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淘宝村：走出农村城市化困境可能性的尝试与思考_淘宝村论文

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淘宝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困境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既有城镇化路径的属性与特质

      (一)以“资源变现”为核心的“职业经理式”经营路径

      中国既有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核心是“职业经理式”(王明琳、周生春，2005)的“城市经营”(张京祥等，2002)，即将城市当做一个被经营、被运作和“待增值”的主体，行政辖区内的要素，包括土地、文化、生态等，都是重要的资本。政府与市场、技术等领域的精英形成一个排他性“职业经理式”的“增长联盟”(张振华，2011)，利用政策、规划、管理等手段，将上述要素进行吸收、统筹，并以其为“筹码”在短期内吸引大资本、建设大项目，最终谋求迅速“变现”，从而不断推进特定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事实上，“职业经理式”管理作为一种“委托—代理”方式，存在典型的机会主义、剩余索取权增加等问题(赵曙明，2012)。而在中国城镇化这一特定背景下，由于“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上述问题更加突出。因此，“职业经理式”的中国城市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以短期内“资源快速变现”为核心的制度性投机行为。

      这一机制的形成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渊源。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地方政府出现了“地方合作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Oi，1992)等新变化，但“官员晋升”(周飞舟，2009)的考察标准却延续至今，以地方经济总量(例如“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等)为代表的经济业绩依然对于解释地方官员的晋升或留任有显著的作用(Bo，2002；Li and Zhou，2005)。其中，“相对排名”而非“绝对规模”继续作为核心变量(Rosen，1986)，而“职业经理人”的“自利行为”(Brennan and Buchanan，1980)在“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现实困境与任期政绩考核的交叉作用下，使得地方政府运作的“企业化”倾向愈加明显，以“资源变现”为核心的“职业经理式”城市经营路径也不断被强化。这背后实际是地方政府以控制供给等手段实现区域内国有资产及其他“资源要素”重新分配和溢价攫取的过程，而这其中所产生的“差价”就成为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陈嘉平，2013)发展的基础，形成哈维所言的“资本积累的三个闭环”(Harvey，1978)。当下，这种“职业经理式”的“经营惯性”正在不断加大对乡村土地、文化、生态等多类型资源的占有，这无疑会固化甚至强化目前城镇化的畸形模式，导致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愈加匮乏，城乡二元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使得乡村丧失发展的活力与新可能。

      (二)以“附属供给”为关键的“城乡虹吸式”发展格局

      中国既有城镇化路径的主线就是“城乡虹吸式”①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化安排和历史沿革，并成为中国城镇化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始资本积累”动力。一直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形成了“剪刀差”式的不对等发展，国家利用户籍、农产品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将农村资源以低廉价格供给到城市，从而以“异常低成本”支撑城镇化发展。有统计数据显示，仅在1952-1989年期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城镇就从农业中获取了971.6175万亿元(柳思维、唐红涛，2006)。但是，在城市不断吸取营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却一直没有形成对乡村的辐射带动效应，城乡一体的生产力结构体系始终没有得到确立和优化②，一种城乡倒挂的“虹吸式”发展路径形成并延续至今，这也造成了中国城镇化的不可持续。

      但我们不能简单把这种路径等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城乡户籍、农产品统购统销等制度设计及其后果。而“城乡虹吸式”发展的实质，是利用城乡资源的不平等交易来支撑高性价比的城镇化进程，核心在于把城镇化简单地视为将现代化特定要素“植入”传统乡村，使其“转型”成为具有特定标准和内涵之“新市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内，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繁华是一种必然，即“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摩尔，1989)。但事实上，城镇与乡村并不是决然对立的两极，“农民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或是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peasant)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终结，是一个新篇章的起点，是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ermier)等职业意义存在的起点(孟德拉斯，2005)，更是乡村生活的有机延续与“更新”的起点。因此，城镇化应该是城乡的有机结合和互补，绝不意味着乡村只能以一种被动卷入的方式、按照一个固定路径“被改造”。这种以“附属供给”为核心的“城乡虹吸式”发展会将乡村置于一种“被抛离”和“被边缘化”的危险状态，而这绝不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三)以“空间规模”为特征的“数目指标式”增长目标

      中国既有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目标就是“数目指标式”的增长。黄仁宇曾提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方式，是因为它具备一种可以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黄仁宇，1997)，这使资本主义国家得以按照商业法则来重组、运行和维护，而其核心就是“数目管理”。与此相对，当下中国的城市管理方式固然早已不是历史上曾出现的那种“金字塔倒砌”式的虚伪(黄仁宇，2001)，但也决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商业法则”式管理，反倒成为了一种混沌而含糊的“黑箱过程”，并且本末倒置，即原本用于考核结果的数据性指标超越了计量标准的范畴而成为最终目的。这构成了中国城镇化“数目指标式”增长的实质内涵。具体来说，中国既有城镇化呈现出“政府主导”与“从上至下”的特点，因此需要可以被量化、被比较、被宣传、被考核的发展目标，这就导致政府在操作层面将指标化、数据化、规模化的增长奉为圭臬，而这必然会忽视城镇发展过程中微观个人的幸福与软性环境的建设，从而使得中国城镇化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缺陷。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最新一轮的国土资源部“全国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专项调查”就显示，2004年，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还有闲置、批而未供的土地近30万公顷，相当于年度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8)。

      马克思曾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依靠市场主导的“调节”和“生长”机制，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换言之，城市需要“发展生命中的那些潜能”(芒福德，2005)，从而赋予人以自由发展的更大可能，城市的活力恰恰是因为它能够为文化要素提供自发增长和培育的开放性空间。而中国既有城镇化路径的这种“数目指标式”增长倾向，过于偏重规模、速度、数量等表面性和短期性的指标，让城市“面临一种单调的未来”(芒福德，2009)，从而丧失了城市持续繁荣的基础。

      二、乡村城镇化的困境与“淘宝村”的出现

      (一)既有城镇化“路径依赖”导致的农民“主体缺位”

      中国既有的城镇化推进路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已经成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新型城镇化”将地域生产力结构的再建构、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地方特色文化的彰显等作为核心要求(房冠辛、张鸿雁，2015)，试图对以往城镇化的推进方式进行纠错和调整。但当下乡村却依然在沿袭、甚至强化既有城镇化路径的核心逻辑，这也导致乡村的“新型城镇化”处于一种迟缓乃至停滞的状态，并引发一系列衍生问题。究其原因，对既有城镇化路径的僵化照搬固然不可忽视，但根本在于乡村城镇化对本地性、内生性、自发性的着力不足，这种不足导致乡村城镇化的“主体缺位”，使得“新型城镇化”滑向城镇对乡村土地、文化等珍贵资源的又一次掠夺。

      以土地资源为例，目前乡村多以政府为主体形成唯一的操作平台，将宅基地、农用地等土地资源进行流转和集中以待置换，并通过引入特定产业主体实现对土地资源的规模化运作和经营，最终形成“居住上楼、土地入股、农民转工”的乡村现代化改造，让农民成为住在新居民点中的产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增减挂钩”与“占补平衡”等政策获取了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贺日开，2014)，实际上，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左右手互倒”的方式将城乡之间的“土地价格差”进行再分配，将发展权划拨给发展价值更大的城镇空间和经营主体，并以此不断提升自身辖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建设导向无疑会使得乡村土地的增值在操作层面被“前置”，即空间与资源的城镇化、资本化成为重中之重，而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产业多元化则成为了次要目的。但事实上，乡村城镇化的关键应是农民的“市民化”转变，即实现“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1985)曾指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而中国的乡村城镇化恰恰忽视了“人的现代化”。农民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必须被显性化，否则，乡村城镇化将始终在简单粗暴的同质化与城乡二元的分裂化之间徘徊，并有可能演化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

      (二)城乡二元关系结构下乡村特质的“被消费”与“被规训”

      乡村城镇化中农民“主体缺位”的实质是城镇对乡村城镇化的“越位”，即城镇资本、技术和话语体系对乡村的强势入侵，迫使农民交出了对自身村庄发展的主导权，成为城镇消费的“商品”，这在更深层面强化了城乡不平等。例如，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区域，“洋家乐”成为广受政府和市场欢迎的高端民宿产品，一个村落甚至几个村落被城镇和国际投资者占据形成一个乡村度假村④，成为消费不菲的“乡村精品民宿”⑤。但本地居民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收取了一次性房屋租金，之后就丧失了对乡村珍贵资源的主导权⑥，不仅无从参与后续“资产性收益”增长的分配，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外来技术、审美对本地要素的审视和改造，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丧失了地方原真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农民参与的摒弃和对乡村地方性的产业化改造已经开始得到某种“配套话语体系”的附和，即认为农村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珍贵资源就不应该让农民参与开发，因为他们“钱少、眼界低、土气”⑦，从而将对农村珍贵资源的二次掠夺装扮成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这实际上是预设农民不具备“自主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但事实上，农民对乡村自身资源的主动性经营非常普遍。一项针对全国10省农村宅基地转让情况的调查就发现，36.35%的受访农户表示本村存在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在江苏等省份该比例甚至达到了48.89%(陈小君，2012)。

      费孝通(2004)曾指出，“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文化自觉”的本质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李永梅，2010)，是塑造主体性的一种必要经过。因此，乡村城镇化必须充分尊重、积极唤醒、主动激发农民主体行动的“自觉与自为”，让农民自己决定自身村落、自身生活与自身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如若不然，城镇化最终会磨平乡村的地方特色，阉割乡村的文化自信，以“洋家乐”为代表的市场化产品将替代地方“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克朗，2005)，成为被建构的“集体无意识”，乡村最终沦为城镇的“消费对象”和“消遣空间”，也彻底丧失与其平等对话的基础。

      (三)“淘宝村”中的青岩刘村：一种乡村城镇化的新方向

      在乡村城镇化陷入困境的同时，一些乡村出现了特殊性的增长，这构成了当下乡村发展的新方向。其中，“淘宝村”现象尤其值得注意。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现象是指聚集在某个村落的网商，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网络商业群聚现象(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2015)。“淘宝村”具体认定标准参见表1。

      

      根据笔者对相关资料的汇总和统计⑧，目前全国“淘宝村”共有780个，“淘宝镇”⑨71个。这些“淘宝村”都有“农村淘宝”服务站，后者是指导农村淘宝发展的平台。目前，通过电商集团庞大的资本投入和产业联动支持(比如“淘宝农业”、“淘宝大学”、“京东白条”等)，“淘宝村”正在高速发展。“淘宝村”已经广泛分布于全国17个省(区、市)，但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5个省份(见表2)；活跃网店数量超过20万家；所销售产品集中在服装、家具、鞋、日用品等高频次、低门槛、大销量的门类。当下“淘宝村”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趋势：第一，出现了地域性集群，以浙江义乌为代表的区域成为重点集聚区。第二，与乡村建设和扶贫等政策紧密结合。省级贫困县的“淘宝村”达到了166个，而国家级贫困县有10个(见表3)。政府也从物流、税负、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淘宝村”支持。第三，B2B类的电商村开始规模化出现。这标志着“淘宝村”已经开始从以往村落层面的产品集散中心走向更大区域的特色产业集群。

      

      在现有的“淘宝村”中，位于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的青岩刘村是典型代表⑩。该村距义乌市中心仅有3公里，紧邻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江东货运市场，占地面积0.28平方公里，原住居民1706人。青岩刘村的“淘宝村”发展始于2008年，主要销售以小商品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青岩刘村已形成以网络电子商务为核心，集网页设计、销售客服、物流包装、餐饮休闲等多产业为一体的地方产业就业集群，村落活力大大提升。青岩刘村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已经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成片的住宅楼和近千家网店成为村落显性化的空间特征。

      在这里，传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青岩刘村的一天从下午开始，持续到凌晨，下午是打包、装货、发送和各种交通工具忙碌的阶段，晚上则进入阿里旺旺(11)“叮咚叮咚”不停的网店运营和客服时间，因为晚上8点到凌晨2点是网购消费最集中的时段。这之后则是烧烤摊、宵夜摊等服务行当繁忙的时候，网店店主会聚集在一起休息交流。目前青岩刘村每天有超过10万个包裹的快递需求，20多家快递公司、10几家大型网货超市以及餐饮店、印刷店、广告公司、包装供应商、网络服务公司等组成了“网商一条街”。村里基本上人人都在从事淘宝网店或者相关产业，整个村落居住了上万人(多数是外来打工者或创业者)，活跃网店数量超过2000家，年交易规模超过20亿元。现在的青岩刘村已经成为区域性的网商产业中心，并为义乌市输送了大量网商创业人才，被誉为“淘宝第一村”和农村网商的“黄埔军校”。

      从2014年李克强总理走访青岩刘村开始，一年之内有4位国家领导人分5次造访各地的“淘宝村”，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各地“淘宝村”立足实际，不断探寻发展的创新路径。这实际上显示了“淘宝村”已经从产业经济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走向基层治理创新和社会发展创新。不仅如此，依托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集团(包括京东、苏宁云商、腾讯等)，“淘宝村”正面临更大的创新空间与发展可能性。截止到2015年(12)，阿里巴巴已经在全国202个县建立了9278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培养了5870个淘宝合伙人。2015年“双十一”期间，全国农村淘宝服务站的单日销售额达到了2.93亿元，平均每个“淘宝村”达到了3万元。“菜鸟网络”可以为全国50万个村实现入村配送，“蚂蚁金服”为全国200多万农村电商用户累积提供了300亿元贷款。“淘宝村”不仅在产业上实现了现代化，也逐步开始推进互联网医疗和小微金融下乡，以及农用机械、农药化肥、滴灌设备等农用产品质检等一系列现代化服务，未来“淘宝村”居民从出行、消费、生产，到医疗、社保等，都可以借助于以淘宝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来完成。可以说，以青岩刘村为代表的“淘宝村”实际上已经成为借助“互联网+”驱动乡村转型的典型样板，也必将为乡村城镇化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既有学术研究探讨与“淘宝村”的启发

      (一)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淘宝村”的迅猛发展已经构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现代化转型路径，但其背后的逻辑以及对乡村城镇化的启发却值得进一步思考。为此，就必须首先对既有相关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淘宝村”现象进行总结，探索这一模式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由于本文将“淘宝村”视为一种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因此，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就必须着眼其所处的乡村现代化(13)领域。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在近代就展开了相关研究，将乡村经济尤其是乡村工业作为推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这一研究思路也成为后续学界重要的参考取向。改革开放之后，折晓叶(1997)和胡必亮(1996)等学者就分别以深圳市和山西原平市为研究对象，指出乡村工业的发展会带来本地就业结构的提升，最终避免乡村资源单方向流向城镇的畸形城乡关系，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推动乡村经济乃至乡村整体社会形态的转型。而黄文华(2002)、杨云彦等(2000)认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行政思维的一种体现，未来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环状城镇带和市场空间及要素集聚载体，通过外部发展空间的扩展倒逼乡村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在这之后，由于乡村经济发展没有得到新政策、新技术的支持，因此，乡村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尤其是与乡村秩序、基层民主等领域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点。比如，围绕乡村经济精英的崛起与嬗变就出现了大量研究，它们大致可被归为“精英循环”(Nee，1989)与“精英再生产”(孙立平，1996)两个流派，前者强调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后者则强调精英更替实质上是精英内部的角色转换。

      而随着中国城镇化在上世纪末的高速推进，乡村城镇化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乡村产业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对于乡村产业多样性的讨论也开始出现。何光耀、钱洪明(2000)和惠锡清(1999)等指出，必须发展第三产业以接续乡村工业。他们认为，工业化实际上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第一波动力，目标是助力城镇的“量态扩张”；而只有继续发展第三产业，才能提升乡村区域对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资源的吸引力，从而推动小城镇走向繁荣发展。张京祥等(2014)则以南京市武家嘴村为对象，指出武家嘴村本质上是利用城乡二元制度的“利差”来发展乡村工业，即不断弱化乡村集体主义传统中的文化认同、地缘等要素，不断强化竞争合作、利益分配、品牌经营等经济性要素。在这个过程之中，乡村成为“超级工商业村庄”，一种“准城市”的空间类型、产业集聚与社会形态。他们继而认为，这种乡村工业发展方式会漠视甚至磨平乡村社会的传统性特质，乡村发展的多样性也将因此丧失(申明锐、张京祥，2015)。

      可以看到，乡村经济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当下的乡村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与乡村现代化的新要求相联系，很多学者也开始探索第三产业等多种产业形态对乡村现代化的作用。但目前针对互联网(包括电子商务等)与乡村城镇化互动机制的研究却稍显单薄，且大多集中在电子商务运营、互联网技术下乡等领域，围绕“淘宝村”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对象、尤其是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缺。经过笔者检索，较为有影响力的相关学术文章只有十几篇，且多集中在经济、技术等相关学科。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淘宝村”作为一种“全球乡村经济体”，有利于重构自身的乡村性，是乡村文化重建的一种可能(吴昕晖等，2015)。同时，“淘宝村”打破了既有乡村以本地人为主的空间分配，带来了新的空间博弈和再生产(张嘉欣等，2016)。但总体而言，从区域发展、尤其是乡村整体社会转型的视角切入“淘宝村”的国内相关研究极少。

      国际类似的研究虽然并不罕见，但大多侧重于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资源的运作、分配、接受和社会反应过程。例如，Cecchini and Scott(2003)对印度农村展开了研究，提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和公共服务对于乡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应该思考如何避免形成新的“信息鸿沟”和不平等。然而，由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乡村电子商务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学者从社会学或者城镇化的视角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二)“淘宝村”的特质与意义

      “淘宝村”是真正具备“本土性”的乡村城镇化路径。正是基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基层治理能力、规模庞大而又同质的统一市场，一个个村落才有机会借助电商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极具特色和启发意义的新方向。而相对于其他已有的乡村经济现代化或者乡村城镇化路径，“淘宝村”呈现出诸多特质。

      其一，重塑“本地行动主体”，实现“本地化充分就业”。在青岩刘村的发展过程中，村民刘文高(14)率先意识到电子商务的机遇和市场，在只有1个办公室和4台电脑的情况下承担起相关工作，推动全村淘宝店的发展。而在后期，刘文高又主导成立了全国首个“镇街级电子商务协会”，并相继提出“串货”和“网货超市”等概念，可谓是青岩刘村居功至伟的“淘宝第一人”。但笔者同时注意到，在青岩刘村，互联网经济中的快速启动、迭代更新等要求和内在规律与乡村固有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传统要素形成了内在耦合，亲戚邻里之间不仅会通过“喝茶吹牛会”等形式交流开店和运营心得，形成一种乡村性的互联网“长尾效应”(15)和“认知盈余”(16)，而且还依托邻里宗亲间的“非正式网络”相互协调和合作，避免同质竞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耦合，刘文高的个人经验才可以被接受和传播，村里的淘宝卖家才可以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电子商务的产业层次也因此不断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青岩刘村所代表的“淘宝村”模式以“创新带头人”引领，激发农民发展的自主性，从而实现乡村的内生性增长。这与费孝通(2001)提出的“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是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日益富裕中走出来的路子”这一乡村产业现代化规律不谋而合。这一路径不仅具有产业创新效应，更可以重塑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载体(杜赞奇，2003)，与传统行政体制内的“一把手”领导互相补充，从而成为“基层自治”的新尝试。

      其二，聚焦“地方特色产业”，介入“大区域地域分工”。青岩刘村紧邻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国内大部分网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这里，这赋予该村在“小商品”类别上巨大的价格、规模和速度优势。因此，围绕“日用品家居”这一特色类别，青岩刘村利用淘宝平台实现了对外部市场的规模化输出，占据了这一产品类别14家5皇冠网店中的10家(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2015)，将一个村落的产品汇集，并以“高频率、大规模、低价格”销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事实上，“淘宝村”就是依托电子商务产业实现村落发展能级的跃升，以此突破了乡村产业“内卷化”(Geertz，1963)的低效困境。这在本质上是乡村对城乡关系的主动思考和再建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在经济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即只提供廉价资源的乡村和首位度过高的中心城市。换言之，“淘宝村”模式使得乡村可以介入更大范围的地域生产力结构。而这要求乡村必须立足地方性，发展全链条，形成局部产业集聚的“完整闭环”。为此，就要大胆创新，引进电子商务、生鲜物流和网络通信等新技术，缩短乃至消除乡村与城镇消费主体之间因通信、语言、物流、品牌等因素而存在的中介成本，实现对县市、省域、全国乃至全球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的直接吸收、利用与输出。只有这样，乡村才能真正实现“一村一品”式的特色产业集群建构，成为地域产业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最终实现“自循环、自盈利、自成长”的创新发展。

      其三，唤醒“乡村文化自觉”，打造“全球性地点精神”。青岩刘村之所以能够在网络电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占得先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所处的义乌市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自古就有“鸡毛换糖以搏微利”的习俗，因此，该村村民具有很浓的经商文化(包括经商意识、契约关系和抱团互助等)。青岩刘村早在2005年就进行了村落改造，将原本散落的村落建筑统一整合，形成了由200多幢“上居下租”的5层楼房组成的集约空间，为当地的“篁园市场”提供了商铺用房。而在“淘宝村”的发展过程中，青岩刘村更是不断创新，通过“全村货源共享”、“快递集体谈判”、“年度计划制定”、“特色爆品营销”等创新市场手段，持续推进自身发展。在现阶段，青岩刘村通过“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外部金融机构，打造智能仓储基地和创业基地，建设“义乌·国际电子商务城”，谋求更大发展。现在的青岩刘村不仅是义乌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高地，更是一个“可持续、可创新、可集聚”的“区域极核”。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乡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成为乡村城镇化的必要议题。而在全球化的叙述话语之下，乡村“地方意义”的缺失正在愈演愈烈，空间丧失了与人的经历、社会关系、情感和思想等要素的联系(Stokowski，2002)，最终造成乡村“地点依恋”(Kyle et al.，2004)和“独特卖点”(帕洛格，2007)的湮没，乡村发展的不可持续与“无根化”也因此出现。要回应这种冲击，就必须将乡村的“文化自觉”放在关键位置，而“淘宝村”恰恰就是挖掘、唤醒了乡村的“地方自觉”，从而赋予乡村地点精神以“全球性”，实现了地方性的全球化融合。

      四、结语与讨论：“淘宝村”的“变与不变”

      当下，中国乡村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不仅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精准扶贫”等概念更是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乡村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现实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乡村城镇化的内生性、持续性、人本性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等多项发展战略正不断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但我们应首先尊重乡村自身的独特性和历史性，避免大而化之和“一刀切”的“外部植入性”改造。为此就必须重视乡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和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乡村的立场上理解、接受城镇化，才能让乡村既留得住乡愁，又看得见明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淘宝村”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更是具备典型性的乡村城镇化新路径。

      作为一种乡村城镇化的新模式，“淘宝村”以农民自觉学习和运用网络电商、信息科技、物流仓储等技术为核心，在同一阶段同时推进经济现代化与生活现代化的双重转型，从产业层面、生活层面、地域生产力层面，实践乡村现代化的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乡村新形态的“淘宝村”至少发生了三个层次的“转变”：其一，乡村产业从单一简单的农业、工业转变成为跨产业发展的电子商务集群；其二，乡村样态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转变成为兼容现代化要求的新市民生活；其三，乡村地位从被边缘化的城镇附属转变成为集聚人才、资金、信息的区域新核心。

      但与此同时，“淘宝村”又有三个“不变”：其一，乡村的发展主体不变。在“淘宝村”兴起之初，几乎都是村民自发探索形成了网络电商的产业化路径，即便在后期有阿里巴巴、京东等资本主体以及政府的介入，但村民始终是“淘宝村”发展的核心。其二，乡村的传统要素不变。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生产生活一体等在“淘宝村”不仅没有被取代、被冲击，反而与技术传播、资源共享、网络协同等互联网内在要求耦合，成为驱动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三，乡村的本地特质不变。“淘宝村”就是通过网络电商以彰显乃至强化固有优势，因此，其本地特质在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挖掘和强化，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坚实基础。

      正是这种“变”与“不变”的结合，才使得“淘宝村”成为突破当下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典型样板。而在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淘宝村”真正使农民成为乡村城镇化建设的主体。“淘宝村”的实践证明，农民只有主动参与、主动学习、主动传播网商技术，并在“以农为主”的基础上汲取来自市场、政府和第三方的多元力量，才能将网络电商这一新技术和新产业做到“为农所用”，才能铸造乡村“就地城镇化”的持续性内生动力，才能在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绘制具有地方乡愁记忆的现代化新蓝图！

      ①“虹吸效应”源自物理学的连通器原理，学界目前多将其用于区域一体化研究等相关领域，认为“虹吸效应”是优势区域会强势吸引周边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客观现象。

      ②笔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这种辐射带动乏力的问题。事实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工和大城市辐射，但这些区域本身有着悠久的城镇化发展历史，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新中国建国之后既有城镇化路径的发展结果。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④比如，德清莫干山区域的“裸心谷”、“法国山居”、“西坡29号”等，多是由外商或者国内资本较为雄厚的集团投资建设。

      ⑤笔者2015年11月份曾前去考察，莫干山民宿的房间价格可达到一天2000元甚至更贵(比如“西坡29号”等)，并且供不应求。

      ⑥在德清的鸭蛋坞村，居民的房子以一年3万元的价格出租，30年租期90万元租金一次付清，巨额的价值溢价与房主没有任何关系。资料来源：笔者2015年11月份实地考察访谈；德清“洋家乐”官网(http://www.yangjiale.com.cn/cn/index.aspx)。

      ⑦实际上，笔者在各地民宿进行走访的过程中，不仅政府和投资者这样认为，甚至农民自己也这么认为，这是否构成了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有待进一步展开论证。

      ⑧下文提供的相关数据中，义乌市青岩刘村的数据为笔者实地考察获得，而“淘宝村”发展整体情况则是笔者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年度财报、阿里研究院研究报告、第三方券商观察报告和公开出版物等汇总整理而来。

      ⑨“淘宝镇”指符合表1中“淘宝村”认定标准的行政村达到3个的镇(乡、街道)。

      ⑩本文中青岩刘村的“淘宝村”发展情况，除特别标明的文献引用之外，均来自笔者对青岩刘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

      (11)一种淘宝电子商务平台使用的在线聊天工具。

      (12)相关数据来源：《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5)》，阿里研究院官网(http://www.aliresearch.com/，2015年12月24日)。

      (13)本文将乡村现代化基本等同于乡村城镇化。

      (14)刘文高是中共党员，全国信息化工程师，并且具有丰富的商场经验，是典型的“村里能人”。

      (15)“长尾效应”(long tail effect)起源于美国互联网行业，用来形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使得以往小众、奇特和细分的产品及市场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16)“认知盈余”是互联网进行协作以发挥群体网络作用的一个概念，即人们将空闲时间用于内容分享和创造而非单纯消费，从而将每个人微小的贡献汇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互联网技术使得“认知盈余”成为可能，而互联网产业很大程度上就依托“认知盈余”，比如维基百科与YouTube等视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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