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抗战初期毛泽东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初期论文,王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教条主义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从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到1938年9月底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它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延安整风运动，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中国革命在新时期的胜利前进。
王明回国前，党所领导的革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华民族遭遇到近百年来最大的亡国危险。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军接连占领了北平、天津、大同、太原、上海、济南和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坚持其剿灭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方针，在日寇全面威胁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部署对我的军事行动。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10月31日，在其50寿辰之时，颁发对陕北红军总攻击令。他认为“剿共”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的阶段。西安事变打乱了蒋军事剿共的部署。但他并未放弃消灭中共及其军队的企图。次年2月5日，他在日记中说明了其对中共的方针：“对内避免内避。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情况表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总的说来，自“一二九”运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一方面绝不能放弃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也要根据主要矛盾转换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遵义会议，党结束了错误路线的指导，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王明回国之前，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根据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的情况下，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又及时提醒大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指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事实说明，在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制定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推动了全民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当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不高，因此，虽然这一路线已经被制定和通过，但是相当多的同志对这一条路线还不能予以深刻地理解，因而在坚持和贯彻这一路线方面还缺乏坚定性，特别是在遇到披着金字招牌的王明等人的攻击下，他们就容易发生动摇。
正在这时，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果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与中央明显不同的意见：第一，否定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集团，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抬高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第二，提出与中央精神相背的方针政策。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第三，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的这些意见系统地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观点。这些意见大体说来也不完全是王明个人的别出心裁，而是基本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第一，王明并未完全准确地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在为王明回国所作的专门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只有一条，其余各条都是告诫中共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第二，王明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第三，王明忘记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行时对他的告诫，其个人不近实际、贪权恋位、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所作所为，更使其主张咄咄副人。王明的这些言行，追根溯源还是那个教条主义。王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长期呆在莫斯科，前后有10年之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很少下功夫去了解。他不熟悉中国的民众，不熟悉党在实际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不熟悉国民党。他只崇信共产国际，崇信米夫，崇信斯大林，崇信本本。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很熟悉，说起来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但就是不中用，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实践，习惯于教条主义的态度，而缺乏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这些意见。他在会上两次发言，重申坚持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起模范作用。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走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等。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意见没有能够形成会议决议。但是，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由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限和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在王明的批评之下，主动地作检讨，并支持王明的主张，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大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并向下传达。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为什么毛泽东会感到孤立呢？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路线之后，这一次又出现了多数领导人对王明的支持呢？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教条主义这一土壤不清除，错误路线就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来。
十二月会议以后，王明去武汉，成为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他把在十二月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12月25日，他擅自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以后又多次发表文章、谈话和讲演，使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他甚至还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依旧是国民党统治的天下，并说国民党既然抗日，那么胜利后“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对于涉及全局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如党对国民党临时全代会的致电问题等，藐视中央，事前不请示，事后还对抗，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由于王明的干扰，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对于王明的言行，毛泽东坚决反对。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他建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由于过半数同志的反对，毛泽东的提议竟没有获得通过。鉴于中央内部以及党同共产国际之间，在中国新阶段的路线方针问题的很多方面存在着分歧，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情况，以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用在研究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地领导和推动人民的抗日战争走向最后的胜利等问题。1938年5月，他撰写和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即《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着重阐述和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规律及其发展的阶段性，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与此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王明滔滔不绝地宣读共产国际的主张时，毛泽东则是在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王稼祥也作了发言。6月11日，主席团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夕，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回国后，中央于9月14日至27日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央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又于会议最后两天作了全会的总结。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局势，阐明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阐述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政策，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
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针对王明提到的法国经验指出：“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他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批评道：“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他要求全党注意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是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严厉地批评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制定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也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
抗战初期毛泽东反对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理论的问题和实际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要始终坚持其基本原理，坚持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看问题，那就一定会葬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因此，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体现，是推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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