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的五种方式及“回到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五种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5)02-0011-05
为了确切地评价各类马克思解读和各派马克思主义，为了准确把握研究马克思的向度而避免混淆和混乱，我们有必要对诸多马克思的解读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划分和界定。从总体上看，在各类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思路和方法中，依据其对马克思的“复制”程度可以排序为：解释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重构马克思和解构马克思等五种基本解读方式。
我们首先讨论单纯的文本解读。学术界在界定文本“解读”时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倾向于本文作者的客观性，有的倾向于文本解读者的主观性。为了避免混乱，本文把客观性解读称为“解释”，而把主观性解读称为“发现”。
（一）解释马克思
解释马克思，应当是指对马克思的客观性解读。客观地解释原著文本是古典释义学所坚持的指导原则。后来伽达默尔曾经对这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客观化方法使得理解只成为注解，而未去解读原作品对于我们现时代的意义。然而如伽达默尔自己所指出，他探究的目的不是要去理解和解释被“给定”的对象，他的理解“属于效果历史”，“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1](P174)可见，伽达默尔是站在存在论的立场上谈论理解和解释的，而客观性解读却属于文本释义学，它们指向的领域不同。当然，由于历史的变化和个性的差异，要完全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一个文本或一个学说是困难的。正如狄尔泰所说：“一切理解总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被完成。”[1](P91)但解释的困难不能阻碍解释的努力，虽然我们不敢妄言也不敢奢望完全理解马克思，但因此我们才为解释马克思而坚持不懈。
为了达到解读的客观性，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整体性是每一位理论家的思想逻辑。客观的理论要素具有无限的广泛性，只有一个相当狭小的部分能够纳入某位理论家的视野，这些理论要素因其眼界的差异而按照一定的形式建构成特定的理论结构，而整体性就是这种理论结构的基本特性。解构主义学说虽然反对理论的整体性，但它本身仍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性。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2](P4)为此他才乞求于所谓马克思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2](P174)这种“自我批判”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解构，也在霸权主义的现代思维模式和现实社会中楔入一种解构的动力。可见，德里达不是要人们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看到一个异质的马克思，而是要把马克思的思想要素并入自己的整体性理论框架。如果理论体系缺乏整体性，就会成为各种理论要素的杂乱堆积，而不同的理论成分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掣肘，不仅经受不住其他理论体系的批判，而且也会失去解释现实的能力和指导实践的功能。整体性不仅是我们解释马克思学说的方法，更是解读马克思学说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本身是整体性的。正因为严谨的理论体系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古典释义学为了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才坚持整体性的解读原则。著名的“释义学循环”就是施莱尔马赫依据整体性原则而提出的文本阅读过程，即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应当根据文本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整体来理解其细节，而个别的部分只能根据它在整个著作中的位置加以理解，因此总览整体的阅读必须优先于精确的解释。[1](P63)不同的理论体系是因其理论形式的整体性而相互区别和对立的，追求文本的客观性首先就是要追寻理论的整体性。如果不同的理论要素失去其特有整体结构的约束，我们就只能看到具体理论要素的区别而看不到不同理论体系的区别，这样，就无所谓某一作者、某一文本或某一理论体系的客观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客观地解释充其量是解释者的一种努力，而任何解释都无法逃避读者自己的主观意向。正是由于对文本的解释毕竟是不同于文本写作的另一个主体的思想过程，因此，解释往往伴随着发现。
（二）发现马克思
任何一个学说、一个文本都会给读者留下诠释的空间，而读者的诠释往往就成为对文本的发现。施莱尔马赫曾经提出“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1](P61)狄尔泰则强调“释义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作者”。[1](P91)作者是在一种先在于他的历史背景、话语环境、思想传统以及个性习惯中进行写作的，当作者对于这种先在的背景条件和思维惯性习以为常而又自然而然即无意识地将其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时，作品的含义将大于作者的意识，甚至大于作者的文字。但是作者的无意识毕竟仍然属于作者，因此这种发现也应当从属于客观性解释。发现还可能是超越作者的发现。伴随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读者可以从某一历史文本中解释出更多后来发生的意义，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读解出原作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人类思想宝库所藏文本的意义在不断地增殖着。任何学说和文本都是可以诠释和发现的。但必须看到，发现是对原著文本的发现，发现马克思必须是在马克思的原著文本的基地上去诠释、去发现它更多的意义。发现可以是一种“望文生义”，却不能是“捕风捉影”。
一般来说，发现具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发现文本隐藏的意义。文本的某些意义是潜在的，这种潜在的意义必须通过理论的演绎和论证才能发现。潜在的意义往往属于作者的无意识，但它也可能预示作者的有意识。例如，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学说（按劳分配）既批判又肯定（是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环节）的论述，而推出他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形成共产主义两阶段的设想。二是发现文本延伸的意义。文本的字面上没有这种意义，但如果读者在文本的基础上赋予作者不曾赋予的前提条件后，这种新生的意义就可以通过推理而被发现。例如，列宁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及图式，加入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的具体条件，便得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及图式。[3](P69-71)三是发现“他者”，这是发现文本外在延伸的意义。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来源于传统学说的营养，它的理论要素也可能成为其他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当读者站在与马克思学说有渊源关系的其他学说的立场上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就会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这种“他者”的意义。例如，所谓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就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发现。本质主义、主体性、历史决定论等现代性观念是深藏于马克思学说之中的，只有在后现代背景下才有可能从马克思的某些论述中解读出对于这种现代性的消解，如张立波先生所说：“我们是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洗礼后才得以开始体认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的”。[4](P117)
发现不同于解释，解释是复制性的发现，是追求客观性，而发现是生产性的解释，是立足于主观性。发现虽然是对文本的发现，却不是作者的发现，而是读者的发现。解释追求整体性，发现却不必在任何情况下都去追求整体性，甚至它可能需要破坏整体性。上述第三种发现由于冲破了整体性，所以才能发现“他者”，因此发现有时可以“断章取义”。后现代意蕴的发现首先就离开了马克思的整体性，才得以实现马克思的部分言论同后现代主义的对接，而由于把这部分言论纳入后现代主义视野，从而也就超越于马克思的原意，失去了文本的客观性和原有理论的整体性。在这种意义上，发现具有解构的意味。
以上两种文本解读大约可以视为“马克思学”的不同解读方式，但是各派马克思主义往往还在文本解释的基础上加以应用。应用也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援引性解读。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援引是指为了建构某种理论体系而对马克思学说的系统性援引，使其成为解决某种理论或实践问题的依据。应用或援引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
（三）发展马克思
第一种是整体性援引。整体性援引是援引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即依据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赖以建构的基本精神即它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进行理论的创新。这种援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
发展马克思，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一种创造性解读，它既保持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又包含对于当前情况的解释和应用价值。这种解读在于读而致用，是在某种变化条件下的运用，是在不变中求变，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变的方面，首先，是思想领域的扩展。马克思的原有思想体系主要立足于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最先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从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扩展为世界观。其次，是思想序列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如列宁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第三，是重大理论观点的调整。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必然对已经过时的或在实践面前失去解释指导力的理论观点进行调整。如马克思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发展不仅包含变化，而且变中有不变，不变的是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固有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离开了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商品和市场的预先设定，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它既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即增进中国人民的利益，又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性认定和能动性改革，因此也就同时坚持了共产主义价值取向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这说明，发展马克思并不意味着抱着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不放，有时需要离开原著文本，即以原著文本中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为指导，依据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变迁，通过吸纳人类其他先进思想，在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过程中层开理论创新。
发展马克思离不开“应用”，而有应用必定有淘汰，因此在应用和淘汰之间就有可能破坏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甚至离开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取向或科学取向，从而把对马克思的发展演变为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肢解和阉割。可见，坚持马克思的整体性不仅是客观解释马克思的必要前提，也是发展马克思的必要前提。不同的是，解释中坚持的整体性是具体结构的整体性，涵盖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内容，发展中坚持的整体性是基本结构的整体性，理论中的某些时代性内容将会发生更新。解释中坚持整体性是为了维护客观性，真正理解马克思；发展中坚持整体性是为了维护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贯彻马克思学说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说到底就是它的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的统一，缺乏对马克思的整体性解释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发展马克思也就失去了根基。
（四）重构马克思
第二种是系统性援引。整体性是整体系统性，但系统性可能抛开整体，只取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思想内容加以系统化地援引和应用。我们把这种抛开整体的系统性援引和应用视为重构马克思。
重构马克思，既是对于马克思的一种系统性应用，又不惜破坏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对其实行某种修正和重写。我们看到，重构或系统性援引常常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把援引的思想系统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中肢解开来，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如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激进理想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如果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高度大致都属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的系统性援引统称之为肢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情形的系统性援引不仅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而且在肢解之后又进行某种与其他思想体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大致都是如此。这种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援引马克思的同时，或者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发现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具有某种渊源关系的其他思想体系，或者利用其他思想体系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所谓的批判和补充，或者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系统与其他的非马克思的思想系统加以融合和综合。国内在评价这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时，大多注意的是它们与马克思的区别以及它们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补充，却很少注意它们与马克思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系统性援引，这里的系统性当然也包括整体系统性即整体性。还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曾经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5](P432)可以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看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样本，而马克思主义的样本却不止一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别甚至对立，我们可以借用卢卡奇的划分，把马克思主义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标准，是看是否坚持了马克思的方法，坚持的属于正统，不坚持的属于非正统。然而按照我们的整体论观点，正统与否还要看它是否坚持了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应该体现在马克思的价值取向（基本立场）和科学取向（基本方法）两个方面。任何马克思主义都是对于马克思的系统性援引，只有整体性援引才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的发展。而其他系统性援引则形成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放弃了马克思的整体系统性，已经不是马克思思想体系范畴内的发展，因此我们称其为重构的马克思主义。
（五）解构马克思
解构马克思，这是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构主义阅读。解构主义强调“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文本的意义对于解构主义来说仅仅在于利用它，因此很难认为解构主义也是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解读或学说应用。但是鉴于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苏东剧变后对于马克思所表现出来的“敬意”，我们也把解构马克思视为解读马克思学说的一种特殊方式。
解构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援引。但它既不立足于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也不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且它打破了任何系统性，完全解构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系统，只是对马克思某种思想片段的援引。这是解构主义的援引方式，它仅仅把马克思的学说解构成思想的片段，从而把其中有认同价值的片断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解构主义在认同马克思的某种思想片断的同时，却宣布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体系为非法。其实，这种对马克思的解构，并不能称其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已经处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我国出版后，学界过于注意他对马克思的推崇，但他的这种推崇的真正意向却是对于马克思的解构，这种解构性的阅读不过是在向马克思的学说签发“死亡证明书”。[2](P134)这是对马克思“幽灵”的解构主义推崇。所谓马克思的“幽灵”，不过是马克思离开以后留下来的“踪迹”，也就是把马克思打碎以后再捡起来的思想片段。因此，这绝不是对马克思思想体系和思想系统的推崇，充其量是推崇马克思的某种思想片段，由于这种思想片断脱离了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实际上已不属于马克思。德里达解构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认为马克思的遗产“根本就不是一个自身完整的整体”。[2](P25)他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肢解成碎片，然后在马克思学说的瓦砾中淘金，只捡“好的马克思主义”拿来欣赏，却公然把整体性的马克思，如“辩证唯物主义”等最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特征的东西扔掉了。德里达绝不是站在某种系统性的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他警告说：“如果有人把我们在此冒险的姿态理解成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为时已晚的整合，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强调指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p124)德里达所推崇的马克思的思想片段被其称为“批判性”、“激进化”或“启蒙精神”，他说：“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显然，这种所谓批判性、激进化和启蒙精神也已经不属于马克思，它实质上是德里达本人的“解构”，如他自己所说：“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2](P129)可见，德里达所谓马克思的“幽灵”（踪迹、片段）就是马克思的“不在场”，是以替马克思打抱不平的姿态来建立解构主义的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当然掌握在解构主义者一边。与其说这在打抱不平，不如说这是戴着菩萨面具的趁火打劫。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往往只是从这种假惺惺的菩萨面具上去寻找劫难后的精神安慰。
（六）回到马克思
以上解读马克思的五种方式包含着种种交叉和互含，但大致上体现着一种在复制程度上从全到偏的变化，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程度的变化。第一种方式无疑是完全回到马克思，其他四种方式也都包含“回到”马克思的含义，即发现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发展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援引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某种思想系统，解构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片段或“幽灵”。实际上，惟有第一种方式才是真正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就是客观地解释马克思，就是回到整体马克思。
理论界多年前就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却一直缺乏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界定，以至于有的理论家甚至可以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解构马克思，如张一兵先生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就是一例。在这部著作中，他解构了马克思在1845年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以从资产阶级早期经济学中引申出的所谓“历史现象学”取而代之。[6]这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马克思。过去，解读马克思的目的往往不是追求客观性，而是追求它的应用价值，但处在不正常政治环境中的应用却把马克思当做一张包裹自己的“虎皮”和扔向别人的“棍子”。形式上的客观性解读与事实上的主观性解构，是马克思解读问题上的传统悖论。但是在我国，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早已成为历史，人们大可不必再把对马克思的发现、发展、援引甚至解构置放于“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界定和申明自己的研究方式。
准确地说来，回到马克思只是对于马克思的客观性解释，因此这个口号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它只是客观性解释马克思文本和正确书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学术口号，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指导实践的口号。但是解释马克思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解释和发展都追求整体性。由于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曾经被援引（应用）者们以解读和发展的名义肢解、断裂和解构了的马克思，因此换一个角度说，回到马克思——客观地回到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的整体性，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口号。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为了发展马克思，为了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我们需要客观地解释马克思，需要回到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