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关于国际收支模型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收支论文,新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模型，均建立在工业化大国这一假定前提的基础上。因此，在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中，总是假定当一国采取货币政策或变动汇率时，将直接影响该国产品的总价格水平，也影响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和贸易条件。此后的分析便是在这一假定条件下的延伸。传统模型同时也假定，参与交换的国家的所有产品都是可以进行贸易的。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律却与上述假定相距甚远。发展中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国内市场很大，存在着大量的与国际交换无关的“非贸易品”（当然，任何发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非贸易品，但这在传统的理论模型中是不予考虑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开放国，但由于其贸易量占世界市场的比重很小，不能决定其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故被称为“小开放经济”（smallopen economics）。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经济实体较小，其货币政策或汇率变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也很小，因而也属“小开放经济”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等。这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开放经济”的国际贸易活动，必须采用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模型来分析。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开始注重这一方面的研究，即研究在存在着大量非贸易品、接受由国际市场决定并以固定的外币所表示的产品价格的“小开放经济”中，当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动时，对其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国际经济学建立起新的理论模型。
一、按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分类的基本模型
新理论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是将一国的商品分为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大类。新贸易理论认为，虽然任何国家都有这两类商品，但存在大量非贸易品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新理论模型的这种分类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是不被考虑的。
这样，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在资源既定条件下，一国的可贸易品生产越多，则非贸易品生产越少；反之则越多。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比，由向外凸出的转换线上各点的切线斜率来表示。如果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越便宜，则该斜率越大；反之，当该斜率越小时，表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越昂贵。
发展中国家和“小开放经济”的贸易平衡状态是由可贸易品的生产与本国对该产品的消费来确定的。如果可贸易品在满足本国购买后仍有剩余并出口，则该国出现贸易顺差（假定世界市场能全部吸收该国出口的全部产品）。反之，如果本国对可贸易品的需求大于对该产品的生产，则需要进口，于是出现贸易逆差。显然，新贸易模型不同于传统贸易模型关于进出口量决定贸易状况的分析，而是将可贸易品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如果本国可贸易品已能满足本国的需求，则不考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进口需求。
一国对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是由该国的社会偏好线（即社会无差异曲线）与转换线的切点来确定。假如该点的斜率刚好等于该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比率，则表明该国对可贸易品的生产刚好能够满足本国的需求，这时不会出现贸易顺差或逆差，该国处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当然，在没有进出口的情况下，国际收支总是平衡的）。
二、支出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与贸易平衡的关系
在上述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新理论模型研究当一国增加支出时，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对该国的贸易平衡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国在既定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一定的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条件下，可以确定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均衡的生产数量。假设这时该国增加支出，即实际支出水平大于其收入水平，而该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变，新的消费均衡点则通常会显示该国对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都超过其供给的现象。从可贸易品来看，将会产生贸易逆差，需要从国外进口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非贸易品来看，本国则会出现需求过度的状况。由于非贸易品本身就是指不能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因此对它不能靠进口来满足，只能通过存货的消耗来暂时加以满足，直到本国的存货消耗完为止。
当然，以上只是使人易于理解的一般情况。从理论上的可能性来看，还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国出现贸易顺差，但是对非贸易品需求过度的程度更大；另一种情况是该国国内对非贸易品的供大于求，但这时该国的国际贸易逆差则加剧。
现在进一步研究，当政府在原有的相对价格状态下增加支出时，如果该国采取变动汇率的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这时，汇率的变动一定会导致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动。由于汇率政策只能影响可贸易品的价格水平，而对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是由可贸易价格的变动所引起的。
先考察一国政府因支出水平变动而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一国的支出是由该国的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所构成的。当私人支出增加时，对可贸易品支出增加的数量是由私人对可贸易品的边际支出倾向来加以确定的。而政府在增加的支出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于对可贸易品的购买，则很难加以研究（为简便起见，这里假定政府对可贸易品的边际支出倾向与私人的边际支出倾向相同）。当政府在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支出水平时，该国经济出现贸易逆差，这在前面已作过阐述。为了消除逆差，政府必须提高可贸易品的价格，以遏制进口。为达到这一点，政府可以采取提高汇率即让本币贬值外币升值的办法。这样，当可贸易品的价格上升后，在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变或者小于可贸易品价格变动幅度的情况下，则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将会下降。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当支出水平增加时，产生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过度，这不是也会导致其价格上涨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考察的是当汇率变化时对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即相对价格与汇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汇率变动只影响可贸易品的价格，而并不直接影响非贸易品的价格，故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变。至于超量需求，无论是对可贸易品还是对非贸易品，都会产生影响。
结果是十分明显的。政府如果采取本币贬值的措施，将促使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可以减少对其的需求，有助于消除该国的国际贸易逆差。
再仔细分析，当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后，该国国内原来的生产点也将会发生变化。部分资源将会从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可贸易品的生产部门中去，从而使可贸易品的生产数量增加，而非贸易品的生产数量减少。这是因为，当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以后，该国生产可贸易品的边际收益也随之增加。这时，该国的资源将会从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不断流向可贸易品的生产部门，直到生产非贸易品和生产可贸易品的边际收益相等为止。
如上所述，当支出增加时，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将发生变动。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支出增加后的该国新的消费点将由社会偏好线根据新的相对价格水平重新加以确定。这时的贸易平衡状态则取决于新均衡点的与原均衡点的相对关系。从理论上讲，三种可能性都有，既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也可能产生贸易顺差，还可能刚好贸易平衡。
从一般情况下可以得知，在支出增加和本币贬值的情况下，将会产生两种经济效应：一种是生产效应（production effect）， 即可贸易品的生产数量增加而非贸易品的生产数量减少；另一种是消费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in consumption），即对非贸易品的消费增加而对可贸易品的消费减少。这两种效应变动的方向是相反的。生产效应是促使可贸易品的数量增加，而消费的替代效应则使可贸易品消费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弥合贸易逆差的缺口，最终导致贸易平衡。可见，当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以后，其产生的消费的替代效应和生产效应对消除一国贸易逆差所产生的作用是一致的。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考察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和支出水平之间的相对关系，则可以作出一条反映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负向关系的贸易状态均衡线（trade balance equilibrium curve）。 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和支出水平之所以是负向关系，是因为当支出水平增加而相对价格不变时，这时为贸易逆差状态。为消除逆差，该国可以采取本币贬值，使外币升值的政策。这样，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便下降，最终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类似这样不同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与不同的支出水平在贸易均衡时的组合有无数个。贸易状态均衡线表明：在该线的右侧，为贸易逆差状态；左侧区域则表示贸易顺差状态。
三、支出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与非贸易品市场均衡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在支出增加情况下为保持贸易平衡而发生相对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没有考虑非贸易品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实际上，当本币贬值促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时，贸易逆差状况消失，但却加大了国内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压力。因此，政府一般不愿意使其出现这样的经济状态。
现在考察在增加支出时，为了保持国内非贸易品的市场均衡而出现相对价格变动的情况。
同前面一样，假如支出水平增加，国内非贸易品市场将会出现超量需求。如果要消除这部分超量需求，则需要提高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即通过本币贬值的办法降低可贸易品的价格，从而提高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以后，会促使国内生产非贸易品的收益增加，因此国内的生产资源便会从可贸易品的生产部门向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流动，这就是所谓“生产效应”。从“消费的替代效应”看，由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使消费者对其需求量减少，而转移到相对便宜的可贸易品上。这两种效应的方向也是相反的。当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到足够的程度以后，便可以消除国内市场对非贸易品的超量需求，从而达到内部均衡。
反映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与支出水平之间关系的内部均衡线是一条正斜率的曲线。这是因为，当支出增加时，在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不变情况下，会出现国内对非贸易品的超量需求。只有提高非贸易品的价格，才能遏制过度的需求。当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便可以达到国内均衡。同上述贸易状态平衡线的形成过程一样，不同的支出水平与不同的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幅度有无数组合。连接所有的这些点，便形成了正斜率的内部平衡曲线。在内部平衡曲线的右侧，均表示该经济对非贸易品产生了过度需求；在该曲线的左侧，则表示该经济对非贸易品的供给过剩。
将上述贸易状态均衡线与内部平衡线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便会把一国的经济分割成四种状态，即对非贸易品需求过度同时出现贸易逆差，对非贸易品供给过剩同时出现贸易逆差，对非贸易品供给过剩同时出现贸易顺差，对非贸易品需求过度同时出现贸易顺差。这四种经济区域均被称为“经济不幸区”（zones of economic unhappiness）。
从政府的角度看，最理想的目标是同时实现消除贸易逆差和保持国内均衡。显然，只有贸易状态均衡线和内部平衡线的交点才表示这两种目标同时处于均衡状态。
以上关于国际收支的新模型，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学专门以发展中国家和“小开放经济”为对象所创造的新理论。西方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同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也发现了可以验证该理论的一些典型案例。如在1974—1982年期间，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举借外债，使政府的支出剧增，其经济都处于国内对非贸易品需求过度的状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有些国家的物价上涨几百倍甚至上千倍。与此同时，在国际收支方面又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其中许多国家都大大高估了本币的币值。这就是说，这样做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国内需求的压力，却大大增加了贸易逆差。1982年以后，这些国家便开始大力削减政府支出，同时将本币贬值，试图增加外汇收入，以偿还外债，其目的在于出现贸易顺差和国内非贸易品的供给剩余。在此之前，拉美以外的一些债务国的政府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政策举措，例如土耳其和韩国分别于1980年也实行过同样的政策，虽然它们当时的情况要比拉美国家好得多。
四、非贸易品条件下的调节机制
如果一国经济处在对非贸易品供求不等的内部不均衡和对可贸易品进出口不等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下，有两种自动调节机制可能会发挥作用。
第一种自动调节机制是内部均衡的调节机制。例如，当国内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过度时，生产者将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在市场反应充分的条件下，非贸易品的价格将会上升，直到产生供求均衡的价格为止。但是，这时该国的国际贸易逆差将会加大。从实际情况看，这是一个渐进的自动调节过程。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处在非贸易品供给过剩的状态下，这种自动调节过程将更加缓慢。因此，在这种经济状态下，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与上述相反，呈下降的趋势。除非该国的工资水平也随之下降（而一国工资水平的迅速下降是非常困难的），否则便会导致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对此，该国政府的政策引导机制作用的发挥将会加速这一调节过程。例如，政府可以采取将本币贬值的汇率政策，从而降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这样便可以通过非贸易品对可贸易品的替代作用，使经济很快趋向于内部均衡。但是，这时该国的外部不均衡状况更加恶化，即顺差加大。
第二种自动调节机制是外部平衡的调节机制，即通过本国国际储备的变化而对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作出反应。例如，当一国处于国际贸易逆差状态时，本国的国际储备则会外流。当该国的国际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导致本国货币总供给的下降，这将致使本国实际支出水平下降。这时，在边际进口倾向的作用下，该国进口商品的数量将会减少，从而有助于改善乃至最终弥补国际贸易逆差。假如该国政府为了维持因国际储备的外流而造成的本国实际支出水平下降状态，同时增加政府的消费信贷，这将会抵消国际储备流动效应。但是，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干预外汇市场。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消耗尽时，政府最终不得不作出反应，或是减少支出，或当减少支出的决策太晚时，最后被迫将本币贬值。
与前面所述相类似，如果一国经济不是处于逆差状态，而是处于顺差状态，则可能会产生一些新问题。这时，该国的国际储备因不断流入而增加，这将导致本国货币总供给量增加，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支出的增加。国内支出增加促使进口增加，从而有助于消除贸易顺差。当然，政府未必欢迎这种自动调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可能会同时减少信贷。因为，政府一般会认为保持一定的顺差要比逆差好。
但是，外国资金的持续流入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可能导致该国发生“荷兰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外国资本很容易流入在世界市场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本国新兴生产部门中去，拉动工资水平的增长，从而对国际市场价格浮动不大的传统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产生破坏和打击作用。二是可能导致本币币值的上升，从而对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拉美南锥体国家在70年代发生的问题，就被认为是属于这种情况。
五、几点评论
1.发展中国家和“小开放经济”的国际收支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它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研究非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新模型。但是它与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的其他理论发展有所不同。其他理论主要集中在突破传统的以要素禀赋为理论支撑点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收支问题上，是属于一种纵向的理论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和“小开放经济”的国际收支模型则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横向的理论发展，因为它不是以大国贸易为基础的。这说明，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不管这种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否存在着局限性，这仍然是一种进步，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2.该模型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际验证所展示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值得高度重视的经济问题。例如，过度举借外债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的相互转移性，即一方的改善必须以另一方的恶化为代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币值高估的情况下，将会严重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再如，一国国际储备的持续增加促使本币坚挺，是否会影响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此外，该模型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调节汇率时本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变动的规律，以及在国内物价状态与国际收支状况的不同组合下，政府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及其经济运行机理。这些无疑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3.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本币贬值的政策以图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状态时，是否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此，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作过研究，发现在本币贬值的短期内，特别是在头一年内并不能产生正效应，产生的反而是负效应。 这就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传统的“J型曲线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得到了某些验证。例如，当新元贬值时，新加坡的出口仍然下降。经济学家们近年来的最新理论研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需求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货币贬值所产生的进出口需求弹性效应、内需效应、劳资间及政府和居民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外债支付效应、投机性购买效应、政府政策尤其是非关税措施的替代效应等；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中间投入品进口效应、工资以及其他生产成本效应等。这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收支困境而采取调节政策时，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解决短期内可能出现的负效应。
4.需要指出该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国际收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国际收支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关系的不合理性。自从80年代初在墨西哥召开的表态性的“坎昆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也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话，以解决南北矛盾问题。每年一度的“七国首脑会议”在涉及全球问题，也将发展中国家拒之门外。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调节本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二是该模型的某些假定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例如，关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分类缺乏动态性。诚然，处于短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大量的非贸易品，这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原先的一些非贸易品则可能转化为可贸易品。因此，如何将新增产品（特别是在该模型假定支出增加所诱发的存量增加的状态下）加以分类，可能具有不确定因素。
5.该模型关于一国变动汇率不能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和世界市场价格的假定，实际上已是目前国际经济活动中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面临的常态。这与经济发展早期世界经济由少数大国或强国所左右的情况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在传统的大国贸易模型中，也应当纳入这一概念来加以研究（克鲁格曼在他的最新国际经济学著作中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大国模型也应加以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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