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战略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_军事论文

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战略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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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震惊全球。作为本世纪末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反映出在美全球战略和世界战略态势的变化中正出现某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警惕。目前,巴尔干地区的战火虽已平息,但尘埃并未完全落定。对此一重大事件本身以及国际形势和我对外战略某些相关重大问题冷静地进行深层次、综合性和战略性反思,仍具有某种紧迫性。

一、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发动的一场高科技、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典型的局部侵略战争。就其意图而言,它是美国推行其“塑造战略”的重要步骤。“塑造战略”是美冷战后“接触与扩大战略”在军事上的具体化,是1997年五角大楼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它主张充分利用2015年以前的“战略机遇期”,依靠西方同盟集体或美国自身的力量,通过随时“对危机做出反应、并为应付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做好准备,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北约对南战争主要由美国人策划,由美国人主打,因而主要反映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即以摧毁南联盟这个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最后堡垒”为名,行推动北约东扩、确立美与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存在之实,兼挤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暗从经济和军事安全两方面“套牢”欧洲。

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局部战争。它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或一部分。但却是迄今在一次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高新技术武器最多的战争。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海、空作战平台为主要基地,以电子干扰、侦察为先导,以巡航导弹打头阵,以精确制导技术唱主角,陆、海、空、天、电五位一体,对南联盟军用、民用目标进行高强度、大范围、超视距、长时间的精确制导空袭,开创“空袭制胜”即未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和攻击方基本“零伤亡”的新型战争模式。南联盟缺乏有效的反投掷手段,因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场战争还是首场“人道主义干涉战争”。北约借口制止“种族清洗”和“人权高于主权”,并伴之以舆论封锁与控制,开创西方以武力强行推销其价值观、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的恶劣先例。

就战争结局看,传统意义上的胜负界限并不明晰。美国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而且战争暴露出美在和平时期实际上没有能力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联盟战争和高技术武器也均有其局限性。

正因为科索沃战争构成美面向21世纪“塑造战略”的重要步骤,而且具有不少新特点,所以它尽管是一场局部战争,也难免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将在曲折与反复中继续发展。美国操纵北约空袭南联盟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这一战略判断失误。近年来,围绕处理伊拉克核查危机和科索沃冲突等问题,美国的一个超级大国主义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受到中、法、俄三国的联合牵制,使其几度沦为“孤独的超级大国”;在冷战同盟关系之外,旨在寻求合作、共同发展的各类伙伴关系相继建立,也对美国现存军事政治同盟体系构成强有力冲击;美发动“沙漠之狐”行动时,只有英国追随;海湾战争时期那种美国一呼百应的情形不再,不能不说是多极化趋势有明显发展。美国为首的北约此番故意绕开联合国空袭南联盟,乃是在明知无法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孤注一掷、铤而走险,这说明美国的影响和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已下降到非使用武力不可的程度。作为单极倾向对多极化趋势的反弹,它从另一方面说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力量与影响所在,因而是冷战后多极化进程中“单极”与“多极”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构成多极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约空袭南联盟是多极化进程曲折性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基于上述,我们有理由认定,多极化进程决无可能因“单极倾向反弹”而陷入停顿甚或发生逆转。因为,多极化进程首先表现在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变化中。美国目前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居较突出的地位。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同其他国家距离的下降与缩小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长期发展趋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著名战略家均已预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只能持续15—25年。冷战结束后,中国和美国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变化。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10年前(1988)相差13倍缩小到目前相差8倍。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其总体经济实力早已略高于美国。未来一个时期,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不可能永久停滞不前或继续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南非、巴西等次力量中心的实力地位也将呈不断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也体现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之中。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此后可以时时为所欲为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也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北约内欧洲国家会处处唯美命是从。此番北约空袭南联盟毕竟有其特殊性。由于事情发生在欧洲家门口,德国乃至法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坐视英美单独确立其在巴尔干的军事存在。因此,此番法德等国与英美沆瀣一气并不表明前者已放弃其多极化世界的主张,从此认可美国的单极企图,并甘愿在欧洲以外地区为美火中取栗。我们注意到,就在北约持续空袭南联盟的过程中,法国仍在联合国安理会与中、俄携手主张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正常运营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欧盟迟早将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掣肘美国单极企图的因素。我们也看到,关于科索沃维和问题的安理会决议通过不久,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公开声称,“我们关于多极世界的看法正得到加强”。我们还看到,美国主导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本意之一在于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套牢”欧洲,实际结果却促使欧盟在建设独立防务方面迈出重大步伐。欧盟6月3日科隆首脑会议决定将法德为主体的防务组织西欧联盟与欧盟合并,此举被认为是在短短几十天时间里取得过去几十年里未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完全归功于科索沃战争”。

此外,美国操纵北约此番故意绕开联合国为所欲为,也决不意味着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寿终正寝。因为,联合国毕竟是当今世界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其他任何国际组织都难以取代。不仅日、德以及不少中等国家仍渴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广大中小国家也寄望于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包括美国在内的现有常任理事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其既有权力。

但也必须指出,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又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与欧日的关系仍将既有控制与反控制的一面,又有后者借助美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面。中俄间共同立场增多,但两国关系中仍存在很多复杂和制约的因素。因而,可以预见,主要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仍将因时、因地、因事而变。有时呈现3+2格局,即美、欧、日和中、俄各持相近立场;有时则是2+1+2关系, 即在联合国事务中形成美、英为一方,以中、俄为另一方,法国不时倾向于上述某一方。因此,在不少情况下,制约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主义的力量仍将是有限的,多极化趋势与美国霸权行径二者并存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

三、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不会逆转,但有可能经受更大考验。近年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中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动向。但爆发大规模特别是世界大战的危险基本可以排除,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因为,不仅目前主要大国之间尚未形成完全敌对关系;未来5—10年, 也未必就会具备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或国家集团竞相准备打仗这一大战爆发的基本条件。作为现实的超级大国,美国既有凭借优势地位控制世界的图谋,潜意识中也有维持现状的心理倾向,担心而且事实上也经受不起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公开对抗。美虽然明确将中俄视为潜在战略对手,担心不久的将来成为其现实战略对手,这种潜在危机感未必就会膨胀到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中俄崛起的程度。因而美对中俄两国的基本战略仍将是接触与防范并举,而且主要通过接触或维持“伙伴关系”,谋求把中、俄纳入美国、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冷战同盟强化也并不意味美日欧已浑然一体,矛盾尽消,后者此后便会对美俯首贴耳。为在同盟体系内部保持某种独立性,欧日仍将致力于发展与中俄等非同盟国的关系。如,北约空袭南联盟后,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社论明确指出,“不能因为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就执行随随便便的对华政策”。因而,“有和有斗、斗而不破”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大国关系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因此,发展经济和科技仍是世界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制约战争的因素可望继续有所增长。美国面临的外部特别是欧盟的经济挑战大于军事安全挑战,因而其国家战略的核心仍将是通过确保经济科技优势,保持世界第一强国地位。欧盟各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借助欧元启动,理顺和整合内部关系,加速经济以及政治军事一体化进程。日本需要重新恢复其经济发展势头;俄罗斯则将集中全力摆脱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国力竞争仍将构成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支配性因素,美、欧、日间的经济科技竞争仍有加剧的可能,其他特别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急需加速结构调整,以搭乘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快车。发展与竞争将使国际交往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新的发展,使各国求合作、谋发展的政治意志趋于强化。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最新发展也警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破坏和平与妨碍发展的因素也将明显增长,世界将更加动荡不安。就破坏和平的因素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欧军工集团间的强强合并之风甚烈,战争的经济根源并未消失;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压之下,某些国家可能重新以加大军工企业投入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尤其由于经济、技术发展乃至世界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和霸权倾向可能继续膨胀,从而加速利用所谓战略机遇期,力求在2015年以前解决某些其后可能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加紧推行以“新干涉主义”为特征的新霸权主义;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民族矛盾极可能借助西方新干涉主义掀起新波澜,从而为强权政治提供可乘之机,导致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更加频仍,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面临新的威胁。美国“塑造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为了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对中小国家不惜发动战争。所以,我们既要对和平与发展总趋势充满信心,坚信世界前途是光明的,也须对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及时予以防范。

四、经济全球化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世界政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与深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卫星通信和信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这一进程明显加快。而这一历史进程又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国际资本垄断规模不断扩大,推动跨国公司竞相通过优化管理、降低成本和技术开发来显示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攻城掠地,从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置于其强大辐射力与吸纳力之下,迫使其做出要么成为附属公司要么被淘汰出局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自主发展和实现产业规模效益的余地将十分有限。

鉴于全球最大跨国公司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既有统治地位正推动它们谋求从政治上控制世界。在国际政治领域,此种趋势便表现为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谋求建立一套与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西方七国首脑科隆会议决定减免最贫穷国家所欠1000亿美元的帐面债务,其前提之一是要符合西方人权标准;去年7月, 联合国“国际常设战争刑事法庭”筹备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总部设在伦敦的“透明国际”策划英国警方于去年10月逮捕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领事裁判权开出恶劣先例。这两件事背后都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寡头的影子。“透明国际”在6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被称为世界银行和IMF的政治伙伴, 不少雇员曾任职于上述两大金融机构,不少活动经费由全球知名投机商绍罗什提供。一个时期以来,美总统克林顿、英首相布莱尔、意总统达莱马、日首相小渊惠三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政要先后公开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据此改造联合国;北约则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旗号,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对南联盟发动侵略。所有这些都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国际垄断资本对主权国家的不宣而战。2月26日, 克林顿就美外交政策问题向旧金山政界和商界人士发表讲话,明确提出“美国要领导全球化”,其真实意图在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提供的便利,谋求建立一个“美国化、西方化”的世界,确立美国对世界的统治。最近,有人将借口制止种族清洗而进行的干预主义称为“克林顿主义”,克氏则希望它能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将来得到确认并实施到世界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必将使围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更加严峻。

五、美继续奉行对华“接触加防范”的双重战略,中美关系总体上仍具有某种可控性。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并悍然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手将两国关系推入10年来第三次低潮期。但从中长期看,中美关系仍将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潜在敌手的复杂混合体,继续循时好时坏、时松时紧和斗而不破的特有轨迹向前发展。这里面,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大的方面看,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美国内反华势力与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力量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美对华政策不可能摆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的困扰,中美关系也就难免不时成为美两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现实战略考虑,美作为当今世界超强,极欲防止其他大国崛起成为它的挑战者。一方面,在日本、俄罗斯国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成为美未来战略对手的概率上升,促使美将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另一方面,美虽为超强,却经受不起与任何强国的公开对抗,其潜意识里存在着避免大国冲突以尽可能长期维持其超强地位的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在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关系结构中,美对华政策难免受制于其称霸世界战略目标与实力地位相对不足的矛盾。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具有两重性,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寄希望于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在15—20年后成为其现实的战略对手。

正是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公开声称奉行“有原则、有目的”的“接触战略”,实际上实行的是既接触、又防范、接触中有防范和防范中有接触的“双重战略”,即希望通过交往、对话与合作,确保美当前经济、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促使中国发生它所希望的变化,以最终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成为其中“负责任”的一员;同时,美又意识到中国一些现行政策不符合其现实乃至长远利益,因而对接触战略能否成功没有把握,谋求通过加强美日同盟、保持亚太前沿驻军、开发和部署TMD、 限制对华技术转让等预防性战略,防范和制约中国。

年初,美五角大楼等行政部门先后推出四大对华政策报告,表明美对华接触战略开始从前些年致力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转向侧重谋求现实防范。随着中国崛起速度进一步加快,现实超级大国与“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矛盾将日益明显,美在坚持接触一手的同时,谋求现实防范的力度会逐渐加大,中美关系可能更加难以驾驭。但是,美对华接触战略是建立在“中国会变”这一判断基础之上的,其根本目标是“西化”中国,即改变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其最终“失望”之前,无论哪个政党上台,美行政部门尚不至于轻言以中国为敌并采取全面对华遏制战略。随着双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特别是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防止两国总体关系失控的因素也将有所增强。

六、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明显增大,我周边睦邻外交可能面临新的考验。一方面,基于美防范中国一手将在对华接触的大框架内运作,以及新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质在于恃强凌弱,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也就是说,科索沃战争模式有其特殊性,美国等西方国家若将其作为范例加以推广尤其在我周边地区推广,并非易事。就主观愿望而言,美国急于抓住未来15年的“战略机遇期”,决不会放过任何凭借军事优势、以“人道主义干涉战争”形式推行“塑造战略”的机会。然而,美无所顾忌地在科索沃“试牛刀”,毕竟与南联盟缺乏有效的外部经济、军事援助通道这一特定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环境有关,而且南也缺乏有效的“杀手锏”。今后,美国能否故伎重演,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包括对象国的军事反制手段。鉴于北约对南空袭持续时间之久、效果之差、负面影响之大均属始料未及,这将促使美等西方大国对此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因而在未来采取类似行动时不会无所顾忌。美卿奥尔布赖特已明确表示,对南战争“不应被看作是该联盟将来在其他地区进行干预的一个先例”。此话虽不完全可信,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科索沃战争是美国进行更大规模军事冒险的第一步。另一方面,美借助强化美日同盟、军事上重返东南亚和向中亚地区渗透,明里暗里构筑针对中国的“防火墙”,极可能对我形成更大地缘战略压力;某些与我有领海领土争端的国家狐假虎威,借美制华,其对华政策可能更具冒险性与挑衅性;美日修订后的防卫合作指针关于周边事态的定义与北约新战略防区外干涉内容颇多相似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势必不同程度地唆使“台独”“疆独”和“藏独”等分离势力寻衅滋事,尤其容易使台湾当局误判形势,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产生幻觉,从而在拒绝关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等实质议题的谈判方面更加胆壮气粗。前不久,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声称两岸“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摆着是在利用科索沃战争效应,钻美袭击我驻南使馆造成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的空子,故意迟滞业已商定的汪辜会谈。

近两个月,受北约侵略南联盟事态发展的影响,南亚和朝鲜半岛两大邻我热点一度明显升温,险些失控。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交火事件实际上起因于巴方试图利用北约支持阿族穆斯林的大环境;朝韩海上冲突使人觉得,北约侵略南联盟后,朝鲜有些紧张,韩国则有些胆大。从中长期看,朝鲜半岛危机的规模和烈度可能走高,印巴间的军备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也将使该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我面临相当艰难的选择。

七、我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既须坚持既有方针,也应适时做出合理调整。

(一)坚持我党对国际战略形势的一系列正确判断。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发生北约侵略南联盟和导弹袭击我使馆的严重事件,但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发生大幅度逆转。近20年来我党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趋势发展等国际形势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判断并未过时;沉着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以及坚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基本方针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二)坚持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认识。经济、技术落后是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因而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仍是中国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除非发生对我国领土的大规模入侵和台湾分离出去的情况,我们都要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基本路线。在相当长时期内,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最根本的任务仍将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他都是从属的。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我国仍是机遇,我们应继续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发展自己,增强国力。

(三)坚持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清醒、现实的认识。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中国仍然是个穷国,经济、科技、军事上落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七,排在美、日、德、法、英、意等国的后面,进出口贸易位居世界第十位,不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同美俄相比有数百倍的差距,主要常规武器不但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就是同日本、印度等中等军事力量的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国际影响主要在亚洲地区及某些国际领域,而且中国的发展和政策立场仍受到很多国家的怀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没有利益、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在世界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全面、正面的对抗和较量。必须继续坚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展同俄罗斯、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共同防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以及我国家安全造成更多的危害。在这个过程中,仍须坚持“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四)坚持党中央制定的对美及西方国家政策方针。冷战后10年来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党中央制定的对美及西方的政策方针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应继续坚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稳定及改善中美关系同时并举的对美政策方针,坚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的对美策略方针。该斗争时坚决斗争,能合作时争取合作,需要妥协时善于妥协。在事关我领土主权和根本经济利益及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同时,以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促进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使与美国的关系继续为我国的内外政策目标服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服务。要警惕美国用当年对付、搞跨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艺术和策略手法,防止、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企图。

中美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目标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表达了两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和愿望,有利于制约美国内的反华倾向,有利于防止美国对华战略滑上全面遏制的轨道。因此,我们应坚持中美两国这一来之不易的初步战略共识,促使中美关系沿着有利于我国的这一轨道发展,努力争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五)对现代化战争的新特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并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预做准备。冷战后经济安全的份量上升,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我们不应同美国和其他国家搞军备竞赛,但要加强军备建设。我们不能搞全面发展,但可以全面规划,抓住重点,实施突破,力争使国防建设在10—15年内有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使我同美国在战略力量和主要常规武器方面的差距不要拉大。要像90年代初对海湾战争那样对科索沃战争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规律,以指导我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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