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土化或全球化看两岸关系：两种不同的政治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两岸关系论文,本土化论文,思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入新世纪以后，台湾经历了政党轮替的政局变化，但岛内政党对立、经济环境恶化以及 两岸关系僵持却给台湾当局的执政带来极大的困境。面对内外环境的演变，台湾社会逐渐产 生本土化与全球化两种不同的政治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思维并未发展成为壁垒分明的对 立阵营，但是对于两岸关系尤其是对两岸经贸交流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差距。本土化作为政治 运动在台湾已经逐渐走入历史，而全球化从经济理论向政治思维的建构则是近期才开始的， 台湾试图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无疑将面临重重困难。
一、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本土化运动作为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反对运动，可以说从台湾光复初期就已经萌芽 ，它表现为台湾民众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呼声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虽然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蒋经国主导的国民党政权有意识地推行本土化的政策，“向社会内部寻求 支持，笼络台湾本土的政治、经济精英，以达到巩固国民党统治的目的”（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496页。
），但是由于历史 经验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本土化呈现出省籍冲突的明显倾向。80年代末以后，李登辉借助于 本土化运动的社会力量，排挤了党内的外省籍政治势力，确立了本省籍政治力量在台湾政坛 的主要地位，也巩固了其个人的政治权力。本土化作为台湾本省籍人士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和政治利益的诉求，在岛内政治结构转型中已经完成。90年代以后，“本土化”的内涵发生 变化，沦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去中国化”的借口，被一些学者称为“绝对本土主义” 。
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以相对多数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受到代表多数民意的在野联盟 的制衡，使其既有政治路线得不到顺利的贯彻。李登辉为了协助陈水扁执政，再次高举本土 化的大旗，筹组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并攻击国民党偏离本土化路线、“联共反台”。 这些仍旧在台湾鼓吹“本土化”的政治人物，对于本土化的意涵从未作过清晰的表述，甚至 在相关的表述中相互矛盾，这是有意的模糊或缺乏自信。“台湾团结联盟”在《团结前进壮 大台湾》的成立宣言中认为：“台澎金马是生命共同体，不应有族群和地域之分，认同台湾 ，奉献台湾，愿意为台湾前途打拼，就是‘本土化’的主要内涵”（注：台湾中央社2001年8月12日自台北报道。）。一方面强调“不分族 群、地域”，另一方面又区分“本土化”与“非本土”的政治对立，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
有些台湾民众已经意识到“本土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提出“以本土化作为轴线来切割 的社会对立，已经具有不同的意涵：不再是以省籍，甚至不完全以统独为切割线”
（注：张铁志：《两岸经济整合与台湾新社会分歧》，《中国时报》2001年7月18日。）；并且 认为新的切割线实质上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全球化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具有高度 技术能力或高度流动性资产，能在全球市场过程中获利者，以及那些无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获利者”
（注：张铁志：《认清新社会分歧重构凝聚机制》，《中国时报》2001年7月20日。），本土化以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否获利作为切割线，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获利者往往 倾向于支持全球化，不能获利者往往主张本土化。而对于台湾来说，“所谓‘全球化’似乎 就等于‘中国化’”，相对地，本土化就等于“去中国化”，这一观点揭示了本土化内涵的 新本质，也觉察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对立的问题。
在“本土化”口号泛滥的同时，岛内部分学者和政治人物仍然坚持以“全球化”的观点来 思考。早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球化的概念就已经在经济学和政治 学的领域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性 问题的增加，全球化作为对国际活动现状的描述，成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名词 和分析、观察问题的视角。对于全球化的概念和理论，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作为具有 代 表性的论述，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的政治》一书中指出：“伴随全球资本主 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 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他还把全球化总结为七个方面的表现：“1、跨国的 逃避力量；2、主权的困境；3、政治领域的转变；4、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5、作为强权政 治的世界主义伦理；6、文化全球化的辩证法；7、（作为前景的）世界公民宣言”
（注：参见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4-15页。）。
正因为“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 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
（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页。）。全球化理论对身处国家认同、两 岸关系和“外交”困境的台湾，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和吸引力。尤其是两岸都成为WTO的成 员，共同面临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不仅许多台湾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两岸关系和台 湾的发展，而且有些政治人物也把全球化作为具有号召力的思潮加以运用。李远哲即多次提 出过“地球村”的观念，以许信良、施明德等人为代表组成的山盟把全球化作为主要的思考 方向。当然，相对于本土化思潮，全球化并未出现象李登辉之流的头号代表人物，但是，作 为 对国际社会的现实趋势的认知，全球化是台湾社会客观存在的政治思潮。
二、本土化与两岸关系
极端的本土化论者在两岸关系上的态度是消极、保守、封闭的思维方式。本土化论者具有 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主张却除大陆因素，维持台湾的独立发展。它并非排斥所有的外来力 量、文化和影响，而仅仅是对抗中国认同和中国意识，其本质已经演变成为“去中国化”， 是台湾分裂势力借以对抗统一进程的工具之一。
1.本土化作为政治运动在台湾已经逐渐走入历史
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历史上，本土化是伴随着民主化、多元化同时进行的政治运动，是阶 级 冲突在省籍意识中的折射，是占台湾人口大多数的本省籍民众要求政治权益的表达，反映了 台湾民众要求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延续了统治整个中国的政治 本质和政治架构，代表少数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的利益，推行“动员戡乱体制”，实施“ 戒严法”，钳制了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民主自由权利。由于国民党政权将在大陆的统治机器 搬迁到台湾，长期推行反人民反民主的恐怖统治，而在国民党统治机器中就职的又大部分是 跟随蒋介石退到台湾的外省籍人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矛盾染上了深刻的省籍矛 盾的色彩，台湾民众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斗争与本土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主张本土化 ，取代“外省人的政权”成为台湾民众要求“出头天”的象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 远哲 认为，台湾阶级矛盾甚至进一步演变为统独对抗，“多年来台湾内部的‘统’与‘独’之对 抗，其社会心性的本质，其实正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阶层之间的争执”
（注：李远哲：《从当家作主到和平繁荣民主的未来》，《中国时报》2000年9月3日。）。
然而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都实现了本土化的 目标。但是省籍矛盾并没有消失，统独斗争的形势更加尖锐。本土化论者愈来愈向极端化发 展，不仅继续排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外省人，而且以执政者的地位鼓吹“台湾主权独立 ”。在台湾本土化已经基本完成之后，自然不能再以阶级矛盾来合理化解释本土化与“台独 ” 的诉求。
2.本土化沦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本土化论者强烈主张台湾优先或台湾第一。台湾认同和台湾利益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政治上主张认同台湾，经济上主张“戒急用忍”，文化上强调台湾的主体性。本土化论者将 自己打扮成台湾利益的维护者形象，认为只有本土化才“爱台湾”，而非本土化的都是“中 共同路人”。本土化被当作政治正确的标签，已经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所谓的‘本土化 ’，只是政客用来区别敌我的标签，根本就是权力的‘本位化’”
（注：《联合报》2001年10月15日。）。李登辉在支持“台联 ”的过程中高举本土化旗帜，声称：“台湾这块土地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本土化的认同就像 是对母亲的感恩与敬爱”。这一定义无非是给不支持“本土化”口号的人披上不忠不孝的骂 名 ，本土化成为李登辉用来打击政敌和协助民进党执政的政治工具，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 ：“其基本逻辑是：凡是我李登辉所反对的政治势力，就是‘外来政权’；凡是我李登辉支 持的政治势力就是‘本土化’、‘爱台湾’”，“李登辉的‘外来政权’只是一本用来栽赃 戴帽子的‘流动户口’而已”
（注：《联合报》2001年10月17日。）。
台湾民众要求维护本身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权力和利益，应当说是正当的合法的要求 ，但是少数政治人物过于突出和强调台湾优先，甚至因此造成强烈的排他性，既不利于岛内 的族群融合，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与全球化的国际趋势是相互对立的。“如常听 到的‘台湾优先’，是否即意味‘台湾最大’？如果认为台湾什么都好，那是夜郎自大，其 结 果是与自由化和全球化形成排斥，甚至对抗”
（注：桑品载：《民主，岂有此理》，《中国时报》2001年10月13日。）。
3.本土化反对大陆政策中“戒急用忍”的松绑
本土化主张在经济政策中坚持“戒急用忍”，反对台商到大陆投资，本土化论者认为由于 台商大规模涌入大陆，造成岛内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出走，使得台湾产业“空洞化”， 经济边缘化，甚至据此将台湾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的责任归之于台商的出走。2001年8月 ，台湾当局召开“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达成了松绑“戒急用忍”，以“积极开放、有 效管理”政策取而代之的共识。但是标榜本土化的政治势力大多公开反对“戒急用忍”政策 的松绑，认为开放“戒急用忍”和直接“三通”，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高度的政治性议题 ，不适合“经发会”片面决定。吕秀莲甚至提出，如果无条件开放大陆投资，“台湾一切将 全部都给中共”，“当家、掌权的人，要拿出面对历史的勇气与良心”
（注：《中国时报》2001年8月15日。）。台湾北、中、 南三社也抨击“经发会”松绑“戒急用忍”政策，认为开放赴大陆投资“无异是‘送肉饲虎 ’”，“‘贿赂’无法换来两岸的和平”。“台联”虽然未明确反对“经发会”共识，却又 认为“经发会共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延续”。
4.本土化着重建构所谓凸显台湾主体性的文化意识
本土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是强调所谓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认为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共同 体，台湾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因此，强调本土文学、本土教育以及本土历史的研究等等。 “这一思潮的主要观点是：台湾文化是由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 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共同组成，属海洋文化性质，与中国文化的大陆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 ，台湾文化有其主体性，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注：刘国深：《台湾政治文化“脱中国化”现象刍议》，《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文化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 思潮，也成为近年来台湾当局推行的文化政策，表现在教育、文学、历史研究、宗教信仰等 领域，诸如台语教学的提倡、通用拼音的推行、《认识台湾》教科书的适用、本土历史与文 学史的编纂等等。
台湾文化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本土化在台湾文化中的 极端论述的实质，是以台湾文化的主体性来摆脱中国文化的属性，甚至以日本军国主义的皇 民文化来营造所谓的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目的是在文化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治企图。
5.本土化表现出“去中国化”的政治倾向
随着岛内政治转型的完成，本土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对抗国民党专制统治发展为对抗 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本土化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由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台湾民众的诉求演 变为少数金权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台湾学者认为：“所谓本土化，就是终结外来的殖民统 治。在李登辉执政时代，解散代表中国法统在台湾从事殖民统治的万年国会，由台湾居民不 分族群，以票票等值的平等方式产生各级政府的议会议员以及行政首长，这就是本土化政权 的开始。主张建立台湾国政府也好，捍卫中华民国政府也好，只要抗拒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 ，由台湾人民所产生的政府掌控外交、国防、内政等权力，就是政权本土化”
（注：陈茂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自由时报》2001年8月6日。）。极端的 本 土化论者不仅主张台湾人统治台湾，认同台湾，而且排斥外省人当政，国民党政权被定义为 “外来政权”、外省籍民众成了“殖民者”。这种论述荒谬绝伦，一是把中国等同于外国， 二是把国民党政权等同于外来政权。可见，台湾少数人对于本土化的论述矛头对准中国，认 为本土化就是要摆脱中国，要“去中国化”。事实上，极端的本土化论不仅要“去中国” ，而且要“去国民党”、“去外省籍”。
本土化从代表台湾人民利益的正当要求演变为少数政治人物的工具，是少数政治人物有意 地歪曲、利用本土化的口号，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和岛内的族群分裂。正如章孝严所指出： “本土化三个字没有罪，是有人扭曲了意义”。国民党主席连战也认为是有心人士假借“本 土化”之名，“对社会进行切割攫取政治利益”，“本土化不代表去中国化，更不能用来仇 视不同族群的同胞”。
三、全球化与两岸关系
台湾学者和政治人物运用全球化的概念和理论思考两岸关系，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但都 主张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承认两岸经济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认为实现两岸经济整合是台 湾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并且不排除两岸政治整合的可能性。它反对过多地管制和干预两岸经 济文化的往来，在两岸交流上表现出积极、开放、主动的倾向。但是在政治上，全球化论者 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以“整合”取代“统一”，同样会被分裂主义所利用。
1.主张全球化以确立两岸经济整合的合理性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概念产生的渊源，也是全球化内涵的核心。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 来日益频繁，促使构成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等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 模流动，超越了空间界限，形成了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两岸经济的良 性互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李非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海峡两岸经济 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注：李非：《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两岸经济互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第1页。）。这不仅是大陆学者的主张，也是台湾学者的 普遍认知。
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台湾学者认为：“全球化所牵动的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发展，大 陆在台湾经济再结构上的重要角色，业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注：周志龙：《两岸三通、全球化与台湾经济圈的再结构想像》[台]《理论与政策》2000 年第4期。），大陆不是台湾经 济的威胁，而是台湾的机会，关键在于台湾内部的经济空间，如何因应全球化所引发的再结 构 发展与转型，而“台湾的大陆化”已经成为台湾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关键。全球化的理论为台 湾当局和台湾学者批判“戒急用忍”政策，开放大陆投资限制，推动两岸直接“三通”提供 了合理化的解释。随着两岸加入WTO的实现，两岸经济整合的诉求更加突出，“现在两岸都 将加入世贸，也同样面临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大潮，如何使双方的产业取长补短与互助互利 ，维持经济持续成长，而又能强化国际竞争力，自是首要之务”
（注：陈毓钧：《建立“经济先发政治后至”的两岸架构》，《中国时报》2001年8月28日。）。
2.主张全球化以重新规范两岸互动关系
全球化是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开始的，是各国共享市场、文化、甚至主权的过程，从表面 上看，全球化是从经济整合向政治整合发展的道路。在新世纪之初，岛内出现了政党轮替的 新局面，执政党民进党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搁置了台湾当局原有的《国统纲领》，主 张“统一不是唯一的选择”，从主观上以及实际政策上排斥“统一”的进程，使两岸关系处 于 僵持状态。为了突破两岸关系的僵局，全球化的思维成为台湾社会一部分人构思重新规范两 岸互动关系的理论架构。台湾学者往往借用“整合”的概念取代“统一”的概念，要求“以 整合超越统独”、“以合作代替对抗”，认为“两岸关系应该在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下来寻求 解决”，“两岸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将两岸的未来指向一种新的合作或整合的关系。 这种合作或整合的远景类似欧盟的形态，是从经济和其他功能性议题着手，其未来所形成的 政治形貌可能是一种‘共同体’，或某种类似欧盟的‘新主权’架构”
（注：徐斯俭：《全球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观点》，[台]《中国大陆研究》2000年4月。）。台湾当局也提 出“统合”的概念，主张“超越目前的争执和僵局，从两岸经贸与文化的统合开始着手，逐 步建立两岸之间的信任，进而共同寻求两岸永久和平、政治统合的新架构”
（注：《中国时报》2001年1月1日陈水扁元旦祝词。）。借助于全 球化的理论，与台湾当局跳脱政治议题、回避“统一”字眼、开启事务性交流的主张不谋而 合，因此全球化的概念经常被台湾学者引入对于两岸关系的思考中。
3.主张全球化以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过程
大部分台湾学者均认识到台湾无法自外于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也不可能排斥大陆而单独建 构全球化的前景。台湾如果不能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被排斥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 构的过程之外，那么“台湾安全”也就无从建立。
全球化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过程。由于台湾不具有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主体 身份，没有参加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资格，台湾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全球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当局提供了机会。全球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民族、国 家、社会、个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主体密切联系与合作的过程。一方面，台湾利 用全球化主体多元性的特点，推动“经贸外交”、“全民外交”，极力资助和参与非政府间 国际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台湾的全球化论者主张把两岸关系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刻 意排斥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甚至把大陆当作台湾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把两岸经济整合的 过程与全球化的进程统一起来，进而提高台湾国际化的程度，以“全球化战略守护台湾的制 高点”。台湾“经济部”提出“台湾经济地位的国际化，即是国家安全最佳保障”，因此主 张“将中国大陆市场及资源纳入台湾产业全球化布局”，并将这一思维贯彻到“经发会”结 论中，确立了“全球布局，策略性开放”的政策。
四、台湾建构全球化的困境
在发展道路上是否排斥大陆，已经成为岛内本土化与全球化主张的主要区别。不可否认， 民进党主导的台湾当局并未全盘继承李登辉本土化的政治遗产，陈水扁“政府”大陆政策的 形成过程中试图贯彻和利用全球化的政治思维，但是如同在野联盟的政治路线，同样遭到本 土化思潮的强烈反弹。
1.全球化的主张面临岛内本土化论者的强烈反弹。
台湾全球化论者与本土化论者的政治目的虽然有重叠的部分，都主张台湾的“主权独立国 家”的政治地位，但两者的策略和手段有很大的差异。全球化论者主张容纳大陆市场，承认 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性，并进而推动两岸从经济整合向政治整合的发展过程。全球化论者的主 张遭到本土化论者的强烈挑战。本土化论者虽然也主张台湾的国际化，但却是以对抗大陆和 排斥大陆为目的，与全球化的进程是相违背的（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化与国际化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国际化是个别国家或地区对外联系 的程度）。本土化论者打着台湾优先和“国家安全”的旗号，对大陆政策中的任何积极、开 放、主动的倾向进行围剿，即使标榜“台湾优先”、“风险管理”等原则的“经发会”两岸 组结论，也受到本土化论者的反弹。台湾当局不得不出面安抚所谓的“独派大老”彭明敏、 辜宽敏等人，并屡次保证：“‘国家安全’第一的立场，我们没有动摇，‘台湾优先’的原 则，我们也没有忘记，中国大陆市场也只是全球布局的一部分。”
（注：《中国时报》2001年8月16日。）
出于选票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坚持，民进党当局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摇摆，采取了两者 并行的“双轨”政策，时而主张全球化，时而鼓吹本土化。在大陆政策上，“积极开放”与 “有效管理”并存，“互惠双赢”与“台湾优先”并列，一方面意识到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承认两岸交流不可阻挡的潮流，另一方面仍不愿放弃所谓“国家安全”和“台湾优先”的政 治原则。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双重性，既有选票的考量——不愿放弃本土基本教义派的票源 ，并希望开拓中间票源；同时，也反映了民进党在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心态 ，以及对外部环境和台湾前途的不确定认知。
2.中国大陆无疑是台湾实现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环节。
在全球化理论中，部分学者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中的 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均无法摆脱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主导的格局。因此台湾有 人就提出全球化是美国化或西方化，而不是“中国化”，台湾全球化的过程不必然与大陆相 关，把大陆排斥在台湾全球化进程之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浊水就认为全球化面对的 是美国化的危机，而不是“中国化”的问题。吕秀莲也宣称“全球化不是大陆化”。
把全球化的过程等同于“美国化”进而排斥“大陆化”是片面的，这种观点更加倾向于本 土化论者的主张，而与全球化的进程相背。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更是 一种多样化过程，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区域化本身是多极化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 正是全球化的过程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不可否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 居的有利地位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试图排斥中国在东亚地区 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或却除大陆的影响而营造台湾的美国化，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台 湾现实的经济困境正是因为本土化论者长期推行保守、封闭的政策，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 的结果。正如台湾学者指出的：“加入WTO，面对全球化，台湾经济并非没有发展的机会， 它的机会在于我们的选择：接受全球化，还是专心耕耘‘本土化’？要视中国大陆为发展的 腹地，还是局限于台湾本岛？”
（注：于宗先：《面对全球化——台湾的机会》，《联合报》2001年11月5日。）
3.否定传统主权观念和传统国家理论，回避两岸政治统一进程，这是台湾全球化论者建构 两岸互动关系的致命缺陷。
全球化是对传统主权观念的限制和挑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的终结。“ 世界经济全球化之后，国家政治界限的概念自然会变得愈来愈淡薄”，“不同地区的人民或 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定会加深，而地球村的理想在不同层面也将慢慢展现”
（注：李远哲：《从当家作主到和平繁荣民主的未来》，《中国时报》2000年9月3日。）
。但是经济整合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整合，全球化过程不会自动产生政治统一过程的全球一体 化体系。台湾部分学者虽然同意两岸经济整合的事实和理念，但是并不认为两岸政治整合是 必然的道路。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也表示“大家不要看到‘统’看到‘合’，就以为要被统被 合 ，就跳起来，‘统’并不代表被统去”，“同一字、同一问题我们可以做有利自己的解释， 不是‘统’就表示要统一”
（注：《中国时报》2001年3月20日。
）。所谓“统合论”、“经济整合”成为回避“政治统一”的 代名词，被当作否定传统主权观念和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依据。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进程冲击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使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受到侵蚀、削 弱和制约，但不能据此就否认传统国家理论和主权观念，更不能进而推论国家主权尤其是领 土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当代世界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组成的，全球化的背景是主权 国家的相互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主权国家基于本身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推进全球化的进 程。全球化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消除文化差异、民族认同和国家界限的程度。主权的观念和 国家的理论没有过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片面 强调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甚至否定国家主权，回避两岸政治统一的进程，无疑是对全 球化的极大误解。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两岸互动关系是不稳定的，这是台湾以全球化视野观察 两岸关系的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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