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第三世界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基本的理论构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现代化理论阶段、依赖理论阶段和世界体系理论阶段。从时间序列上看，大体上，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化理论风行的时期，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依赖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8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影响渐渐增大，盛极一时。当然，这种从时间角度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就观点和方法而论，围绕这三个理论形成的是所谓的学派，尽管每一个新的理论的兴起，都建立在对原有理论的抨击和批判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理论的失败或消亡，各个学派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应当说这三大发展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发展社会学，反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如何选择发展道路的认识，但是，这三个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命运却不大一样。曾几何时，现代化理论风行整个学术界，不仅社会学，而且哲学、政治学以及其它领域的许多社会科学，都以引用或谈论现代化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时尚，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后期关于“中国文化”的那一场大讨论，从头至尾都可以说是源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与此相对应的是，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却几乎无人问津。以现代化理论为靶子建立起来的两种理论，却在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文化热”冷寂之后，几乎对中国学术界毫无影响，为什么？
一、理论构造：基本观点与战略选择
1.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说，源于韦伯和德克凯姆，从方法论上看，则基本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具体应用。这种具体应用的特点表现在，无论是讨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都或明或暗地包含了两个前提：（1 ）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科技制度的导引下正在经历着社会变迁；（2 ）结构一致性原则或包容性原则规定了未来变迁的方向。
在这两个前提下，现代化论者按照韦伯、德克凯姆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构拟了有关发展的概念。首先，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具备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念与规范。正如现代化理论家鲍尔（Bauer）指出的那样， 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建立起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1〕
其次，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结构一致性”的互容原则，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只要采用科学技术就必然要导致一系列与之共容的或者说结构一致性的其它因素，下面是共容性的一些例子：
（1）工业职业结构与核心家庭；（2）工业职业结构与开放的社会结构（即高度的社会流动）；（3）广泛的职业专业化、 教育正式化与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4）社会制度的分化、 职业的专业化与竞争的多元化结构；（5）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与私有财产契约的法律制度； （6）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以及多党政治体系。
正是这些互容性的因素，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及其方向。现代化理论所说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这种结构一致性原则下发生的。因而，现代化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变革的判断，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①价值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②西方的工业化过程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再现；③改变行为传统模式的社会变迁，是在现代化的推力下发生的，这个推力与西方社会长期发展所凭借的动力是一致的；④西方科技和观念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同时也将伴随着许多相容性原则的扩展；⑤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体化的变迁过程，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结构系统有“缺陷”，因而经济增长需要以改组其结构条件——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阻碍为前提。一句话，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相信：由于西方科技的传播，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有的一切社会特征。〔2〕
体现在发展政策上，现代化理论的选择是明确的：必须对现存社会、政治和文化模式进行改造，以便能够和传播而来的西方科技互容，并反过来加快这种传播。尽管后来有一些（如英格尔斯）现代化理论家退了一步，认为某一些孤立的组织或环境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增强其现代性〔3〕，但作为一种总体的发展政策， 现代化理论家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强调外援是支持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工具，强调自由企业，强调正式教育以及政治的民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等等是经济得以增长的结构性共容原则。
2.依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然而，如果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放到一个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现代化理论用目的代替了手段和过程，因为发展中国家改造本土社会以接受和促进科技传播的结果，很可能是在制造依赖发达国家的陷阱，从而否定了真正现代化的可能性。依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A.G.Frank ）对此说得很清楚：“目前拉丁美洲迟缓发展是几个世纪以来，它参加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种下的恶果。”〔4〕而另一位依赖理论的代表人物桑托斯（T.DosSantos ）则对这种境况的未来下了一个断语：拉丁美洲诸国对其它国家的依赖情况，若没有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的质变，将没有克服的可能。〔5〕
从理论渊源来说，依赖理论来自马克思、列宁对世界经济不平衡以及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分析，在起因上看，则是源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经验，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景气期间的经验，具体地说，依赖理论是两种背景的汇合：一种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另一种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CEPAL ）的观点（二次大战之后，联合国为了解决经济重建问题成立了“欧洲经济委员会”〔ECE 〕，“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G〕， 拉丁美洲国家感到自己被排斥，极力主张成立自己的区域性组织，1948年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成立，总部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依赖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在这里工作过）。
那么，到底什么是依赖？按照桑托斯的定义，依赖指的是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某些国家的经济为其它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所制约。依赖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不发达与发达是世界经济整合的结果，世界经济整合了个别的“国家经济”于商品、资本乃至劳动力的市场体系中，而这个世界市场所创造出来的关系却是不公平的，这种体系当中某些部分的发展是以其它部分的牺牲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这个命题下，依赖理论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判断与现代化理论就正好倒了个：（1 ）发展最重要的阻碍并不是缺乏资本和企业技术，而是国际分工所造成的；（2）国际分工可以依照两种区域中心一边缘（Center—Peripher ）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边缘地区总是将其剩余转移到中心地区；（3 ）边缘地区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因而中心区域的发展，总是意味着边缘地区的落后；（4）由于边缘与中心区域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所以， 边缘地区注定永远都是不发达的，除非边缘地区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体现在发展政策上，依赖理论强调要打碎经济秩序中剩余价值从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的依赖链条，强调要在高度保护壁垒下进行工业化，同时强调工业化需要政府力量的支持，强调更公平的所得分配，强调把乡村的大众聚合于现代社会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3.世界体系理论
依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边缘与中心，这种两极式的分析方法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未免太笼统和简单，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全球意识的兴起，使很多人开始将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思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1974年，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一书出版， 标志着超越边缘与中心两极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诞生。
从理论渊源上来说，世界体系理论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赖理论在五六十年代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二是法国史学中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反对史学中实证主义主流， 而采用一种整体的或全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沃勒斯坦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三个新原则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重视较长历史时期和较大空间范围的经济分析；2.把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统一起来；3.注重理论的过渡性（即启迪性）。〔6〕
在这种原则下，沃勒斯坦把注意力放在各国的相互联系上，他认为各国的关系是互赖而不是单一的依赖，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半边缘”来完成这种联结：“半边缘位于中心和边缘的一系列层次之间，它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分割点，也不是残余类属，它是世界经济体系必要的结构要素。”〔7 〕“一个半边缘国家的标准型是出口‘边缘性产品’到中心国家，而出口‘中心性产品’到边缘国家，并且两者的量差不多相等。”〔8〕有了半边缘这样一个中间层次的概念， 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整个世界经常变化的矛盾与危机时，否定了依赖理论包含的一种宿命论：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剥削关系使边缘地区注定不发达。
这种否定是通过对世界体系（World—system ）的历史演进分析来完成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有着边界、结构、组织、明确规则和内聚力的社会体系，其生命取决于各种冲突力量——在压力下产生内聚，而在组织将其作为获得更多利益的手段下产生分裂。〔9 〕资本主义体系从历史过程上看，是通过结合、农业商业化、工业化、无产阶级化这一长期趋势得以发展的。“结合”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向外扩张，使新的边缘地带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某一个地区一旦被卷入，这些地区农村就会逐渐发展起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作物，原料也被加工成半成品以供中心国之需，直接生产者为生计而出卖劳动力。
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由于世界性的商品供求不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出现扩张和停滞的周期性变动，每次变动都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提出新的机会：（1）边缘地区的不发达， 并非仅是中心地区扩张的结果，而是中心扩张、边缘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2 ）半边缘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是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它具有既被中心地区剥削，又剥削边缘地区的双重角色，这种双重角色增加了世界体系内的异质性和多元性；（3 ）在世界体系中，市场交换机能是体系动力的来源，世界供给基本上是市场取向的“个别生产决策”的函数，世界需求却基本上是“社会决定”的收入分配的函数，世界体系的空间分布是由市场的获益来决定的。（4 ）在世界体系中，国家结构在功能运作上，会影响或扭曲正常的动作方式，因此，国家的机能愈强，它影响世界市场以增进其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就愈强。
表现在发展政策上，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三种发展战略：“夺取机会战略”，这是一种古典式的战略，这种战略提倡抓住国际经济变动的机会，转变国家机构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诱发性战略”，这种方法是以既存的利益为基础，通过利益诱导达到振兴；“自我发展战略”，以自我的发展环境为基础，寻求内向性的振兴道路。
二、现实与选择：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说白了就是要“全盘西化”，不仅在技术上要学习西方，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上也要学习西方。事实上，早在现代化理论还未诞生的本世纪初，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就有过是否要“全盘西化”的论争，本世纪80年代，这一论争又再度兴起。不过十分遗憾的是这两次论争都远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经济发展过程，道理很简单，讨论一种属于“特征”或“性质”之类的东西，不与具体的发展过程相联系，不放在经济活动中去讨论，是很难深入下去的，现代化理论从整体上说，失足之处也正在于此。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高棣民指出的那样：“就这些学者专家背景出身分析起来，他们都持有以欧美为中心的论点，即使有些第三世界的学者，也因为在西方训练出来的，在观点上也与西方同出一辙，萧规曹随，他们都假定，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即便能免除欧美一些锯齿状的发展过程，但由于一般的过程和现代化的结果还是会一样的”〔10〕，就是说，成就动机、企业精神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假设了导致西方变迁的相同社会手段及动力，一定也可以供第三世界使用，并且会达致相同的目标。”〔11〕
以对家庭的认识为例，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的职业结构与核心家庭是互容的，就是说，大家庭不容于现代工业结构，在前些年的文化讨论中，这样的论述也随处可见。然而，如果把这样一个问题放到具体的经济发展中去讨论，结论又如何呢？温州及其它一些地区家庭工业的兴起，大概可以从一个小范围说明大家庭与工业活动的共容。另外日本的许多大公司都有极强的家庭化倾向，印度的私有民族企业，也与一些家庭氏族相联，墨西哥最高度工业化的城市Manterrey， 实际上是被一个彼此有着亲属关系的企业家所垄断，对此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评道：“大家庭不仅提供了大规模工业所需的资本来源及行政人事，更在主要职位上提供了互信、合作与纪律，远非雇佣陌生人所能及”〔12〕，这一点即便是号称“个人主义主导”的美国也不例外。“早期美国文化中的许多特质，可被视为传统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他们将有损于经济成长，当初工业发展所凭借的动力，若无家庭忠诚、宗教性及社区压力等传统主义的支持，就不可能在美国出现。”〔13〕
因此像“传统价值观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这些命题，实际上并无多大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因为传统价值观这样一种概念不仅模糊，而且无所不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限定传统的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话，那么按照现代化理论，早在韦伯那里就已判明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前些年的文化讨论也大有不破不立之势，然而，如果我们将儒家思想与东亚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相联系，结论就不一定那么好下了。东亚发展中儒家伦理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有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或者更“辩证”地说，同样的价值观，有时有抑制作用，有时有助长作用，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取决于在什么样的环境、通过什么样的媒介传播给个体，取决于整个社会制度所提供的行为准则结构。如果硬把一些价值观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抽离出来讨论，它们就会被扭曲。现代化理论中民主政治、市场机构、消费刺激以及人格特征等等论述，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困境：把西方的成功个案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与“西方中心论”相对应的是依赖理论标榜的“自立更生论”。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依赖于外国的独立国家，在依赖理论看来，这似乎就是“自赖式”的发展。的确，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常被作为一种“自赖”的样板而被引用。但十分不幸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境况，却是对依赖理论最好的反诘。
在依赖理论看来，只有摆脱了对中心国家的依赖，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但从整个世界发展格局来看，依赖理论似乎忽略了内在动力的分析，也过分地否定了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正面效果。加拿大是依赖国家的明显例子，但加拿大显然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可以说是明显的属依赖“国家”之列，这些国家的经济深深根植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庞大外债、经济萧条、收入不均等等“发展症结”。
90年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过了十多年，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便是吸引外资，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甚至开办特区，以特殊的政策和条件优惠外商。十几年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此而言，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的“互赖”概念，显然要比“依赖”更能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错，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是边缘地区，但由于有像香港、台湾、泰国、韩国等半边缘地区，因而日本、美国等中心地区对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是相对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半边缘地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维持是必需的，这种必需不仅表现在它们是整个经济循环链中的中介，而且由于半边缘地区在经济结构（甚至社会结构）方面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均具有相通性，从而使得边缘地区能够利用其比较优势（如劳动力价格优势），通过世界经济体系大市场的规模效益获得好处，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周期性的变化，会通过半边缘地区改变某些国家的结构位置，这给中国的发展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只要能利用和控制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把握机会，就有可能从边缘变成半边缘甚至中心。
这种可能性还说明了一个道理，要能完成对机会的把握，还必须强化自身的把握能力，这就涉及到对外开放中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事实上，拉丁美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不同发展过程对此已作了回答。在大部分拉美国家，采用的都是简单而直接的进口替代战略，在缺乏必要的农业后备和基础设施情况下，过于急速强化工业化进程。一旦缺少资金和技术，便求助于外国银行和跨国企业，结果很快就陷入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愈来愈多的部门和企业受控于外国。而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与此不同，大部分东亚国家都以土地改革和政府在农业部门的投资为开端，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某些主要生产部门如纺织和塑料、电子与机械工业等有序地整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机会和援助，终于走出了发展的“低水平循环陷阱”，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注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行为，积极利用产业政策发挥调控作用，以政府的身份参与和协调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这些对发展社会学的既有发展模式无疑是重要的突破。
所以，西方化或本土化恐怕都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优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通过比较优势获得自己想要的，如何根据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通过经济与社会协调机制阻止自己不想要的。国家现代化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即要注意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层面。现代化理论的主题——前工业社会秩序中价值的合法性如何能够过渡到符合工业社会秩序中价值的合法性，并不会因为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种族中心主义”或者说“西方中心论”缺陷而失去探索的价值。依赖理论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即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会不会成为再次贫困的导因？对外开放会不会使自身永远沦为远离发展的“边缘”？这样一些问题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作为问题本身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敬而远之”或者“避而不谈”似乎有些缺乏责任感和远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中不会扭曲自己吗？依赖理论提醒我们注意，那种认为开放会自然地使中国获利的想法，未免太一厢情愿。即便是东亚国家已经获成功，但仍有一些学者发出警告：“东亚才开始获得成长，对成长到某一阶段的负面预测还有待于证实，他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或许是为日后打下高度依赖和扭曲的基础，就像拉丁美洲那些依赖国家过去所做的。”〔14〕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已经给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出路并不在于害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剥削或利润倾向，也不在于竖起高高的堡垒“自赖”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对世界经济体系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于如何合理有效地引进、利用外资，如何改造企业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诱导国际市场对国内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内，就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一体系中的某一阶层要素，世界范围的南南合作或南北对话等等对话形式应当就是这种阶层利益的体现，因而，冲破既有格局的限制，谋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沟通和理解，并通过地区间的联合以及其它方式以获得较为公平和合理的国际发展环境，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
注释：
〔1〕鲍尔：《关于发展问题的论争》，11页， 伦敦·韦登菲尔德公司，1976。
〔2〕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70页，白桦、丁一凡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268页，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A·G ·弗兰克：《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161页，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5〕T·桑托斯：《依赖结构分析》，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171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6〕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7〕彼特·埃文斯：《超越核心和边缘：评世界体系理论》， 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426页，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8〕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诠释的问题》，322页，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9〕Wallerstein,Immanuel,1974:Moden World Sv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Inc.pp.347.
〔10〕高棣民：《东亚新兴国家对发展理论的挑战》，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9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85。
〔11〕波斯特：《个人现代性与发展：一个批判》，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135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85。
〔12〕〔13〕波斯特：《个人现代性与发展：一个批判》，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142页，143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14〕高棣民：《东亚新兴国家对发展理论的挑战》，载《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萧新煌编，15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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