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2－0052－06
苏联解体、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发生在20多年前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其余波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退，甚至还会发生久远的影响。那么，这种余波效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否还起作用？实际上，无论是苏联东欧的失败，还是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都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人们出了问题。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曾深刻指出：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137”。“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139。这个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提出并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付诸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新中国初期也实施过这样的政策。可惜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这个实施过程都很短，都是在没有实现预定目标的情况下超前或者盲目过渡到自认为的社会主义，结果埋下了一系列隐患。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以及“战时共产主义”后的1921年春到列宁去世前的1924年1月。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自然过渡”的思想，深入分析俄国经济社会落后的现实，明确提出俄国不可能在现有落后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先进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托拉斯、泰罗制)、方法(全民的统计和监督)等来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分的分析比较，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入口”[2]349，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等著名论断。列宁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文化条件，都还相当落后，由于小农经济占优势，加上遭受战争破坏，其基础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这种状况根本不具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先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领导下，先实行与社会主义大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除此“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3]572。这个时期列宁虽然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但还来不及实践，就发生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打乱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路和部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不得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特殊的政策。
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及时调整这种政策，而且还打算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结果，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危及苏维埃政权的新的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危机”[4]161。列宁在总结这个教训和错误时明确指出：“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许多阶段。”[5]39设想把“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情况下必然发生的非国营的私人交换的一切发展，即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一概加以禁止，加以封闭。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4]335。因此，列宁强调，在一个遭到极度破坏和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3]548，于是，从1921年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基础上，决定回到战前的思路，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为：(1)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许农民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工；(2)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用“租让制”和“租借制”两种形式代替“全部工业国有化”，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3)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实行的“产品配给制”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从当时俄国遭受战争破坏和俄国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国情出发，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俄国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到1921年底，苏维埃经济基本回到了战前水平，工农关系迅速得到改善，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迅速摆脱了困境和危机。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和探索，使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这个时期，为了澄清党内的种种糊涂认识，列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多次系统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和范畴以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具体形式和具体政策。列宁在这个时期重提国家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第一个时期那样简单地从“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的角度，而是从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方法以及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条件的角度来论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一时期，列宁已经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利用、监督、限制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许多具体问题他都来不及深入研究，更谈不上进行实践总结，因而留下了许多空白。即便如此，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首先，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进而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建立起真正革命民主国家，它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列宁指出，“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6]163进而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6]164的著名论断。其次，列宁分析了俄国落后的现存条件，指明了当时俄国在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就连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也不充分。从当时的条件看，俄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具体特点是：“由于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6]550所以，“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6]547。因此，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过渡阶段”[3]572。并且强调，“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3]572。
第二，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列宁说：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辩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找出路”[3]627。“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原因很简单，通常一切同这一名词有关的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制度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领导这个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3]627。“这是任何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预见不到的”[5]274。“要知道，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掌握了极其充分的政治权力，同时义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情况。”[4]627－628他还说：“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也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不会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把产品分配给农民，后来因为文化条件的限制，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5]274－275。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还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看到过，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之后，必将让位于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还会实行资本主义，即便是其中“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21。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不可能还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逻辑推论，是建构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83。所以，对于像苏俄这种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更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作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俄国当时的实际“自己找出路”，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俄国化的创新。
第三，阐述和论证了苏维埃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形式。首先，从性质上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5]47。“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3]667。“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相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3]627。“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这要由我们来决定”[3]627。其次，从地位上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实的经济”[4]324。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3]660，是“社会主义的‘入口’”[6]547。其三，从作用上说，在落后的俄国，要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在落后的俄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领导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9]272，“发展市场”[4]225，发展商品经济，发展文化技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使落后的俄国走完西方资本主义所走过的路——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经济，然后才能“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572其四，从基本形式上说，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和形式作了界定，主要概括为四种：一是租让制。“在我国条件下，租让制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5]427。二是合作制。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3]522。三是批发商业。它是在苏维埃制度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将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引向社会主义有效形式，它使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主人’”[5]39。四是租借制。它和租让制类似。列宁认为，这些形式都是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中间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3]524。
第四，强调了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学会控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保证国家资本主义按无产阶级的意志行动。列宁指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3]628。他形容国家资本主义“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注意的主要之点”，“应该在这个主要方面从头学起”[3]627。“应该学习，应该使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超出也不敢超出无产阶级所限制的范围和条件，超出于无产阶级有利的条件”[5]276。至于有人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倒退到“封建专政”的疑问，列宁肯定地指出：在苏维埃政权的掌控下，“无论如何不会的，因为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前进，是缓慢的，有时是停顿的，有时甚至要退后几步。这是一条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它决不会使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5]365。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只有学会了掌握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够“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使自己受别人控制”[3]627，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意志向社会主义发展。
从上述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分析中，我们究竟得到什么重要启示呢？
启示之一，正确认识苏联失败的原因，防止重蹈苏联失败的覆辙。苏联解体20年来，人们对其原因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追根溯源，主要还是苏共当年没有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贯彻到底，过早地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实施过程，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不牢，从而埋下了最终失败的隐患。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正式实施始于1921年春天，但到1924年1月列宁去世之后不久就被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途废止了。列宁去世后的同年5月，俄共(布)召开了十三大，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要“把私人资本从商业范围内排挤出去”[10]219，这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阶段即“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5]425的思路。紧接着在1925年和1927年先后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这两次代表大会事实上已经把列宁提出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变成了“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如：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全力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战胜资本主义的任务放在第一位”[10](二)48，并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1927年12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以同样的速度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对资本主义成分展开进攻，贯彻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10](二)48，同时提出“把小农经济逐步纳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轨道当作一项首要的任务”[11]。这样一来，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实施不到七年便基本被终止了。到1929年底，随着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10](二)90，“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的俄国便进入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因为这种模式曾经雄踞世界70多年，使俄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成为了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度落后基础之上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是“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6]547，也就是说，苏联社会主义是在基础条件还没有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存在先天缺陷。后来，斯大林又没有按照列宁的思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弥补这个缺陷，来筑牢和夯实这个基础，而是盲目地在这个存在严重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跳跃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当这座社会主义大厦越建越高、越建越大、越建越雄伟时，大厦的下层屋基终于承受不了上层结构愈来愈大的重力和压力，结果在20世纪尚未结束之时就轰然倒塌了，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曲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悲歌。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还处于优势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首先不是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较长时期发展，先打牢社会主义的根基，即充分借助和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成就，即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外的能够将所有的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和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引向社会主义轨道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不断地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才能在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成为最后的赢家。
启示之二，正确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夯实社会主义基础。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对我国过渡时期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继续和创新。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党毅然决然地停止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左”政策，制定和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了21世纪初世界上经济总量名列第二，在各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人民生活也由普遍贫困向小康和总体小康水平提升，并且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现象的蔓延，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似乎也逐渐地多了起来，人民不满情绪似乎也在与日俱增，党的政策受到了“左”、右两个方面的夹击。“左”的方面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偏了方向，复辟了资本主义，导致了当前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右的方面则认为，改革开放不彻底不到位，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改革开放步履维艰。因此，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指责作出回应，对于现实的实践和相应的方针政策措施必须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引导。只有这样，党才能领导人民坚持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引向深入。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公开坦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让人民群众明白，我们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什么？现在的主流宣传一再声称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无论从农村到城市，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伴随着不断加快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和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接轨，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12]。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其实，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什么？道理很简单，就是根据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国情，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践，重新回到建国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上去。新中国建立之初，鉴于当时中国不具备立即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和采用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政策，他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3]291并且指明这个过渡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二三年至五年的时间”[13]291。第二个阶段，通过“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14]，这个阶段“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13]293。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华侨投资”，毛泽东则强调“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义搞资本主义”[15]170。按照毛泽东这些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至少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时间。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一化三改”过于顺利，全党全民头脑发热，急于“赶英超美”，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无视现实可能和社会发展规律，不到三年时间即到1956年党的“八大”时就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跃进”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正是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盲目过渡，造成了后来一系列发展中的严重曲折和失误，越走越使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结果与教训就是很好的说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真理标准讨论基础上，果断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种改革开放，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再次回到建国初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上去，即回到社会主义奠基阶段去，通过充分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新成果来夯实社会主义的根基，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大厦。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也具有“利”、“弊”两面性。所谓“弊”是指国家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私人占有为基础，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制度，这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立的。因此当我们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时，难免会对社会主义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与我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有关。但是，是否因为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就要停止继续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就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今天，再退回到超越客观条件、盲目跃进的传统模式上去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和把握好历史发展规律，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努力防止和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
总之，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过渡思想的创新，是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优势的条件下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我们提出改革开放就是再次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13]287这不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立足现实、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完成我国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进而实现向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形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始终把握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始终把执政党自身建设搞好、永远不脱离人民，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担心利用资本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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