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和经验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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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09)11-0019-05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

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把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尝试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

建国之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新时期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还不能完全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状况。如:结合三年整风整党运动、没收官僚资本和三大改造工作,在党内外初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民文化扫盲过程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在这十七年中,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陆续进行,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十七年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过激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做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度和“左”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相伴随,文化上也出现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就使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从而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留下了历史的问题和遗憾。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挫折和艰难前行的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与“大跃进”相伴而出现的全民学哲学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逐渐变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运动。①至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一度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控制和利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逐渐演变为对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推崇和对毛主席语录的机械背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整得面目全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行其道,“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群众运动成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

“文化大革命”后半期虽然提出了开门办学、创建农民学习班、办好政治夜校、发挥电影和样板戏的作用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法,但是,路线、方针和思想内容的错误,决定了再好的形式和方法,也不可能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遭遇重大挫折,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遇了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左”的错误和影响短时间内不可能马上清除,拨乱反正的任务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诸多错误认识的纠正和思想误区的克服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一时期还处在艰难前行的阶段。这一时期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和歪曲,为党和人民群众重新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逐步走向了正确的轨道。

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7年十七大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反思和探索中逐步走上了理性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面对许多文革中被颠倒的理论问题,面对随改革开放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与“乌托邦论”,面对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对经典的某些误读,重新认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是,1979年底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等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研讨会,“会议要求,教材的内容应有严格的科学性、相对稳定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在语言文字上要准确、简明、生动、通俗。”②此后肖前等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等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提供了基础。

世纪之交,学界开始理性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学界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逐步认识到当代中国人必须有本民族的理想与精神支柱,实现这一点的基本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学者撰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前沿问题与发展前景发表了看法。③尤为可贵的是,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涉及通俗化或具体应用,更重要的是涉及丰富、发展和创新。④

为了应对世纪之交的种种新挑战,一些学者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应当面向实践、面向大众,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除了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民族化和个性化,学界在哲学的历史走向问题上还提出了转向现实世界,认为哲学在内容功能和阐释形式上都要反映群众生活。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已经走出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误区,开始紧紧围绕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实际问题,逐步推进,有序发展。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全面推进阶段:从2007年十七大召开至今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明确“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自觉时期的真正到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此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逐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第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学者或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或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历史使命和实践本性,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第二,从不同维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内涵。第三,一些学者提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反对庸俗化倾向与学院派作风。第四,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总结。第五,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问题。

最重要的是,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总体原则和推进路径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遵循三大原则:深入研究经典理论,广泛宣传当代最新理论成果,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⑥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有学者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路径概括为知“道”(即实现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成“道”(即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行“道”(即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使其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三个重要环节。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路径关键在于实现四个结合,即坚持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相结合、理想追求认同与利益实现认同相结合、理论宣传教育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大众化”与“国际化”相结合。⑧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是确立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宣传普及的专业性,传播媒介的渗透性,理论教育的主导性。⑨另外,众多学者在大众化路经研究中提出了积极利用与构建各种传媒手段、大众平台和社会载体的具体方案,这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的研究也已开始走向深入。

总之,在十七大的推动下,学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专门的课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在新的时期与历史机遇下全方位多层面展开并走向日益走向成熟。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回顾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三条基本经验。

1.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

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之一就是,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民众中传播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第一,关注现实问题,克服精英化倾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界一度出现了所谓纯学术的研究倾向,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是少数有这方面兴趣的研究人员的事情,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脱离现实、远离民众的学院化、精英化、小众化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面向中国社会的实际,关注中国的民生,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才会成为真正有生命里的理论,才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发挥效力。只有正确反映中国现实国情和国计民生问题,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理论,才能为中国来百姓所喜闻乐见,也才会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并为群众所接受。

第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同一个问题,就是指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为了形成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容,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谓两个方面,就是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一番融旧铸新的工作。

2.必须发挥好不同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对大众化的主体有清楚的认识,正确处理领袖、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群众三者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角色与地位,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重视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关键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杰出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中的领袖人物往往会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李大钊、胡适、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李达、艾思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我党的一大批卓越领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离不开杰出人物和领袖的作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在强调领袖和杰出人物作用的时候,也应注意防止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方面曾有过沉痛的教训。

第二,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的基础作用。重视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甚至否定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离不开专业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参与。专业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是马克思主大众化专业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水平与实践水平,引导和教育普通群众起着重要作用。专业队伍应在学术界内部采取学术研究与争论的方式,在全社会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独立的风骨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教育与宣传工作。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础力量。如果没有专业理论研究者的研究和创造,没有他们提供前期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杰出人物和领袖的领导和创新就丧失了理论基础。在这方面,十年浩劫留给我们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理论工作者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创新作用被否定,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了少数杰出人物、甚至是领袖的特权。这一教训我们必须牢记。

第三,发挥普通群众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一种误解,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群众只是被动接受的客体,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我们认为,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普通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说到底,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于群众,使群众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以后,主动来掌握,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强制性地灌输给群众。在这一意义上说,理论工作者和杰出人物的作用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工作昭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让群众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确实好东西,只有这样普通群众才会自觉自愿地去理解、接受、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可见,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信仰、运用,不可能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包含着他们的理解和体会。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采用电视广播与网络媒体、报纸杂志与通俗读物、文艺活动与下乡等多种载体和方式进行,既走出过去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左”的误区,又要警惕在新时期一些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精英化”的右的倾向。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置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场域之中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大众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在利用它的同时不能走向庸俗化、低俗化、肤浅化。我们应当切记,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列宁在1901年写《评〈自由〉杂志》时,明确指出通俗与庸俗浅薄的区别:通俗化是“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庸俗化“是通过一种畸形的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⑩

3.必须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种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要想实现大众化,关键就在于这一理论的彻底性。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笔者认为,只有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点和精髓所在。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只是单纯的通俗化和普及化,还要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但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只是将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前提”和“强大动力”,尚未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实质和关键的高度来认识。甚至有学者在区别大众化与中国化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大众化的目标是理论武装和理论普及”;“中国化侧重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问题,大众化则侧重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贯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宣传普及问题,侧重于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这些说法,都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间。我们一定要看到,大众化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否则我们的大众化很可能流于庸俗化和简单化。在推动大众化的过程中,如果仅有理论的通俗化与普及化而不进行创新与发展,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无法掌握群众,更无法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2]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创新。从逻辑起点来看,“中国化”也应是“大众化”的前提。没有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众化。因此,严格说来,我们讲的大众化,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同程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便是经典和文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亦无法例外。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才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化”和“大众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所认识、接受、信仰和运用的过程,也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同样,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者在双向互动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66年7月16日社论。

②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教材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哲学动态》1980年第1期。

③郭建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④崔新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新世纪》,《理论前沿》1999年第17期。

⑤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⑥尚庆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与推进路径》,《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⑦(12)孙熙国、路克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条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⑧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⑨陈岸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⑩《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2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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