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西汉贾谊的政论经典
钟岳文
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其生命虽然短暂，但一生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贾谊所写的文章就体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专题论文、辞赋、奏疏等，其中专题论文及奏疏被后人结集成书，就是《新书》。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和主张颇受后人重视，在今天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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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谊生平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绝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中的“贾生”，就是贾谊。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汉高帝七年（前200），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成就却不小。他做官期间，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方案，具有远见卓识。在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先秦诸子，并加以发展，完成了向汉代中期董仲舒“新儒学”的过渡。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他的骚体赋，开汉代散文赋的先河。李商隐诗中所说的“贾生才调”，即兼有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含义。
贾谊生活的时代，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封建统治秩序渐行巩固。贾谊十八岁时便以能诵《诗》《书》、善写文章而闻名郡中。当时的河南守吴公对他非常赏识，因而罗致门下。吴公是李斯的同乡兼学生，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贾谊不光吸收了儒家学说，而且对法家学说也有一定的认识。二十一岁时，贾谊又跟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学习《左传》，这不仅使他更加熟悉儒家的政治学说，而且了解了前代的治乱兴亡，对于历史感和历史眼光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二十二岁时，贾谊就已“颇通诸家之书”，达到了融会贯通。
命运没有辜负贾谊的才能和努力。在文帝荐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下，贾谊经吴公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博士是备皇帝顾问的官员。这是贾谊登上汉初政治舞台之始，在博士当中，他年纪最轻，但才学却是最高的。许多人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都能代为应对。
汉文帝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一年内就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相当于高级顾问。受到重用的贾谊，踌躇满志，他渴望像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辅臣那样，协助文帝完成不朽的功业。于是他提出了许多改革制度、更定法令的建议，史书记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除了政治方面，贾谊还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为巩固汉朝的统治献计献策，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论》。
贾谊的观点是较为深刻和有远见的。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够提出如此成熟的政治见解，不能不令人佩服，贾谊的才华和能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帝见贾谊如此年轻有为，就想把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来，然而却遭到了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妒忌、排斥与诽谤，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因此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用他的意见，最终下令让他离开朝廷，出任长沙王太傅。从秩禄上说，由太中大夫的比千石到长沙王太傅的二千石，是升官，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离开了朝廷，贾谊随时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就没有了。朝廷的决定令贾谊无比忧伤，他在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喻；任太傅时，又作《
鸟赋》以自广。
即使这样，朝廷问题也时时牵动贾谊的心。汉文帝五年（前175），朝廷下诏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钱。贾谊立即上书指出，百姓自己铸钱，肯定要牟利，甚至会触犯刑律，这实际是设陷阱让百姓跳。贾谊认为，国家应该统一掌管铜的开采，由朝廷控制货币，这样不仅经济能够稳定，而且人们也不会触犯刑律。应该说，贾谊的见解还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文帝没有忘记贾谊的才华。文帝七年（前173），贾谊在未央宫被召见。文帝兴致勃勃，两人谈到深夜，文帝不知不觉将席位朝贾谊越移越近，这就是著名的“前席”故事的由来。然而，文帝所询问的问题却不是关于“苍生”的，而是关于“鬼神”的。李商隐诗中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指的就是这件事，诗中批评之意是很明显的。
今天来分析，文帝用贾谊，是因为重其才；而不重用，固然有朝廷保守势力排挤的因素，更与文帝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有关。然而，随着汉政权的逐步巩固，新的矛盾和危机开始出现：同姓王势力不断扩大，凌驾于朝廷之上，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侵扰；“无为而治”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贾谊看出了这些矛盾和危机，大声疾呼要变“无为”为“有为”，因此与文帝产生分歧而不被重用。
(2)无涂层的原始石墨片在在1500 ℃空气中焙烧2.5 h后就完全被烧掉．1号～6号试样在1500 ℃空气中焙烧16 h后失重率W分别为69.45%，1.97%，-0.60%，46.06%，58.91% 和 0.58%．重新制备3号样，试样在1500 ℃空气中焙烧86 h后失重率W为-5.26%，这进一步证明了3号试样经历长时间高温氧化不仅没有氧化失重，反而增重了．这说明，3号试样图涂层抗高温氧化效果最好．
这次召见后，贾谊仍没有被留在朝廷，而是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宠爱的小儿子，地位比长沙王要高得多，国都离长安也不远。比起长沙来，贾谊的处境大为改善了。
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的形势，“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今传《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毛泽东称其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说：“贾谊写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时不到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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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前169年，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史记》《汉书》本传说贾谊哀伤自己做太傅不称职，经常哭泣，一年后亦死，时年三十三岁。汉初政坛和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在CSMR边坡岩体质量分类方法中，除坡高指标外，结构面倾向与边坡倾向间的差值等9个指标的取值已有相应的区间，为了与工程的实际保持基本一致，本文对上述9个指标的区间取值也参照上述区间，同时对于原分类方法中无上限或下限的阈值情况，本文根据实际工程情况进行适当选取。另外水电水利边坡工程地质勘察技术规程以边坡高度为分类依据，将边坡分为低边坡(h<10 m)，中边坡(10 m≤h<30 m)、高边坡(30 m≤h<100 m)、以及超高边坡(h≥100 m)。为了与本文中的等级划分相对应，本文将其分为低边坡、中边坡、中高边坡、高边坡以及超高边坡五个等级。最终各评价指标的等级划分如表1所示。
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外，汉初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矛盾，即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汉初，匈奴多次侵扰边地，而汉朝多采取“和亲”和“献帛”的绥靖政策。对于这种做法，贾谊极为反对，他在《匈奴》《势卑》《铸钱》《铜布》等篇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匈奴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三表五饵”集中体现了他的“抚边”策略。“三表”是向匈奴宣传汉朝的信、爱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中树立汉天子的权威。“五饵”是运用盛服、丰食、声色、美室和礼遇等五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引诱匈奴归附，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攻心策略。在贾谊看来，只有妥善解决了匈奴问题，才能使汉朝彻底摆脱“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的困境。
(6)旋流器。由表3可知，旋流器入料水量为1 790.78 m3/h，此处系统能力按水量计算，原设备的负荷能力是120 m3/h×16=1 920 m3/h，则设此处的设备可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求。
二、《新书》的命名
5.2 大连市内四区商品住宅价格在空间布局上的集聚现象明显。中山区、西岗区和沙河口区的住宅价格高高聚集为主；甘井子区的住宅价格低低聚集为主；中山区北部和甘井子区的住宅价格高低聚集为主。
软件技术：在机械电气一体化系统中，软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加强硬件、软件的相互配合，使得两者之间协调以至，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1]。
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可缮写者为新书。杨倞注《荀子》，未载旧本目录，刘向《叙录》前题‘《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殷敬顺《列子释文》亦载旧题云‘《列子新书目录》’。又引刘向上《管子》奏称‘《管子新书目录》’，足证诸子古本旧题大氐如是。若然，此书隋、唐本当题《贾子新书》。盖‘新书’本非贾书之专名，宋、元以后，诸子旧题删易殆尽，惟《贾子》尚存此二字，读者不审，遂以‘新书’专属之《贾子》，校椠者又去‘贾子’而但称‘新书’，展转讹省，忘其本始，殆不可为典要。”孙氏之言是有道理的。刘向父子校理诸子之书后，常以“新书”称之，以区别于未校之故书。如此，则刘向父子在校理贾谊之书后，实命名为《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
我们知道，东汉班固撰《汉书》时，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艺文志》，著录图书中有贾谊《新书》，录之为“《贾谊》五十八篇”。可见，班固略去了“新书”二字。按说班固与刘歆所处年代相距不远，且其《艺文志》又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那么，刘向父子所命名的《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班固应该遵循才是。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要么刘向父子当初辑《新书》后即著录为《贾谊》，要么班固编《艺文志》时对刘歆的《七略》进行了改编。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就《七略·诸子略》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刘歆撰《七略》，于书目后常列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情况、作者生平、书名含义及刘歆的评论等。而班固编撰的《艺文志》只著录书目篇名及篇数，而略去其他。可见，《艺文志》是在继承《七略》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成。此外，《艺文志》在书目名称方面也有改动。如《荀子》一书，《艺文志》著录为“《孙卿子》三十三篇”，清代学者姚振宗所辑《诸子略佚文》著录为“《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据此分析，上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初刘歆撰《诸子略》著录贾谊之书实为《贾谊新书》。而后来班固撰《艺文志》时对书名进行了改动，便有了《贾谊》之名。
当然，《新书》之命名也一直存在着变化，如：《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书》十卷”，《崇文总目》著录“《贾子》十九卷”，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新书》十卷”。
鉴于汉朝初年诸侯王反叛迭起，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现实，贾谊在《数宁》中作了深刻的描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强调现在国家的形势就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并进一步疾呼如果任由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国家必会危急。针对这种形势，他在《五美》和《藩强》中分别提出“割地定制”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应该说，贾谊的削藩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体现了由郡国并行制到单一郡县制过渡的色彩。贾谊的这一主张由于当时权贵的百般阻挠而无法实施，但在他死后，晁错的“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对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对解决诸侯王国问题起到了极大作用。
根据土层情况，本工程地下壁板桩拟采用泥浆护壁抓槽机成槽，跳仓法施工，水下灌注混凝土，具体施工顺序详见图2。
最后人们应该注意，从可控源地震学导出的模型最终应依据组成和岩性来解释。这种过程不仅涉及到岩芯样品的实验室测量（这是对深部地壳和地幔的限制），而且涉及不同地球物理测量结果的结合。Kozlovskaya等（2004）给出了一个结合方法的很好例子，其中用重力数据和P波及S波速度模型对广角反射／折射剖面的岩性进行约束。我们还远未基于不同地球物理数据集的联合反演构建起地壳模型，但当前的计算资源能够实现对满足所有测量，如重力、电磁和地震（如Roberts et al，2012）的合理模型空间进行统计选择。
三、《新书》的主要思想
《新书》共十卷、五十八篇，《问孝》《礼容语上》两篇亡佚，今存五十六篇。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为“事势”类的政论文，是向文帝陈政事。这部分也是贾谊文章中的精华，其政治才能和文学水平，多是通过这些政论文体现出来的。卷五至卷八（《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卷九（《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玉海》标“杂事”）。卷十（《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为“杂事”类。一般认为，“连语”“杂事”两类或为贾谊任太傅时所用的教材和笔记，或释经传古义，或草创仪法，与陈政事的政论文有很大不同。
关于“事势”类的政论文，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有《过秦》三篇；第二类是关于诸侯问题的，有《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一通》《属远》《亲属危乱》《淮难》等十三篇；第三类是关于匈奴问题的，有《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等四篇；第四类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有《无蓄》《铜布》《忧民》《铸钱》等四篇。这些政论文，涉及西汉前期各种重大问题，体现了贾谊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识，显示了其敏锐的洞察力。贾谊的见解，不仅对于汉初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书》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政治方面
1. “削藩”以巩固封建政权
综合上述观点及史志的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汉刘向父子整理贾谊作品时，命名为《贾谊新书》，后来班固简称为《贾谊》。隋唐时期，才出现以《新书》作为贾谊作品集之专名。此后便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
贾谊一生先后任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太傅，这样的经历必然使他在思想教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胎教》《傅职》《辅佐》等篇中。贾谊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作用，“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他还强调及早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实行“胎教”。《胎教》篇记叙了古代胎教之礼，并举古代许多君主用贤与否导致国家兴亡的例子，说明辅佐君主的贤臣的重要性。《傅职》篇里，陈述了有关“傅”的各项要求和方法。《辅佐》篇陈述了各辅佐的职责。《劝学》篇强调后天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不少作品，今传《新书》十卷，是后人据他的政论、疏文等整理而成的。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鲁迅说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些都是对贾谊的客观评价。
应该说，贾谊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以“抚”为主，同时配合以军事行动的策略，体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是贾谊在民族政策上的探索，对汉朝安定边境有着积极意义。
3. 民本思想
《大政》上下两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其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而言，贾谊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姓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离开了人民的劳动生产，上自君主、官吏下至工商业者都会失去生活来源。二是人多力量大，这种力量，对巩固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有着积极作用。三是百姓是立国的基础。因此，贾谊提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强调为君之道重在敬士爱民。
（二）经济方面
1. 以农为本
《新书》中的《过秦下》里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可以说这是贾谊总结历史教训而得出的他的政治主导思想。
此外，贾谊还提出国家要以法令保障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对不利于农业的活动要予以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声色娱乐、自由迁移等。
2. 制定货币政策，稳定国家经济秩序
贾谊主张应由朝廷来控制市场，抑制富商大贾，平衡物价，调剂有无。为了制止“钱文大乱”，稳定市场，调剂供求，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即合乎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形式、币材、重量等）的铸币，这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贾谊在货币问题上的各种建议，虽然当时未被汉文帝采纳，但为后来汉武帝统一铸钱作了准备，对我国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新书》是由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结集而成的。那么，这部书为什么叫“新书”呢，难道还有“旧书”吗？
（三）思想教化方面
2. 安定边境
从贾谊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以及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各篇所述，虽然主要针对皇帝和诸侯王之子，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也适用于一般人。
存在为了保证财政拨给高等院校的运营经费不留余额和下年度运营经费的预算额度考虑，财务部门往往会将项目（课题）报销支出的经费串户从财政零余额账户资金或财政直接支付账户支付，截留了项目（课题）课题经费。
四、《新书》的史鉴思想
《新书》提出了许多治国为政的理念，它们都是从借鉴历史特别是秦朝灭亡的教训中得出的，其目的是“前车覆而后车戒”。因此，《新书》中有着强烈的史鉴思想。
贾谊具有强烈的农本思想。他认为，要做到蓄积足，财有余，首先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因此，必须“驱民归之农，皆著于本”，从而达到“为富安天下”的目的。
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又洞察现实社会的矛盾，贾谊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治国框架，即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其特征是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概括而言，这个治国框架就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如何做到呢？贾谊提出必须以“仁义”作为根本进行治理。这种思想，是在分析总结秦王朝兴衰盛亡的基础上得出的。
贾谊认为秦朝之速亡是由于“仁义不施”的结果。他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不仅秦王不行仁义，二世也是如此。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过秦下》中，贾谊在文章的最后引用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后人要以史为鉴，要从历史中总结成败得失，避免重蹈覆辙。应该说，这一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很大价值。
《新书》选读
本文首先总结了沥青路面坑槽病害的成因与一般修补技术，然后在某高速公路中使用冷补沥青修补料进行坑槽病害修补，并对其养护维修效果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冷补沥青修补料能有效修复路面坑槽病害，修补路面的抗滑性能可满足行车安全要求，同时具有较好的抗渗性能，能有效减缓路面水损害现象，对提高道路的使用寿命具有积极意义。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化。”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千里也。（《审微》）
好的事情不能认为小就没有益处，坏的事情不能认为小就没有害处。并不是做一件小的好事足以对天下有利，做一件小的坏事足以扰乱国家。轻视事情的开始，忽视微小的方面，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大乱，所以统治者对小事都很慎重。人们登上高处一定会远望，面临深渊一定会小心注视，并不是人生性要注视和远望，而是形势使然。事情会形成奸邪，形势会引发灾祸。老子说：“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在没有变乱之前就加以治理。”管子说：“在祸患没有形成之前加以防备是上策。俗语说：‘火焰刚刚烧起时不扑灭，熊熊燃烧时还能怎么办？萌芽的时候不砍伐，将来砍伐会折断斧柄。’用智谋把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次一等的策略。”事情朝坏乱的方向发展，如同地形迷惑人一样。逐渐前往，忽而东忽而西改变了方向，人们却未察觉。因此墨子遇到四通八达的道路就会哭，悲伤的是走错一步就会失之千里。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长复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敬。此所谓教太子也。（《傅职》）
有人讲述《春秋》，教人抑恶扬善，来劝导他的思想。教他《礼经》，使他懂得上下尊卑的原则。有人讲述《诗经》，从而彰显道德，培养正确的志向。教他《乐经》，从而疏通污秽，压制轻浮之气。教他先王语录，使他知道古代的事情，了解先王努力向民众显示德行。教他古代史志，使他知道兴废的原因而心生警戒恐惧。教他治理的方法，使他能掌握各类官员的职能，从而知道治理教化的规则。教他古代典章制度，使他知道宗族的类别和关系的亲疏，从而懂得亲近顺从。这就是所说的用圣人的德行教太子的方法。
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我国农村人口的重要财富来源与财富象征；同时，土地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贵州省山多地少，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通过政策、工程手段、科学技术等发挥其潜在价值，对于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有人阐明施予恩惠的道理引导他做到忠，阐明时间久长不忘记诺言引导他做到信，阐明度量制度引导他做到义，阐明等级制度引导他做到礼，阐明恭敬俭朴引导他做到孝，阐明敬重和警戒引导他如何做事，阐明慈善友爱引导他做到仁，阐明思想言语的雅正引导他做到文，阐明除害的道理引导他做到武，阐明周密正直引导他如何实施刑罚，阐明公正和恩德引导他如何实行奖赏，阐明斋戒严肃的道理引导他做到敬。这就是所说的教太子的方法。
A：企业的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经营模式的转变，管理机制的调整等，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当然，效率和效益，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怎样才能使企业内部规模与生产任务相匹配，我感觉，我们现在问题还很多，应当说资源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要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