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时期论文,区域论文,政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日本、联邦德国、亚洲“四小龙”、甚至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地区经济联系方式，集聚和扩散的相互作用，就业和人口迁移，基础设施建设，老工业区、贫困地区、农业地区状况等方面，都会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表现出一些特殊的特征，各国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程度不同的干预。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上述国家的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政府的区域政策作一比较，以作为同样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我国在调控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一、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的集聚和扩散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是最重要的区域发展形态，也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高速增长时期，各国都以提高经济效率为首选目标，在国家、社会和私人资本以及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各国政府都将那些发展条件好、基础较为雄厚、单位投资的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地区，促进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集中，以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有利条件和现实的发展优势、潜力，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在少数地区的过分集聚，便产生一系列的“膨胀病”：交通紧张，用地困难，人口过分集中，环境问题难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复杂化而代价太高等，这时，再要求得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调整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开发新区，促进经济活动的扩散。在上述国家的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都采取措施促进经济活动的扩散。
（一）高速增长阶段的工业集聚和特点。
高速增长时期，工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显著增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地区因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和地理优势，对全国国民经济增长起着明显拉动作用，如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韩国的京仁、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区域生产要素集聚程度较高，技术领先或创新速度快，对全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1.日本“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日本的“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是在二战前京滨、阪神、中京和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后自1955年起，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为奠定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强调发展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电力、钢铁、机械、造船、汽车、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原有的工业地带因其有利的自然条件和较为雄厚的物资技术条件，进一步集聚生产要素，急剧膨胀。京滨工业地带向千叶东京湾沿岸延伸；阪神工业地带沿大阪湾向西扩展到播磨地区，又在其东南沿岸形成堺泉北工业地区；介于两大经济地带之间的中京工业地带沿伊势湾发展，建有四日市石油化学工业基地。战后北九州工业发展滞后，让位于介于阪神与北九州之间的漱户内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北岸——山阴地区发展最为迅速，形成了以广岛、水岛为中心的新兴重化工业区。这样，日本的工业、人口和国民收入便迅速向三湾一海地区（东京湾、大阪湾、伊势湾、漱户内海）集聚，形成了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从东京湾东侧的鹿岛开始，经千叶——东京——横滨——骏河湾沿岸——名古屋——大阪——神户直达北九州，长达1000多公里，共计16个县，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3.9%，人口和工厂（30人以上）各约占全国60%，集中了工业从业人数的67.2%，工业产值的75.1%和国民收入的65.3%，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设备能力的95%，重化工业的85%。而京滨、阪神、中京的工业密度最高，三大都市圈仅占全国面积的6.6%，却占人口的36.5 %和工业产值的47.9%。
日本战后新建的重化工业，如炼油、石油化工、钢铁等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填海新陆上，成为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如日本钢铁工业，除宝兰、釜石钢铁厂与富山特殊钢厂外，新建的14个大型企业都集中于此。新兴的石油化工企业全部集中于填海新陆区。形成了两个类型的重化工业联合体，一类是以炼油为中心的石油化工、钢铁、电力工业联合体，如东京湾的千叶、神户、鹿岛、伊势湾的四日市等；另一类是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机械、化工联合体，如堺泉北、歌山、下津、大方、君津等。
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不仅是日本工业、人口和国民收入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工业生产密度最高的地区。如漱户内海面积与美国五大湖中最小的安大略湖相当，而其沿岸钢铁生产能力为7000万吨，等于法国和前联邦德国的总和，炼油和乙烯生产能力与英国接近。东京湾集中程度更高，其面积只相当于漱户内海的1/10，而乙烯的生产能力几乎与漱户内海相当，东京发电能力要比美国纽约大50%。这样，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迅速形成了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
工业向“三湾一海”地区集中，反映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发展重化工业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首先，重化工业规模经济要求高，适度集聚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经济规模，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也有利于技术创新；其次，适应日本开发利用国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发展出口贸易的需要。日本资源贫乏，原料、燃料对国外依赖程度高，发展重化工业使日本成为一个多消耗资源型的国家，以占世界2.8%的人口消费了占世界10%的资源。 日本十种主要资源（石油、铁矿石、原煤、天然气、铜、铅、锌、铝、镍、木材）对国外的依赖率，1960年为71%，1965年为81.4%，1970年为90%。到高速增长期结束，日本资源进口量已占世界贸易的12%，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再者，日本“加工贸易型”的经济结构，使出口贸易迅速增加，1960—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6.9%，超过了工业增长速度。工业向“三湾一海”地区集中，便于利用优越的港湾条件和发达的海运业，开辟占领国际市场。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也为工业向沿海集中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为了适应大量进口资源的需要，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运业，1956年就成为头号造船大国，70年代，日本已能生产12万吨级的矿石专用船和30万吨级以上的油轮，以“船队为矿山”，“船队为工厂”，为工业迅速增长提供了充足、方便的运输条件。大型超级船舶的出现，使日本扩展了利用国际资源的空间，进口资源的来源地从远东、东亚、南亚日趋转到中东、北美、拉美、澳州，平均运输距离延长到6000海里。
其次，生产专门化与综合发展使开辟现代化新工业区成为可能。新建成的现代化的钢铁、化工、炼油的联合企业，以及使用钢铁的机械工业各部门生产品、副产品的有机结合，形成纵横联系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没有这些条件，采取的“以进养出”政策和工业分布集中“三湾一海”的格局是不可想象的。
表1 日本主要矿产资源的来源
矿产资源 来 源 国 及 比 重（%）
石油 ①伊朗（35.9），②沙特阿拉伯（19.3），③印
度尼西亚（15.1）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9 ），
⑤科威特（8.8）
煤炭 ①澳大利亚（43.5），②美国（28.9），③加拿
大（18.2），④前苏联（4.8）
铁 矿 石 ①澳大利亚（47.7），②印度（14.2），③巴西
（9.5），④智利（6.3）
铜 矿 石 ①加拿大（39.7），②菲律宾（26.7），③俾斯
麦群岛（12.8），④智利（6.2）
铝钒土
①澳大利亚（61.6），②印尼（20.3），③马来
西亚（16.6），④加纳（0.8）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75年版。
转引自：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P48。
再者，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干预政策，对“三湾一海”地带填海造陆和修建港湾道路先行投资，降低私人企业工业用地成本，诱导私人资本到沿海地区投资。国家1959年颁布了《工厂立地法》，此后，又于1961、1966、1972和1973年进行修订，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调控工业布局。
2.韩国的两大工业密集区。韩国60年代初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国民经济增长效率，采取了向特定区域集中资本和人力的据点开发方式。随着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的实施，人口和产业多向已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京仁区域和东南海岸工业带集聚。京仁区域以汉城和仁川为中心，该区域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一半，汉城以轻纺工业为主，仁川以重工业为主。东南沿海工业区以釜山为中心，是韩国进口原料与出口产品的最大城市，是个拥有化学工业、造船工业、纺织工业等部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在韩国高速增长时期，政府据点式开发战略和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使工业集聚化高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带集中了大量而持续的投资，加重了地区间的不均衡，导致了工业生产设施和就业人口的80%集中在首都圈和东南圈。
表2 韩国分地域工业分布 （1985年）
工场占地面积* 项目个数
（万平方米）% （个） %
总计24524.9100
45967 100
首都圈 8134.8 32.0 2441553.2
中部圈 1832.4 7.2
2849 6.2
东南圈 12177.647.9 1316728.6
西南圈 2707.0 10.6 4260 9.3
其他573.1 2.3
1276 2.7
从业人数产值
（万人）%（10亿韩元） %
总计253.0100
78156.2 100
首都圈 116.045.8 31065.139.8
中部圈 15.6 6.2
4374.4 5.6
东南圈 99.3 39.3 33772.143.2
西南圈 14.4 5.7
7177.4 9.1
其他7.5 3.0
1767.2 2.3
注：首都圈：汉城、仁川及京畿道；中部圈：忠清南·北道；东南圈：釜山，大邱及庆尚南·北道；西南圈：全罗南·北道；其他：江原道及济州道。*.指1989年数。
（二）后高速增长期工业的扩散。
70年代初期，由于太平洋沿岸经济的发展，造成日本各地区经济的失衡，出现了工业“过密”和“过疏”地区。太平洋带状地区由于工业过渡饱和，出现了用地紧张、用水不足、交通阻塞、地价飞涨、大量人口流入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调整工业布局政策，推行工业分散布局的策略，在“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976 —1985年）中，日本政府提出促进工业扩散的五种方式：（1 ）向原有工业地带周围和外缘内陆扩展；（2 ）建立地方工业据点和向边远地区移动；（3）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工业；（4）向廉价劳动力地区配置工业；（5）海外建厂。
韩国在“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87—1991年）提出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为“均衡开发国土，搞活地区经济”，提出了新的工业布局方针，包括：（1）从国土均衡开发的角度出发， 严格控制首都圈内的新国土开发；（2 ）从大规模工业团地开发转变为中小工业团地特别是特定工业团地的开发，发挥各地方的增长潜力，扩大居住在农村务农的农工结合地区，发展地方工业；（3 ）在经济圈中心的大城市周围分阶段开发尖端技术团地、临空团地等新的地方工业基础，构筑地区经济能自力增长的基础；（4）根据各地方所拥有的资源， 开发有特色的工业地带，对已有工业实施系列化，实现适当水准的利益集体，合理分散地区内的产业；（5）为了搞活地方工业， 搬迁大城市里不适合的工业，要放宽地方土地利用限制，减少设立工厂的手段，加强税制和金融方面的支援，增加对社会间接资本的支援等。并将计划期内所需工厂用地50平方公里中的18平方公里提供给工业集中度低的中部圈和西南圈。
二、高速增长期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必然导致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我们分别以日本和印度为例，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情况。
（一）改善落后地区的生活条件是合理控制人口迁移的重要途径。
日本在1955—1973年高速增长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开始大幅度下降，但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优先在大城市地区投资的政策，如1962年政府投资的38%集中使用于以三大城市为核心的京滨、中京和阪神地区。资本和经济活动向大城市地区的集中，扩大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大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地区无论在工资收入、就业机会还是在生活条件上差异都越来越大。于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涌进大城市寻求职业，从各地方到大城市就学的学生在这些城市直接就业，进一步增加了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度。1955—1973年近20年里， 三大城市圈人口净流入约850 万人， 其中1960—1965年达到高峰，这个时期三大城市圈人口净流入高达300 多万人，约占人口总增长数的一半。最高年份为1961年，人口流入达65万之多。三大城市圈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人口却占42%，为过密地区。与此同时，1955—1960年、1960—1965年分别有26和25个县人口减少。北海道和东北地区，面积占全国40%，人口占13%，为典型的过疏地区。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提供了所需要的劳动力，促进这些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产生了地价高涨、住房紧张、用地用水困难、交通阻塞、公害严重、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在人口过疏的农村、山村、渔村，不仅人口数量减少，而且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高速增长的时期，日本政府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制定的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就提出以“防止大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目标，通过建立新据点（15个新工业城市和6 个工业特别整备地区）的方式促进工业分散布局，调整人口分布。1969年制定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提出以“大规模开发项目”以及“交通、通讯联络网”的方式重新布局工业，推动地方的振兴，解决人口分布的过密过疏问题，使国土得以均衡地发展。这两个计划虽然十分重视以工业重新布局来调控人口分布，但对生活设施的投资不够重视，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
表3首都圈就业人口的增长
地区
全国 首都圈
项目 就业人口 增长率 就业人口 增长率
年（万人） （%） （万人） （%）
1956 3986.3
1959 4133.0
3.7 721.9 12.2
1962 4285.5
3.7 487.3 17.4
1965 4477.9
4.5 931.7 10.0
1968 4900.6
9.4 1076.1 15.5
1971 5063.0
3.3 1151.8 7.0
1974 5134.1
1.4 1192.0 3.5
地区 首都圈/全国
项目 （%）
1959 17.5
1962 19.8
1965 20.8
1968 22.0
1971 22.7
1974 23.2
资料来源：（日）总理府《就业基本调查》。
在1977年制定“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时，日本政府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认识到青壮年从农村流入城市，不仅在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高，而且还由于大城市有优越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可以享受现代文明。所以，要解决过密过疏问题，只靠分散工业还不够，必须从根本入手，消除大城市与落后地区生活条件方面的差距，因此把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作为主要目标，选择了“定居圈”开发方式，即不但要以分散工业振兴地方经济，而且要在广大的农村、山村和渔村配备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发展交通、通讯网，建立生活活动圈，使这里的人们既可以找到适当的职业，又可以享受到过去只有大城市才具备的各种优越的生活条件。
随着“定居圈”开发方式的实施，以及1973年后日本工业发展速度的减慢，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势头得到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大城市周围地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市区。以东京为例，1970－1975年，市中心——10公里地区人口减少6.5%，10——20 公里地区人口增长6.2%，30——40公里地区人口增长29.7%，40——50 公里地区人口增长22.1%。地方中小城市人口增加，1975——1980年，县政府所在地人口增加了7.3%，其他地方城市人口增加4%，镇的人口增加了2.8%， 而1975年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流出超过流入，东京圈的人口迁入也急剧下降，表明日本控制人口迁移取得了成功。
表4 三大城市圈人口的自然增加与机械增加 单位：万人，%
年
1960-1965 1965-19701970-1975
东京圈* 增加总数
315.2309.7292.9
(人口： 年增加率
3.3 2.8 2.3
2641.6万） 自然增加
129.4174.0 204.1
机械增加
185.9135.6 88.7
大阪圈 增加总数
166.4146.9 115.8
(人口： 年增加率
2.8 2.2 1.5
1526.9万） 自然增加
75.8 97.3 112.5
机械增加
90.6 49.63.3
名古屋圈增加总数
62.1 61.6
62.1
(人口： 年增加率
2.1 1.9 1.7
784.4万）
自然增加
35.6 43.7
53.3
机械增加
26.5 17.98.6
年1975-1980 1980-1981 1981-1982
项目
东京圈* 增加总数165.6
30.932.9
(人口： 年增加率1.2 1.1 1.1
2641.6万） 自然增加145.5
23.222.7
机械增加20.17.7 10.2
大阪圈 增加总数45.07.4 8.1
(人口： 年增加率0.6 0.5 0.5
1526.9万） 自然增加76.510.810.8
机械增加-31.5
-3.4-2.7
名古屋圈增加总数35.95.8 5.6
(人口： 年增加率0.9 0.7 0.7
784.4万）
自然增加38.96.1 6.0
机械增加-3.0
-0.3 -0.4
* 三大城市圈人口为1982年数字。
资料来源：（日）《国土利用白皮书》1983年版，第82页。
（二）发展大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日本高速增长期，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不仅超过战前，而且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1950—1980年日本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为38.9%，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为10%—14%。经济高速增长的1955—1960年，日本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3.31%，1973年后经济减速增长时期，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1.67%，均高于上述西方四国。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城区、产业和居民区向周围扩散和外延，使效区逐步城市化并在大城市周围形成若干小城市，形成城市群，与中心城市结成一个有密切经济联系的有机群体（日本称作“城市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若干大城市圈进一步扩大，城市群相互连接，形成大城市带。如今，在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为中心的三大城市相连接地区，新、老城市连绵不断，城郊的界限已难以识别，形成太平洋沿岸城市带，范围基本与太平洋带状工业区吻合。带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以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新干线）、高速公路及航空线为纽带，组成包括大、中、小城市在内的稠密的城市网络和经济网络，日本10个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有7个集中分布于此， 它们的周围密集分布许多中小城市，成为世界著名的城市连绵带，成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地带，也是世界上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充分利用大城市在资本、市场、劳动力、技术、交通以及管理中枢职能方面的优势和巨大的集聚效益，把大部分资金集中投入到大城市地区，不但使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而且有力地带动了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其主要途径是：（1 ）中心城市向周围地区扩散工业，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工业化；（2）通过专业化分工与联合， 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综合性经济区。在日本大企业生产的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往往由中小企业承包制造，大城市中的大企业与周围地区承包商在地域上的组合，就成为中心城市带动新兴小城镇工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3）充分利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提高投资的规模效益， 如促进相关企业向特定地区集中，共同投资，共同使用专用设备和公共设施，使每个企业降低成本，投资效益明显提高。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充分利用大城市长期以来形成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优先对大城市地区实行重点投资开发，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为进一步开发落后地区积累资金和技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
三、老工业区的改造调整是高速增长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和升级，一些传统产业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区就会出现经济的迅速下降和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合理改造调整老工业区，使之焕发生机，不仅能促进高速增长地区与老工业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全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德国在高速增长期对鲁尔区的改造调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鲁尔区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西部，面积4432.48 平方公里，人口527.98万（1983年）。从19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来，鲁尔区的煤产量长期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钢产量70%左右，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一直被视为德国人的骄傲。进入50年代后，由于廉价石油的竞争，第一个煤矿于1957年倒闭，引起了这个百年不衰的老工业区爆发了历时十年之久的煤业危机，继而又发生了钢铁业危机，鲁尔区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煤钢为基础的单一的重型经济结构日益显露弊端，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鲁尔区面临衰退和再发展的抉择。要发展，惟一的出路就是改革，调整原有的工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否则将步世界上许多老工业区的后尘，走向衰败。鲁尔区的主要做法是：
（一）改造老工业企业，发展新兴产业。
在国家的资助下，鲁尔区首先对老工业企业实行集中化。1969年，鲁尔区26家煤炭公司联合成立鲁尔煤炭公司，把采煤业集中到机械化程度高、盈利多的大矿井，关闭亏本的小企业，1960—1980年，全区煤矿从100个减少到29个，采煤工作面从1372个减少到180个，每个工作面的日产量由304吨上升为1385吨，煤炭生产重又由衰转兴。
在整顿煤炭工业的同时，钢铁业也开始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使改建后的钢铁厂，其高炉、转炉、轧钢设备均向大型化、现代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强了鲁尔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关闭和合并老厂，扩建新厂，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如最大的蒂森公司下属的莱茵厂原是一座钢铁生产联合企业，则改造为专业化轧钢厂，这种专业化改造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
在改造老工业的基础上，联邦及州政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新兴工业迁入。仅1958—1973年，新建和迁入的企业就达459个， 大多数是技术先进的企业，产品主要有汽车、石化、电子电器、服装、食品等。如在多特蒙德、波鸿等地建立大型电子工业企业，生产电器产品，在波鸿利用废弃煤矿的工业广场建立了欧洲最大的汽车厂之一——奥伯尔汽车厂，此外全区还建有10座大炼油厂，年炼油能力达4000万吨以上，建立和扩大了服装、啤酒等工业以及各种服务业、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形成了多样化、轻型化的工业结构，工业总产值70年代中期与50年代末期相比，杜依斯堡增长2.23倍，埃森增长2.47倍，全鲁尔区为2.43倍。
（二）加强科技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
地处德国北部的鲁尔区曾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经济结构老化使发展步履艰难，而原来较落后的德国南部地区在有重点地进行新技术革命后，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使鲁尔区受到强烈的冲击。鲁尔区科研基础雄厚，技术人员众多，科研成果虽然很多，但与生产实践严重脱离。针对这一状况，鲁尔区提出了加强科技界与经济界的合作，企业直接同大学研究机构挂钩。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革新和技术开发中心就是一个联系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组织，周围有一系列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科技直接为生产实践服务。从多特蒙德，经波鸿、埃森、哈根直到杜伊斯堡形成了一条横亘东西的“科技密集带”，成为鲁尔区的核心地区。鲁尔区传统工业比重很大，为了提高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使传统工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鲁尔区大力进行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如在汽车工业中利用越来越多的化学材料、陶瓷材料取代钢材料，在化学工业应用生物化学和遗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传统工业产品的质量，而且也改变了产品结构。
（三）大力发展现代第三产业，增强经济中心职能。
作为传统工业中心的鲁尔区，如何向现代经济中心转换，鲁尔区采取了大力发展现代第三产业的路子，为增强经济中心职能服务。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开始发展咨询、金融和贸易职能，或开发生产软件、办公机械和工业机器人，出现了工业企业“第三产业化”，涌现了一批第三产业蓬勃兴起的城市。如位于鲁尔区中央的埃森是鲁尔区最大的工业中心，人口近70万，鲁尔煤炭开发后，它很快就成为鲁尔的工业中心，后来又成为军火工业基地。鲁尔区采煤、钢铁等重工业的总部大多设在这里，钢铁工业、机械制造、电气装备、化学工业、飞机制造均十分发达，经过大力发展现代第三产业，现已成为一个金融、保险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鲁尔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煤钢比重下降，煤产量虽仍占全国产量的80%，但绝对量下降了近一半，钢产量也从占全国70%强下降到目前的55%，煤钢这两大部门的职工人数也从50年代初占工业部门总数的60%减至45%强，而同期非煤钢工业的就业人数却从32%上升为54%强，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9.8%提高到45%以上，尤其是金融业、服务业增势迅猛。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崛起，使鲁尔区朝着综合性经济区方向发展。
四、高速增长时期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干预和区域政策
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学家都把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和区际差异视为一种暂时现象。认为如果区域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存在失衡，由于市场不存在要素流动的成本和障碍因素，因而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异将会诱导劳动力和资金流动，即高工资区域将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和资金流出，低工资区域则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出和资金流入，这样的流动会持续到价格消失为止。这时，区域便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的状态。然而，战后，西方各国实践证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区域不平衡发展和区际差异不但不会因为要素的加速流动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反而会迅速扩大。这说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调节地区间收入分配方面是失效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力一般是趋向于强化地区的不平衡性，一旦某些地区发展比别的地区快，由于既得优势，还会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如果仅仅依赖于市场机制，不仅区域差距会逐渐扩大，甚至扩大到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而且还可能造成产业过分集中、人口拥挤等问题。这种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政府必须通过一些措施进行干预，以达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和区域问题特别突出，各国政府的干预强度也相应加大。当然，由于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政府区域政策的目标和干预形式也不尽相同。
以日本为例，政府的区域政策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以后非均衡发展阶段。在高速增长准备阶段，为了尽快增强国力，日本就选择了非均衡战略，实施特殊地域综合开发计划，选定21个地区作为重点开发的特定地区，其中心内容是发展农业， 增产粮食。 从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政府产业发展重点转向重化工领域，区域开发重点转向太平洋沿岸，强调建设“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这一阶段的区域政策主要是为适应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带对外交通港口区位条件，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重化工业按市场机制向沿海地带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财政、优惠贷款等支持手段，优先完善沿海地区生产性基础设施，使日本沿太平洋狭长地带尽快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重化工产业带之一。
第二阶段是高速增长后期阶段，实施以均衡发展为目标的区域政策。高速增长时期实施的非均衡区域政策，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日本国民经济空间运行方面的失衡，出现了所谓过密过疏问题。一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差距拉大，另一方面沿太平洋狭长地带重化工业过度集中，引起了“城市病”和生态环境问题，集聚的效益也为飞涨的地价和交通成本的提高所抵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和区域政策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第一次综合开发计划（简称“一全综”）是1962年制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大城市膨胀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但与当时执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有一定冲突，因此执行效果不太理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选择的重点产业是重化工，而重化工产业在日本的理想区位是“一全综”要求限制发展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占了上风，沿海大城市进一步膨胀。1969年制定的“二全综”目的也是解决地区发展中的过密和过疏问题，但改变“一全综”单纯地在过疏地区配置大规模开发据点，以吸引过密地区的人口和资本的做法，而是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与大规模开发项目相结合的办法来加快过密地区向过疏地区的产业扩散。1977年制定的“三全综”，重点从改善生产性基础设施转向生活性基础设施，如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等，促进各地区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建设，使其成为各具特色的“定居圈”。通过上述三个综合开发计划的实施，日本国民经济的过密过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各地区生产性基础设施、生活性基础设施以及地方经济都得到发展。1987年制定的“四全综”进一步提出促进各地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开发模式，以动态的“生活区域”替代“三全综”静态的“定居圈”的构想，以增进“共同福利”为目标。
日本区域政策的主要特点是：
1.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在高速增长前期，为了强化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功能，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政策向“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倾斜。高速增长后期，政府政策重点转向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主要是消除经济布局的过密过疏问题，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
2.政府导向型的间接干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经济计划和综合开发计划对经济运行进行各个方面的干预。经济计划侧重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和调控，产业政策侧重于对重点产业的选定和培育，综合开发计划侧重于国土整治及均衡发展。同时中央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较强，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时期转移支付的地区配置，或对落后地区采取减免税收、价格补贴等手段，促进过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中央政府的金融体系，包括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以优惠贷款方式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3.重视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通过财政金融支持大型开发项目，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高速增长早期，政府重点投资“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区”，填海造陆，修建公路，吸引私人资本向这一地区集聚；在高速增长后期，政府投资重点转向落后地区生活和文化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落后地区生活质量，稳定当地的就业人口，促进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产业。在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注重高科技项目建设在相对落后，但环境条件较好的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建立了以筑波为代表的高科技密集区。
4.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为日本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目前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瑞士居世界第一位，总体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7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取得这一成就与有效的区域政策调控是分不开的。
五、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国外高速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的有些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对同样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我国是可以提供借鉴的。
（一）在提高中央政府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增加国家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扶持。
增加国家对落后地区资金投入和扶持的前提条件就是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具体地说，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使中央政府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投资补贴、财政贴息贷款、投资风险基金等手段，支持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现阶段我国国家财力过于分散，中央财力过弱。经过财政体制的几次变动，国家财政收入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26.7%下降为1992年的16.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1年的57.6%下降为1992年的45.0%。与之相比较，以1985年为例，日本为59.1%，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央集中的财力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泰国为90.6%，马来西亚为82.4%，巴西为76.3%。从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国际上通行的分税制，中央财政收入有一部分要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返还的形式主要有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其中包括有条件补助、无条件补助和总额补助）、中央与地方合资兴办企事业等。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会逐年有所提高，转移支付力度较之以前可能会有所提高，但从各种因素判断，中央财政紧张的状况近期不会有根本改善。因此，还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援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
此外，我们还要借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地区经济布局中的调控作用，支持欠发达地区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建设；适当压缩国家对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而转用于落后地区；对于直接用国家财政投资、三大政策性银行贷款新建及改扩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给欠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一批有利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并给予必要的扶持。
（二）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开发要重视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育、文化设施建设。
交通通信是经济发展的先行部门，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发展起步和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是以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为突破口的。同样，交通通信落后也是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没有畅通的交通通信，就没有良好的投资和生活环境，从而就根本谈不上区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必须重视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收入极为有限，靠自身力量是很难摆脱落后局面，需要从外部注入资金帮助其发展。国家增加投入是重要的保证。“八五”期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如新建和改造了一批铁路干线，包括贯穿中部地区南北的京九线、焦柳复线等，以及联结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南昆线、侯月线、兰新复线等。新建了一批光缆干线，如京沈哈、京广、西兰乌等，增强了中西部通信能力，以及与东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这就为今后一个时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人的素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的素质提高又依赖于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强化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普遍采用和重视的战略措施。这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落后地区发展的需要。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经济落后地区文化设施的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到落后地区参与经济建设，并能使当地的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留下来建设家乡，而不至于“智力流失”。
（三）在促进新兴经济核心区发展的同时，要重视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
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伴随一批新兴经济核心区的形成，必然出现老工业区的衰落，大量的生产要素向新兴经济核心区集聚，使老工业区面临较大的困境。我国在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80年代，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区经济发展尤为活跃，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进入90年代，由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效应，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与此同时，一批老工业区增长速度缓慢，工业优势地位逐步丧失，产业技术老化，失业现象严重，如我国东北三省出现了所谓的“东北病”，内陆的武汉、重庆、太原、西安、兰州、包头等一批城市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
老工业基地在我国工业进程中对国家做过重要贡献，是我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制造工业的集中地，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多位于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原因，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多，缺乏活力；二是老企业多，设备老化现象严重，技术优势逐步丧失，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三是工业布局过度集中在市中心区，不仅造成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城市公用设施严重不足等困难，也制约了工业自身的改造调整和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借鉴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利用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的力量，加强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在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尚未有根本性突破之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投资主体应是国家。改造的产业重点应是能源、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按项目结构划分，应该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降低消耗和生产成本的改造项目作为重点；按产品结构分，应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增加社会急需的短线和出口、替代进口产品作为改造的投资重点。
其次，我们要注意构造新的生长点，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和产品，其途径可以是通过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建立符合产业结构优化要求的新兴企业群，这些企业应该起点高，技术装备和产品水平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或者在老工业基地内建立一个或几个新产业开发区，对开发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和促进新产业的高速发展。
再者，要加强老工业基地的经济中心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老工业基地一般都是中心城市，在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指导下，强调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性城市，使一些老工业城市变成了功能单一的生产基地，抑制了城市经济中心功能的发挥，使城市的辐射能力下降，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改造鲁尔工业区的一些做法，采取措施促进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的“第三产业化”和老工业城市的“产业空心化”，将一些加工生产企业迁移出去，将腾出的空间发展商贸金融设施和企业的营销中心、技术开发中心，老企业可以原有厂地和房产作为股本，与新兴的商贸、金融和科技企业相互嫁接，形成新的经济实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策体系。
我国已颁布了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了国家的产业发展重点和产业的技术、组织、布局政策，但从国际经验看，不应忽视独立的区域政策的制定，因为二者的作用领域与方式是不同的，性质上存在互补性，不可偏废。
从国际比较看，高速增长时期是地区间差距拉大最快的时期，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在我国，这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能持续多长，能否延迟其终结期的到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妥善地处理由经济高速增长引发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处理好地区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国家区域政策是解决地区间矛盾和利益冲突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