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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
晚清小说理论处在由古代向现代转换的过渡阶段，站在史的角度，探讨晚清小说理论的价值，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首先，晚清小说理论在精神上和古代文论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表现出对传统的吸收和继承。但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体现着新的时代特色。晚清的小说理论家，从现实出发，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吸纳西方的理论，来评论小说，为中国的小说理论带入新的空气，为文学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小说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功利的态度。人们在评论小说时，往往强调这种通俗文学形式的社会作用：
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
〔2〕
小说可使
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3〕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4〕
19世纪中叶以后，这样一种认识在文坛上继续占有很大势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危机四伏的现实，使许多文人感到忧虑。他们常常谈论教化作用，希望能以自己的作品，为王朝的统治尽一点力。俞樾在为陈烺的《玉狮堂传奇十种》所作的《总序》中即云：
虽词曲小道而于世道人心皆有关系，可歌可泣，卓然可传。
程秉铦在《雾中人序》里写道：
创巨痛深之旨，正使局外局中同声一哭，谁谓杂剧中无南史董狐笔也。
由这样一种目的出发，古代文人对小说语言的通俗十分肯定，并把它视为小说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理奥则难解，辞葩则不真。欲期警世，奚取艰深？〔5〕
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6 〕。
晚清的小说理论家在这一点上和古代文人保持着本质上的一致，明显地继承了前人的这种认识。无论是被视为近代小说理论头一篇文献的《昕夕闲谈小叙》，还是《〈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还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时发表的一系列理论著述都充分肯定小说的影响力、教育作用，把它视为宣传教育的工具〔7〕。
然而，晚清的小说理论，又与以往诸说有很大差异。他们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教化功能，但是教化的内容不同，教化的目的也不同，晚清的小说理论家要灌输给民众的不再是传统的忠孝节悌观念，而是一种崭新的精神。他们要用小说来新民，以小说来宣传维新或共和的理想，尚武、男女平权的思想，以及爱国心、合群心、保种心等等。故而在内容上，也对小说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旁徵祖国之新谈，汇取亚欧之历史，手著精绎，文俚并行，庶几卧倒之驯狮，奋跃雄飞于大陆；亦且半开之民族，自强独立于神州〔8〕。
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9〕。
他们同样看重小说的通俗，欲以小说来传播思想文化：
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10〕。
至于听歌观剧，则无论老稚男女，人人乐就之。倘因此而利导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歌，使人哭，其中心也深，其刺脑也疾。举凡社会上下一切人等，无不乐于遵循，而甘受其利者也〔11〕。
他们对小说为何入人易，感人深，为何为文学之最上乘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曾分析人何以嗜小说，是因为小说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因为小说能彻底发露人之情，人之想，并总结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为熏、浸、刺、提。狄平子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中，则认为小说能穷形尽神，使读者“与之相引，与之相移”；“专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习闻之事，而挑剔之，指点之”，小说能淋漓尽致，为“社会之X光线”，小说“以其至虚，行其至实”， “举想也、梦也、讲也、剧也、画也，合炉而冶之”。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则因小说合于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以之为文学之最上乘。应该说这些探讨都远较古人为深刻。
不仅如此，晚清的理论家在对小说的讨论中，对语言的通俗问题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12〕。
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13〕。他们在“俗可通”的基础上〔14〕，进而提出了进化的问题。
对小说做艺术分析，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小说的人物刻画、文笔、章法、行文之妙等等。他们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重视对个性的表现。著名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曾这样评价《水浒传》的人物形象：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5〕。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16〕。
脂砚斋在对《石头记》的评论中，也很赞赏《红楼梦》对人物的刻划。在第七回中，脂砚斋批道：
好。写一人换一副笔墨，另出一花样。〔17〕
他们推崇个性化的人物，把它作为评价一部小说的重要标准。同时，他们也反对好人至善、坏人至恶的写作手法：
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18〕。
把“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形象，斥为不尽情理。
在这方面，晚清小说理论全面接受了传统的意见，同样肯定对个性的表现，反对完全人格：
《水浒》写人物，各有面目，绝不相混〔19〕。
《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20〕。
侠人认为中国小说的一个长处，便在写人：
中国小说，每一书中所列之人，所叙之事，其种类必甚多，而能合为一炉而冶之。除一、二主人翁外，其余诸人，仍各有特色。〔21〕
邱炜萲亦肯定《水浒传》：
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脉络贯通，形神俱化〔22〕。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过于完美、理想的人物，将失去真实性，并因而丧失生命力。
《水浒传》、《儒林外史》，我国尽人皆知之，良小说也。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真相。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23〕。
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24〕。
可见，在人物塑造方面，晚清的小说理论家充分汲取了古代文论的精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文人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对西方理论的采纳。他们受西方思潮的影响，留意小说作为艺术的特质，表现出对美的强调：
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5〕。
小说有小说的特点，它不同于哲学、科学书，也不同于法律、经训原文。
一小说也，而号于人曰：吾不屑之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恐阅者不免如听古乐，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笔墨也〔26〕。
邱炜萲称其作“新小说品”的原因，是因为：
新出小说，花样甚多，骋秘抽妍，俱倾于美的方面，足为文界异彩〔27〕。
在评论《水浒传》时，又言及小说美的特质：
《水浒传》得自由意境，《西厢记》脱果报范围，此书在中国集部，可谓别开生面，不徒占小说界优胜地位也。西欧学说，尝称小说家文字实倾于美的方面，有同符焉〔28〕。
他们引入“悲剧”概念，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小说戏曲，提出自己新的判断、新的批评：
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29〕
认为悲剧可为社会造福，认为中国剧界的最大遗憾，是无悲剧，并由此指出剧界努力的方向：
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国剧刷新，非今日剧界所当从事哉！〔30〕
在对西方理论进行传播介绍方面，王国维尤其值得注意。他不但认真研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理论，以大量文章向国人介绍叔本华等的思想，而且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古典文学，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比如：
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31〕。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32〕。
他追求真正的文学，强调文学独立的价值。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33〕。王国维对文学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后来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在精神上是存在着相通之处的。
晚清的小说理论家用新的概念，站在新的角度来论述小说。这种种新概念、新论述，标志着人们对小说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它孕育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转机，开启了1916年以后的文学革命运动。
晚清的小说理论和文学革命运动既相联系，又有很大差异。在对小说进行艺术探讨方面，晚清小说理论和文学革命理论表现出更多的连续性。
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人们继续推崇富于个性的人物刻画，但论述更清晰、透彻。胡适赞扬《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34〕认为：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份、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35〕。
晚清文人开始输入的“美”的概念，这时得到了普遍的传播、认可，和进一步的论述：
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36〕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37〕。
晚清文人对悲剧的肯定，也在胡适等人那里得到了共鸣：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38〕。
但晚清小说理论和文学革命运动之间的差异更为突出。最大的差异，便表现在对小说的认识上。在晚清文人眼里，小说所以被重视主要还是在它的宣传教育作用。他们想借助小说对人的感染力，来改造国民，实现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小说是救世的工具。而在文学革命中，小说更多地是被作为文学的一种来看待的。
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对小说语言的认识上。晚清的文人虽提倡小说，强调通俗，但大多和传统的观点一致，只是把白话看成开通民智的工具，只是为了让普通的老百姓能看懂才提倡的。而文学革命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学，则是把白话看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变革。然而在这变革中，晚清的文人亦有其一份功劳。梁启超等人关于文学进化的认识，应该说是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学的先声。文学革命运动正是继承发挥了梁启超等人对俗语文学的认识，王国维等对西方思想的传播，而达到新境界的。晚清的小说理论在传统的变革与更新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晚清的小说理论，从时代出发，提出了改良小说的要求。
1902年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此后改良小说成为一个常常被论及的话题。人们纷纷提出自己对小说改良的设想，廓清改良的含义。
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乌在其可以改良也？曰：是有道焉。宜确定宗旨，宜划一程度，宜釐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离怪诞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黜弗庸。〔39〕
小说曷言乎新？以旧时流行之籍，其风俗习惯，不适于今社会，则新之；其记事陈义，不合于今理想，则新之；其机械变诈，钩稽报复，足以启智慧而昭惩戒焉，则新之〔40〕。
晚清的小说改良，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小说创作，使小说在内容上更贴近现实；在形式上，借鉴他国的经验；在语言上，注意通俗感人。晚清的改良小说，是中国的小说创作发生质变前的一个尝试，一种积累。
其三，晚清的小说理论家以大量文章对小说加以论述，虽未能根本改变“小说为小道”的认识〔41〕，但却使人们广泛关注小说，使小说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42〕。
晚清的小说理论经过19世纪末的酝酿，在20世纪初，因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而达到高潮。梁启超的文章极大地鼓励了小说创作，新著新译小说层出不穷：
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43〕。
一方面是创作的繁荣，一方面是理论探讨的热烈。人们接受梁启超文章的刺激，纷纷撰文表述自己对小说的看法，涌现出大量理论著述。此后，随着创作和理论探讨的深入，人们在理论上也日益表现得理智，评论也更周密，并开始对小说界革命、对创作，也对理论本身进行反思。
晚清小说理论倡导了小说创作，小说创作又引发了理论。它使小说从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使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认识成为主宰文坛的舆论，但是从根本上说，晚清的小说理论并没能真正解决小说的地位问题，小说的意义仍待说明。然而倘若没有晚清文人在理论上的铺垫，也便不可能有1916年后对小说的认识。正如周作人所说：
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44〕。
晚清的小说理论，以其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以它独到的陈述，它对西方学说的输入，引导了一个新的时期，并由此确立了自身在理论史上的地位。
1997-06-24
注释：
〔1〕晚清人所论小说，包括小说、戏剧两方面。
〔2〕凌云翰《剪灯新话序》。
〔3〕冯梦龙《古今小说序》。
〔4〕静恬主人《金石缘序》。
〔5〕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
〔6〕静恬主人《金石缘序》。
〔7〕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小说“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本以存昔日之遗闻琐事，以附于稗官野史，使避世者亦可考见世事而已。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威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宛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一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8〕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
〔9〕陈佩忍《论戏剧之有益》。
〔10〕夏稳卿《小说原理》。
〔11〕平子《小说丛话》。
〔12〕梁启超《小说丛话》。
〔13〕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14〕托名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文不能通而俗可通”。
〔15〕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16〕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17〕甲戌本。
〔18〕庚辰本第四十三回。
〔19〕眷秋《小说杂评》。
〔20〕平子《小说丛话》。
〔21〕侠人《小说丛话》。
〔22〕《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菽园赘谈》。
〔23〕觚庵《觚庵漫笔》。
〔24〕黄摩西《小说小话》。
〔25〕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辞》。
〔26〕同上。
〔27〕《客云庐小说话》卷四《新小说品凡例九则》。
〔28〕《客云庐小说话》卷五《水浒传得自由意境》。
〔29〕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
〔30〕同上。
〔31〕《红楼梦评论》。
〔32〕同上。
〔33〕参见《文学小言》、《论近年之学术界》。
〔3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35〕同上。
〔36〕胡适《答钱玄同书》。
〔37〕鲁迅《摩罗诗力说》。
〔38〕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39〕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40〕徐念慈《余之小说观》。
〔41〕当时人仍时而流露出“小说为小道”的观点，如《小说小话》中云：“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张麟年《小说闲评题词》云：“小说虽小道，然持论平正者，可以移风俗，正人心。”
〔42〕梁启超《告小说家》云：“今也其效不虚，所谓小说文学者，亦既蔚为大观，自余凡百述作之业，殆为所侵蚀以尽。”
〔43〕失名《月月小说序》。
〔4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