额要高很多。作者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对浙江省杭州市区、萧山、富阳、温州、金华、龙游等地的82家典当业分别采用问卷、访谈等方式进行了调研。其中问卷发放82份,回收43份;电话访谈68人次,实地访谈115人次。样本企业的选取方面,既选取了典当业较为发达的杭州、温州等地区的企业,也选取了典当业相对不发达的龙游等地区的企业。此类调研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调研数据显示平均每笔典当额是13.83万元。其中最低的典当企业平均每笔典当额为1.5万元,最高的平均每笔典当额为200万元。表1显示的是浙江省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受访典当企业平均每笔典当额的情况。

(二)中外典当业当户和当物的差异

1.国外及港台地区典当业的当户与当物

根据Johnson(1998)对美国28个州典当业的调查,典当行的当户有许多不拥有支票账户,这些贷款者在一年之内,只有12%的人向银行贷过款。这些贷款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不具备足以解决其短期紧急现金流需求的财务储蓄。Caskey(1994)通过对美国全国典当业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典当顾客属于被银行拒之门外的一类群体,他们拥有相对低水平收入和低受教育程度的人群。

英国的当户和当物的情况与美国类似。在英国的当户中,中低收入者占80%,当户以30岁左右的女性为多,三分之二以上的当户家庭有学龄孩子,他们通常是社会的低薪阶层或者是社会福利的接受者(徐清军,2005)。当物包括各类金银首饰、机动车、乐器及各类工具等。

斯里兰卡、印尼、印度、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发达程度虽然远比不上英美等国,但当户的类型基本相类似,具体包括商人、店主、技工、磨坊主、铁匠、木匠或手工艺人等。当物包括金银、首饰、常用生活器具,甚至还包括农具(Bouman and Houtman,1988)。

我们发现,不论是以美、英等国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典当业,还是以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当业,其当户均大多为迫于生计、为维持日常的消费需求而寻求典当信贷支持者。他们的当物,均以金银首饰和各类家庭日常用品最为常见。

2.中国现代典当业的当户和当物

中国现代典当业的当户及当物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别。1987年中国典当业恢复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极不发达的甚至抑制性的金融环境下,众多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庞大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些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致使典当行顺应新形势下的融资需求而重新出现。因此,中国现代典当业的兴起,一开始就是以满足民间日益增长的投资型需求为目标的。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商务部的资料,截至2010年10月,中国典当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五年来,典当业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仅2010年1~6月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当金即达639亿元,占发放总额的75.4%,在缓解小企业贷款难、促进小企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卢铮,2010)。以典当业最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商务厅信息化办公室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省累计典当总额222.52亿元,财产权利质押占28.5%,房地产抵押占48.7%,其中针对中小企业的金额占47.4%;针对自然人占52.6%,而自然人中大多也是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融资。③根据我们的调研数据整理的上述表1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该表所涉及的典当行中,一半以上中小企业业务量占比超过70%。

上述资料在反映当户差异的同时,也反映了当物的差异。中国大多数典当行近几年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抵押典当与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两大块。根据作者从商务部获取的资料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典当业房地产抵押贷款571亿元,占全国典当总额的55.54%,动产质押业务和财产权利质押业务分别占24.03%和20.43%。近几年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0%~60%,房地产抵押典当与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两项业务的合计比例均在70%以上。很显然,房地产和财产权利是当前中国典当业最主要的当物。

(三)中外典当性质的界定

上述美国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平均典当额的数据,以及美国及其他国家当户与当物的特点,显示了美国及这些国家与地区典当业具有以下重要特点:第一,每笔典当数额都不大,通常都介于几十到几百美元之间;第二,大部分当户的收入不高,甚至有些缺乏信用记录,生活比较窘迫;第三,去典当行借贷比较便利,能较迅速地取得数额不大的贷款;第四,通过典当取得的贷款通常都用于支付日常生活消费及个人或家庭的必需型支出。基于上述特点,我们将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为代表的国外典当的主流类型归入消费型典当的范畴。

相对而言,中国现代典当业中的平均典当额、当户、当物及典当业务结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平均典当额比较高,且远高于国外典当业的平均典当额;第二,当户中以中小企业当户、个体经济和投资者为主体,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一般不去典当行借贷;第三,典当业务构成中以房地产抵押典当和财产权利典当为主;第四,当户去典当行借贷的目的一般并非为了应付日常消费支出,而是为了弥补投资中的资金缺口。基于中国现代典当业的上述特点,我们界定中国的现代典当是一种独特的投资型典当。

那么,一个自然产生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典当市场会最终走向投资型典当?下文我们将借助一个简洁的企业融资行为的模型框架,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当前中国的金融环境和政府政策规制的现实,试图解释为何唯独中国的典当业主要会由投资需要来驱动。

三、典当市场上的融资需求与融资主体

如前所述,中小企业当户是中国典当业最主要的客户群体。为什么众多的中小企业选择典当的方式融资?一个关键线索在于中国的金融抑制环境。金融抑制理论由McKinnon(1973)和Shaw(1973)于20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用以说明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造成金融业缺乏效率,从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实际契合。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推动了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规范等措施,使金融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总体仍然十分严格。

关于金融管制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比如,周业安(1999)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管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融资行为的消极影响;林毅夫、孙希芳(2005)则通过研究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认为如果存在正规金融的抑制,则非正规金融一定存在,且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无法由正规金融完全替代。周宗安、张秀锋(2006)着重剖析了导致我国信贷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亦即中小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的原因,并给出了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具体对策。在政府的金融抑制环境下,众多中小企业选择了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方式,典当融资即是其中的一种选择。下面将首先归纳选择典当融资的中小企业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些特点借助一个简洁的企业融资行为模型来从理论上来分析,为何典当会成为这些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中小企业当户的特点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通过典当行融资的中小企业当户中,技术成熟型中小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类企业的特点包括:第一,制造业企业较多;第二,生产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技术准入壁垒相对较低;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资金往往就能很快获得收益。表2是中国唯一具有典当题材的上市公司香溢融通所属的两家子公司浙江元泰典当有限公司和浙江香溢德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近6年的所有涉讼企业及应收款企业的情况。

由于两家典当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在我国典当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所涉及的中小企业当户的特点亦得到较好的体现。表2所涉及的21家应收款企业中,属于生产制造行业的有17家,占比81%,分别涉及板材、金属涂装、装饰材料、电缆电线、饮水机、电信设备、电工电气、家用纺织品、缝纫机、金属管、水晶棒材等多个行业,基本上均为技术成熟型企业。

来自其他地区典当企业的调研资料也普遍反映出中小企业当户的这种行业性特点。金华、龙游、温州、建德等地区的中小企业当户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机械制造、缆线、纸业、塑料制品、小家电、门业、装饰材料、五金材料、服装生产及批发零售等技术准入门槛较低的技术成熟型行业。

为什么这些技术成熟型的中小企业会以寻求典当来作为自己的融资手段?下面的理论模型将为此提供一个解释。

(二)企业融资模型④

对上述中小企业而言,技术成熟型产业的技术准入壁垒低,此时获取资金的速度(时间要素)就显得相当重要。在中国目前金融抑制的环境下,大多数中小企业受其自身的信用缺陷及贷款规模所限,要获得银行贷款,本身已经非常困难。对于技术准入门槛较低型(非高新技术型)的中小企业而言,通过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则更大。相比之下,典当贷款仅基于物的信用,免除了资金急需者的人情负担,使许多地下进行的资金融通行为转换到合法的交易层面上来。更为重要的是,典当融资由于交易便捷,可节约当户的时间成本,这对急需资金的低技术准入壁垒型的中小企业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设需要短期融资的某技术成熟型厂商,⑤其生产函数中共有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要素,其中劳动为固定要素,只有资本K是可变要素。同时假设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的需求在短期内保持不变,并且该厂商只投资同一个项目,生产一种产品,且产品是同质的。

短期内,在其他生产要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技术成熟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往往非常迫切。在融资现金流通畅后且其他要素均未改变的情况下,企业产量可以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类企业向典当企业抵押借款时,可变要素处于相对固定要素来说的投入量较少的时期。当投入资金提高后,企业的产量也相应增加。此时若条件允许,企业会继续加大可变要素K的投入来增加总产量,直至边际产量为零,总产量达到最大为止。此时典当机构为资金短缺的企业提供的短期融通资金通过满足企业现金流的方式,转换为资本要素,提高了企业产量。在企业急需融资时,这种唯一可变的生产要素,对于企业产量有着唯一的决定作用。在这个简化的案例中,典当业作为这一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为增加企业产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不同的斜率表示两种融资边际成本的不同比率,而这会导致不同的融资选择。具体来说,当θ<1时,对应于子图(a),融资模式A(即银行融资)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企业选择银行融资;当θ>1时,对应于子图(b),融资模式B(即典当融资)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企业选择典当融资;当θ=1时,对应于子图(c),融资模式A和B边际成本相等,两者无差异,企业可以任意比例地选择两种融资模式。

图1 融资模式的选择

从模型设置来看,角点解的出现与两种融资资金的完全替代以及融资成本的线性假设有关。完全替代的假设意味着,来自银行的一元钱贷款和来自典当业的一元钱信贷是无差别的;成本线性假设决定了两种融资模式取决于相同的参数环境,并且边际成本不变。这两个假设是对不必要的现实复杂性的简化,剥离了不影响核心结论的影响因素。特别地,我们的关注点是银行和典当两种融资手段间的平衡与抉择关系,所以角点解以一种极端条件的方式,简洁并且清晰地给出了影响企业融资手段决策的重要因素——融资的边际成本及其边际成本本身的构成因素。而边际成本的构成因素则与企业所面临的金融环境密切相关。很明显,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相关宏观政策的推出,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融资成本。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典当业的盈利波动

对于文章开篇提出的典当业的整体亏损现象,一个直观的解释是:金融危机致使企业亏损,用于投资的典当贷款无法收回,损失转嫁给典当行,从而致使大量典当行账面上出现亏损。但这个解释有一个缺陷:企业亏损,资金会更紧张,这会引发更多的紧迫性融资需求;这些增加的紧迫性融资需求会给典当行带来新的业务。此时,若假设中国典当业只存在企业这一种当户,则典当行的盈亏取决于企业当户亏损带给典当行的损失与新增典当业务带给典当行的利润之间的差额。所以从理论上,上述两个相反作用机制既可能使典当业净利润增加,也有可能使其减少,尚无法得出企业亏损必然会导致典当行业亏损的结论。此时金融环境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谜团的线索。

(一)经济刺激计划与典当业的亏损

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一个大背景是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致使中小企业通过正规金融获取资金的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国家的4万亿元计划,不仅使银行降低了放贷的门槛,还提高了放贷速度,这对典当产生了替代,对典当业行业利润构成了巨大冲击。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是: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美国、欧盟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刺激计划,为什么唯独只有中国的典当业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在于中国典当业不同于他国(地区)的独特性,即典当的投资主导性质。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主要流向投资领域,这对以低收入人群占主体的消费主导型典当业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冲击。但同样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投资主导型的中国典当业带来的影响却完全不同。如前文所分析,由于中国典当业的当户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中小企业对典当业的依赖主要受资金短缺驱动。在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影响下,银行降低了放贷门槛的同时还提高了放贷的速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这导致向银行融资的成本大为降低,典当行流失了大量的客户,业务量大幅度缩水。

基于这些原因,在银行提高放贷速度和降低放贷门槛的情况下,中国的典当业并无有效的方法吸引或留住中小企业客户。在银行贷款成本降低而典当行的借贷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理性的中小企业业主自然会更多地选择银行贷款而放弃典当借贷,从而导致典当行客户的净流失,进而降低了典当行的利润甚至致使部分典当行出现亏损。

一方面,向银行融资的成本降低,导致通过典当融资的相对成本升高,典当融资手段被银行融资手段替代。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世界各国经济萧条,中国国内的许多出口外贸型企业尤其是技术成熟型的加工、制造型企业的国外订单大幅度减少,在技术不变(技术成熟型企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劳动投入固定(事实上,由于订单减少导致众多企业裁员,劳动投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的)的情况下,投资大幅度减少。基于中国独特的投资型典当的特点,投资减少,将直接导致典当资金需求大幅度降低。上述两个效应共同作用,导致典当业务量大幅减少,众多典当企业出现亏损。

除此之外,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情况是,严格的政府规制带给中国典当企业本身的额外制度成本,在金融危机致使经济萧条时被进一步放大。中国目前规定3万元以上的绝当品不能自动归典当行所有,而必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或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理。这一规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第一,致使中小企业更愿意用大额物品进行典当,从而进一步抬高了中国典当业的平均典当额;第二,致使典当行收回贷款的成本变得极为高昂,很大一部分的大额贷款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经济萧条致使争议和诉讼增加,而中国民事诉讼的长周期和执行的低效率,进一步推高了绝当物品的处置成本。反过来,由这些规制带来的典当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使得增大,进一步降低典当作为融资手段对企业的吸引力。

(二)经济紧缩政策与典当业的业务回升

概括而言,上述作用机制的本质是:宏观政策通过改变不同融资手段的相对成本进而影响到典当业的利润。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提高典当业的相对融资成本而导致其业务量下降从而出现亏损。如果这个机制成立,那么反过来经济紧缩政策应该会导致典当业利润的回升。

这一点得到了最新数据的印证。由于面临通胀压力,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以后开始收紧。截至2011年7月,央行连续加息五次,存款准备金率更是在连续12次上调后达到21.5%的历史高位。由于国家不断收紧货币政策,银行除提高利率外也降低了放款额度,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难度大大增加。然而,银行加息并没有影响到典当行的息费,典当企业的业务量反而随着国家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呈明显上升趋势。根据作者从商务部特种行业处获取的资料显示,2009年1~6月,全国典当企业典当总额为765亿元;2010年1~6月,全国典当企业累计典当总额为84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10.6%;2011年1~6月,全国典当业实现典当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8%。

现实案例对上述假说也形成了较好的印证。作者2011年2月走访了浙江部分典当有限公司的中小企业当户,这些中小企业近三年在融资方式上的取舍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以浙江永康HF典当有限公司与浙江龙游HJ典当有限公司的两家中小企业当户为例,这两家当户分别为永康XD门业有限公司与龙游YQ布艺商行,两者均为注册资金50万元的小型企业。2007年至2008年,XD门业公司总共在永康HF典当有限公司办理典当借款业务9笔,其中2007年4笔,2008年5笔,平均约每个季度典当借款一次,每次借款数额为5万元至30万元不等,借款期限最长为2个月,最短为7天。2008年年底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该公司2009年全年仅在3月份典当借款一次,数额为10万元。2010年借款两次,分别为7月份10万元和10月份15万元。2009年4月至2010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内,该公司没有一次典当借款记录。但在此期间,该公司在同行业一家较大门业公司的担保下,于2009年5月从银行获得了50万元的一年期贷款。浙江龙游YQ布艺商行也有相似的情况。该商行2007年至2008年共有5次典当记录,其中2007年2次,2008年3次,借款额为7万元至20万元不等,借款期限最短10天,最长30天。2009年全年至2010年9月该公司无典当记录,但在此期间,有过一次30万元的银行抵押担保贷款,2010年10月该公司向HJ典当有限公司典当借款12万元。很显然,在国家放松银根,银行降低贷款门槛的情况下,理智的中小企业业主自然更偏好利率更低的银行贷款,从而放弃相对较高利率的典当借贷。而随着银根紧缩政策的来临,典当这种短期紧急型的融资模式又具有了独特的优势。

由此可见,经济萧条、中小企业当户亏损以及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可以看成是中国典当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较大规模亏损的诱发因素,其亏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典当业独特的“投资主导型典当”的性质。这一性质致使典当业在国家推行经济刺激计划时对中小企业失去了吸引力,流失了众多企业客户,并在经济萧条致使坏账增多时严格的制度管制也推高了典当业本身的成本,这些作用共同发生,使中国的典当行业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而随着近期紧缩货币政策的出台,典当业的盈利状况则出现较大的逆转。影响到融资相对成本的金融环境显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及启示

在实地调研和比较文献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金融危机后期中国典当业盈利状况变化的成因。中国典当企业的平均典当额、当物与当户的特点表明,中国的典当需求主要受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主导,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典当主要由消费需求主导的特征相反。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借助企业融资行为的微观模型,在企业融资手段选择的框架内,讨论了企业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这一模型的主要经济学含义是:企业的融资手段决策取决于各种融资渠道的相对成本,而相对成本又受制于包括具体的金融制度在内的金融环境。这个逻辑为我们具体地分析金融危机以后的典当业表现提供了思路。

概括而言,我们对金融危机后期典当业普遍亏损的解释是:(1)中国的典当业客户以技术成熟型的中小企业为主体,而这些企业将典当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2)金融危机后期放松的银行信贷政策,使得企业通过银行借贷的成本显著降低,与此对照的是典当业的成本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因此典当作为企业的融资手段变得不具效率,典当业失去大量客户。值得注意的是与近期的紧缩货币政策相伴随的是典当业业务量的明显回升,这一现象从反面印证了上述假说。

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也相当明显。我们需要承认,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融资难的问题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造成金融业缺乏效率。因此,在金融抑制的环境下,只要这些中国经济最活跃主体的融资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内地典当市场中投资型典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就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长远来看,中国典当业存在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其一,随着企业和个人信用机制的逐步完善、随着国家给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创造更好的融资空间、随着各类非正规融资途径因为管制的规范化而日益丰富,国家对民间融资赋予更为宽松的政策,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在融资上将会有更多的选择,中国内地典当市场的性质将会逐渐发生改变。在上述条件满足的前提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内地的典当业会与世界上典当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同质化,进而逐渐回归到消费型典当的全球模式中来。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典当业在其千百年历史传统中扮演的最主要角色。

其二,政府放开对典当业的融资管制、利率管制与绝当品处置管制,鼓励典当行发展成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中小企业与个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渠道。在这种情形下,消费型典当的特征将被再度压缩,投资型典当的特征还将进一步放大,中国的典当业将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典当业、从而也与其本身的历史传统越行越远,中国的典当业将会被规划成为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以抵押与质押为担保的专业融资行业。

注释:

①关于调研数据来源请见下文的详细说明。

②本文中的中国典当业,若无特别说明,均指中国的内地典当业,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③对于中国低收入者不去典当行借贷的现象,我们认为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典当”在民间具有负面形象。中国历来有“冤死不告状,穷死不典当”的说法,去当铺典当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并且1949年以后政府对典当业的取缔及典当业本身的负面形象,也共同将“典当”排除在老百姓日常消费融资的体系之外。第二,现代典当行对当物有潜在限制。低价值当物不仅耗费储藏空间,所获取的当金亦无法满足大额融资的需要。因此若当物价值过低,典当行事实上将会拒绝收当。第三,典当行相对较少,分布网络不健全。中国的典当行不仅密度远远低于美国等典当业发达的国家,且几乎全部分布在城市,这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当业在农村有较完备的分布网络存在较大区别。

④在目前关于典当业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较少有严格的理论模型。其中一个例外是陈鸿铭(2001)。该研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建立模型分析了台湾当铺业急需借贷的特点。

⑤此处的厂商,主要针对需短期融资的中小企业当户,暂不包括自然人当户。但从对资金的短期需求来看,这里的中小企业当户与自然人当户事实上并无二致。

⑥调研资料显示,金融危机发生后至2010年年底,许多典当行为了吸引客户,已取消综合费,只收取当金利息。

⑦在作者调研的典当行中,民品典当业务的平均办理时间为15分钟至1个小时,房地产抵押典当与财产权利典当业务的平均办理时间为1至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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