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殖民地长达14年之久。此间，东北工人阶级同各阶层人民一样，从未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日伪统治的日益严酷和疯狂镇压，加之党对工人运动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使东北工人抗日运动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抗日运动兴起与在挫折中前进（1931年9月至1937年6月）、新高涨与转入低潮（1937年7月至1941年11月）、坚持斗争和迎接最后胜利（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几个发展阶段。本文仅对1931年至1937年的东北工人抗日斗争概貌及其特点，加以初步研究和记述。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其阴谋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向我国沈阳驻军发起进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沈阳，并向东北其它城市进犯。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侵占东北三省全境。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则于9月20日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接着，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都相继作出决议，号召东北人民组织反日运动，武装起来，发动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或领导下，东北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自发或自觉地展开同日本入侵者的顽强斗争。在这迅速兴起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洪流中，东北工人阶级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此期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主要为：（一）东北各城市工人反对日军占领的示威与罢工斗争。如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该市工人自动停工、罢工，学生和商人也自动停课、停市，以示反抗。其中以沈阳兵工厂工人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工人们拒绝为侵略者生产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共有3万余名工人离开工厂，不少人直接参加了辽西义勇军。又如“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哈尔滨，全市工人、学生、市民无比愤慨，从9月21日起，市内街头每天都有集会和讲演，散发反日传单。9月26日（中秋节）夜晚，在中共北满地委、哈尔滨总工会及反日会的组织领导下，工人、学生和反日群众在道外正阳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大示威，并与亲日派军阀张景惠的武装军警发生冲突。1932年2月5日，日军侵占哈尔滨，全市电车工人罢工一天抗议日军入侵。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出笼，举行溥仪就任“执政”仪式。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三十六棚工人和电车工人以及爱国学生，于一夜之间，把日伪当局的“庆祝”标语和宣传设施破坏掉，到处贴满了反日标语。4月29日夜里，工人柴好、杨兆顺和地下党员张敬山在哈尔滨车站前的伪建国纪念碑上，用油墨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轰动了全市，甚使日本侵略者惊恐。
（二）东北铁路工人破坏敌军运输和支援抗战。还在日本侵略军于9月23日侵占长春后，曾企图进攻哈尔滨。长春站的铁路工人立即把近300节车辆转移他处，致使“关东军对于迅速出兵有顾虑”而无法向北进犯①。后来，日军绕开中东路，改沿四洮、洮昂铁路北犯黑龙江省。11月，黑龙江省广大爱国官兵在马占山和谢柯的指挥下，在嫩江桥一带英勇阻击进犯的日伪军，此即著名的江桥抗战。洮昂、洮索、中东铁路工人等积极支援和配合了江桥抗战。战前，为了配合我军布防和阻敌运输，洮昂铁路工人巧妙地将全线车辆陆续向昂昂溪调动。同时，洮索、洮昂、中东各铁路工人都按时将大批军用物资与弹药运至江桥战场。如驻洮索铁路沿线的东北屯垦军一部奉命北上赴江桥前线抗敌时，为避免日军轰炸而取公路轻装北上，大批辎重弹药用大车运往洮索路洮安北站（今白城青山工区）集中后，待经由洮昂路运往江桥。洮索铁路工程局长张元斋到车站指挥抢运；张德普等数十名铁路工人不惧敌机轰炸，连夜把军火等装上棚车后运到洮安南站，再由洮昂铁路工人继续负责安全和及时地运送到嫩江桥前线②。江桥抗战爆发后，黑龙江省各界自动组成“援马抗日团”，慰问和支援前方抗日将士。齐齐哈尔地区的“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③江桥抗战历时半月余，最后虽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归于失败，但却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东北铁路工人在配合江桥抗战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三省邮务工人为反抗日伪劫收东北邮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东北的金融、铁路交通、通讯、海关、工矿等经济命脉，均陆续被日本侵略者攫取或吞并。到1932年3月，唯一仅存的中国机构便是邮局；中国邮旗依然在邮局建筑物上迎风飘扬。东北邮务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艰苦支撑着局面，使信函、汇兑、包裹等各项业务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出笼后，立即着手劫夺这东北的最后一个中国机关。我邮务员工为反抗日伪强行接管东北邮政，自3月26日起陆续在各地举行罢工。4月5日以东三省全体邮务员工名义，向全国邮政同仁及社会团体发出火急通电，电文中说：“念切国民矢忠之天职，羞为傀儡政府之官吏，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图瓦全”。一旦日伪当局“强制接收”，全体员工即行退出，并“通告停止东三省一切邮务，以为封锁之计。”之后鉴于敌伪对东北邮政员工的压迫和残害日甚，经中国邮政总局同意，拟就了东北邮区员工全部撤退进关的计划。日本人发觉后，开始拘捕邮政高级职员和监视员工行动，加以阻挠和破坏。我东北邮政当局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决定由中华邮政、伪满邮政和日本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小组，让每个邮政员工在这个小组面前表明是否愿意撤退。结果，所有员工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伪满邮政的。当最后一名邮政员工签完自愿撤退文书之后，日军代表感叹地说：“要是中国官吏都象邮政局一样，我们将不能在此地立足了”。④在随后进行的撤退中，许多邮政员工历尽艰险，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先后共有2500余名员工到达关内指定地点报到。这次东北邮政员工大撤退对日伪统治打击甚大。虽然从日本调来了部分人员顶替工作，但仍不敷所需，到1932年末，东北不少地方的邮政仍然不能正常开业。
（二）
东北工人抗日运动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遭遇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日伪逐步加强了政治、军事统治和镇压；另一方面，是与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分不开的。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立即着手拼凑各级傀儡政权，并很快建立起伪满警察机构，以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1932年3月1日，伪民政部设立了警务司，由法西斯分子甘粕正彦任司长。接着，在长春设立伪首都警察厅，各伪省则设警务厅，县设警务局，下设警察署以及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作为日伪法西斯统治的有力工具。同时，随着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各种法西斯法律相继出笼。如1932年9月10日公布的所谓《暂行惩治盗匪法》和《暂行惩治叛徒法》，都是针对反对伪国家和抗击日本侵略的东北人民而制定的，其量刑之重，世所罕见。9月11日公布的《治安警察法》，又明确规定禁止秘密结社；禁止发表议论；禁止在街头、大路和公共来往之处，张帖画图、散发传单和进行讲演。这等于完全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一切自由。此外，日本侵略军为直接迫害工农群众的抗日运动，在疯狂“围剿”抗日义勇军的同时，大施淫威，制造了一起起屠杀工农群众的血案，抚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是其中的一例。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关东军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长和抚顺宪兵分遣队长以及伪警察署长（亦为日本人）等，密谋策划以“通匪”罪名，把居住在平顶山的所有矿工和居民杀光，把居民的所有财产和房屋烧光。中午时分，日军包围和封锁了平顶山，并用刺刀威逼和哄骗等手段，将整个村镇里男女老少驱赶到屠杀现场——平顶山南端的草坪上。只见日军指挥官一摆手，隐蔽在东山坡上的6挺机枪立即向人群疯狂扫射，四面八方的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也一齐向人群开枪。顷刻之间，一堵堵人群倒下去，血肉横飞。除有五、六个人冒死从南面缺口处冲出逃生外，所有中国同胞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连婴儿也无一幸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放火把平顶山村700余座房子和财产全部烧掉。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又残忍地用汽油烧毁遗体，并用炸药炸毁山崖，掩盖被害者的遗赅，妄图消赃灭迹。在这个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平顶山大惨案中，共有3000余人遇害，其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及其家属⑤。但东北的工人阶级是不惧威吓，也是杀不绝的。他们仍然利用各种形式，坚持进行反抗日本入侵者的顽强斗争。
对于东北工人抗日运动的危害，还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原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统治的中央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期。在外敌入侵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也曾及时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坚决对日抗战，并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们却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脱离群众的口号；无视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动，仍然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上，也是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求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连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的东北也不能例外。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强行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于1932年6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里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共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省委书记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等五个省委的代表参加。在各省汇报本地工作情况时，何成湘汇报了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成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满洲特殊情况，提出会议在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时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但这种如实反映情况的汇报和意见，却被当作“北方特殊论”和“北方例外论”而受到了批判。在会议最后通过的《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等决议以及由博古作的会议总结中，将“武装保卫苏联”、“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规定为北方各省党的主要任务。
何成湘返回东北以后，满洲省委曾几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在7月12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又组成了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来的魏抱一任代理书记的新省委，取代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力的原满洲省委，完全接受了“北方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和以后的新省委常委会议，还集中对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所谓“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罗也被迫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出检查，其中主要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党组织提出“反日而不反对豪绅地主”，“不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几个月来省委没有领导一次罢工”，“兵变运动的放弃”等。事实上，罗登贤所检查的这些“错误”，正是他在任职期间（自1931年12月至1932年7月），根据当时东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采取的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使得东北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束缚，从而推动了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然而，他不仅被迫对此作了“检查”，而且在遭到“无情打击”和批判后，被调离了满洲省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在会议所通过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一方面强调将“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又规定“拥护苏联是目前的第一等的任务”。为此在具体工作中又确定：城市中工人普遍举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农村中贫苦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军队中普遍实行哗变建立红军游击队，等等。
东北党组织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由党派出的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在各地创建红军游击队及做义勇军、救国军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党的全部路线是脱离群众的，根本无法“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给刚刚兴起的工农反日运动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其中对工人抗日运动的危害尤为明显。自1932年7月在东北贯彻“北方会议”决议，到1933年5月接受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期间，东北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中，都一再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示威游行或“飞行集会”。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无例外地这样做。但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城市人民反日斗争是不可能持久的，它不仅严重脱离了群众，而且由于不断进行冒险斗争而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最终导致党、团和工人组织的破坏。例如呼海铁路沿线各车站和列车上，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党员和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很高。在各种纪念日到来时，只要党组织布置斗争，各车站和列车上都会在一夜之间贴上反日传单，造成“红色恐怖”的局面。这时，日伪军警立即荷枪实弹地检查旅客，并肆意进行迫害，致使群众不敢乘坐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沿线党团组织也很快遭到敌人的破坏。又如哈尔滨电车工人的连续罢工，除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日斗争的坚定性外，也具有一定的冒险主义性质。从1932年9月到1933年5月共举行4次电车工人罢工，其中的3次是由党团组织赤色工会领导的。虽然由于工人的勇敢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每次罢工都遭到日伪军警的包围，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罢工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会和党团组织，几乎被敌人破坏殆尽⑥。东北工人抗日斗争逐渐转入低潮。
（三）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满洲省委发来一封题为《论满洲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重要信件，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在东北这一“特殊的环境”下，放弃原来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口号，实行全民族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由于这封信到同年4月才辗转交来满洲省委，所以，由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实现策略上的转变和克服“北方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是从此以后才开始的。
“一·二六”指示信的产生是共产国际改变对中国东北党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1932年9月召开的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针对中国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事实，在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规定中，单独提出了有别于关内的政治口号，即“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法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⑦。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东北党指导方针的这种变化，虽然主要旨在通过促进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服务于“保卫苏联”的总战略，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二六”指示信，确实符合了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是积极的和应予肯定的。
“一·二六”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及当前的中心工作任务。信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使东北各阶层广大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恶化，“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党在领导东北人民实现抗日斗争的历史任务时，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指出，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主要是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和保存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指示信确定的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中，放弃了“北方会议”的一些错误口号，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人民政权、反日会等中心任务。其中对于东北工人抗日运动，指示信强调要“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包括组织在工人日常迫切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基础上的罢工，开展武装斗争，扩大工人群众组织等。毋庸讳言，在“一·二六”指示信中仍存在着不少缺点乃至错误，主要是还保留着某些“左”的错误政策。但是，这与它所提出的正确策略和政策相比，无疑属于次要的方面。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5月15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十分欣喜地接受了这一指示信。从此，东北党的组织在政策上发生了具有转折性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开展，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其它抗日事业，又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然而，包括东北工人抗日运动在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道路仍然不是平坦的。1934年2月22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又向满洲省委发来指示信，指责满洲省委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过程中，“犯了右倾曲解的错误”，还要求“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结果导致了“左”倾关门主义在东北重新抬头，使东北抗日战争事业再次受到损害。直到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传到东北以后，这种“左”倾的危害才得到克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在1933年初侵占热河之后，又迫使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与之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与热河的事实，承认在冀东中国不得驻军，从而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关内的抗日运动隔绝开来；日本帝国主义则得以集中力量，全面加强对东北沦陷区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实行所谓“治安第一主义”，在关东军高度分散配置的同时，调整与加强伪军，扩充伪警察队伍，强制收缴民间枪械，推行保甲制度和“集团部落”政策，不断“围剿”抗日武装和疯狂镇压抗日运动。因此，东北中心城市里的党团与工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工人反日斗争多次遭受敌人破坏。东北工人抗日运动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顽强而曲折地向前发展着。
截止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东北工人抗日运动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是：
第一，从1933年五、六月开始，东北城市工人反日运动又有了短时期的恢复和发展；1934年上半年以后再次转入低潮，进入长期隐蔽状态。据统计，仅1933年6月至1934年1月，在东北主要城市和矿区里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或怠工斗争（指参加罢工或怠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者），就达10次之多。其中除少数政治斗争外，大多数属于经济斗争，有些斗争则是自发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例如在6月里，长春（伪都“新京”）的11个油坊3000名工人为要求发还欠薪举行同盟罢工。长春51个砖窑6000名工人也举行了同盟罢工。⑧日伪当局惊呼这是“满洲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此外，由于满洲省委逐渐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使工会组织工作及反日活动亦有所开展。除建立较早的哈尔滨总工会外，1933年以来，又相继成立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以及奉天工会工作委员会、安东赤色工会、鹤岗煤矿赤色工会等。各工会开展的反日活动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组织罢工斗争和动员工人参加抗日游击队等。此外，反日会和互济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到了1934年4月中旬，因共青团满洲省委刘明佛等人被捕叛变，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区委、吉东局以及双城、长春、奉天、珠河等地和呼海铁路党团与工会组织的一系列大破坏，前后被捕的干部达40余人。满总党团书记王其青（老曹）被捕入狱；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赵一曼因受敌特监视而活动困难，被派赴珠河抗日游击区工作。满总和哈总的组织相继瓦解；其他地方的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也都再次遭遇到严重挫折。
第二，东北工运的重心从中心城市向边远的中小城镇和矿区转移，并更加紧密地与抗日武装斗争相配合。与党在中心城市的工作不断遭敌破坏相反，由于实行和扩大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山区乃至乡镇得到了蓬勃发展。因此，东北工人斗争的主要地域，便由大城市转移到了中小城镇和矿区，转移到了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区域里。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初至1937年秋的近三年时间，东北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或其他反抗斗争计22次，其中发生在中小城镇和矿区的斗争为15次⑨，占斗争总次数的68%。各地工人积极配合抗日武装斗争的事例尤为突出。以南满的磐石为例，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最早的地方，由党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抗日武装——磐石游击队就是在1932年6月从这里诞生的。同年11月满洲省委将磐石游击队改称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不久又决定由省委候补委员杨靖宇亲自领导这支队伍。特别是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以后，南满游击队迅速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于1933年9月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正式成立第一军军部；1936年7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并与在东满发展起来的抗联第二军合编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吉海铁路工人和西安煤矿（即今辽源煤矿）工人等积极配合和支援人民军队抗战，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在磐石县委的领导下，吉海铁路工人最先于1932年9月成立起工人会，与磐石游击队密切配合，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除组织罢工，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反压迫、反迫害斗争外，主要是配合红军游击队破坏铁路，袭击列车，干扰敌人运输；为游击队代购药品、布匹、食盐、文具纸张等，帮助解决给养困难；传递文件，搜集情报和接待、掩护来到抗日游击区的党的领导干部及地工人员。据敌伪方面统计，仅“1933年3月至9月的六个月中，在磐石县境内破坏铁路和袭击列车事件达22次之多”，甚使敌人惊惧。西安煤矿工人则在党的特别支部领导下，利用各种关系和采取多种办法，帮助抗联第一军解决手术器械、药品及胶鞋等困难，并曾专门开会号召工人捐款，支援部队；还数次选派工人直接参加人民革命军。另外在北满，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工人祁宝堂（祁致中）、尤成禄等5名矿工，于1933年6月下旬举行武装暴动成功，打死日军多人，夺得枪支，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后来在党派去的人员不断帮助教育下，于1936年5月将这支工人抗日队伍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由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兵力约800余人。该师并设有七星砬子兵工厂，遐迩闻名。
第三，东北工人在抗日游击根据地里军需工厂的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日伪统治日益严酷的东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孤悬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加之东北的冬季漫长而且严寒，因此，妥善解决东北抗日军队的武器、服装等后勤供应，便成了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关键问题。各军队都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除主要向敌人缴获、索取之外，十分注意加强抗日游击根据地里兵工厂、被服厂等军需工厂的建设，从而开辟了东北工人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的又一个战场。在这些小型兵工厂中，以那尔轰兵工厂和七星砬子兵工厂为最著名。前者是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主力南下到达江（今靖宇）县境后，于1933年12月在那尔轰山区建立的。直到1936年12月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时为止，历时整3年。该厂共有技师3名，工人10余名；由15名战士警卫。他们在设备简陋、工具有限、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修理枪支，制造弹药，为武装自己和打击敌人作出了贡献。⑩后者是由祁致中领导的东北抗联独立师，于1936年5月20日在桦川县七星砬子创立的，有20多名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设法自己发电，修造枪支和弹药，曾制造出100多支手枪，并试制了冲锋枪、机枪和手榴弹，补充了北满抗联各部队的武器装备。1938年遭日军破坏，护厂战士和工人全部牺牲。(11)此外，东北抗联各军，即抗联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军和独立师（后于1937年10月将独立师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均建有自己的被服厂，合计共41处，拥有缝纫机106台，工人339人，(12)大都是女同志，其中许多人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注释：
①（日）《现代史资料》11，第321页。
②白城铁路分局工会：《斩断日寇魔爪，坚持自主建路——记洮索铁路工人爱国反日斗争》，刊于《沈铁工运史料》第3辑。
③王化一：《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44页。
④高学良：《中国邮史通览》（二）第626页。
⑤参见抚顺市政协文史办：《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⑥参见李鸿文：《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和“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载《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1辑（内部资料）。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⑧华西里：《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1934年）。
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研究室：《东北工人运动大事记》第231～244页。
(10)刘春友：《那尔轰兵工厂始末》，刊于《吉林党史资料》1988年第2辑。
(11)温野、魏哿奇：《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见《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十一军》第179～18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参见杨春堂、贾殿元：《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军需被服生产》，刊于《吉林党史资料》198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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