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政策的动态性及其均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性及论文,政策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3）04-0022-05
一、管制主客体的目标差异及其演变特征
政府管制是针对那些不进行管制就不可能出现的经济行为，或者是限制某些可能出现的行为。管制出现伊始，管制的主客体之间就具有明显的目标差异。作为公众代理人的政府，和作为政府代理人的管制机构，其委托代理链条的初始端为社会公众，管制的原始动机应该是代表社会公众，极大化社会福利。而管制本身就具有限制的含义，限制的正是管制客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管制主客体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在管制产生的初始阶段是背道而驰的。但这种差异在管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会动态演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逐渐异化的特征。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政府部门都是由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官员构成的，政府的行为最终体现的是政府官员们的集体行为。因此，政府的目标中也就夹杂了政府官员们的个人目标。当政府官员们的个人目标偏离公共利益目标时，政府目标就会发生异化。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的过程中，管制部门的官员们难免会将个人目标倾向带入到政府管制政策中去，政府管制的目标就难免会打上个人目标的烙印，从而也使政府管制偏离其原始委托人的利益。
在管制结构中的各个利益团体总是可以通过对官员们的个人目标施加影响来改变管制的均衡效果。在冗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中，通过各自的策略性行为使政府管制的目标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使管制主体的目标偏离社会公众的目标。
二、受管制厂商策略性行为及管制政策的动态性
初始管制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企业会竭力寻找初始管制政策的缺陷和盲区，在不违犯政策的前提下，使管制的结果走向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背离政府的初始预期，致使政策的执行走样变形。这类规避的典型特征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打擦边球”。例如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实行的价格上限管制；政府强制要求企业的定价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防止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则会对提高服务质量采取消极的态度以降低成本，结果会导致投放率上升。服务质量的损失也是社会福利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限管制的效果。又如在实行公平报酬率管制时，政府期望通过合理的报酬率来激励企业在生产、销售和筹资等方面进行有效率的经营。但由于公平报酬率的估算基础是投资额，管制下的企业就有积极性使用资本密集程度高的投资组合，而不是成本最小的投资组合，这将使政府对企业的事业费投资增大，偏离了政府的效率目标。
受管制厂商和管制机构的博奕过程还可能使管制政策趋向于复杂化。当初始管制政策难奏其效，有过多的空间和机会被厂商利用时，政府开始完善初始政策。通过增加限制条款，发布新的管制条例，细化管制分类。结果，虽然管制的限定性增加了，更准确了，但同时管制的复杂程度提高了，并且随着管制的细化，管制机构也随之膨胀，导致更大的管制成本。而且，这一过程并不是一次就可以调整完善到位的，总是实践的过程中循环往复，不断修正，管制条例越来越复杂，管制成本越来越高。
在管制政策日益复杂的过程中，管制制度开始变得利益非中性。随着管制机构的膨胀，从中受益的利益团体的规模也随之增大。另外，在复杂难懂的管制条文中，中介机构应运而生。这些中介机构专事于解释复杂的管制条文和速办相关事务，复杂的管制制度是这些专门钻研管制条款的利益集团的谋生饭碗。如果简化管制规则，则意味着这些人将要丢掉饭碗，若干年积累的人力资本将会遭受损失。①这些从复杂管制制度中受益的利益集团成为管制变革的反对者。而推动管制变革的力量则来自于受管制复杂程度困扰的厂商、受成本增大影响而增加额外支出消费者。
三、管制效果及均衡分析
确定管制复杂程度是一个两难决策：制度简单，容易出现漏洞，使管制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复杂程度高，过于庞大的管制机构和管制官员产生过大的行政支出，加大管制成本。并且繁杂的管制条款使得厂商难以适从。中介机构的出现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和减少管制成本，但中介费用支出却加大了社会成本，而且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成为日后管制改革和管制政策简化的阻力。
一个管制复杂程度的理性目标应该是比较管制复杂化带来的社会收益和因此而带来的社会成本，使净收益达到最大化。设ξ为管制政策的复杂程度，可以是管制条款的数量。GR（ξ），C（ξ）分别表示管制复杂程度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则管制复杂程度的理性目标为：
MAX（GR（ξ）－C（ξ）） （1）
均衡位置的复杂程度应满足：GR′=C′ （2）
即在均衡点上，管制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与其边际社会成本相等。
当然，考虑到动态因素，各利益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决策人的利益偏好和目标取向，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一些利益团体倾向于更复杂的政策，比如中介机构可从复杂的政策中获取更多的中介费用；另一些利益团体倾向于更简单的政策，比如受管制厂商。简单的管制政策包含的条款相对较少，限制相对较模糊，更容易寻找规避管制的机会和空间，并且还可以节约中介费用。消费者希望实实在在的社会福利的改善，通过舆论监督和投票权利来制约管制官员的政策复杂程度的选择。通常的情况是政府官员在各利益团体相互利益冲突约束之下求解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假设管制者的效用用所获得的选票多少来表示（对管制者来讲，其获得的选票越高，所得到的效用越大，获得的选票越低，所得效用越小），用R表示厂商利润，P表示市场价格，ξ为管制政策的复杂程度。R、P和ξ分别表示了受管制厂商、消费者和中介机构的偏好；厂商希望更高的利润，消费者希望更低的价格，中介机构希望更复杂的管制政策。用R=R（P，ξ）表示厂商利润随价格和政策复杂程度变化的函数。显然，管制者选票数量U是R、P和ξ的函数，用U=U（R，P，ξ）来表示，利润提高、价格降低和政策复杂程度的提高会使厂商、消费者和中介机构几方的满足程度增加，从而使管制者选票U增加。但R、P和ξ的变化并不是完全无约束的，要满足R=R（P，ξ）这个约束条件。其中，P，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复杂的政策可能因加大了厂商的中介费用而导致价格上升，也可能因为杜绝了厂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价格下降；但P，ξ却共同确定了受管制厂商的利润。因此，管制者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利润函数R=P（P，ξ）约束下求选票U的最大化。数学表达式为：
表达式（6）、（7）表示了管制者的均衡条件，即管制者在由此决定的P[*]，ξ[*]以及由（4）决定的R[*]=R（P[*]，ξ[*]）处达到其效用的最大化。对（6）、（7）稍做变换得到：
均衡（如图所示）。不会刻意偏向于厂商（使R达到最大）、消费者（使P达到最大）和中介机构（使ξ达到最大）的任一方。
图1 管制政策复杂度均衡
分别用平面P=P[*]和ξ=ξ[*]截图1，并将截面投影R0ξ坐标面和R0P坐标面，分别得到图2a和图2b，我们会进一步清晰地看到管制者与厂商，消费者和中介机构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管制均衡结果。
图2a 管制均衡点处的市场价格与厂商利润
图2b 管制均衡点处的政策复杂度与厂商利润
图2a直观地描述了在政策复杂程度ξ[*]给定的情况下管制者行为的均衡过程，管制者通过调节厂商与消费者利益集团间的价值转移达到自己选票数量的最大化。图中纵轴R表示厂商利润，横轴P表示市场价格，分别表示厂商和消费者的偏好；厂商希望更高的利润，消费者希望更低的价格。曲线R=R（P，ξ[*]）表示厂商利润随价格变化的函数；随着价格的提高，厂商的利润逐渐提高，在D点达到最大，然后由于销售量的减少，利润逐渐降低。追求选票最大化的管制者在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寻求价值转移。U[，0]=U（R，P，ξ[*]）表示管制者的选票等多数无差异曲线，U[，1]＞U[，0]。在A点上，厂商利润为零，表示政府对厂商的有效管制，消费者最满意；在D点，厂商利润达到最大，表示完全无管制的情形或者完全无效管制的情形，受管制厂商最满意。但管制价格无论是定在A点还是在D点，管制者都不能达到选票的最大化。可行的均衡点应该在E点，均衡价格是P[*]。在这点上管制者的选票可以达到最大。Peltzman模型②成为我们这里三维模型的一个特例。
图2b中则描述了在价格P[*]给定的情况下，管制者通过调节中介机构与厂商利益集团间的价值转移达到自己选票数量的最大化的均衡过程。图中纵轴R表示厂商利润，横轴ξ表示政策复杂程度，分别表示厂商和消费者的偏好；厂商希望更高的利润，中介机构希望更复杂的政策。曲线R=R（P[*]，ξ）表示厂商利润随ξ变化的函数；随着政策复杂程度的提高，厂商寻找政策漏洞的机会减少，付出的中介费用提高，使厂商的利润逐渐降低，在B点利润达到最小。随着政策的简化，厂商寻找政策漏洞的机会越多，付出的中介费用越少，厂商的利润逐渐提高，在A点利润达到最大。追求选票最大化的管制者在厂商和中介机构之间寻求价值转移。同样，U[，0]=U（R，P[*]，ξ）表示管制者的选票等多数无差异曲线，U[，1]＞U[，0]。在A点上，政策的复杂程度是零，厂商完全可以对付而不需要中介机构介入其中，厂商利润达到最大，厂商的效用最大。在B点，政策复杂程度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中介费用完全吃掉了厂商的利润，中介机构效用最大。但管制政策的复杂程度ξ无论是定在A点还是在B点，管制者都不能达到选票的最大化。可行的均衡点应该在C点，均衡的政策复杂程度是ξ[*]。在这点上管制者的选票可以达到最大。
政府管制行为的均衡点不在公共利益目标之上而是有所偏移，是政府管制公共利益目标异化的折衷结果，该偏置量揭示了政府管制目标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演变过程。
四、结束语
政府管制的目标就是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来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管制也会引发社会成本。在均衡点上，政策管制的效果可能是正值，也可能被完全抵消，当然，还可能产生额外费用，这主要取决于政策制定的初始属性及动态演变的复杂程度。要权衡政府管制的利弊与效果，必须考察管制可能会带来成本。一般来说，管制的成本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管制机构的运行成本。（2）管制滞后所引发的成本，包括滞后导致的管制无效性成本以及各利益集团寻租活动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3）管制政策复杂化成本，包括中介机构费用和管制机构因政策复杂化而膨胀所产生的成本。这些成本会在利益集团的不断作用下及管制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变的越来越大。当政府管制的效果被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所抵消，初始目的不能达到，而且管制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时，政府管制就会陷入尴尬困境。当政府下决心进行管制改革，包括校正管制错位，精简其臃肿的机构，简化管制政策，提高管制效率时，又会触动政府有关管制机构官员的利益和其它相关利益团体的利益。政府的管制改革阻力重重，必须进行必要的投入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管制改革方可成功。管制改革可认为是管制错位和变形政策所引发的最后成本，这种成本也许很大，会引起一些波动，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长痛不如短痛，这种投入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