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往往用“异化劳动”为中心来定位此时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而忽略了《手稿》中另一概念——“对象性活动”的重要性，一般用抽象人本学来说明《手稿》的哲学立场，而忽略了其中已经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但是，异化劳动是以对象性活动为解释原则而得出的结论，“对象性活动”比“异化劳动”更能说明《手稿》的真实内容和哲学原则高度，更能体现马克思此时陷入的抽象人本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新旧交替的思想阵痛。透过“对象性活动”的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连续性便可得到把握。
［关键词］对象性活动；异化劳动；实践；新世界观
目前，学界在关于马克思实践观点产生的问题上，普遍接受恩格斯的判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按照这个解读，《提纲》是马克思实践观产生的起点，而此前的《手稿》作为一个新旧交替、思想庞杂的文本，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前夜”。如此就造成了“两个马克思”的“两种逻辑”，为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设置了障碍。重读《手稿》，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分裂，是由于从“异化劳动”出发来理解《手稿》的全部内容。这样就把马克思割裂为一个“异化”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和一个蕴含“对象性活动”原则、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马克思。
实际上，“异化劳动”在《手稿》中只是作为结论和概念，而不是作为解释原则而出现的，其本身也需要得到说明和解释。而“对象性活动”不仅构成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前提，表明了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还直接预示着马克思《提纲》中“实践”概念的创生，体现着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只有从对象性原则出发，才能对“异化劳动”做出恰切的解释，并清晰看到《手稿》与《提纲》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展现此时马克思思想的最新进展。
一、对象性活动：理解异化劳动的理论前提
《手稿》时期，马克思本人将目光过多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上，所以不自觉地突出了《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这就使得对《手稿》的解读往往过于借重“异化劳动”这个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对象性活动”的解读，并遮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出发，无法准确解释《手稿》中已经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概念，如劳动、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等。而“对象性活动”可以弥补“异化劳动”的这一缺陷，以“对象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手稿》的内容才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对象化”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体现。“异化”是“对象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不是哲学上的解释原则。因此，跳过了“对象性活动”这个环节来理解“异化劳动”并以之为线索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演变，都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卢卡奇就曾提示过我们。卢卡奇在看到《手稿》之前虽然天才般的预言了马克思的“物化”阶段，却在《手稿》出版之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检讨”就是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中消除的……只有当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一种异化的客观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表现。”[1](p20）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对阶段性出现的“异化劳动”本身也需要做出解释，而“对象性活动”就是这个枢纽。而以“异化劳动”来理解《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便会以偏概全，淹没了马克思此时所达到的在哲学解释原则上的突破进展。因为，“异化劳动”只是在哲学解释原则的指导下而得出的结论，而并非原则本身，是借助思想工具而产生的思想结果，而不是思想工具本身。马克思的初衷也并不是创立异化理论，而是借助这个概念来批判现实，而其理论前提正是“对象性活动”。
具体而言，《手稿》中，马克思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诉诸劳动，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加深了对人的社会和社会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推进了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的论断，将“现实的人”理解为“有生命的类”和从事“自由自觉有意识活动”的存在物，也就是把人看成是改造世界的现实的人。在此过程中，人不仅改造世界，也塑造着自己。由此，对人的认识就从纯粹理论的范畴、从仅仅单个的人本身，转向了实践领域。现实的人从事劳动固然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确证，但却不能区别人的不同本质，因而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劳动的过程中，考察伴随劳动必然产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有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也有经济关系；有生产关系，也有阶级关系；有家庭关系，也有社会交往关系……人通过对象性活动而形成的这些社会关系彼此勾连、相互影响，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全部生活底色。这些思想碎片散落在《手稿》各处，直到《提纲》马克思才将其连点成面，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思想关系总是被经济关系制约，而人的各种社会交往关系，最终根源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列宁所意识到的“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6](p6)，它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决定着人的社会本质。《形态》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剖析正是对《提纲》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因而，《手稿》《提纲》和《形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只有站在“对象性活动”的原则下，才能看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一步一步更具体、更深刻的揭示，逐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内容的真实演进。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若诉诸“异化劳动”或抽象人本学立场，都只能使《手稿》陷入与《提纲》之间的断裂解读，或者将其看成与费尔巴哈等同。
再次，在《手稿》中，通过“对象性活动”原则而不是异化劳动，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性认识的深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而“异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中，人不仅生产着自己的本质，还生产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从事“对象性活动”，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也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孤立的个人无所谓“对象化”，无论是“对象化”或“异化”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事物的出场都不是单一的，都是以“关系”的方式与周围的事物彼此关联。在人身上，这种关系就表现为“社会性”。这种人与对象之间的互相生成、互相决定、互为彼此的“对象性活动”的关系，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理解的重要进步。《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剖析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对象性活动在现实中被“异化”的社会关系，体现在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关系，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的异化关系以及劳动者同其自身类本质之间的异化关系。这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最终归咎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关系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正是在私有制的背景下，自然界成为资本被部分人据为私有，与改造自然的工人相对立，从而“异化”了人本来的社会属性。人通过“对象性活动”改造自然界，并没有使进行劳动的人们彼此联系，而是相互隔绝，“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相对于真正的、社会的对象性关系来说的。马克思认为在人与人真正的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然存在是真正的存在，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在人真正的社会关系中，自然界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是人自身为他人的存在和他人为自身的存在的统一体；只有在真正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才能实现其真正的“对象性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和谐统一。
其次，费尔巴哈的感性现实性割裂了人作为受动与能动存在物的内在统一本质，而“对象性活动”对这种割裂观点进行了纠正。从费尔巴哈“感性活动”原则出发，只能合乎逻辑地得出人是一种肉体的、感性的，受自然制约的存在物。而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看成“对象性活动”的存在，将人不仅理解为感性的，同时将感性理解为现实性，理解为现实的、对象性的活动。现实中，人不仅能够认识自然，在自然的制约中进行生产活动，更能在活动中将自然看成自身对象性的存在物，将自身本质对象给自然，让自然对象化为属人的自然，打上人的印记的自然。人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不是脱离了自然的人的活动，而是在自然中，既改造自身，也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在这种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改造，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自然对人的改造使人必须在自然的条件中进行合规律的创造活动，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使自然在人的参与下成为属人的自然，更符合人的目的的自然。人的存在之所以区别动物正是在于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使自然为人而存在，人的类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被动的维持生存，而是在自然之中参与对自然、对自身能动的改造，在认识自然、认识自己中进而改造自然、改造自身，使整个世界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相互认识、相互改造中不断进化、不断优化，使人与自然处在一个更加和谐的状态之中。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是能动与受动的肉体生存的统一。而反观费尔巴哈理解的人的“类本质”，不过是抽象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是受自然制约的受动存在物，只能在给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被动的维持生存，这种理解不符合现实的人的真实状况，将人抽象化、片面化了。马克思抓住了人“对象性活动”的特征，也就抓住了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
总而言之，以“对象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来理解《手稿》，既能够在哲学的原则高度上看清《手稿》的真实内容，也能解释异化劳动不能解释的概念范畴。因而，在《手稿》中，“对象性活动”比“异化劳动”更具哲学解释力。
二、对象性活动：人的本质的体现
1.3 评价指标 本次研究选择对“急诊科胸痛患者时间管理表”中的首份心电图时间、建立静脉通路时间、肌钙蛋白CTnT(POCT)出结果的时间、口服药服用时间、急诊停留时间、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时间进行分析、比较。
不过，马克思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不代表此时的马克思就彻底摆脱了抽象人本学。正如我们在《手稿》中看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却不能说此时的马克思就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既不赞同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理解《手稿》，也不赞同将《手稿》看成是马克思抽象人本学立场的著作，这样都会抹杀《手稿》中具有马克思思想独创性的地方，同时也模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思想在哲学原则高度上的区别。而站在“对象性活动”的立场，我们既可以解释异化劳动理论和费尔巴哈的立场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可以肯定《手稿》中具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它真实地反映了《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最新进展。
“小说家向我讲这个故事时，没有具体叙述S吸引女人的能力。也许是S善于花言巧语，也许是他精通房中术，后来，我猜测是他的厚脸皮及内心潜伏的巨大激情，使他如鱼得水。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将厚颜无耻跟天真无邪奇妙地混为一体，这轻而易举地拆除了女人因羞耻感形成的藩篱又唤起了母爱及性欲交织的情感。不可否认的是，他具有唐璜行动的激情及卡萨诺瓦呵护女人的细致，这使他像一束强光或一堆篝火，吸引了于夜幕中孤单而寂寞地低飞的女性昆虫，而他的绵绵情意又抚慰了女人无底洞般漆黑幽深的空虚。的确，他对每个女人都付出了全部激情或爱欲，除了婚姻。对于那些女人来说，他是不可抗拒的。”
其次，不仅在文本的继承上我们看到了《手稿》与《提纲》之间概念使用上的联系，在思想的连续性上，《手稿》与《提纲》之间也是一以贯之的，《提纲》并不是思想上的“飞跃”或是“突变”。“对象性”是指“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对象性地存在着，这样的存在是以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方式勾连着——只有真正现实的、感性的人才有真正现实的、感性的世界”[4](p369)。正如科尔纽看到的：一旦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不是抽象的物、物相，而是表现为外在的现实的对象世界的创立时，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开始萌芽了[5](p252)。一旦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原则将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的物质生产劳动不是看成了“异化的劳动”，而是“对象性活动”，将现实的人不是看成了被劳动“异化”了的人，而是被物质生产劳动所塑造的人，“实践”概念就呼之欲出了。以“对象性活动”为考察线索，《手稿》和《提纲》的思想上的连续性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二，东道国制度在发挥中国OFDI经济增长效应时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只有东道国制度质量越过拐点，中国作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活动才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否则，这一相互作用将严重阻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目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有相当比例集中在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若想这部分投资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必须重视东道国制度的作用。
2018年是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90周年。那时艺术院有音乐系，系主任就是李树化。当美术界纪念艺术院成立90周年、纪念首任院长林风眠的大型活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音乐界的活动却显得销声匿迹，冷冷清清。这显得很不正常，也不公平。
再次，费尔巴哈哲学中缺乏能动原则，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了，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则能够完整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将人看成自然的、受动的、感性的、直观的存在，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只是以激情、热情、直观为基础的爱与友谊，人的生产生活只是满足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人的类本质也不过是自觉到肉体生命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费尔巴哈理解的“活动”不过是抽象的、意识的、直观的活动。而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同时理解为“对象性活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以人的劳动生产为基础的，人的本质也就体现在人的劳动生产关系中。人既生产自己，同时也生产他人，既生产自己的需要，也生产别人的需要。物质生产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确证。“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2](p193)，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p192)。马克思认识到，工业化大生产每天都在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结在他的劳动产品之中，他们不仅创造劳动产品体现自身本质，同时也分享和使用他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在他人的劳动产品中确证自身与他人的共同本质。这种确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表现为“异化”，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表现为“对象化”。可以说，《手稿》中马克思的重要突破就是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原则反思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对象性活动与劳动的异化，并进一步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从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单个人的角度揭示了人的本质。这不仅超越了抽象人本学思想，也超越了自身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将《手稿》放在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立场下来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自觉地超越了这一立场，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虽然《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达到历史最高，但是马克思在哲学的高度上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只是马克思自己并未自觉。这种不自觉的超越就体现在“对象性活动”原则上，它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原则，以及从“感性活动”出发而导致对人的抽象类本质的理解。前面已经谈到从“对象性活动”如何理解劳动，而如何理解人的劳动直接关系着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的本质，如何理解人的本质又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实践”，在这条逻辑线索中“对象性活动”就是打通这条道路的桥梁。“对象性活动”原则不仅可以说明马克思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也可以从中看出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
三、对象性活动：《手稿》与《提纲》的接榫
《提纲》作为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与《手稿》的关系历来被人们所关注，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论，最引人注目的争论焦点就是作为新世界观萌芽的是《手稿》还是《提纲》。我们认为《提纲》是《手稿》的延续而非断裂，而这种联系，如果我们将《手稿》的内容用“异化劳动”理论来诠释，或将其划归为抽象人本学的著作便会很难分辨，而如果诉诸“对象性活动”，二者之间的联系便显而易见，我们可以从文本和思想两方面来澄清这个问题。
首先，从文本的联系上看《手稿》与《提纲》的关系，二者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而非断裂。“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提纲》中已经扬弃的概念，而“对象性活动”却是《提纲》中沿用的概念，《提纲》开篇第一条就将“实践”明确理解为“对象性活动”：“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2](p49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而熟悉马克思文本的都知道，“对象性活动”并不是马克思在《提纲》时的首创，而是在《手稿》时期就已经被提及。从《手稿》中关于“对象性活动”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理论内涵不仅关联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继承、对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现实运用、对费尔巴哈“对象性”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同时也预示了《提纲》中“实践”观点的理论内容。而这一联系的暂时遮蔽，部分原因是由翻译造成的。《提纲》第一条的“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在1956年中文第1版的《马恩全集》中被译成“客观性的活动”，而在1986年之后的中文第2版《马恩全集》中已被纠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同时《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与第一条中的“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使用的是同一个德文词，《提纲》第二条如今依然翻译成“客观的 [gegenständliche]”。据吴晓明老师考证，这个词在德文中翻译为“对象性”更为恰当。而在我们看到的《手稿》中文译本中，关于“对象性”一词，并未给出相应的德文原词。这是文本学的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是从这一事实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对象性活动”的思考延续到了《提纲》，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明确为历史唯物主义意义的“实践”概念：“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一个同自己对立的对象。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即作用于客观对象”“主体为对象所规定，反过来又创造对象、设立对象，而中间环节则是对象性活动，即实践”[3](p109)。《提纲》中马克思首次将“实践”明确定义为“对象性活动”。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推进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原则。费尔巴哈认为“感性”首先是人的感觉、情欲，“感性”就是“现实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2](p211)“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2](p210)。感性之现实性必须是现实的实存，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哲学研究应该从现实出发，必须以感性为基础，而要以“感性”为基础，就必须将“感性”理解为“对象性”。马克思不仅将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解为“现实性”、将“现实性”理解为“对象性”，而且还理解为“活动”原则。如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意义上感性现实的主体从直观的抽象形式中抽拔出来，使之深入现实活生生的活动过程中，赋予其社会和历史的意义。在他看来，人就是一种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本质。
“对象性活动”构成了“异化劳动”的前提，同时也涉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这就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
1.人的本质。《提纲》将《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手稿》中马克思的创举在于将“对象化”或“异化”的主体规定为“现实的人”，通过对现实的人的考察，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活动以及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从而将对人的认识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完成了马克思思想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性转变，触碰到了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提纲》中彻底脱去了费尔巴哈的外衣，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才合乎逻辑地呼之欲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1)。
其次，对象性活动更能体现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原则高度和《手稿》的真实内容，体现着此时马克思的真实劳动观。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实现就是对象化，劳动的根本内容也是对象化，这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的共同特性。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结在产品之中，没有对象的劳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象化”必须以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p158)。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在这种活动中生成的，同样，作为活动对象的感性世界也在这种活动中生成，现实主体的生成与对象世界的生成是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最普遍、最典型的产物就是“工业”。马克思把工业看成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活动着的对象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2](p192-193)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的分析中认为工业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类历史和人的本质就是在工业活动的历史和生成中塑造和形成的，但是却以一种“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异化劳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将对象化与异化变成统一过程的条件和中介。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使得劳动者创造出同他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使劳动者在劳动中表现为自身的丧失，也就是对象性的丧失，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关系具体化、现实化，而不再像《德法年鉴》时期那样，只是在国家、道德、宗教等抽象的概念层面上或者只是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上来揭示劳动的“异化”现象和人的“异化”关系。《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揭示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具体说，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手稿》中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来说明劳动的异化，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原则区分了劳动与劳动的异化，并以此来说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都要归功于“对象性活动”原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是仅仅靠“异化劳动”的概念范畴所达不到的。
2.实践概念。《手稿》中虽也使用“实践”的提法，但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独特内涵的、打着马克思烙印的核心概念出现的，直到《提纲》才明确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是对象性活动，而对象性活动就是实践[2](p499)。“对象性活动”作为一种原则，是以一种幽灵般的方式存在于《手稿》之中，马克思以其为反思原则，在关于人的本质、劳动、社会关系等的认识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手稿》到《提纲》，从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到将感性的人的活动，也就是对象性活动看成社会生活的本质，并从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看待人类社会，马克思逐步将“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认识来源于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p501)。社会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由人创造的，也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除了物质生产这个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外，人们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科学艺术等创造活动等各种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费尔巴哈所不能理解的“世俗基础”，即现实的人类社会。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依靠理论的抽象，而是要在“实践中受到革命的改造”。马克思在《手稿》中隐约意识到了“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2](p192)。不过，马克思《手稿》提到的“实践”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直到《提纲》他才明确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2](p501)这里的“实践”才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充当解释原则的“实践”概念，这里的“实践”就是《提纲》第一条指出的要将事物、现实、感性当成人的对象性活动，从主体的方面来理解。《提纲》进一步解决了《手稿》未能回答的问题，它通过对“对象性活动”的反思给出了扬弃“异化劳动”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路径，即通过“革命的实践”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3.“改变世界”。《提纲》中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502)中也包含着“对象性活动”原则的秘密。哲学家们之所以只能解释世界，原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对象始终只是“理论”上的抽象“对象”，只是抽象的“世界”，而不是以现实的存在和现状为对象，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世界”。理论上的“对象”如果与现实无涉，那么对现实也毫无理解力，更无法撼动现实的矛盾根源。正像黑格尔在理念世界即便描绘了一整张的蓝图，它的绝对精神也无法拯救哪怕一个过劳死的工人；正像费尔巴哈将批判的“对象”投射给上帝，忘记“对象”世俗基础的他无法在现实中、在实践中使之革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革命的对象。所以，他们再犀利、再有启发的批判不过只是理论的批判，只能解释理论中构造的世界、在理论中自圆其说，即便绝对正确，在现实中并没有与其理论相对应的现实世界与其对应、供其改造、实现其理论的最终目标，从而沦为空谈。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对这种认识论路径的超越，开启了生存论之路向，即超出为概念、逻辑和反思所统治的世界，而退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以退步的方式实现了哲学层面上的进步。
2）在桃小越冬幼虫出土前，结合春季追肥在树冠垂直投影下覆盖地膜，不但可以代替地面施药，还可减少树上喷药次数，同时起到保温增湿作用。果实套袋也可避免害虫蛀果。
而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世界观。改变世界观，就是用“对象性活动”终结以往全部的形而上学，从生存论、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对象性活动”，理解实践，从而理解世界。马克思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用知性把握的现成对象，也不是“存在者”本身，而是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反映人的实践本性的对象世界。“世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构成的生活世界。实践是一种赋予世界以生命意义的生命活动，它是构成了整个有生气、有活力、有意义的世界的最终根据和奥秘所在。因而，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马克思所实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路径的转换，而是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实践”的原则上对整个世界的重新解释，也是对哲学的全新理解。哲学不仅是理论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思维转换”的意义上，我们称马克思完成了哲学史上具有实践转向意义的哲学革命。
经此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实践观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只在《提纲》中才“天才”闪现和“奇迹”般出现的，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具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个连续性体现在此前《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之中。从“对象性活动”出发来理解《手稿》，我们能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思维方式的微妙转变，具体体现为解释原则的初步转换。在对“对象性活动”的反思中，马克思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超越了此前的自己，初步形成了具有马克思鲜明特色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在《提纲》中被进一步明确和确认。只有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出发，我们才能弥合被“异化劳动”的理解模式所分裂的“两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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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5.00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5-0031-07
作者简介：肖宁（1990—），女，江西吉安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