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八五”回顾与“九五”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八五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五”计划时期（1991～199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均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一系列重大步伐：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外汇外贸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陆续推出，一些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还有一些改革正在积极试点之中。在对外开放方面打破了国外反华势力曾企图对我形成的孤立和封锁局面，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格局。以1988年8月到1991年8月三年治理整顿后的新秩序为基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的勃勃生机。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明显增强和宏观调控技巧的日臻成熟，虽说“八五”期间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经过精心调控，在避免经济大波动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的“软着陆”。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很突出，例如：通货膨胀问题、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配问题等。“九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正值承上启下的世纪之交的五年，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9%左右），避免出现中高度（10%以上）的通货膨胀，仍应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为此，必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移，奠定现代化建设的体制基础；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一、“八五”计划时期宏观经济的回顾
（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纲领性的意见，提出了衡量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三个有利于准则”，即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3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是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八五”计划期间推出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的举措。经济体制发生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转变。
——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在商品市场上，已初步形成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新机制。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也不断加快。
——财政税收改革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八五”计划时期，我们本着“简化税种，统一税率，便于管理”的原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成功地完成了新旧财税体制的平稳过渡，实现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进一步完善了个人所得税法。财政实行了复式预算，打破过去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财政管理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通过改革，我们初步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从而，使政策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已初步形成，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开始起步。金融立法取得突破，1995年初，我国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金融市场有所发展，国债发行初步实现了市场化。建立包括汇率并轨、实行结售汇制和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等在内的外汇管理体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家计划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国家计划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基础，变指令为指导，实现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
——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已主要转变到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的轨道上。国家改进了重要商品的进出口配额管理，对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配额实行了市场招标。此外，按照国际贸易准则，调整了关税税率。
——企业改革正在积极试点。“八五”计划期间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已开始试点。为此，国务院确定100 家试点企业、56家企业集团和3家控股公司。各省市、 各部门也选定一些企业作为试点。
——社会保障体系、住房制度、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二）国民经济迅速增长
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以1988 年8 月到1991年8月三年治理整顿后的新秩序和积蓄的经济发展动力为基础， 借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东风，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呈出现快速、稳定增长的勃勃生机：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在1992年末和1993年上半年曾一度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但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明显增强和宏观调控技巧的日臻成熟，在1993年下半年中央及时出台了整顿金融秩序的“十六条”。并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此后，中央始终坚持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加上实行了适度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实现了在控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过热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目标。
1.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80年代末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大调整为“八五”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后期的快速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实现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目标。“八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7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75.9%， 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12.0%，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率高近4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2%，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8%，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5.4%， 即使是经济增长较快的亚太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低于我国。在经济总量上提前五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从产业结构看，“八五”时期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仍较突出，经济快速增长是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的，主要产品产量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第一产业发展不尽如人意，与“七五”相比，年均增速有所下降，第三产业的增速与“七五”期间的增幅基本持平，略低于计划10%的目标。（见表1）
表1 “八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八五”平均
GDP 9.314.2
13.5
12.6
10.2
12.0
第一产业
2.4 4.74.74.04.54.1
第二产业 13.321.7
20.7
18.4
13.6
17.5
第三产业 10.011.69.59.68.09.7
2.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完成61637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41893亿元，年均增长36.1%， 比“七五”年均增速高21.1个百分点。“八五”时期国有单位投资累计达36704 亿元，年均实际增长22.9%，大大高于“七五”年均增长4.1%的水平。能源、交通、通信等投资明显增强，对增强国民经济实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商品房投资大幅度增长，“七五”期间只投资185.6亿元， 而“八五”期间累计投资达4835亿元。
3.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定增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7%，与“七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4.1%的速度相比，增速明显加快。“八五”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5%， 比“七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高1.6个百分点。 伴随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从商品销售角度看，“八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67275亿元，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年均增长10.6%，比“七五”时期的3.3%高7.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到1995年末达29662万亿元，比“七五”末的7034 亿元增加了3倍多。“八五”期间国家在城镇顺利地实行了五天工作制， 缩短了职工的劳动工时，使劳动者有了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学习、休息和娱乐，提高了生活质量。
4.对外经济取得迅猛发展
“八五”期间，我国的对外开放领域明显扩大，地区上由沿海向内地拓展，产业上由农业、加工工业为主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金融、保险、商业等领域延伸，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格局，促进了对外经济的加速发展。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八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达10145 亿美元，比“七五”累计总额4864亿美元增长一倍多。“八五”期间年均增幅为19.5%，比“七五”的10.9%高近一倍。 其中， 进口年均增长21.5%，出口年均增长18.5%。累计贸易顺差近100亿美元。 “八五”期间年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进入世界十大出口国家行列，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已经由“七五”期末的1.65%上升为1995年的3.3 %。出口结构有所改善，1994 年， 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6.3%，比“七五”末期下降了9.3个百分点； 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由“七五”末的74.4%上升到1994年的83.7%。
利用外资增长迅速。 “八五”时期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3.4万多个，仅1993年一年就是整个“七五”时期的3.66倍；协议外资金额达4084亿美元，“七五”期间仅有272亿美元； “八五”期间外商实际投资累计1144亿美元，是“七五”实际投资的8倍。
对外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到1995年末，签订合同的国家和地区数达170多个。五年累计合同金额346.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5亿美元， 比“七五”末增加2.1倍。
国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199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736亿美元， 比“七五”末的111亿美元增长了近5.6倍。
二、“八五”计划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八五”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一经济发展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根除，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加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业问题在工业化、现代化加速过程中现次暴露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也已到了不容再拖下去的时刻。
（一）物价上涨幅度高持续时间长
从表面看来，“八五”计划时期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率过高，通货膨胀持续的过长。“八五”计划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平均每年上涨11.4%，其中1994年高达21.7%，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年均上涨12.9%，其中1994年高达24.1%，是改革开放以来涨幅最高的时期（包括经济震荡最大的1988年在内的“七五”计划时期年均只上涨10.1%和10.6%）。而且，这次通货膨胀率持续上涨的时间也较长。物价上涨幅度持续攀高的时间曾一度达到26个月，比1988年那次物价上涨时涨幅连续攀高20个月要长6个月。过高的通货膨胀率， 不仅影响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质量，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加大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负担，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巨大障碍。对此，中央从1993年下半年便开始给予了高度重视，及时出台了整顿金融秩序的“十六条”。并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此后，中央始终坚持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保持稳定”的方针， 实行了偏紧的信贷政策， 特别是1994年下半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1995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涨幅回落到14.8%，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回落到17.1%。但尽管如此，“八五”计划时期仍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物价涨幅最高的时期。
“八五”期间，物价上涨幅度高，除了“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的物价上涨（如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税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等），以及政府直接调高主要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的价格等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发展滞后，市场秩序混乱，特别是诱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体制性根源尚未根除。
（二）农业问题再次突出
中国的农业问题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指农副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是占全国劳动力50%多的农民收入问题。后者与农副产品的价格直接相关。就农业生产发展而言，7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把农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土地生产经营的好坏直接联系起来，解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农业生产逐步由传统的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但是，由于土地承包制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国家财力所限，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劲受到严峻挑战：一是耕地减少及农民对土地只种不养的掠夺性种植；二是对大江大河及其他农业基础设施的兴修严重滞后；三是农业科研的开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受到制约。“八五”期间，农业投入明显不足。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加大农业投入，受财力限制，对农业的投资在绝对量上虽有增加，但若剔除物价因素，无论是所占比重还是实际投资，均呈负增长（见表2）。企业和个人对农业的投入也缺乏长远考虑。 农业投入不足，使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靠天吃饭”格局仍未改变，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农副产品供应偏紧的矛盾仍较突出。就农民的收入而言，由于人多地少，难以形成规模。要仅仅依靠人均1.1 亩耕地（每个劳动力7～8亩耕地），来保证农民收入不至于过多地落后于城镇，在目前种植业收入仍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半左右的前提下，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就成了重要的出路之一。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就成为必然。这又必然推动食品价格的上升，影响市场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关于农民收入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在今后5～15年中仍将会继续影响我国的物价稳定。 尽可能地使农业劳动力逐步从农业转移出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
表2 国有单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国有单位固定
资产投资投资 农业 所占比重（%）
总额（亿元）
“七五”时期 12493.3
303.92.4
1986 1978.5 43.32.2
1987 2298.0 54.92.4
1988 2762.8 63.32.3
1989 2535.5 62.22.5
1990 2918.6 80.32.8
“八五”时期 36076.3754.42.1
1991 3628.1101.42.8
1992 5273.6132.32.5
1993 7658.0 64.30.8
1994 8694.6183.41.6
1995 10822.0264.02.4
（三）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问题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是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追求的目标，但由于这一改革涉及面太宽，难度大，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八五”期间，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影响着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不断引起人们的不满。 例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利税率从1990 年的10.1 %下降到1994年的7.5%。国有企业的亏损也在逐年加重。 工业企业亏损面1985年仅为9.6%，而1995年已超过30 %。 企业亏损额也是逐年增加的， 1990年为348.8亿元，1994年已高达438亿元。
1994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对部分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情况表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5.1%，若以损失挂账冲抵所有者权益后，企业的实际负债率为83.3%。1994年清产核资企业资产清查结果表明，清产核资12.4万户企业的全部资产损失达2231.1亿元，全部资金挂账2206.9亿元，这两项之和占清产核资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的10.7%。也就是说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国有资产已经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一般是企业的初次分配向个人倾斜、盲目投资造成资产闲置、中外合资企业中国有资产流向外方、股份制改造中的流失，以及国有银行资产被企业蚕食等。在这过程中形成的种种腐败行为更是令人难以容忍，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群众反应极大。此外，国有企业冗员过大，由于体制所限无法逐步裁员，长期拖延，对社会稳定也是一大隐患。
（四）财政金融问题依然突出
“八五”期间，尽管国家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分税制、复式预算、税制改革等等。但由于这些改革是以兼顾当前利益，重在建立机制为目的的，改革所带来的效应尚未出来。加上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征收方面的漏洞较大，以及政府支出的刚性增长，势必造成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财政赤字逐年扩大（见表3）， 加剧了需求的扩张，推动了物价上涨。
表3“八五”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 单位：亿元
总收入 总支出 名义赤字 债务收入 实际赤字
“六五”时期 6830.8 6952.0403.6524.8
“七五”时期 13517.7 13978.3
460.61237.2 1697.9
“八五”时期 23905.6 25708.9 1803.34545.3 6379.6
1991 3610.9 3813.6202.7461.4 664.1
1992 4153.1 4389.7236.6669.7 906.3
1993 5088.0 5287.0199.0739.2 938.2
1994 5218.0 5793.0575.01175.0 1750.0
1995 6188.0 6809.0621.01500.0 2121.0
金融系统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八五”期间，随着改革的深入，金融系统也陆续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组建国家政策性开发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等；专业银行商业化；积极培育资金市场，完善金融体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逐步建立、发展起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变官方和市场双轨汇率为依靠市场调节的单一汇率等等。但相对于持续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来说，金融改革仍显缓慢，改革远没到位：一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依然较差，政府干预和政府行为仍较严重，专业银行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机制也未形成，贷款损失率较大。二是利率制度改革不到位，利率的确立仍需要靠行政命令。存贷款利率也远远低于市场物价涨幅，形成负利率格局，助长了企业间的相互拖欠。加之金融领域管理秩序不健全，资金体外循环和资金黑市信贷较严重。四是货币发行超经济发展仍较严重。“八五”期间，货币净投放5244亿元，比“七五”时期增长2.2倍，年均增长26.1%。 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幅度也分别达到30%和32%，均大大高于GDP现价增长速度。 五是金融系统市场发育程度太低，尤其是民间金融十分落后，资金市场还不发达，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刺激了物价的上涨。
三、“九五”计划期间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八五”计划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九五”计划时期作为世纪之交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关键转换时期，倍受世人瞩目。
（一）“九五”计划期间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
“九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机遇，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只要我们能够趋利除弊，认真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位数的基础上，继续使国民经济保持9 %的年均增长速度，再次创造出令世人叹服的奇迹。
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是：（1）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是我们已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可以避免方向不确定带来的损失。此外，紧紧扭住经济发展不放，也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2）明显的增长阶段优势。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00美元时， 意味着开始进入经济起飞和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阶段，这一经济的起飞过程可以持续20～30年，直到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我国已开始步入这一起飞阶段，在今后的15年内，我国仍将处于这一阶段。（3）规模更大、 层次更高、内容更丰富的广阔市场前景。（4）较高的储蓄率为支持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受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较快以及中华民族传统节俭美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自7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储蓄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1978 ～1995 年我国国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5%以上，居世界前列。估计这种高储蓄倾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得到保持。（5）对外开放的扩大，与国际经济的接轨， 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开创更大的空间，资源、资金、技术的广泛交流，对改善中国经济的成长系统是十分有利的。（6）香港、澳门的回归， 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共享统一后的共同文明成果。此外，较为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梯度推进模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都将成为保持和促进整体国民经济在未来5年及更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国面临的不利因素是：（1）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应该说， 近几年我们在改革方面已经迈出了许多坚定的步伐，特别是1994年各项宏观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所取得的预期成果，为建立一个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看到，与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离胜利的彼岸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2）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 低效益”的路子。 改革16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较改革前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沿袭了部分老模式的套路。（3）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通货膨胀的矛盾日益尖锐。（4）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5）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外竞争压力增大的矛盾。（6）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
综合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及资源的约束，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结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预测，我们认为“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在避免出现中高度通货膨胀（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幅度低于10%）的基础上，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 %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3.5%左右，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2 %左右，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0%左右）的总体目标。与此同时，切实加强结构调整，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合理充分有效利用，争取初步实现由速度型、粗放型经济向效益型、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下一步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二）“九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们认为要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在“九五”计划时期和今年15年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抓紧时机继续推进改革。“八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勃勃生机，达到了12%的增长速度，主要动力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今后5年， 要使经济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并逐步消除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体制性因素，仍必须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后的改革相对前16年改革，难度要大的多。不仅要继续解决老体制下的一些弊端，而且还要校正一些已有改革的不足甚至失误。解决渐进式改革中伴生的不规范矛盾，涉及既得利益的再调整，势必有更大的阻力和摩擦，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对此，我们只能知难而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再次创造让世人叹服的中国奇迹，逐步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高效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八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的特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根据对我国未来15年经济增长环境有利、不利因素的综合分析，结合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未来5～15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充分发挥我国资金、市场和增长阶段优势，努力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外向型经济的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走出一条“高增长、中度通胀、高效益”的经济增长道路。这一增长方式的具体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储蓄，高投资，中消耗，高增长。二是以结构优化为重点，增量上大力加强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改善薄弱环节，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存量上加快调整进程，形成规模经济和高技术含量经济。三是对外经济要从单纯量的扩张转为巩固数量，提高质量。四是继续进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经济的活力，规范经济行为，消除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的体制性因素。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是这样一个增长模式，要真正实现也是相当困难的。
在转变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渐进性，需分两个阶段完成。先从数量增长型向数量、质量并重型转变，最后转到质量增长型；由粗放增长型向粗放、集约并重型转变，最后转入集约增长型。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实现指导思想由只求快到快与好兼顾，在好中求快的转变。以往由于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过低，国际环境恶劣，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偏重于追求速度的加快和数量的扩张，以满足并不算高但却是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难以同时兼顾效益和质量。如今，经过46年的建设发展，特别是经过16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经济已有相当基础。加上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争取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已为我们指导思想上实现经济发展只求快到快与好兼顾、在好中求快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求好，就是实现经济结构的全面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减少直至杜绝各种浪费和无效劳动。求快，就是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在协调、稳定、高效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健康的增长。
3.继续保持高储蓄率，防止超前消费。像亚洲“四小龙”与日本一样，高储蓄率是我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1978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平均为36%，最高的年份达到41.7%。近几年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得储蓄存款的利率为负数。少数大款和公款消费的示范作用也使得居民消费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经济发展阶段所应有的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我国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下降事实，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九五”期间，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如维持实际利率为正值或零，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严格控制公款高消费，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等，继续维持35%以上的高储蓄率，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4.应注意协调好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八五”期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进一步密切了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国际交往日趋增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初步实现了在经济项目下的有条件可自由兑换，使大量外资涌入我国。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充满活力，市场巨大，对外资的吸引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以投机为目的的国际游资，看准了中国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人民币利率大大高于国外的特点，流入中国的债券、期货、资金借贷等市场，从事投机活动，牟取暴利。大量外资的涌入，固然对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向我国的金融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1995年初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更是从现实的角度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可一味地崇尚外资，更不可在大量内资闲置的情况下，去利用融资成本和风险均很高的商业性外资。如何把握外资流入的数量、结构和速度，如何在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控制好基础货币的投放，进而保证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得以落实，已成为摆在金融调控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此外，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完全可以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而不必一味地盲目扩大和依靠进出口。应该采取措施，真正将对外开放从量的扩张转变到质的提高方面来。
5.妥善处理好人口与就业问题。“八五”时期，我国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2‰，比“七五”时期下降近4个千分点， 这对人均经济水平的提高，缓解资源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一项长期国策，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庞大的人口基数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松懈。“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仍需把进一步抓好控制人口增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此外，“九五”期间就业压力也会变得更加突出，城镇失业水平在经济年均增长12%的情况下尚且有所上升，1995年达到2.9%，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后，压力会更大。农村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8000多万游动农民民工如不能得到逐步的安置，对社会安定将带来无法预测的不利影响。而且如果大量剩余劳动力生活水平的提高仅依赖于有限的耕地和农副产品的话，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始终无法消除。对此，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绝不可从局部利益出发，采取偏激的管理措施，加剧这一利益集团与城镇居民的矛盾。国家也应通过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尽可能使这部分人有工可做。如加快公路网、铁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优惠政策加快荒山、荒地的开垦等等。
6.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人均资源稀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例如，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1%；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3%。随着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的限制会更加突出，特别是一些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另外，带有国际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如，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广州等大城市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二氧化硫浓度等，分别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标准的3～5倍和1～3倍，被划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众所周知，环境保护是要耗费大量资金的，但是，尽管如此，环境保护的费用还是要大大低于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而且，对一些无法治理的环境污染则不仅仅是费用的问题，而是人类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我国还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但是，为了子孙后代，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们应将这一问题纳入中长期规划。即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的那样，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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