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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探索和改革，不仅有利于反腐败，满足公众知情权，更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
北京奥运会前后，因中外记者云集北京，我国的新闻发布活动空前活跃。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在奥运会期间自己参加了上百场新闻发布会。
“奥运会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李湛军看来，其至少出现了三大亮点。一是，我国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体新闻发布机制，有新闻发布场所，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新闻发言人，有关方面备有具体应对举措；二是，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门设立了上千名新闻发言人，这为政府公开透明增色不少，真正改变了以前外交部在新闻发布方面“一枝独秀”的局面；三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导了舆论，各地各部门开始尝到信息公开的甜头。
多位专家最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尽管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原先存在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奥运会前及举办期间，新闻发布的质量、频率都较以前更高，获得广泛赞誉。不过，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改革让人感觉进展缓慢，甚至有停滞不前之势。
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起步
回顾奥运的新闻发布成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改革十分可贵，说明我国政府正在向为媒体服务转变，从控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个转变发生在政治上相对敏感的媒体管理领域。
李湛军分析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经过奥运的检验，在进步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人还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成一项门面工程。据他观察，奥运会以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止步的迹象。“除国新办、外交部、国台办外，大部分部委和省市似乎变得松懈，好像当初紧张就因为外国记者多”，他说，“这不符合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在任何时候都需强化信息公开的观念，应全面建立立体式的发言人信息披露机制。”二是发言人的语境处理还普遍有待提高，大话、套话、空话显得多，这一点奥运会时在某些场合就引起了外国记者的不满。三是宣传的迹象明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布成效，新闻发言人应懂得平衡原理，既讲好的也讲不好的，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不要藏着掖着。
“通过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有效、及时地借助媒体实施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突破点”，李希光说。在他看来，传统的宣传体制下，突发事件、重要会议或其他重要新闻事件的报道，政府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命令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而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通过策划大量的信息并向媒体提供，对媒体施加影响，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主动向媒体提供信息的方式来巧妙地影响和引导媒体与国内外舆论，效果比单纯的管制更为有效，更为聪明。
受访专家认为，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在奥运会期间的表现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毕竟作为舶来品，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刚起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实践，应从制度上给予进一步的安排和设计。虽然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新闻发言人普遍没有说错话的权利，应允许有一个钟摆，不超过其左右摇摆的尺度。这样，新闻发言人们不至于那么紧张。所在部门上级领导也应该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要动辄对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说三道四，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一些新闻发言人的习惯是尽量不作为，少作为，这不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尹韵公说，“另外，他们的信息发布普遍不活泼、不幽默、不生动，应该加强培养力度。国外新闻发言人培训从街头竞选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对表达的要求很高。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个议员或主管官员都要经历上百次的街头演讲，而我们一些发言人不太善于说话，这需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言人的培养机制。”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后的一大成果，是改变了政府对新闻的看法。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政府以前的管理不够国际化，自己认为不能发的新闻就迟发，或者捂住不发，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把旧闻和不闻取消了，政府变成了新闻的主动传播者，这些做法在国际社会上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形象，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声誉。
有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一定要保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要不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除了依法不可公开的信息，其他的要尽力公开。因为在互联网时代，电子邮件、MSN、QQ、个人博客等传播方式层出不穷，想压制信息传播是很困难的。由于第一印象很难改变，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权威声音。
新闻发言人改革来之不易
从2003到2008年，王旭明一直担任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他个性鲜明，曾饱受争议。但他获得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和李希光、尹韵公等专家的赞赏。对于初建时期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而言，王旭明无疑有标本意义。
52岁的王旭明对本刊记者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要摆脱封闭、沉闷的行政惯性，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如今教育部基本上取消了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在卫生部等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部门，发布的内容数量和频率也大为减少。
受访的北京某区县的新闻发言人坦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就是什么都不发言，在政府和媒体间形成一个保护层。只要完成了这个基本任务，上级领导就会满意。
“很少有官员愿意向公众公开，因为公开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王旭明说，“利益的缺损，个人名誉和地位就可能动摇，还意味着为官习惯的改变，这可能是信息公开政策推行起来遭受阻力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一些方面不公开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国防部、保密局等，但如果教育部、卫生部、铁道部等与百姓吃穿住行关系紧密的部门都不能实现公开透明，这就是一种部门失职行为。
王旭明还谈到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某些误区。比如，很多人认为危机发生时才需要新闻发言人，平常是不需要的。其实，新闻发言人不能把处理公共危机作为唯一任务，因为那毕竟是非常态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有用武之地。
再比如，很多人认为新闻发言人与官员是对等关系。其实新闻发言人是介于新闻和官员之间的人，应搭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跟国外的产生过程并不一样。国外99％的新闻发言人来自于媒体，具备新闻工作经验，但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大都从官员中产生，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有受访专家与王旭明持相同看法：在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中问题不少，比如发言人普遍缺少媒体经验，害怕祸从口出；还有复杂难辨的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及重叠的利益关系。国家应该对发言人制度改革予以通盘考虑，甚至可以用立法的形式巩固已有的成果，明确一种观念，即信息公开不力也是一种渎职行为。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公开即意味着权力受监督，对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有益的探索和改革，不仅有利于反对腐败，满足百姓的知情权，而且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既是现代民主法制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
传播学者史安彬建议说，要重视新闻发言人的选拔与培养，尽可能从优秀的媒体人或者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干部中选拔，通过政策和国情培训，使之上岗。新闻发言人一旦确定，尽量使之固定，不要频繁更换。
他认为，如果合适，有的人可以当一辈子新闻发言人，毕竟从培养、锻炼到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分不容易，要好好珍惜。“40岁到55岁最为适合，这是一个不怕老、就怕小的职业”。
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是否可行？
李希光、尹韵公等专家建议，应善用我国5年前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在最高层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展示我国信息公开的姿态，保证中央的声音可以准确地传达给新闻媒体，切实提高我国“新闻执政”的能力。
李希光说，迄今为止，在中共中央外宣办的组织协调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方已有75个部门确立了发言人制度。但是，中外媒体更为关注的是国家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发言人何时亮相。
“新闻发言人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机制，它是一种积极面对媒体的态度”，李希光说，“当前媒体的市场竞争压力给严肃、真实的新闻留出的空间越来越少；那些更富戏剧性、更具鲜明观点、更易掀起读者情绪的报道比比皆是。”
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多元、多变、多样的时代，媒体是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都希望借重甚至利用的对象。比如，在某类突发事件降临时，原本可以按规程迅速解决的问题，却在有的人煽动下，成为引起众怒的“媒体事件”和群体事件。
受访专家认为，任命中南海发言人，授权其为中央政府唯一权威发布者，这样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传递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立场。中南海要成为重要新闻的第一定义者，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应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声音。
李希光说，中南海发言人首先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喉舌和代言人。他要清晰地表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立场、观点；他还要具备新闻记者那样敏感的观察力、简洁的语言表达力，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切重要信息和新闻传播链的起端。
尹韵公也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但还缺乏最高层的发言人，虽然有国务院新闻办，其主要服务对象只是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应该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白宫发言人的成功做法，适时考虑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这将再次推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