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来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繁荣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所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到底从何而来？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得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度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8000亿马克的资金（注：Jeffrey Kopstein.1996."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3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300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注：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1994."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以上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注：Justin Burke.1996."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Transition 3:5-8.马旭明，出处同注Jeffrey Kopstein.1996."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注：记者童岗的报道，“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因此也无法指望重新出现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影响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占人口75%的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收入虽然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弹性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注：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更是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分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产品滞销，亏损严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产品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的选择空间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房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种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注：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2000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注：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资额(亿美元)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业机构投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资中的比重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表2.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86 1988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外商工业的贡献(%) 5.1 6.0 13.6 14.8 13.3 21.9 26.7 27.2 23.7 38.4 43.4
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23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注：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标”表。），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注：见《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本文后几节将进一步分析，在这场经济繁荣中国有企业的应对方法给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种伏笔。
表3.国有工业与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率的比较(%)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国有工业 +6.1 +4.2 +6.3 +11.4 +14.8 +2.8 +5.4 +6.0 +20.6
集体工业 +3.8 +2.0 +3.5 +7.5 +8.0 -0.5 -0.1 +0.4 +5.4
注：出厂价格指数＝当年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
表4.由国有部门垄断的产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率(%)
冶金工业
电力工业
工油工业
1993比1992 57.7
35.9
71.3
1994比1993 6.839.5
48.7
1994比1992 68.4
89.6
154.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
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使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界认为：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大的经济局势，从上到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济发展上的困境。国内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阵阵声浪，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占了上风，最终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还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对中国大陆而言，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资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适应了大陆的官场文化。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一些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作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观念误区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捞一把算一把”。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赶超战略”、“称雄之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是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稳定经济的？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家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带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保证经济政治稳定。在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作为制订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先序列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家职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yes或no都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明显衰败、朝不保夕的局面，关键就在于一点：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济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既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并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这个现象在工业中尤为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注：见《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在约比1985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见表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从这个速度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表5.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资源比重(%)
年份
国有部门产出在GDP中的比重 国有部门贷款占全国贷款比重
1985 49.582.0
1992 43.577.3
1994 43.278.6
1992比1985
-6.0-4.7
1994比1992
-0.31.3
1994比1985
-6.3-3.4
注：计算国有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时，各年第一、第二产业的国有比重和1992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查出，1985年和1994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是笔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估算的。“全国贷款”是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农村信用社贷款和城市信用社贷款之和。“国有部门贷款”是从国家银行各项贷款中扣除给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即对城镇集体和个人贷款、农业贷款）后得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等表。《中国金融年鉴》中“城市信用社存贷款”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上，从1984年到1994年，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在此期间这一比重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2/3是国有部门员工。（见表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86%。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1992年到1994年，“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见表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表6.城镇从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
年份 1984 1988 1990 1992 1993 1994
比重 70.6 70.0 70.2 69.7 68.4 66.7
国有企业员工比重 55.0 53.7 53.3 52.7 51.3 48.8
事业单位员工比重 15.6 16.3 16.9 17.0 17.1 17.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员”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工业产出比重下降，同时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这两个比重也显著下降，这说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份额确实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不如市场份额的转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就不同了，虽然国有工业的实际产出和市场份额继续大幅度下滑，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本份额只有小幅度地减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不变，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资源份额的过程明显地放慢，这表明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见表7）可以说，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导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面明显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阶段里，尽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能力反而受到种种限制，还不如前一个阶段。
表7.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出、资本和劳动力中的比重(%)
工业产出 工业资本 工业劳动力
198081.5
86.764.6
198868.2
77.256.6
199256.9
73.156.5
1992比1980 -24.6 -13.6
-8.1
1988比1980 -13.3 -9.5-8.0
1992比1988 -11.3 -4.1-0.1
注：此表中工业产出指工业净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源：转引自郭克莎“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与资源总配置效应”一文(1994)。
进入九十年代后，国有工业的困难日益严重，盈利率过低，在国有部门内出现了一种把资本转向第三产业、藉此谋利的倾向（即“发展三产”）。如果把第三产业也纳入分析，从国民经济这个大范围来看，则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表5显示出，在1992年全国金融资源（贷款）里国有部门占用的份额将近80%，而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从1985到1992年，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同期国有部门占用金融资源份额只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从1992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继续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反而上升了1.5个百分点。1993、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24%和20%（注：《中国统计年鉴1995》，P.249。），而银行贷款利率仅10（注：《中国统计年鉴1995》，P.577。）。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能够以低利率优先获得大量贷款，仅仅通过利率上的好处就能获取10%以上的资金利润率。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国家财政对国有部门不能再大量提供补贴后，国家银行用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着另一种补贴。尽管享受着这样巨额的金额补贴，国有工业的实际资金利润率仍然不到3%（注：《中国统计年鉴1995》，P.403。），而实际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是银行补贴的结果；而乡镇企业融资时则可能要付出比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一至两倍的利率，但乡镇企业却仍然能够获得5%以上的资金利润率（注：）《中国统计年鉴1995》，P.368。）。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到贷款利率以下后，银行的金融补贴消失，结果整个国有工业从总体上计算，就亏大于盈、不再产生利润了。
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里国有、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断一个经济机制是否有效的依据是资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中高效率生产者（非国有部门）产出的部分增加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里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得同步改善。因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与此同时，由政府操纵的、决定主要配置的经济机制却把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生产者手中去了，因此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国有部门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部门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肖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计调查在全国城镇居民中作了大样本随机抽样（三万多户），样本中国有部门、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合资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的比重和收入数据有比较可靠的代表性。可以根据人均收入里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来推断城镇居民工作收入里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这里使用的具体算法是，从人均全部收入中排除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特别收入，再把“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被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其他劳动收入”按照国有、城镇集体员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分摊给国有、集体部门，就可以算出在城镇居民工作收入当中国有部门员工收入的比重。根据1992年、1994年城镇家计调查数据计算，这两年国有部门员工工作收入占城镇居民工作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4%和84.9%。）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注：见《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5日。“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是指企业帐面资产中的虚假不实部分。）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对经济增长奉献最大的农村居民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国有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1/7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3/4，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1340多亿元的资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见《1995年经济绿皮书》。）
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一现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与现实有关的两点上：第一，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变了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椅”、缩小了城乡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状况，甚至比改革前还大？第二 ，城乡差距的扩大对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明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注：过去中国学者经常低估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他们分析这一差距时，只计算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而忽略这些居民在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下所享有的非货币福利，如公家配给的低廉住宅、公费医疗、政府及工作单位低价或无偿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等。只有把城市居民的这些非货币福利考虑在内，才不会低估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注：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这项研究把城市居民的非货币福利计算到收入中去，又分别排除了各年城乡物价的影响，对改革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从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始终持续稳定地增长，平均每年增加近5%；而农村居民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长较快，此后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3.1:1下降到2.3:1；但是，从1986年起，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到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7:1（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一度缩小到1.6:1）。（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住房补贴、部分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政府用于维持城市低价消费品与服务的物价补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课题组的文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种物价总指数”表和“居民消费水平及其指数”表。）
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很多，如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困难等。而这些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例如，国家财政把较多的财力用于维持城市的低消费物价，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高国家控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国有的工商业通过大幅度提高农用物资价格、乡镇企业使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业消费品价格，获得了很大利润；国家银行把农村存款转用于城镇国有部门，使得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从财政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转而向农民摊派等。实际上，这些做法也就是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自从城市改革开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这仅仅是巧合吗？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更自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
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如农村改革那样成功，城市改革给了国有部门大幅度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的机会，但并没有改变国有部门的效率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性地位。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城市经济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学者早就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出警告，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并未停止，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过程也依然照旧。例如，1994年，为了防止农业减产，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给农民的好处，又被国有部门通过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拿走了，结果农民的“得”与“失”相抵，净得无几。（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4—1995：农民收入又如何？”，《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类似情形其实一再反复出现。又如，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城市政府恢复给零售商业的物价补贴，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市场机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便压低城市物价；结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价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价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农村里，物价的涨幅反而高于城市物价涨幅5个百分点左右。（注：顾兆皮，“农村为何成了价格‘高原’——物价形势评析”，《人民日报》1995年8月23日。）
显而易见，低收入的农民可能受到通货膨胀更多的伤害，为什么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主要保护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济”？这种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济”的现象，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中国其实仍然在重复苏联、东德的老路，把大量物价补贴投入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帮助，而是因为城市的稳定比农村更重要。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储蓄能力下降。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购买了消费品市场上40%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镇居民购买的。此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份额逐渐萎缩，到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6%（注：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农民的消费品购买额指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全国居民当年储蓄中，1985年农村居民还占1/3；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17%（注：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表。）。与此对应，农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数量也相对收缩了，1985年他们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而1995年这个比重下隆到1/10（注：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农村居民收入微薄，储蓄不足，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经营中再投资的能力，结果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业产量下降。
与萧条的农村相对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而且，因为房改之前公家分配的住房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以及能够享有种种其他福利，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一到两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国产品已越来越难满足这个中产阶级消费的品味和对时尚的认知，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档消费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立刻吸引来了西方的大企业，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的魅力展现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了又向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质次价高、产品老化的国有工业正在逐渐丧失它的城市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实现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在国有部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也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改善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获得的，而是靠“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汲取”农村经济资源维持的。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注：原载《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15日转载。）这一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原来的。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流民，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广大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它将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将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维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六、繁荣缘何而去？
既然这种由国家发给城市职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国有部门“汲取”金融资源和转移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它真的能长期维持下去吗？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让事实说话，结论恐怕都一样：一旦国家的老本掏空了，这样的小康生活将无以为继。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通过这三管齐下的办法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而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棘手的任务成了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曾一度支撑着短期经济繁荣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目前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且终于导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悄然终结。
问题的症结就在国有部门以及依托这个部门的社会控制机制上。国有工业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工业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工业的发展潜力。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工业的产业素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虽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工业大规模引进了外资，但其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都未因此而显著改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国有工业与这一轮出口的高速增长关系不大。在1986和1987年，4/5的出口增长来自国有工业，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额里国有工业只占1/5。（注：Rawski,Thomas G.,"Export performance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March 1994.）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工业是因为靠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10个产业，包括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纸浆原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纸等，如果没有贸易保护措施，它们的产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说按国际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工业增加值是负的），将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注：World Bank:55-56.）。国有工业中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钢铁、石油等，过去在国际竞争中，虽没有质量、服务方面的优势，却还有低成本低价格的有利竞争条件；经过1993、1994两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涨价，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不仅提价创收从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国产品质量差，只好在国内市场上用低价与同类进口产品竞争。但是，这些产业在产品出厂价每年上涨50%甚至100%的时候，尚不能明显改善盈利，现在却要被迫降价竞争，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来，国有部门支撑着城市消费群的主体，经济社会的稳定完全依赖国有部门的存活。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丢了国内市场，失去了设备更新的时机，也耗用了可用于技术进步的金融资源，负债比率越来越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临着价格壁垒消失、国际竞争强化的新环境，可以说，它自身已接近体质衰竭，只能依赖政府“输血”来维持生存。事实上，政府只要还有一点资源可用，也从未停止过对国有部门的“输血”。在八十年代里国有部门还有国家财政这个坚强后盾，政府对国有部门“输血”的直接手段是减税让利。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已被掏空，财政部每年必须新发行一、二千亿债券才能维持必要的支出，这已接近财政的借债上限。这样，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就改成靠国有银行“输血”，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注：程晓农、宋国青，“改革中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8期，第17至24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笔者为主要执笔），“改革中的宏观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第16至28页。），则使银行得以集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执行这种“输血”职能。国有部门从国家银行大量“汲取”金融资源的结果是把银行也拖进了危机状态。早在1994年，国内就有学者指出，“四大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是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占贷款总额20%以上的贷款已经坏掉无法收回。加上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比例在70%左右。对银行而言，这两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注：据《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机构业务统计。）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注：据《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机构业务统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全国每年对银行欠息一千多亿元（注：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页。）。因此，1994年中国大陆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1995年情况更为严重，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亏损达259亿元。（注：张炯强的报道，“企业竟向银行‘打白条’”，《人民日报》1995年2月20日。）银行亏损，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为此1994年中国大陆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注：黄勇、刘永扣报道，“效益：银行亟待完成的答卷，”《中国改革报》1995年9月19日。）。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十到十五倍，理应准备比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多十几倍的坏帐准备金（国际上商业银行一般每年都从盈利中提取相当于其资产百分之一到二的坏帐准备金）。然而，实际情况是，1995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帐面利润，所准备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注：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换言之，银行把大量贷款借给了不打算归还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坏帐自己也并未准备清偿，那么，是谁在承担损失呢？“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注：见1994、1995年《中国金融》各期中的“金融统计资料”。）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通过国家银行“汲取”了金融资源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和储蓄，而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又造成了国家银行濒于破产。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存款占80%，所以，国有部门造成的银行坏帐的大多数，最终又是由城市居民用自己的个人存款作了赔偿。
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为此付出了发展上的重大代价。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建立了工业生产体系之后，这一系统的大规模、标准化、低质量、高消耗特征基本上未改变，这种工业生产系统通常被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Fordist production systems)”。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个系统尚能在国际竞争中勉强生存的话，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系统(post-Fordis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已经逐渐居于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全球产品交换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主导来控制和协调制造业活动，借助全球化的生产者网络，吸收高质量、具创造性的生产厂家，选用高技能、多才多艺的工人，使制造业不再拘泥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而是变得非常灵活、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的挑战下，中国的工业体系亟待更新。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构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却正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要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
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中国早已露头的银行危机才引起了警惕，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部分放弃了用银行保企业的做法，转而鼓励国有企业裁员和破产。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全力保护，也不得不通过裁员、减薪来自救。
于是，从199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企业减薪、裁员和破产的浪潮。如此大量的员工同期失业，必然造成再就业的困难。现在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已接近饱和，今后对失业员工的安排会越来越难。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财力不足，也不得不逐步停止福利分房，并且开始削减公费医疗，这一系列措施，明显地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现期支出负担和支出预期，而企业下岗、机关事业单位可能裁员，又大大降低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职工的收入预期。就业和收入预期下降，支出负担和未来的支出预期上升，必然导致城市的消费需求收缩。而银行减少了对国有企业的“输血”，也使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样，由于投资不振、消费疲软、外资不足，经济转入了萧条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短暂繁荣终结了。
本文的分析用同一个逻辑来解释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和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恰恰是近三年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因此也可以说，那场繁荣其实只是由一系列一次性机会促成的，它必然会引发萧条，而这次的萧条早就种因在几年前的繁荣之中。
中国新兴的非国有部门是否可能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呢？在中国大陆目前的制度环境中，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扩张与渗透面临着制度性壁垒。这一方面使非国有部门在资源占用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缺乏足够的金融实力去“接管(takeover)”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则把乡村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局限在乡村内，使乡镇企业即使壮大后也无法控制城市内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壁垒的作用使得非国有部门虽然能不断扩大在市场上的销售份额，却无法有效地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里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可以预见的是，非国有部门必然会继续扩大、并“蚕食”国有部门的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部门会被非国有部门“消化”掉。
七、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深化改革的真正难题
中国的改革一直未能在国有部门内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在中国长期被掩盖、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旧的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国有部门的制度转型。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仅仅在调整改变公司结构或所有制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实行了几十年的“大锅饭”、“铁饭碗”式的旧体制已经建立了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直接阻碍着改革。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新体制的规则与维持原有社会结构的要求必然会发生摩擦冲突。原有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如果不愿意调整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完善新体制。现在多数人都承认，国有部门的颓败状态不能再拖下去了；而国有部门改革的真正障碍恰恰就在于，不仅社会结构的调整阻力重重，而且多年的改革一直绕开这个真正的难题，使得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
当前，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遗产正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首先，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直接要求调整社会结构，比如，对律师、金融、外贸等专业人员的需要增加，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此获得了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一跃而成为高收入的新社会精英。而与此同时，不少政府官员的社会价值降低了，他们在旧体制中多年积累的资历虽还能获得政府的承认，却未必能在市场化过程中换来象过去那样优厚的待遇和傲人的社会地位。过去十年中，许多政府官员筹建官办公司或把政府机关“翻牌”成公司，就是一种对市场化过程的适应性行为；他们试图利用政府机关尚未失效的最后的权力，获得一些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而这又恰恰是腐败的源泉。从这点来看，反腐败就会造成旧精英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政府真准备这样做吗？
其次，改革中政府虽然仍然承诺要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政府的财力今非昔比，承诺难以兑现。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改变了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国有工业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前景不佳，其员工过去由政府设定、受到制度保障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将被市场机制否决。
既然改革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承诺，也迫使政府越来越多地减少实际上的承诺，那么，政府削减以至最终停止对这些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就可能是势所使然。即使上一届政府不愿做，下一届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分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如数加以补偿，那么改革就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得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
八、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2000年5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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