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之间——试论文学活动中的“复合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主体论文,文本论文,活动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汉语学界的文论研究中，“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已成为关键词，“间性的凸现”正在趋成一种理论的共识。（注：在汉语学界，“文本间性”或译作“互文性”和“间文本性”，“主体间性”或译为“主体际性”、“交互主体性”和“间主观性”。）然而，在“互文性”与“主体间性”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既然读者和作者都具有了“主体间性”，那么，他们与同样具有了“文本间性”的文本之间，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主客两分的联系吗？笔者认为，可以用一种“复合间性”的概念来重新阐释这其间的关联，从而试图来解决现当代文论研究所面临的某些困境。
一、“复合间性”的出场
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或者仅囿于“主体间性”研究，或者只以“文本间性”为立足点，而往往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然关联。因此，最容易被置疑的地方，也就是理论的突破口就在于：谁将文本与文本之间缝缀起来的呢？换言之，在文本的丛林里面，其穿行者又是准呢？反过来说，处于主体间性里面的读者或作者，又是如何在文本之间行进的呢？
作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明确提出者，法国女学者克里斯蒂娃虽然也谈到了“间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é）的问题，但是，她还是更为关注作为复数文本的多声体话语及其关系，究其实质，就是要把间文本性的对话理论重新置于语言之中来把握。由此，克里斯蒂娃甚至坦言：要以“间文本性取代间主观性，并清除间主观性”！（注：转引自[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可见，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往往聚焦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证、游移、衍生、相生、归并的漂浮过程上，主体的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反倒成为次要的因素。但实际上，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还是相对稳定的，并不能由于对“文本间”的交互结构的推崇，从而抹杀“主体间性”在文学活动中本应占有的位置，这两方面本应是交互作用、相互渗透的。面对这一难题，巴赫金似乎早就有了清醒的预见，他认为“互文性”作为在并列的文本和陈述之间所发生的语义关系，它的成分只能是整个话语，“它的背后是真正的或潜在的话语主体，也就是所谈到的话语的发言人。”（注：[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如此看来，答案看似已找到了，只有话语活动的行为者，才能成为连缀“互文性”与“主体间性”的桥梁；换句话说，“主体间性”向本文的平面移动就成为了“本文间性”。
但问题并不能就此而止步，因为“潜在的话语主体”还只是个话语的载体，他们还要与文本群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活动，从而将自身在文学活动中实现出来，这就需要更高层面的另一种“间性”来加以言说。但毕竟，“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这种异质同构和交互渗透，倒近似于华夏古典文论所说的那种物我两忘、主客混糅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种两种间性互动过程中，主体并不完全将文本视为一种对象化存在，从而将文本与主体置于物我两待、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之中。反而，这种关联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恰恰是一种新型的“复合间性”关系的表征。
二、文学活动的“间性”全息图景
当艾布拉姆斯提出“宇宙——艺术家——作品——观众”的四重奏时，人们尚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作品”究竟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艺术家”和“观众”究竟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是抽象的“大我”，还是具体的“小我”？按照通常的理解，作家和读者都是“单一的作者”和“单一的读者”，或者是代表类性的抽象的“单一”。作品也大概如此，亦成为了“单一的作品”，只不过，在结构主义之后转化为“语言性”的文本。但是，在“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理论出现之后，这种理论的迷障就被消解了。不仅单一的文本成为了“互文性”的文本“群”，而且，单一的作者和读者亦俱化作“主体间性”的作者“们”和读者“们”。而作者们与文本群、读者们与文本群的交互关系，正是我们所说的“复合间性”的关系。
所谓文学的“复合间性”，意指在“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间性”。它兼具了“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特质，同时，又是超逾了这两种间性的更高的“间性结构”。由于，文学“复合间性”是由“作者→文本”与“文本→作者”的互动、“读者→文本”与“文本→读者”的互动共构而成的，而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具有“主体间性”，文本也是被置于“文本间性”的视野内的，它们共同形成的网络结构亦成为一种具有交互性的对话体系。难怪巴赫金曾说，所谓互文性就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就是交际中所有话语的语义关系”（注：[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当然，主体间的交往也不能排除在这种对话关系之外。可见，文学的“复合间性”既不属于“文本间性”，又不属于“主体间性”，而是介于两种间性对话和交往的中介场里面，是“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辩证统一、交互运动和“再度间性”。
具体来阐发，我们将从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角度来分别考察。从“作者”出发，如果说，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话，那么，作者与文本之间则构成了“复合间性”的关系。从“文本”出发，如果说，文本与文本的之间的关系是“文本间性”的话，那么，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则构成了“复合间性”的关系。从“读者”出发，如果说，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话，那么，读者与文本之间则构成了“复合间性”的关系。当然，这里的解析只是学理上的，读者与作者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这种情况恐怕相对较少。大多数的情况是，作者创作的文本在历史上存留下来，被后代人所不断的加以阐释，从而形成以文本为介质的读者与作者的精神交往。况且，前代人的理解已积淀成一种“理解前结构”，后来者的理解大都是建基于这一基础上的，同时更受到同代人共同理解的影响。作者与其他作者的交往，作者之间的师承甚至通过文本相互借鉴和学习，这更是存在的。读者与读者之间交往的情况是，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既能形成相互的交往，前代人对后代人也能形成不可逆的影响。
这样，我们便能获得文学活动的“全息图景”，从中可见“间性”的无所不在：（见下页图表）
附图
“作者们”、“文本群”、“读者们”，还有“生活世界”（最早来自德语的Lebenswelt），共同组成了文学活动的四维结构，这四边都要与文化历史发生双向的联系。生活世界所本然具有的“主体间性”，这是为现象学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从胡塞尔、许茨到哈贝马斯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创始者是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但是他的“交互主体性”还尚未成为“生活世界”的内在品质。而许茨则将现象学原则延伸到了社会学领域实现了这一点，他认为“生活世界”总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它在塑造每个交往主体的同时，也在被不同的交往主体所塑造：“生活世界既是背景又是我们行动与互动的对象”（注：Alfred Schutz,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editor by Helmut R.Wagner,Chicago and London,1970,P73.）。哈贝马斯也强调了“生活世界的结构就在于可能性理解的主体间的形式”，（注：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Vol.2,Polity Press,1989,P126.）他的名著《交往行动理论》就是从对“交往理性”的理解出发，进而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并与交往活动相互阐释，并经过这一通途最终推导出其“现代性理论”的。虽然，对哈贝马斯“语言构成了协调行动的交往媒介”这一论断，我们不能苟同；但是，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人们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确构成了“主体间性关系”。这样，文学中的“主体间性”，不仅具有了这类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也就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否定和相互协同被移植到了文学活动之中；而且还可以使人们“在交流实践及其验证中达到客观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解的合理性”，并具有“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注：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8页。）
“文本间性”或“互文性”则是巴赫金、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各自侧重点却并不相同。德里达这样的解构主义者所要“解构”的，是结构主义对“共时性”结构的崇拜，他将“历时性”因素注入其中而独辟蹊径。他的那种流动的结构或结构的流动，自然要消解共时“结构”的封闭和自足，从而以“意义链”（德里达语）的差异来替代“结构”的同一。这样，不同文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互生、互动、互证的过程，意义亦成为流动过程之“过程”，文本也成为开放式的“可写的文本”（罗兰·巴特语）。克里斯蒂娃和托多罗夫则通过对巴赫金思想的“误读”，来阐发出法语学界的“互文性”理论。克里斯蒂娃将任何文本都比喻成由“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文本无非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这种“互文性”的方式，包括颠倒（anagram）、暗示（allusion）、变形（adaptation）、转化（translation）、戏拟（parody）、模仿（imitation）等诸种变异形态（注：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12.）。这样，任何一种文本都不是单子式的存在，都是在与过去写成的文本、当代正在创作的文本、甚至未来将要写就的文本相互联系着的。进而，文本及其理解也就向“文化历史”开放了，历史文化亦被记载在文本的内部，二者之间也形成了“文本间性”的关系，假如历史能够成为福柯意义上的可阐释的文本的话。其实，新近的“新历史主义”文论即是——主张历史与文学“这种联系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一种‘互文’（intertextual）”的（注：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一种“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语）。由此可见，具有“互文性”的文本群，不仅要与其他文本构成横向的“互文性”，而且还要与“文化历史”之间形成纵向的“文本间性”的关系，与此同时，文本研究亦应被置于“文化间性”的视域之内。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读者们”和“作者们”及其与“生活世界”关联来看，抑或从“文本群”及其与之形成“互文性”的“文化历史”来看，还是从介于“文本间”与“主体间”的“复合间性”来看，可以说，文学活动的各个维度都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间性”。质言之，“间性”正是文学活动的特质之一，文学活动恰恰是一种不离于“间性”的活动，我们所说的“复合间性”只是“文学间性”的子系统。
三、返观现代西方文论的缺憾
在此，人们不禁要追问，除了学理的依据之外，“复合间性”理论范型的提出还具有哪些实践的意义呢？当我们以这种“复合间性”理论为基点，来返观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它的现实意义就会彰显出来。从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的链条来看，现代西方文论的整体发展，经历了（以作者创作为依据的）“作者中心”范式、（以文本的语言结构为依据的）“文本中心”范式、（以读者接受为依据的）“作者中心”范式的前后衔接、否定前行的历史性转换过程。
（1）“作者中心”范式的文论，大致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若干类型。它们的共同的特质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原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然而，无论是象征主义的“独立的诗情”（瓦莱里语）还是表现主义的“艺术即直觉”（克罗齐语），还有精神分析的“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语）的人格结构理论，都聚焦于单数的“我”，而没有看到“我”其实是“我们”中的交往一维。尽管，后来的容格看到了群体性的“集体无意识”，但他还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间性视而不见。作为反拨，拉康之后的当代文论则开启了这样一种取向：“如果文本反射主体，如果主体就是文本的目标，作为写作主体，后者就变成了一种玩弄镜子的魔术师。文学话语使它自身的精神分析意义变得相对化，因为，它是对话性的、互文性的、美学性的和互认性的，就是说它与不同的知识有联系。”（注：[加]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正是这种“间性原则”的引入，使我们看到，“作者中心”范式的文论只囿于作者对文本单方作用，而未看到文本对作者的反作用及其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正是在“复合间性”中实现的，不仅作者们是生活在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中的，而且文本亦是在“互文性”中流动着的，它们之间才能实现一种“间性”之间的真正对话。同时，“作者中心”范式文论至多只能看到作者与作者的“间性”的一面，而难以洞见到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的一面，直到现代解释学才最终撕开了通向读者的缺口。
（2）“文本中心”范式的文论的出现，是西方文论发展历程上的“语言性”转向的结果，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到结构主义都是如此。这种范式的文论认定，“对于作品的审美，根本就不建立在直觉观念的基础上，它是从另一基础概念即意指作用概念产生的。……于是，意指作用的美学，自然就以作品作为符号系统的概念，代替了唯心主义所热衷的论题：主体概念。”（注：[法]梅吉奥：《列维—斯特劳斯的美学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以索绪尔语言—言语、共时性—历时性等等“二项式”为基础，结构主义者们逐渐形成了一套在文学研究中“关于自然和人类创造的构造法则”。这一套语言符号的构成法认为“结构即本质”，是内在的结构及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本质。而且，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本身还具一定的意义，所以才能被当作符号来加以研究，会被加以构成性地拆散和建构性的重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两分因而应运而生。但是，由于缺乏间性的视角，结构主义者似乎只关注于封闭的文本及其所“呈现”的世界，总是在寻求文本背后的深层共时性结构，而将文本的流动性置于了理论盲区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里达提出文本的流动是“重复、相像、重叠、复制之关系组织的”的“镜像过程和折射游戏”（注：[法]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而这种能指的漂浮，自然涉及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的问题，结构主义恰恰忽视这一历时的“互文性”的方面。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只关注“文本——世界”的关系，而将“作者——文本”、“读者——文本”的交互作用轻视了，虽然深度结构的发见都是阅读和阐释的结果。如此看来，“复合间性”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这种不足和短视，因为它不仅旁涉到了“互文性”与“主体间性”的两端，而且，还在这两种“间性”之间寻求新的互动。此外，文本的他者，不仅限于其他的文本，还有文化历史的这种“他者”。文本与文化历史还是可以“互文”的，文化本身亦具有“文化间性”，这便使得文本获得更广阔的阐释和运行空间。
（3）“读者中心”范式的文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读者的过程，它破除了“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范式文论的自我限制。现代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都关注于文学活动的接受方面，或者说，它们俱以读者的阅读、反应、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从伽达默尔的“观者参与”理论，到姚斯的“期待视野”的读者研究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的效应研究，再到美国读者反应批评，都在寻求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结构。但还不要忘记了，这种互动是一种间性之间的“复合性”运作，是“读者间性”与“文本间性”的交叉、互渗和涵化。伊瑟尔虽然也将读者领会本文看作“生产性的响应过程”，也就是用阅读把“存在于本文之中、受到本文悬置的可联结性”（注：[德]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联缀起来的过程；但是，这类的分析还是就“单一的作者”和“单一的文本”而言的，尚没有拓展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领域，也没有过多涉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差异性和互动性。如果，关于“读者”的研究能把“主体间性”和“互文性”扩充于其中，那它将获得更大的阐释潜能，这仍会使“读者间性”和“文本间性”之间的“复合间性”再度凸现出来。
除此之外，通过“间性”的视角，文学理论也突破了自身的限度，开始向文化历史领域拓展自身。这就是说，在“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范式研究之后，被忽视的“文化历史”问题被提升了起来。新历史主义者们首当其冲，他们将历史语境看作是包括社会制度和实践等功能的“文化系统”，将文学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视为“文本间性”的关系。这样，在对文艺复兴为核心的研究之中，本文、话语、权力及主体性构成之间的关系被凸现出来，所谓“颠覆与遏制”的结构就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理论成果。然而，这种将文学与文化语境综合起来加以考察的思路，究竟能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不过，这一趋向的当下影响却是巨大的，难怪伊瑟尔也要以“文学人类学”来改造文学理论的方向。尽管，文学理论的研究看似走向了文学自身之外，但是，对文化历史的关注，毕竟完善了整个文学活动的全息图景。原因在于，“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它必然要对历史话语进行分析，因此，文学理论既是文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学科像蜘蛛网一样扩散开来，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correspondence）源泉、分析的基础。”（注：[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总而言之，“复合间性”的提出，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而且还具有践行的意义。在对文学活动的“间性”探索过程中，“复合间性”仍不失为一种描述“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互动的整合准则，同时亦是研究者观照文学活动的一种独特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