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要素禀赋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要素论文,证据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1)03-0010-10
修回日期：2011-04-10
一、引言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表明，地区或国际层次上的经济一体化会提高产业的地理集中和地区的产业专业化，那些创新的、有活力的产业将会向中心地区集中，而一些衰落的产业将分布于外围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分布模式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测：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中国产业的空间配置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较为分散的产业配置模式变得更加集中；同时，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更是强化了这种产业的不平等分布，并最终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1-5]。
产业空间不均衡分布的典型事实激发了大量的国际文献去考察其形成的内在微观机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产业集聚水平差异的一种静态考察。我们知道，产业集聚既可以看成一种静态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而且从动态的角度更能把握产业集聚的本质。因此，本文基于中国1999-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进行动态视角的考察。研究证实，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产业的空间分布都有着重要的解释力。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还具有如下特点：(1)本文采用中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化和市场潜能等指标，综合考虑了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2)本文的模型除了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比较优势理论有关因素所带来的集聚向心力进行考察外，对产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成本上升所导致的离心力也同样给予了关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的设定，第四部分为数据来源说明及变量介绍；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及对实证结果的解释，最后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经济一体化对于经济活动地理集聚的影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和地理科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济学家们在解释经济一体化对于产业分布的空间动态影响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这方面的理论文献主要可分为两类：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学。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框架下，每个区域专门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比较优势源于外生的生产率(技术)水平差异或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完全竞争、同质产品和不变的规模报酬。因而，它们最终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将会带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生产的重新配置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需求变化的结果将会导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要素价格和报酬的均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释传统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新贸易理论模型的主要假定是收益递增、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规模收益递增的厂商将会倾向于向少数的地区集中他们的生产。因而，较大的地区，或者更一般地说，拥有更好的市场机会的地区将会对于企业的生产定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即企业总是选择本地市场规模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这已经反映出新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学最显著的特征——本地市场规模效应。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假定下，同时考虑地区间制成品的贸易具有运输成本，且地区间存在要素流动，在两个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方面完全相同的地区，由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外部冲击使得某一地区形成相对于另一地区暂时的优势，随着地区间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这一地区暂时的优势将通过累积循环机制而得到逐步扩大，从而使规模报酬递增以地方化形式来表现，另一地区制造业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出而逐步被转移出去，直至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布格局。新经济地理学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观点融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6]，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产业的空间分布被内生化，地理优势的关键决定因素来自于经济主体，如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技术源泉之间更加方便的相互作用，在收益外部性、知识外溢、劳动力共享和产业间的前后向联系的观点下，新经济地理学为产业空间集聚的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文献从实证的角度去检验产业空间集聚和地理集中的微观机制。这些现有的关于产业集中模式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案例[6-10]。如Davis and Weinstein[11]使用日本的数据考察了市场规模效应在产业空间分布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制造业的19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存在本地市场规模效应，而Kim[12]与Ellison and Glaeser[8]从美国的数据中验证了外生的资源禀赋差异在产业分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则很少；Holmes[13]分行业发现共享投入在产业分布与集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laeser et al.[14]发现大城市消费的规模与便利性是产生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Audretsch and Feldman[15]考察了知识外溢在产业集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Midelfart-Knarvik et al.[10]以欧盟六国为例，从行业特征与国家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证实比较优势与规模报酬递增均能解释产业的分布事实。综合起来，现有国外文献证实，比较优势理论与报酬递增理论在解释产业分布中都发挥着作用，只是在区分产业、地区时各自发挥的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对于中国的产业空间分布模式的实证研究却明显不足，近几年来，才开始有学者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中国产业的集中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地区的专业化，从而造成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16-17]。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和产业的集聚程度都在加强，制造业逐渐向沿海地区集聚[2-5，18]。可见，虽然大多数的经验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在逐渐提高，但是对于中国地区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变化，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这也促使更多的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决定机制。Batisse and Poncet[19]借鉴Midelfart-Knarvik et al.[10]的模型建立关于地方专业化、要素禀赋、市场规模与地方保护的计量模型，发现上述三个因素均对产业分布造成了显著影响。黄玖立、李坤望[20]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产业分布模式中的解释力仍起着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部分预测也得到他们的实证支持。Ge[5]也通过借鉴Midelfart-Knarvik et al.的模型，基于中国制造业1994和1999年的数据，考察了地区特征和行业特征对于中国产业地理集中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中国的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直接而显著的联系，那些严重依靠外贸和外商投资的产业倾向于集聚于那些接近国外市场的区域；那些拥有较高出口倾向的产业存在着一个较高的产业集中度。冼国明和文东伟[21]也特别关注FDI在中国产业布局和产业集聚中的作用。通过不同时间段数据的实证比较分析，发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变得更加强大和显著。同时，他们的经验分析也部分支持了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所解释的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和推动产业集聚的力量。金煜、陆铭、陈钊[22]通过一个含有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政策倾斜变量的模型，以省份面板数据为观察单位，发现这三个变量对中国各省的工业集聚均有显著影响。李君华和彭玉兰[23]利用2002年度中国省区/行业数据，估计了一个包含比较优势、新经济地理、知识外溢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中国制造业布局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城市化、工业基础的增强、交通设施的改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削弱将非常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知识溢出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内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产业自身的集聚经济这一因素大都没有加以考虑。由克鲁格曼[7]所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从特定产业的集聚经济去解释产业倾向于集中在特定地区的原因。他们指出，这种来自于生产同类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接近厚的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及高度专业化资本投入的共享的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一旦某一产业开始在某一地区发展，伴随着地方化优势而来的产业的进一步成长会逐渐扩大。这种得自于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的外部经济被多数文献概括为地方化经济。二是非农产业集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群的诞生发展，在中国特别表现为城市群的出现，从城市结构系统角度研究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国内目前文献较少涉及。一般而言，产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伴而生的，因为城市地区有着较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这将吸引不同的产业集中于这一地区。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之间的交易，以及它们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将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城市地区的地方化优势[24]。这种来自于产业的多样性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所带来的集聚经济通常被称为城市化经济。三是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静态的考察，例如Batisse and Poncet[19]，黄玖立、李坤望[20]、Ge[5]与李君华和彭玉兰[23]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特定年份的产业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并没有考察产业的动态成长的影响因素，虽然金煜等[22]使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各省工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考虑到了产业份额的动态变化，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工业的集聚，没能捕捉到工业内部不同产业的集中模式的结构差异；四是理论研究指出[25]产业的空间分布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国内的研究主要考察了集聚的决定因素，没有去考察产业的集聚本身会带来一种自我抑制的力量，这就是分散力，例如由于拥挤成本的存在会使得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会趋于分散。
三、模型的设定及变量定义
(一)理论模型
产业的空间定位，实际上是单个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空间选址加总的结果。为了获得关于产业集聚动态变化影响因素的模型，我们假定某
由此可见，产业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是由集聚力和分散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产业的空间分散力，拥挤成本是一种主要的方式，在我们的模型中，可以用工资增长率来表示。一个工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会要求更高的实际工资，也就是说产业的集聚可能会提高该地区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这会形成一种产业的分散力。对于产业的集聚力，Krugman[7]等主要关注了两种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而Dumais et al.[26]将一个地区吸引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定位的集聚力归纳为两类：外溢效应和自然优势。地方化的外溢既包括了物理空间上的外溢①，也包括了技术外溢(企业的空间接近会使得技术的传播和学习更加容易，从而使得集聚的企业能获得更大的技术外溢)；自然优势主要是指某个地区特定的要素禀赋使得一些行业定位于这一地区能够获得更大优势和更快的技术水平增长。比如对于一些大的造船业往往会定位于沿海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地区技术水平的增长主要由一个地区的地方化经济(LE)、城市化经济(UE)和市场潜力(MA)，以及该地区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状况、交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等地区特征(ORC)所决定。而对于特定行业来说，其特殊的行业特征可能使得它更适合某些地区，比如资源型行业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而主要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行业则定位于沿海地区能获得更快的增长，考虑到这些，我们在地区技术增长的影响因素中还引入了特定行业因素的影响，如行业的技术密度、出口份额等行业特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二)计量模型
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并结合Henderson et al.[27]和Mano and Otsuka[28]对于动态集聚经济的研究以及Midelfart-Knarvik et al.[10]对于产业集聚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②：
四、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行业就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1999-2008)以及2000-2009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地区特征数据来源于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而行业特征的数据则主要取自1997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分类，工业被分为37个大类，而工业年鉴中公布的2位行业共有28个，同时考虑到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我们剔除和合并了若干产业，共得到15个制造业产业，即鉴于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我们共选取了30个省15个制造业产业在1999-2008年的发展情况③。因此，我们的分析是基于一种“地区—产业”的数据组合。企业被界定为“国有及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这就是说包括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但不包括非独立核算企业以及村级经济等。
(二)主要变量说明
(1)地方化经济。地方化经济指产生于在同一区域定位的同一产业企业间的外部性收益，如果地方化经济起主导作用，则同类行业会向某个特定地区集中。借鉴Henderson et al.[27]的方法，本文用各地区各产业的就业占该行业全国总就业的比重作为地方化经济的代理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4)相对工资增长率。本文用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工资相对于全国而言的增长率来捕捉是否存在着拥挤效应。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各个2位数行业的工资水平，我们用制造业的工资相对增长率作为各个地区各2位数行业工资相对增长率的替代。
五、实证结果
根据产业相对就业增长的基本模型，我们使用产业和地区固定影响的panel方法对所有的产业进行回归，也就是说将数据视为二维(省-产业)的panel形式，将所有产业放在同一回归方程里。计量结果见表2，其中方程(1)和(2)分别是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模型。表的下半部报告各个回归组合的统计特征。为了简洁起见，我们略去了地区固定效应和产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此外，我们还分别采用各地区各个行业的就业量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作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回归(因篇幅所限略去)，结果发现，除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变量外，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改变，这也证实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总体来说，无论是集聚经济因素，还是资源禀赋和地理因素，都对产业的动态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此外，为了更深入的探讨集聚经济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性，本文把15个制造业部门作为15个独立样本，分别对它们进行方程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与表2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分产业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大部分产业都表现为地方化经济，而不支持城市化经济。这与Henderson对美国和巴西，以及Nakamura[31]对日本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具体说来，我们发现，所有行业的动态增长中都不存在城市化经济，而在15个制造业中有11个行业的就业份额的系数为正，而且9个行业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这9个行业都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增长中的地方化经济，也有少数几个行业(造纸及纸制品业、C25石油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地方化经济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仅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在统计上显著。同时，相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都不显著，多数行业中市场潜能变量的系数都为正，而仅有少数几个行业中市场潜能的影响为负，而且只有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系数是显著为负。
通过表2和表3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确认，方程(2)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具体而言，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第一，滞后一期的产业绝对专业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见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的动态集聚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与Henderson et al.[27]和Mano and Otsuka[28]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他们也证实了地方化经济对产业动态增长的重要性。
第二，产业多样化指数对于产业动态增长的影响是负的不显著，表明地区的产业多样性对产业动态集聚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也与Nakamura[31]以及Gao[3]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均发现没有很强的证据证明基于产业之间的外部性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重要贡献。地区制造业相对工资增长率的系数也是负的不显著，这意味着地区工资增长所形成的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并未成为阻碍产业集聚的一种分散力。
第三，市场潜能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于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各个制造业部门而言，市场规模具有显著和稳健的“增长效应”，从而较大的市场有助于抑制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能够促进产业的快速积累和成长。同时，地区国外市场接近度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地区国外市场接近度与产业出口密集度交互项的系数则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出口强度较高的行业在更容易进入国外市场的地区能获得较快的增长，即在接近国外市场从而国外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依赖国外需求的产业增长较快。
第四，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中国产业的动态集聚还是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地区的农业禀赋和产业农业密集度交互项、地区的矿产资源禀赋和产业矿产品密集度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农业投入为主的产业在地区农业禀赋丰富的地区会获得更快的增长，而矿产品使用较为密集的行业则在矿产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增长的更快。同时地区矿产资源和地区农业资源禀赋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矿产和农业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地区往往会强化于采掘业和农业的发展，这对制造业的发展反而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地区人力资源禀赋，以及人力资源禀赋与产业技术密集度的交互项的影响都不显著。我们认为，由于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人力资源禀赋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还未显现出来，而且较高的人力资本所带来的高工资对制造业的发展也会产生抵消作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较好的基础设施对当地产业的动态增长并不重要。
六、结论
本文使用1999-2008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要素禀赋等因素在产业动态分布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产业专业化和市场潜能对产业的动态集聚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地区产业多样化和制造业相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地区农业禀赋和产业农业密集度的交互项、地区矿产资源禀赋和产业矿产品密集度的交互项以及地区国外市场接近度和产业出口密集度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的动态集聚主要是由地方化经济效应、本地市场规模效应以及地区的要素禀赋等因素所推动，而城市化经济效应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产生的拥挤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与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冼国明和文东伟[21]与黄玖立和黄俊立[32]发现在中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本地市场规模效应非常明显，黄玖立和李坤望[20]、冼国明和文东伟[21]、李君华和彭玉兰[23]也证实地区的工业基础和要素禀赋是促使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本文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支持。同时，本文也为中国地区产业的空间分布模式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的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政策优惠，制造业开始向这些地区集聚，由此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从而进一步吸引制造业企业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展生产活动，此种产业集聚过程具有明显的循环累积因果的性质，因为当这些企业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后，又会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潜能，最终形成了东部省区在大多数产业上的增长快于中西部产业的中心—外围模式。由此，本文引出的政策含义是，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潜能是各地区制造业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和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集聚经济因素，因势利导，一方面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传统特色，促进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和地区的产业专业水平的提高，培育形成集聚经济的内部条件；另一方面，加强本地区与外部区域的贸易联系、经济交流和合作，大力改善本地区进入外部市场的条件，提高本地区的市场潜能，从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向本地区集聚。而对于如何促进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从长期而言必须有效地扩大内需，把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转移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路径上，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中部产业的崛起并最终带动西部产业的发展。
注释：
①这一点正是Krugman(1991)所强调的由于新企业的进入会降低原有企业的运输成本，这就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他本质上是一种货币上的外部性。
②该模型与以上研究的联系和区别在于：(1)借鉴Henderson et al.(1995)和Mano and Otsuka(2000)等的研究方法，基于动态的视角考察某个产业向特定地区集聚的决定因素，这与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及其后继研究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研究主要解释了各产业在某个地区静态集聚水平的决定因素，我们试图探求一个地区产业集聚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从而弥补了他们研究得不足；(2)早期动态集聚效应的研究虽然考察了产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但是他们大多没有把地区特征和行业特征结合起来去探究产业成长的决定因素。
③由于西藏自治区的许多数据都不完整，我们在回归分析中除去了西藏，另外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将省级区域作为地域的分析单位。
④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rea为各省级区域辖区内的土地面积，这些数据同样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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