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与合作：传统解释与桑塔费学派的观点
汤灿晴
（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 缺乏声誉的单次合作何以可能？研究者们一直在尝试用各种理论来破解这一谜团。作为其中的一种理论解释，利他主义一直被视为单次合作得以达成的关键。但是，传统的基于利他假设的群体选择理论、亲缘选择理论、互惠利他理论以及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无法解释单次的和陌生人的合作。桑塔费学派提出了强互惠理论，对利他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人们只会采取有条件的利他行为，且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对等条件；进一步，他们认为，狭隘主义是利他主义得以演进的关键。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人类“合作何以可能”的理解。
关键词： 利他主义；合作行为；桑塔费学派；强互惠
一、引 言
“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虽然最早是由齐美尔直接提出，但很早就引起了各学科重要思想家的注意和探索。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的“利维坦”理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在霍布斯看来，强权政府机构（即利维坦）是人类合作的前提条件。而卢梭的理论则认为，自由人互动交往达成“社会契约”，才维持了人类社会或社群间的合作。表面上看，霍布斯和卢梭的理论不同，但就合作如何达成这一点，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只有在某种外在强制力量和社会安排下，个体之间的合作才是可能的。这并没有解决利己的个人如何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作这一难题，即人们如何克服“囚徒困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一针见血，将霍布斯和卢梭的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如何解释世界上复杂多样的合作现象，理论界仍然在进行艰难的探索。作为这一难题的解释路径之一的利他主义，一直以来被看作人类合作得以达成的关键。
利他主义（altruism）由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包含两种含义：第一，利他者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第二，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去提高他人的生存机会［2］。两种含义分别侧重于伦理系统和科学界。本文采用利他主义的第二种含义。关于合作，本文采用Bowles和Gintis的定义：“个体耗费个人成本参加联合活动，其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引起的费用。”［3］因此，在本文中，利他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等价性。随着国外利他主义研究的不断进展，国内亦有学者对利他主义进行了介绍与研究。比如，杨春学将利他视为效用函数的一种“偏好”，将利他行为视为“合作行为”，对利他主义进行建模，从生物遗传、文化继承和社会互动中分析了利他主义的生存机制，并探讨了利他主义和效率的相关问题［4］；叶航等则在进化稳定均衡（ESS）概念基础上，通过一个演化模型，对利他行为的进化优势做了深入分析，并讨论了合作剩余如何导致利他偏好内生化［5］。黄少安等从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两个方面综合评述了利他主义研究的发展过程，但对以桑塔费（Santa Fe）学派提出的强互惠理论的介绍较为简略［6］；他们也从基本方法论、思维原理和技术方法3个层次对利他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7］。本文则着重从合作这一角度研究利他主义的研究，凸显其发展脉络，并特别介绍桑塔费学派关于利他主义研究的新进展。
二、利他主义的传统解释
对合作的解释，传统理论主要有群体选择理论、亲缘选择理论、互惠利他理论，以及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其中，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间接互惠理论；二是有成本的信号理论。
（一）群体选择理论
从进化论的视角看，利他主义的存在是一个谜团。因为按照自然选择理论，动物们都将以增进自己生存和繁衍几率为行为原则，没有利他主义行为存在的空间。但人们发现，利他主义行为在动物王国中，特别是在具有复杂社会结构的种群中较为普遍，如共享血液的吸血蝙蝠、在危险来临时不惜暴露自己而发出警报的非洲小猴。在社会化的昆虫种群（蚁群、蜂群）中，利他行为更为深入。如何解释这些普遍存在的利他现象呢？达尔文曾首先提出一种看法：“道德水准较高，多数人奉行道德规范的部落，绝对比其他部落更为有利。无疑，一个部落若有许多热爱群体、忠于群体、服从群体，既勇敢又体恤他人，随时准备互相支援并为共同利益自我牺牲的人，必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便是天择。”［8］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生物学家爱德华兹提出的群体选择理论。群体选择理论得到了劳伦兹、埃利森、威尔逊等一批重要的生物学家的支持。该理论最基本的思想是，遗传进化既在生物个体层次上发生，也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若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则该行为特征就可以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到保存和进化。按照这种思想推论，如果面临种群竞争，或者面临巨大灾变时，利他主义者较多的群体将比完全由利己者构成的群体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从而，群体的胜利将导致利他行为的扩散和成功演化。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00）， 洙赵新河堤防级别为2级，两岸总堤防长度185.61 km（左岸92.85 km、右岸92.76 km），需要进行加高培厚。5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最大洪峰流量2 180 m3/s，5年一遇除涝标准设计最大排涝流量851 m3/s。海头闸以上无堤防河段，采取挖河槽不筑堤的设计实施。保持原堤距不变，堤顶超高采用2.0 m，堤顶宽度采用7.0 m，堤坡采用 1∶3。
这些致力于研究人类合作的演化基础的行为实验表明，愿意实施有成本的惩罚（甚至在单次博弈中），可能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也是理解我们社会的关键因素。但这些实验的绝大多数被试都仅限于现代社会的学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具有确定性。Henrich等使用来自15个不同的社会背景的人群，进行有关利他惩罚的实验，结果表明，当不平等的程度增加时，所有的人群都显示出实施惩罚的意向，但惩罚的程度在不同的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差别［34］。同时，在所有的人群中，有成本的惩罚与利他行为是正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与人类的利他主义的基因－文化共同演化模型是一致的，进一步明确了人类合作理论的发展方向。
（二）亲缘选择理论
其实，无论互惠利他理论，抑或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都不过是信息传递机制，都试图通过某些信息披露来显示个体固有的策略态度和行为倾向，而对手观察到个体的信息后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达成合作的行为。直接互惠利他理论和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信息是直接传递的，后者的信息是（通过声誉系统）间接传递的。但两者本质上又是相同的，都是在（不合作的）短期利益和（合作的）长期利益之间权衡取舍的问题。因此，它们都不能对单次匿名博弈中的合作做出解释。
与人们的惯常思维不同，亲缘选择并不一定要求动物一定能够识别出自己的亲属，更不用说基因相似程度了。其替代的方案是使用一个近似的基因识别方法，例如，给定基因相似者集中居住，那么，表现出利他行为的个体，其利他行为的接受者很可能是他的亲族。亲缘选择也被视为基因层次上的演化理论的胜利，个体只不过是承载基因的器具，基因池的成功演进才是演进成功的标准。
社会规范和与之相联系的利他主义行为对人类合作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至关重要，并且它们影响家庭生活、政治和经济行为。Bernhard发现利他规范的服从和执行常常出现于族群内部的冲突中，他由此猜测它们很可能由乡土观念（即偏爱自己种群、族群和语言群体的成员）形成［37］。为了证实这一点。Bernhard设计了一个由巴比亚新几内亚本土族群参与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允许“公正的”第三方来惩罚违规者。实验结果与狭隘主义的预测是一致的：惩罚者将会对自己族群的违背规则的受害者采取过度保护，而对自己族群的违规者施以较轻的惩罚。结果，当违规者与惩罚者属于同一族群时，违规的行为将会更多地发生。这个结果无论是从基于种群选择的多层次选择理论，还是从个体选择理论来看，都是一个谜团。这也预示着直接检验模型中源自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互动的必要性。
（三）互惠利他理论
由于亲缘选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无法解释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Trivers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又叫直接互惠理论）来解释无关个体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12］。Trivers的基本观点很直接：如果利他行为有预期的未来收益，只要帮助他人的成本会小于未来的可能收益，那么就有可能促使个体去帮助他人，这也保证了这种行为在自然选择下可以成功演进。互惠利他的本质就是帮助那些以后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因此，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至关重要。
但是，强互惠作为人类社会中合作的解释存在着一个问题：现存的模型认为非亲缘个体间的合作仅在小规模群体中是演化稳定的，用这些模型来分析强互惠的演化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的非亲缘群体中人们将不会自己负担成本来惩罚他人。Boyd认为，利他惩罚和利他合作之间具有重要的非对称性，从而可以使利他惩罚在单次匿名博弈中得到演进［32］。这个过程将使利他惩罚和利他合作在大规模的群体中仍然保持一定的比例。
（四）基于声誉考虑的理论
在一些非重复的单次博弈（one-shot game）情形中，或者博弈的参与人并不固定的情形中，利他行为都无法视为重复博弈的结果，也不能由亲缘利他或直接的互惠利他来解释。为了解开非重复博弈中的合作难题，生物学家Alexander提出了间接互惠理论［20］。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中存在第三方力量对具有利他行为声誉的个体进行奖励，而个体也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声誉来获得他人的奖励。因此，间接互惠在本质上是每个个体在群体中持续地得到评估和再评估，这种评估已不局限于直接互惠利他理论中两个直接交往的个体。Nowak等曾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刻画这种（间接）评估，模型中每个个体均有一个可以遗传的策略；同时还有一个别人给予的印象分，该印象分不可遗传［21］。他们证明，在一个不重叠的演化模型中，如果每一代个体之间的交往足够频繁，则印象分就会成为一个合作声誉的信号，利他合作机制可以基于这种印象分而得以建立。Wedekind等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实验检验，结果支持了声誉机制对人类合作至关重要的看法［22］。
2394 在等边三角形ABC中，D为边BC的中点，P为线段BD上异于端点的一点，延长线段AP交该三角形的外接圆于点Q，延长线段QD交AQ的垂直平分线MN于点M,证明：
您看，是不人的第六感有时还是很准的，我昨天有难，蒋利学也在煎熬之中；我今天感觉良好，蒋利学亦精神舒畅。
虽然间接互惠可以解释很多利他行为，但也并非没有缺陷。首先，如果存在评价的失误，间接互惠就无法基于印象分得到演进［23］。其次，如果个体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群体，间接互惠也很难得到演进。换言之，间接互惠要求个体生活在封闭的群体之中。如果存在不同的群体，可以彼此混合，那么合作的比率就会急剧下降，直至为零［24］。第三，印象分代表良好声誉，但什么叫“良好的声誉”，这个在现实中可能比较难以定义。
基于声誉考虑的利他行为理论还有一个分支，即有成本的信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某些人具有良好品质而某些人没有，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具有良好品质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并取得生存优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具有良好品质的人需要通过某些利他行为传递自身品质的信号，尽管这些信号代价不菲，但却建立了声誉资本，使得具有良好品质的人能够获得长期利益。这个理论似乎是说：老实人在短期吃亏，但长期受益。不过，这暗含如下假设：老实人（具有良好品质的个体）应当具有相对更低的边际信号成本。因为这样，不具有良好品质的个体才不能模仿良好品质的个体。另外，信号收益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信号收益，不合作就是占优的策略［25］。
成本的信号理论一定程度上也可解释大群体中的合作，但是和间接互惠一样存在理论的缺陷。最典型的缺点就是现实中高品质的个体可以采取的信号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用代价不菲的利他行为来作为信号［26］。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多重均衡，在某些均衡中是以利他行为为信号，在另一些均衡中则以其他的并非利他的行为作为信号。因此，如果不附加其他的机制，单靠有成本的信号也很难对利他合作进行合理解释。
由于群体选择理论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利他主义，Hamilton于1964年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11］。该理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很快在社会行为演化理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亲缘选择理论基本思想是，利他者只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由于受助者携带有与利他者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当满足Hamilton法则时，从基因的层面来看，利他者的适应性并不会因为做出了利他行为而降低。这样，利他主义就可以经过亲缘选择得以演进。所以亲缘选择理论的基础在于基因的内在适应度，而不是体适应度。亲缘选择理论意味着，生物体对自己的亲缘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而亲缘关系越近，利他程度也就越高。
三、强互惠——利他主义的新解释
传统对合作的解释主要基于亲缘选择、互惠利他等理论，这些理论对人类和非人类种群都适用。桑塔费学派的Bowles等人认为，人类的合作部分地基于人类比较独特的能力，至少在演进上是较高阶段的能力，传统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27］。他们试图寻求一种单单对人类合作有效的解释，于是提出了强互惠的概念。他们把强互惠（又称利他惩罚）定义为个体倾向于先于与他人合作，在遭遇背叛后，他们甚至采取自己付出也得不到补偿的代价来惩罚背叛者的行为倾向。强互惠者一方面会采取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另一方面也会采取有条件的利他惩罚，这种行为会令其个人承担代价，但是却会给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带来好处。在术语上，之所以称“强”互惠，也是为了和其他的“弱”互惠（如互惠利他、基于声誉考虑等）有所区别。实验经济学家Fehr曾将个体强互惠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实验发现，当利他惩罚成为可能时，合作就会兴起，没有利他惩罚时，合作很快就会破裂［28］。这显示了对背叛者的利他惩罚是合作得以达成的关键。他据此建议，在研究人类合作的演化时，应该关注对利他惩罚（强互惠）的解释。
对文件档案规范加以完善是提升文件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最为主要的方式之一。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可以从完善文件档案细则、健全档案人员交接工作制度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完善，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规则能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效率获得有效提升，让文件档案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有序，最大限度降低人力、物力的投入，使工作时间变得更加有效。健全的档案人员交接工作能降低文件档案出现丢失、损坏等问题的可能性，避免给今后的工作造成不便。完善文件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能使文件档案工作管理向着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了人类社会中强互惠偏好的存在，如最后通牒博弈、公共品博弈、独裁者博弈等。甚至在第三方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合作与强互惠动机，Fehr在一系列实验中检验了第三方裁决的特征和强度［29］，他发现几乎三分之二的第三方确实惩罚了分配规则的违背者，且惩罚强度随着违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样的结果表明强互惠已经扩展到了不受违规影响的第三方。
但是原有的亲缘选择理论、互惠利他理论、昂贵信号和间接互惠理论都不能为强互惠的演进提供合适的解释。他们所提供的解释的困境在于：若将强互惠理性化，就不得不将它看作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这又与实证中强互惠具有适应性特征的事实相悖。Fehr认为需要另外的演化理论来解释强互惠［30］。对于这一难题，Gintis认为，如果存在群体选择，在一定的条件下，互惠利他主义中就可以产生强互惠性［31］。他利用实验模拟人类早期演进的特征发现，一小部分的强互惠者会侵入到由自私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并且可以稳定地演进。
同时，人们开始从微观上研究强互惠。Fehr开始注意强互惠发生的生物机理。在回顾了关于利他惩罚、利他合作和一些将行为博弈理论与神经成像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大脑成像研究文献后发现，人们的合作和强互惠倾向是与神经回路相关的，这表明进化使得人们拥有使利他行为具有心理回报的机制［28］。为了进一步探究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De Quervain等设计了一个有关惩罚背叛者的经济交易实验，他们使用正电子发射X线断层扫描技术（PET）检验惩罚者的大脑反应，发现实施有效的惩罚激活了实施主体的大脑的背纹体，这表明有意的惩罚行为很可能受到了来自大脑的某种激励或奖赏。而且研究表明，那些背纹体激活能力更强，被试在惩罚背叛者方面也愿意承担更高的代价［33］。上述发现支持了如下假说：人们会从惩罚违规者中得到精神快乐。因为，背纹体的激活反映的就是利他惩罚者可以从惩罚过程中获得精神满足。
Trivers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成了无亲缘关系个体之间合作演进的标准解释。在Axelrod等用一个演化博弈模型［13］将 Trivers的理论模型化后，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文献（例如 Sugden［14］、Boyd等［15］，Boyd等［16］，Nowak等［17］，Boerlijst等［18］）。很多行为科学家相信互惠利他理论足以解释人类合作何以可能这一谜团，经济学家则特别偏好这一理论，因为互惠利他理论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的，这与主流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一致。互惠利他理论确实可以解释动物世界中非亲缘个体间大部分的合作行为。然而，这个理论需要个体的多次互动，并且要能识别出上一阶段互动的个体。这种演进机制更有可能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发生。在大规模群体中，这种机制很难适用。早有文献证明，重复的N人囚徒困境博弈中，即便参与人再度相逢的概率足够高，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很难仅仅依靠针锋相对、互惠利他之类的策略来维持［19］。当然，互惠利他理论也无法解释非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行为。
急性胃穿孔是普外科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急腹症,且该病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该病症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所以临床上也应对其治疗加以关注和重视,急性胃穿孔临床治疗中主要采用胃大部切除术和单纯穿孔缝合术[1]。
Bowles等的计算机仿真模型进一步支持了强互惠性的演化［27］。模型环境设定为更新世晚期的狩猎和采集社会，运行大约500代后，整个人群中强互惠者、自私者、合作者的人口比例就趋于稳定，分别为37.2%、38.2%、24.6%，平均卸责率（不合作的比率）为11.1%。随后，Sánchez等进行了更深入的计算机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即便群体在初始时全部为自私者，只要存在突变概率导致强互惠者以某种概率变异出来，由于强互惠者具有利他惩罚倾向和能力，就会降低利己者的适存性（fitness），从而提升合作者和强互惠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强互惠者就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演化过程中生存下来［27］。
后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的建立者R.A.Fisher，J.B.S.Haldane和S.Wright虽然承认群体选择原则上可以解释利他主义的演化，但是他们质疑这种演化机制的重要性。很多20世纪中期的生态学家和一些行为科学家，特别是Konrad Lorenz，常常假设自然选择将产生有利于整个群体的结果，却忽视了个体选择水平不一定能保证利他主义者在群体中占多数这样的情形出现。这种不严谨的“群体收益”的说法在60年代遭到了以Williams为首的生物学家的挑战。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Williams声称自然选择仅作用于个体层面，并认为这是最忠实于达尔文的进化思想［9］。生物学界紧跟Williams的脚步对群体选择理论进行研究，最终使得个体选择理论成为主流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群体选择理论日渐衰落，主要的原因在于该理论存在道金斯所提出的“内部颠覆”问题［10］，这被视为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在道金斯看来，利他行为可能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便一个群体在最初并无自私者，全部都是利他者，也无法抵抗一个自私个体的侵入。哪怕只产生一个自私者，也足以令利他行为的模式崩溃。因为自私者比利他者有更高的适应性，即使在很短的代际遗传中，利他者也将会被淘汰。换言之，群体选择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它无法解释，那些采取利他行为的个体虽然给群体带来了好处，但却是以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为代价的，那么相对于利己者，利他者如何能保持相对的遗传优势，从而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得以进化［5］。
Price对这些跨文化的实验不以为然，同时质疑从种群选择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合作演进的研究方法［35］。在实验方面，他认为甚至在一个博弈环境中看似个体层次上的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人们在其历代生活的环境中仍然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因为实验博弈的环境不能模拟出人们合作性交往的历代所生存的环境。在理论方面，他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群体选择来解释人类合作，因为很多简单的个体水平的选择理论已足以解释这些合作现象。对于将强互惠作为匿名单次交往中的合作行为的一种解释的必要性，Lehmann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在对强互惠的演进进行分析后认为，要解决单次匿名交往中的合作之谜，并不需要建立促使强互惠出现的新的模型，而是要理解实验博弈参与者行为的解释框架［36］。例如：实验中的个体不可能表现出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因为他们不会将匿名单次交往的实验环境与更近似于演进环境的匿名多次博弈（合作是最佳选择）相混淆。按照这种解释，强互惠的“基因群体选择”和“文化群体选择”都不能用来解释匿名单次交往中的合作，因为这将意味着实验个体错误地理解了实验内容，以一种适应于非随机交往的行为方式（或者基因或者文化的）来行事。
从这些学者的质疑中可以看出，强互惠理论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其作为一种对人类合作的新解释，相对于传统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认识和阐释更为深刻。毫无疑问的是，它将合作之谜的解释，大大推进了一步。
四、狭隘主义——利他主义得以演进的关键
实际上利他主义得以演进的关键之处在于施助者和受助者类型的相似性，而非基因相关性。单次囚徒困境博弈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施助者与受助者类型的相似性是利他主义成功演进的关键，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利他主义成功演进的关键之处在于利他者有足够大的可能性得到一个同类型的博弈伙伴。而这种相似性的提高，是否是由于寻找有亲缘关系的博弈伙伴，或者是利他者可能有能力识别出其他的利他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对利他主义演进的动态过程是无差异的。
利他主义与狭隘主义（对不属于自己族群、群体的个体持有敌意）在人类中非常普遍。Choi将二者的交集称之为“狭隘的利他主义”［38］，从进化的视角看，利他或者狭隘主义行为相对于没有这些行为倾向的个体来说都降低了自身的适应性，但奇怪的是，它们都得到了成功的演进。Choi认为，狭隘主义增加了群体之间的冲突，而利他主义则能使群体在冲突中获益的几率大大增加，从而二者的结合在群体水平上得以演进。他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和基于个体的模拟显示，在与后洪积世和前全新世类似条件下，狭隘主义和利他主义都具有演化劣势，但通过提升群体间的冲突，它们可以联合起来演进。
Bowles认为利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袭击和埋伏任务分配的矛盾，而狭隘性则增加了对群体外的人的敌意［39］。狭隘性（乡土观念）会抑制一个人进行较远的交易、政治联盟和在逆境时获取帮助，故在进化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获胜的群体可以获得领土、更多的繁衍机会和政治文化上的影响，这都足以弥补孤立的利他性和狭隘性的选择性劣势。
曾浩根据行业内未登录词特点制定扩展规则，再将经过扩展的复合词进行词频、互信息和邻接熵等统计特征判别。判别为未登录词再继续进行相应的扩展和识别[5]。朱峰提出一种改进的知识图谱语义预测模型。
益智仁挥发油对东莨菪碱致小鼠学习记忆障碍的改善作用研究 …………………………………………… 马俊俏等（22）：3074
他们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设计了仿真实验，让各类成员进行上千代的互动演化。这些成员包括宽容的、狭隘的、利他的、自私的；模型的环境设定在后更新世和前全新世的狩猎－采集社会。结果发现，具有狭隘利他倾向的群体最有可能在冲突中获得胜利。气候上和考古上的证据也支持了狭隘的利他主义的演化，大概在126 000到10 000年前，气候的不稳定加剧了资源的稀缺，使得人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和经常与其他部落接触，在这个时期，群体间的冲突就会更加剧烈。
当晚，凉风轻拂，新月如钩，繁星如潮。两人来到山岗前，乔十二郎叫罗香捂上耳朵稍稍走开，点燃第一个花盒子。
达尔文期望群体间的冲突能解释利他主义的演进，他曾预言，拥有更多利他者的群体将会蔓延和战胜其他群体，故而“这种社会和道德品质就会慢慢扩散到整个世界”。但是，他忽略了这种品质也包括对外人的敌意。
五、并非结束语
“社会何以可能”一直以来困扰着社会科学家，激励着学者不断提出各种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利他主义作为这种理论中的一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总结了对利他行为的各种解释，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解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每一种理论，都可以较为成功地解释某一利他行为，多种理论放在一起，就构成了解释利他行为的完整画面。此外，对利他主义和合作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狭隘假设，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些看似非经济学的论题，如利他、亲社会偏好、行为偏误（behavioral bias）等，现在也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来说，基于行为科学的分析结果与现实更吻合。行为和演化范式的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重要研究成果。主流经济学在考虑人类的合作时忽视了这些重要方面，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参考文献：
［1］ OLSON M.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 董志强.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 BOWLES S，GINTIS H.The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R］.Genet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2003：429－443.
［4］ 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J］.经济研究，2001（4）：82－90.
［5］ 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84－94.
［6］ 黄少安，韦倩.利他经济学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4）：98－102.
［7］ 黄少安，韦倩.利他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J］.学术月刊，2008（7）：75－81.
［8］ DARWIN C.The origin of species：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M］.Boston：Kennebec Large Print，2010.
［9］ WILLIAMSG C.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10］RICHARD D.The selfish gene［M］.Morrisville NC：Lulu Press，Inc，2016.
［11］HAMILTON W D.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behavior［J］.American naturalist，1963，97（5）：354－356.
［12］TRIVERSR L.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71，46（1）：35－57.
［13］AXELROD R，HAMILTON W 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Science，1981，211（4489）：1390－1396.
［14］SUGDEN R.The economics of rights，co-operation and welfare［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
［15］BOYD R，LORBERBAUM JP.No pure strategy is evolutionarily stable in the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J］.Nature，1987，327（6117）：58－59.
［16］BOYD R，RICHERSON P J.The 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J］.Social Networks，1989，11（3）：213－236.
［17］NOWAK M，SIGMUND K.A strategy of win-stay，lose-shift that outperforms tit-for-tat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J］.Nature，1993，364（6432）：56－58.
［18］BOERLIJST M C，NOWARK M A，SIGMUND K.Equal pay for all prisoners［J］.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1997，104（4）：303－305.
［19］RICHERSON P J，BOYD R.The evolution of human ultrasociality［C］／／Indoctrinability，ideology，and warfare：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1998：71－95.
［20］ALEXANDER R D.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M］.London：Routledge，2017.
［21］NOWAK M A，SIGMUND 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 by image scoring［J］.Nature，1998，393（6685）：573.
［22］WEDEKIND C，MILINSKI M.Cooperation through image scoring in humans［J］.Science，2000，288（5467）：850－851.
［23］PANCHANATHAN K，BOYD R.A tale of two defectors：the importance of standing for 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3，224（1）：115－126.
［24］LEIMAR O，HAMMERSTEIN P.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through indirect reciprocity［J］.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2001，268（1468）：745－753.
［25］GINTISH，SMITH E A，BOWLESS.Costly signaling and cooperation［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1，213（1）：103－119.
［26］FEHR E，FISCHBACHER U.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J］.Nature，2003，425（6960）：785－791.
［27］BOWLESS，GINTISH.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J］.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2004，65（1）：17－28.
［28］FEHRE，G CHTER S.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J］.Nature，2002，415（6868）：137－140.
［29］FEHR E，FISCHBACHER U.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social norms［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4，25（2）：63－87.
［30］FEHR E，ROCKENBACH B.Human altruism：economic，neural，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J］.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2004，14（6）：784－790.
［31］GINTISH.Game theory evolving：A problem-centered introduction to modeling strategic behavio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2］BOYD R，GINTISH，BOWLESS.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3，100（6）：3531－3535.
［33］DE QUERVAIN D，FISCHBACKER U，TREYER V，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J］.Science，2004，305（5688）：1254－1258.
［34］HENRICH J，MCELREATH R，BARR A，et al.Costly punishment across human societies［J］.Science，2006，312（5781）：1767－1770.
［35］PRICE M E.The resurrection of group selection as a theory of human cooperation［J］.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08，21（2）：228－240.
［36］LEHMANN L，ROUSSET F，ROZE D，KELLER L.Strong reciprocity or strong ferocity？A population genetic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J］.The American Naturalist，2007，170（1）：21－36.
［37］BERNHARD H，FISCHBACHER U，FEHR E.Parochial altruism in humans［J］.Nature，2006，442（7105）：912－915.
［38］CHOI J K，BOWLESS.The coevolution of parochial altruism and war［J］.Science，2007，318（5850）：636－675.
［39］BOWLESS.Being human：Conflict：Altruism's midwife［J］.Nature，2008，456（7220）：326－327.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Traditional explanation and views from SFI economists
TANG Canqing
（School of Economic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 How is one-shot cooperation possible when reputation is absent？Various theories were proposed for solving this mystery.A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altruism has always been seen as the key to oneshot cooperation.However，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such as group selection，kin selection，reciprocal altruism，and reputation theory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and cannot explai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one-shot game with strangers.The Santa Fe School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strong reciprocity and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ltruism：people only adopt conditional altruistic behavior，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is the equivalence condition；further，they believe that narrow favoritism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Studies above have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Cooperation be Possible”.
Key words： altruism；cooperative behavior；Santa Fe School；strong reciprocity
中图分类号： F091；F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19）03－0046－08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9.03.007
本文引用格式： 汤灿晴.利他与合作：传统解释与桑塔费学派的观点［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3）：46－53.
Citation format： TANGCanqing.Altruism and cooperation：Traditional explanation and views from SFIeconomist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9（3）：46－53.
收稿日期： 2018－05－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劳动收入份额对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14YJC790109）
作者简介： 汤灿晴，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劳动经济、经济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魏艳君）
标签：利他主义论文; 合作行为论文; 桑塔费学派论文; 强互惠论文; 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