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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实行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将造成不稳定局面。一种更现实的方式也许是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寡头和寡头集团，而是对其活动施加适当限制。
可能的替代选择与政策解决办法
为俄罗斯经济惯性找到替代选择意味着确定改变上述目前的机制的方式。
一些人所建议的最佳方式相当于摧毁垄断和寡头控制的基础本身，使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和活跃有为的代理人，帮助形成各种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结构中的长期经济过程。这种建议包括使某些关键企业重新国有化，并在一种混合经济的框架内经营一个大型国有部门，而这种混合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经济的主要色彩。
俄罗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一种共识是，对维持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平衡来说，维护并扩大市场是必需的。可是，这种共识也承认，虽然市场对维持长期均衡来说是必需的，但一旦主要的结构失衡倾向于变得过于严重，市场并不具有纠正这种失衡的能力。要作出必需的调整，国家应该起一种更积极的作用。可是，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实行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会造成不稳定局面。
一种更现实的方式也许是尝试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寡头和寡头集团，而是对其活动施加某些适当限制，从而解决相同的问题。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如果国家转变成一种真正独立的力量，能够并且愿意促使寡头们遵守经济行为的某些已明确定义的规则，并避免尝试不适当地将其意愿强加于正在制定的政策。
事实上，即使这种起码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与精英阶层内部的某些势力的激烈对抗。这些势力与寡头联系密切，势必维护自己的利益。俄罗斯大多数主要报纸属于寡头集团，而且，至少某些电子大众传媒处于寡头集团强大的资金影响力之下，这并非秘密。众所周知，一些正在为议会中的席位奋斗的政党得到大企业的资助。寡头集团的强大影响也能在重要州的州长和大城市的市长一级看到。在这些条件下，为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寡头改革而斗争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对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进行教育，让他们看到目前的经济政策的切合实际的替代方案，而为了国家利益，这些方案急需得到实施，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也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必须记住，在政府高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弗拉基米尔·普京3年前在其对议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一个完全是轰动一时的建议。当时他提出，把矿产租赁收益重新分配给其他经济部门。在普京总统提出这个倡议之后，对石油公司所征的一些税费确实提高了，但这种变化相对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解决重大的失衡问题。
在过去两年里，虽然政府继续受到来自石油游说团体的强大压力，但它已正式承认改善经济中石油和原材料的失衡的需要。政府已提出一项计划，减少制造企业的税收，与此同时维持石油和原材料企业的税收的目前水平。这显示出某种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行动，但变化的速度很小，实际上接近零。
最近，当局已提出重新考虑20世纪90年代初私有化的某些结果的问题。在尤科斯公司亿万富翁股东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普拉东·列别杰夫于2003年被捕并因非法侵占政府所有的资产和严重逃税的指控受审后，这个问题已成为非理论的问题。可是，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这种对尤科斯公司的打击仍是一个例外，并不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断然决裂。
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之一是，国家应该不参与经济。这个信条在某些国家也许是行得通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对维持健康的经济来说特别关键的领域，企业是活跃有为的。可是，在俄罗斯，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要是政府保留最大石油公司的所有权而不是实际上免费出售它们，矿产资源与制造业之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就不会发生。要是这种失衡发生，对矿产租赁收益征税的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私人经营的石油公司显示出比政府拥有的公司更好的业绩——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私人拥有的尤科斯公司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财务报告与政府拥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仔细比较证明，所报告的纯利润率实际上是相似的。自私人公司接管在苏联时代建立的庞大的石油工业以来，它们没有推出任何特别新的产品，也没有采用任何特别新的技术。铝工业和镍工业的情况同样如此。
可是，如今这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成为凭借其石油资产所获收益的主要接受者。通过使私人石油公司按目前方式经营、但改变对其收入征税的方式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近一个对租赁资产的过分收益征税的建议值得考虑。对矿业租赁资产的收益（即高于经济或者行业的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例如，平均超过总收入20％或者30％的任何利润应被认为是超额利润，并按比如说50％或者更高的税率对这种利润征税，而目前正常的利润税率为24％。
另一个建议是对寡头的资本收益以及对其转移出国的红利开征特别税。这个有关红利的建议是直截了当的，并由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最近的两次红利支付引起——每次支付的红利高达10亿美元。这些红利显然是纯粹的矿业租赁资产的收入，未被政府征税，而且远远超过该公司国内投资的需要。众所周知，西伯利亚石油公司90％的股份属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关键在于，根据现有的十分慷慨的税法，官方仅按4％的税率对支付给这位先生的18亿美元征税。 这种税率本身对社会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13％。
此外，这笔钱被花在国外，包括阿布拉莫维奇用3 亿美元收购英国的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用大约9000万美元购买一艘据称在巴哈马群岛注册的豪华游艇，以及定购一架新的波音767飞机供他个人使用。对超过1000万美元的巨额红利，应该征收至少50％的税，如果红利被转移到国外，应该以更高税率、比如说75％的税率对其征税。这将是一种公正的手段，至少能收回前几年由于税收松懈而被寡头侵占的一部分矿业租赁资产的收益。
有关资本收益的税收建议是一件更有创意的事。例如，就尤科斯公司而言，1995年购买该公司花了区区3亿美元。而到2003年8月，该公司的市场股本总值已达到最高点的331亿美元，拥有全部股本70％以上的主要股东的资本收益是巨大的。一种推论是，只是在这种资本收益从纸面利润变成现金利润后，你才能对其征税。然而，这方面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先例。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实行私有化之后制定的一条规则规定，在其最初的收购与未来某个日子之间的时期，私有化公司的新所有人必须按其股份的市场价值交纳38％的税。这个先例也能被用于俄罗斯，帮助把寡头的部分暴利归还给政府。
另一种选择是，应该按其财产的市场价值对私有化公司的新所有人征税。税率无疑应该比适用于私人财产的1％或者更低的税率更高——适用于私人财产的税率是如此之低，以致征集这种税收被让给了市政当局。假如对可出售的私人资产开征比如说4％的税收，按霍多尔科夫斯基的80亿美元财产计算， 这将使他每年向联邦国库至少交纳3.2亿美元。追缴税收要走很长的路， 才能补偿国家以低于其市场价值的方式出售尤科斯公司的损失。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使来自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过剩资本转而流入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行业变得更容易。除了建立政府经营的额外的金融机构以弥补银行部门的发展不良，政府应该采取特殊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扩大，因为资本市场是资本流入缺乏资本的行业的主要渠道。应该得到特别关注的是，把银行业改造成真正的公用事业，并扩大保险业务、抵押信贷、消费者信贷以及各种形式的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如果私人资本不愿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投资，政府应该至少在临时的基础上建立其自己的机构以弥合差距。
在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方面，政府的关注同样可能起主导作用——私人资本对发展制造业的反应是缓慢的和勉强的。汽车、飞机和计算机等工业是容易被人想起的一些例子。混合的所有权可能成为刺激这些多半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领域的良好开端。在开发这些领域方面，德国和法国的经验可能是有益的（大众汽车和雷诺汽车是两个例子）。
可供替代的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始终如一地改善劳动收入的份额。上述与美国的比较证明，在俄罗斯经济中，劳动收入的份额很低。可是，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并非始终像如今这么高。例如，1929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只占GDP的49％——实际上与俄罗斯目前的水平一样低。然而，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个比例增至58％到59％，并在最近30年里大致保持这个水平。如果这种改善在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中是可能的，这种改善在俄罗斯也应该是可能的，不会与无论什么样的市场规则发生抵触。
在美国，这种改善的发生是机构和制度的重大变化的结果。大多数这样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20年间，而且，多半是在民主党政府（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领导下完成的。民主党政府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福利国家的精神，致力于进行改革。这些政策导致政府采购在GDP中的份额显著增加，并导致工会在决定工资方面起更大作用。因此，国内宏观经济需求的结构引人注目地改变了。
1929年，个人消费占国内最终需求的75％，投资总额占14％，而政府采购仅占9％。这种结构是与较低的税收一致的，课税既不提供个人消费需求的重大减免，也不提供公司用于资本投资的财力的重大减免。1929年，课税减免仅占全部个人收入的2.7％，公司总利润的2.7％。
这正是俄罗斯大企业如今所考虑的一种理想的宏观经济结构。但是，有人可能认为，1929年的结构导致大萧条。在大萧条中，消费需求证明是很不充分的，而在缺乏政府的反衰退政策和稳定措施的情况下，经济奄奄一息。这种教训如今多半已被遗忘，但仍是值得回忆的。俄罗斯根本不能幸免于过去美国式的萧条。
但是，美国接着对大萧条的可能再现十分担忧，得出了一些必要的结论。到1957年，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降至62％，但政府采购升至22％， 能充分补偿总需求的潜在损失，而总投资实际上保持15％的比例不变。这种最终需求的新结构反映了政府作为一种经济稳定因素的增强了的作用，是与更高的税收一致的。个人收入的课税减免升至11.5％（平均来说），对公司利润的课税增至48.7％。个人所得税增加8个百分点“吃掉”了部分消费需求，但因为劳动收入增加了7个百分点——从占GDP的49％增至56％——前者得到后者的弥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利得税3.5倍的增加并未对总投资的份额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企业现在将其总利润的近一半用于资本投资，而1929年是1/3。
到1981年福利国家的改革结束时，劳动收入的增加达到顶峰。此后，尤其是作为里根经济学以及随之出现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结果，劳动收入的份额开始下降。这种转变标志着政府与工会合作的结束以及一种对待劳工的更具侵犯性的政策的出笼。
在1929～1957年期间，劳动收入以年均6％的比率上升，快于名义GDP的5.5％的增长。当时，工会成功地推行了一个规则，根据这个规则，现金工资的增加应该补偿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还是消费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这个原则在工会与资方达成的协议中得到承认，而且，在有助于创造疲软的通货膨胀背景的同时，也促进了总需求的增长，并有助于使经济衰退变得更轻微和更短暂。
在俄罗斯，工会的作用极其渺小。一种作为替代的收入政策所需的是，通过立法确保劳工更积极的作用，并确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的劳工收入较之GDP更迅速地增长的需要。俄罗斯能够利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的经验。在法国，政府与工会和行业协会一起确定主要的宏观经济比例，包括劳动收入的绝对和相对的增长。
这种政策有可能遇到大企业的强烈反对。大企业希望考虑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任何上升都是利润的减少。可是，情况并非必然如此。鉴于存在确保经济迅速而全面地增长的宏观经济比例，即使利润在GDP中的份额可能下降， 利润的绝对数额往往是上升的。
另一个要点是说服企业界相信，它必须把减少税收的问题与减少政府开支的问题分开。更低的政府开支将进一步减少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减少政府开支不一定能为资本投资释放更多财力。
若干政策建议
总之，一个包含若干拟议的最低限度措施的计划可通过下述几点得到阐明：
1.确立作为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人的国家能有效地控制矿产租赁收入的适当大的份额，并通过政府预算和私人资本市场使该收入进入长期缺乏资本的经济部门。这个目标意味着开征4项特别税：
●对矿产租赁收入征税；
●对股权的市场价值征税；
●对私有化的、以前政府所有的公司的资本利得的股权征税；
●对巨额红利、尤其是转移到国外的巨额红利征税。
2.企业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是使经济各部门的利润率保持平衡。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应该交纳更高的税收。
3.在私人资本不愿轻易投资以使竞争性生产活动变得现代化并得到扩大的经济部门，政府应该保留其在企业性公司中作为所有人和管理者的存在。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关键的制造行业，也应该适用于发展迟缓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
4.某些部门在国外市场上具有特别高的竞争潜力，在这些部门，政府与私人的混合公司应该得到特殊鼓励。
5.一般说来，政府部门应该被用作促进竞争的主要手段。政府部门通过使经营的基本规则从边际利润最大化变成以合理价格增加产量，能充当打破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行为的先驱者。
6.政府的收入政策应该集中于与工会和企业协会一起，共同确定保证经济迅速而稳定的增长的主要宏观经济比例。一个经过仔细权衡的计划应该得到特别关注，这个计划包含把劳动收入的份额升至GDP的大约60％， 并急剧地减少人口中贫困和接近贫困的收入群体的份额。
7.应该被用作经济决策和长期战略的基础的是切合实际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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