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子化对策对我国的启示
商钟岚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日语系，福建 厦门361000)
摘 要： 从日本少子化的现状入手，梳理1990年以后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分析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实施情况和特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在缓解人口规模缩小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面对我国目前妇女生育意愿不佳的现实，我们应该吸取日本少子化对策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国情，促进婚育，努力解决妇女的产后再就业问题、孩子的照料问题、托管问题等。积极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与育儿，缓解育儿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医疗服务网络，力求形成均衡的人口发展态势。
关键词： 少子化；全面两孩；人口
2016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全面两孩”的政策，即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个政策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修改。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力求实现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2017、2018年连续两年我国人口增长低迷。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 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1］再创历史新低。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出现人口零增长，此后逐步进入缓慢的负增长。［2］中国少子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少子化问题又将演化为一系列其他问题，如劳动力不足、老龄问题。
日本也面临着严峻的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为此实行了大量的应对措施。从1990年开始陆续出台了许多抑制少子化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目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日本的这些举措在缓解人口规模缩小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3］日本在促进婚育、改善托育制度、减缓经济压力等方面形成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
鉴于两种赋权法各自的优劣势，为了能够取长补短，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近年来，组合赋权法逐渐被人们广泛应用，比如基于对比法和权的最小平方法的组合赋权法[14]，采用两种方法权重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缺乏客观依据；粗糙集优化后的层次分析法与信息熵法的组合赋权法[15]，这种赋权法虽然较为严谨，但仍会出现权重结果大者更大、小者更小的情况；基于变异系数的聚类分析法[16]，其主观性较强，弱化了客观权重值的作用，整体结果偏向主观化。
1 日本低生育水平现状
2018年日本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7年总人口为1亿2 671万人。其中年少人口(0－14岁)1 559万人，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7 596万人，高龄人口(65岁以上)3 515万人，各自占总人口比例的 12.3%、60.0%，27.7%。而到2065年，年少人口可能为898万人，生产年龄人口可能为4 529万人，高龄人口可能为3 381万人，分别占总年龄人口比例的 10.2%、51.4%、38.4%。如此，至 2065 年，生产年龄人口将下降8%左右，高龄人口将增加9%左右，年少人口持续下降。［4］3
日本人口下降的很大原因在于结婚率下降、产子育儿的意识淡化等。日本人口问题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不生育的理由当中，由于抚养子女和教育子女花费太多而选择不生育的人数最多，占56.3%;因为“高龄而不愿意生产”的人数位居第二，占39.8%;“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的占23.5%，位居第三;“无法承担育儿上的心理、肉体负担”的理由排第四位;其他的诸如“对自己的工作有影响”“家里小”“丈夫不帮忙育儿、家务”“希望最小的孩子在丈夫退休前成人”“社会环境并不适合孩子成长”等理由也在其列。［4］27
2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
日本政府从1990年开始认识到出生率低和孩子数量的减少是个严重的问题，开始努力制定支援生产育儿的国家政策。1994年12月由日本文部、厚生、劳动、建设等4个机构大臣合意，制定了“天使计划”。1995年，《育儿、护理休假法》颁布。该法规定，无论男女，家中有不满一岁儿童的正式员工，均可以提出休假，而企业无权拒绝请求，更无权因此而解雇员工。
1999年，由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治等6大臣合意，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在保育关系上还增加了雇佣、母子保健、育儿咨询、教育等方面的政策。
2003年9月，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6月，基于《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里，以努力创建一个能够健康养育孩子，能从生育孩子中感受到喜悦的社会为课题，提出了“3个视点”“4个重点课题”“28项具体行动”。
2004年至2007年，日本“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制定了“儿童育儿支援计划”，通过了“新少子化对策”决议及“支援儿童和家庭的日本”重点策略。
日本为解决少子化问题，不仅政府，地区、学校、企业、民间也积极参与其中，开展多项育儿支援活动，形成国家上下一体解决少子化的形势。
三十年如一日，郑州先科脚踏实地，以为农服务为初心，以创新发展为核心驱动力，走过了属于郑州先科的不平凡的30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获得了与会领导嘉宾的高度肯定。他们认为，当前行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压力，无数企业退出，先科能够在30年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很不容易，也定有其过人之处。未来，希望先科能够不忘初心、创新发展，一如既往地为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2012年，日本通过了《儿童育儿支援法》等3部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法案。
日本政府为构建年轻人易于结婚、产子的社会环境，在教育培训、政策制定、经济援助等方面与企业、学校相联合，形成政府、企业、学校三方紧密协作、互相促进的支援体系。
中职学校的晚自习时间，很少能看到学生在教室里学习。其原因很多，除了学生缺乏学习动机、学习习惯未养成外，很可能与其学习风格有关。在中职生群体中，独立型学习风格属于被忽略的学习风格，可见中职生不喜欢独立、自主的学习方式，而喜欢合作与体验。
日本政府还积极促进女性在职场的活跃，致力于消除男女差距和工资上的不平等待遇。2016年施行《女性活跃推进法》，规定各企业有义务公开女性的职场活跃状况。对女性活跃情况优良的企业给予星级评定。为促进女性的再就业，日本在全国设立了194所“妈妈工作中心”，向有意愿再就业的女性提供就职信息、就业支援及保育服务等。
3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实施情况和特点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实施以来，日本的人口出生率虽仍然低迷，但在推进女性产后就业、促进男性育儿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2010年到2014年，日本女性的产后就业率大幅度上升。日本人口问题所调查数据显示，在生产1子的日本已婚女性中，生产后继续就业的女性人数达到了53.1%。另外，2016年第2子出生后，家有未满6岁孩童的日本丈夫用于家务、育儿的时间平均每日为83分钟，比2011年增加了16分钟。［4］29整理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3.1 形成多方参与的格局
2008年，日本施行“新待机儿童零作战”，并于2010年、2013年实行“待机儿童消除优先计划”和“待机儿童消除加速计划”，力求加速解决待机儿童问题。
首先，日本政府在制度上给予少子化对策以坚实保障，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从1990年开始，关于少子化的对策不断出台，尤其是1999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与少子化相关的措施出台，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决心。
例如，将该方案应用于远程诊断系统中，可由多名医生通过异地的用户终端采集并标注医学影像数据，标注后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被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在服务器端部署深度学习算法，以实现辅助诊断模型的建立和优化。实际应用阶段，可以将该辅助诊断模型下发至医生的远程终端用于患者医学影像的实时分析，也可由远程终端上传患者的医学影像数据至服务器，由存储于服务器的辅助诊断模型进行实时分析后将相关参考指标返回医生的远程终端。对于这一部署和实施方式，显然还可以采用系统类权利要求来进行撰写。
学校方面也为促进年轻人就业、毕业后经济的独立做了很多努力，并提供多种保育托管服务。企业方面，顺应国家的少子化对策，在产休、妇女产后复出、男性参与育儿等方面做出了用工制度调整。有条件的企业，还开办单位内托管，使员工能够安心工作。民间托管中心、新型托管服务设施的建立，也缓解了家庭育儿与工作的矛盾。
③滨河植被生长条件。滨河植被能较快适应治理工程实施后河道水流、地貌条件的变化，治理工程本身应为植被生长初期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其较快形成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植被群落。
3.2 努力构建促进结婚、生育的社会环境
2015年3月，日本内阁决定实施“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新的少子化大纲，突破了以往的框架，加入了结婚支援、育儿支援对策的充实、年轻人结婚生产的实现、对多子家庭的关怀、男女工作方式的改革、基于地域实情的活动强化等5个重点课题，明确提出要促进男性积极参与育儿。同时，站在长期的视角，推进细致的少子化对策。
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建立在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的古“平字水则”基础上。据史书记载，在温州谯楼前五福桥上的“永嘉水则”为宋元祐三年（1088年）所立，比宁波“平字水则”早170年，并具有管理运用功能，是至今为止发现最早的 “平字水则”。出土于温州的“开平闸”石刻，显然与“平字水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平字水则”的“平”字极有可能取自“开平闸”的简化运用。因此，“开平闸”石刻很可能是“平字水则”的前身，“平字水则”是其演化的结果。它既是石刻记录，又具运用调度功能，是“水则”发展史中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
首先，为促进日本年轻人结婚，日本全国上下开展各种演讲、研讨活动等，探讨促进年轻人结婚的各项措施，举办各种支援结婚的活动。日本政府于2013年年度预算中设立了“区域少子化对策强化交付金”(2015年更名为“区域少子化对策重点推进交付金”)，用于结婚研讨会的召开、地方团体所进行的结婚支援等。2015年设立了“结婚新生活支援事业费补助金”，用于支援各地方团体，减轻新人结婚时所产生的生活成本压力。
2015年，实施“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2016年6月，制定了“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以“希望出生率1.8”的实现为目标，努力推进年轻人的雇佣、待遇，多样保育服务的充实及工作方式的改革等各种对策。
学校方面，为使年轻人有稳定的工作，构建利于结婚的个人经济基础，从学生初中阶段开始开设各项能力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态度，使其快速适应社会。针对高中退学者，大力开展学习支援活动。
面向毕业人员，日本厚生劳动省还积极与企业配合，提供就职信息。针对无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训练等服务。
3.3 进行男女劳动方式改革，提倡男士参与育儿
日本2017年3月实施了“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该计划认为：“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工作与家庭生活无法兼顾，是造成少子化和阻碍女性参与工作的原因，也是阻碍男性参与家庭的原因。”该计划以修正过长时间的劳动为重要一环，对正常劳动时间外的超额时间进行限制，并于2018年4月向国会提出了以弹性工作制、带薪假的落实为主要内容的《推进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律整备案》。
如前所述，“我”的觉醒也包括“我的时间”的觉醒，即“我”应该有自由支配“我的时间”的权利和能力。时间造就生命，而“我的时间”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我”。
其次，各地区政府也积极响应。例如以市町村为主体给予区域幼稚园、保育所、小规模保育等设施财政支援;从区域的角度开展支援制度，如设置区域育儿支援据点，接受育儿家庭的日常商谈;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保健中心，接受从妊娠期到育儿期的各项商谈，提供母子保健的各项信息及服务;针对有幼儿的家庭，开展各种类型的托管服务，如针对家庭主妇紧急时候所需要的短暂托管服务、保育延长服务、以家庭主妇、社区为中心开展的儿童接送、放学托管服务等。
2017年12月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了以“造人革命”和“生产性革命”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其中，“造人革命”中，投入2兆日元的规模，以期达到幼儿教育的无偿化、待机儿童的消除、高等教育的无偿化等目标。
此外，日本还积极促进男性育儿，实施男性育儿休业制度。日本育儿休业制度于1991年成立法案，1992年开始实施。在制度的实施上，男女并无资格上的差别，男性也可以申请一年的育儿休业。而且不管妻子是否是专职主妇，男性员工都有取得育儿休业的权利。此外，为促进男性休取育儿假，还制定了“爸爸妈妈育休加”计划，规定夫妻双方岔开休业，最长可以休业至孩子1岁2个月。如果遇到无法入园，配偶有死亡、疾病、负伤等情况，还可以申请育儿休假至孩子1岁6个月。休业期间给予“育儿休业给付金”，金额为休业前日工资的“50%×领取天数”。
4 日本少子化对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对解决我国的少子化问题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少子化倾向仍然十分严峻，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下大力气去解决。我们除了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保障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缓解我国少子化现象。
通过建立变背压模型，对330 MW亚临界空冷机组的整体发电效率进行定量分析，设计相邻空冷岛连通改造，增加空冷岛的散热面积，优化机组背压和发电效率。结果表明：
4.1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多种托管模式
应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婴幼儿托育体系及服务模式，形成个人、社区、企业、学校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托管制度，紧密衔接、层层递进，以满足我国育儿家庭的不同托管需求。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现行的托管形式，如儿童保育、儿童放学托管、家庭托管等，但还是满足不了育儿家庭的需求，特别是双职工家庭的托管需求。尤其是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一直是以传统的隔代照料为主。我们应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由传统的隔代照料逐步转向社会公共托育，同时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和质量评估制度，对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此外，我们可以在传统的托管形式上尝试一些新的形式。如发挥社区的优势，推动社区、小区间育儿家庭之间的互助;设立社区小餐桌，提供上学儿童的托管、接送、三餐保证等服务;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开展单位内部的保育服务，为员工提供放心的托管服务。此外，针对幼儿生病期或者恢复期无法上学的情况，在医院等机构开展病儿保育服务，提供生病儿童的短暂托管及紧急应对等服务。
4.2 支持女性职场复归与活跃，积极促进男性参与育儿
首先，建议国家修改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范围内消除就业歧视，尤其是隐性就业歧视;增强就业歧视的社会监督和法律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反就业歧视中的关键作用。其次，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切实保证育龄女性生产无忧、安稳休业。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生育保险制度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和完善。虽然国家规定育龄妇女可以享受产假，但设置隐性条款，减短女性育儿假期的企业仍存在。我们应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企业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弹性运用产假制度，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借鉴国外做法，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料相配套衔接的父母育儿假制度，积极促进男性参与育儿，鼓励男性更多回归家庭、参与育儿，培养父亲的家庭责任感。
4.3 经济支持
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保障生育的前提。应切实保障女性育儿休业期间的收入。虽然我国规定了育儿妇女在产假期间也能领取工资以及生育保险，但由于在中国由于生育女职工工资收入总额中，基本工资部分仅占工资总收入的50%左右，因而即便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按工资的100%申领产假津贴，在扣除各种津贴和奖金后，其收入水平也会降低很多。此外，缴交生育保险的企业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中国育龄妇女的产假津贴水平能否达到“第183号公约”要求的标准令人怀疑。［5］建议国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女性育儿休假期间工资的获得比例。此外，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模式，也是缓解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育儿家庭一定的经济补助。努力降低公共教育费用，如尝试实行免费入园入托制度，推行公益性质的课外培训，等等。实施特别面向婴幼儿的医疗保障，减轻儿童的看病费用。针对有较多医疗费用支出的家庭，给予大病补助等。
4.4 促进结婚，促进生育
2018年8月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登记结婚的内地居民为1 063万对，比上年下降7.0%，其中结婚率为 7.7‰，比上年降低 0.6个千分点。［6］结婚率的下降与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房价的上涨、年轻人经济压力的增大有直接关系。
中国政府为缓解年轻人育儿养老的经济压力，实行了减免税收的政策，此举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是，育儿家庭的经济压力仍然存在，尤其是二胎家庭，面临着巨大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多种开销。政府应合理规划城市建设，降低教育、医疗等民生成本，减轻二胎家庭育儿压力，让更多家庭有能力负担二孩。此外，政府应努力控制房价，使房子不再成为年轻人结婚的一道障碍。政府、民间机构也可以多开展相亲等结婚支援活动，宣传婚姻家庭的优势，促进年轻人结婚率的升高。
5 结语
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并未出现人们期望的井喷现象，相反，在2018年两孩政策的效应弱化，人口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因此，我们如何提高政策的效果，实施良好的辅助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盘，就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目前阻碍妇女生育意愿的现实原因，我们应该努力解决妇女的产后再就业问题、孩子的照料问题、入学问题、托管问题等一系列复杂艰巨的难题，积极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与育儿，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缓解育儿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此外，也应该把关注重点放在年轻人的婚育上，促进结婚、促进生育。另外，努力健全医疗服务网络，加速医改，促进儿童医疗，解决儿童看病难的问题，加强儿科和妇产科体系的建设，使之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多年的实践表明，实训设备和理论教室于一室的一体化教学场所，形成了教室不像教室、工厂不像工厂的局面，出现实训设备损坏、闲置的严重浪费现象和安全事故，影响了正常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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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Japan's Measures toward Low Fertility to China
SHANG Zhong－lan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Kee College，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apan's declining birthrate，summarize their measures which tackle the problem of low fertility since 1990，and further study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features.Japan’s low fertility measures have achieved certain effect in alleviating the shrinking population.Facing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women's poor fertility willingness，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Japan's low fertility measures.Based on our country's reality，we should increase the marriage rate and birthrate，and work hard to solve women's problems such as post－natal employment，child care issues，and custody issues.Male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and child－rea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the medical service network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so as to ease the economic pressure faced by child－rearing families，and strive to form a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Low fertility;The universal two－child measures;Population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41(2019)05-0051-03
doi： 10.3969/j.issn.1674-6341.2019.05.016
收稿日期： 2019-05-15
作者简介： 商钟岚(1981—)，女、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与日本文化。
责任编辑：李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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