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犯罪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犯罪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犯罪学，与刑法学、刑事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法学等学科一样，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即将拉上帷幕之时，对中国犯罪学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廓清症结，对于21世纪中国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旧中国的犯罪学及台湾学者的犯罪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注意过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并且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问题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管子·牧民》。），韩非的“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注：《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孔子的“君子有三戒”（注：《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班固的“防患于未然”（注：《汉书·外戚列传（下）》：“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荀悦的“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注：《申鉴·杂言》：“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犯罪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犯罪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犯罪种类与年龄的关系以及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没能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称之为有关犯罪问题的观点或思想。
（一）旧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走向现代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面对中国国势衰微，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追求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从20世纪初开始，走出国门，向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寻找社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以求拯救苦难的中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向国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犯罪学从西方传播过来，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不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说来，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翻译外国著作到自己著书立说
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发端于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犯罪学成果的介绍与研究。他们首先翻译了一些外国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著作，而且对日本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如，1922年刘麟生翻译了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旧译《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并先后四次出版。陈大齐翻译了法国犯罪心理学家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7年张廷健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1929年郑玑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1932年，吴景鸿在翻译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拓展了原书仅限于犯罪心理学的内容，提出了社会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重要作用，出版了由其译述的《犯罪心理学》一书。许桂庭于1936年翻译了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著作《实证派犯罪学》。查良鉴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齐林的名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对于系统地研究刑罚制度与犯罪改造的关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在翻译、出版外国犯罪学专著的基础上，旧中国犯罪学者开始利用外国的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的犯罪问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犯罪学专著与教材。如李剑华的《犯罪学》、鲍如为的《犯罪学概论》、陈文藻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王克继的《犯罪学》、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孙雄的《犯罪学研究》、韦端民的《犯罪浅说》等，均在30年代先后出版。40年代则有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李时雨的《预防的理论与实际》、余天民的《刑法与犯罪研究》、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等著作出版。
在众多的犯罪学者及其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及其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1905—1976）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法学家。浙江省余姚人。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犯罪学）。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犯罪学。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并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著有《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世》（1929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著作与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尽管该书直至1986年才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家吴祯教授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但是其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本书篇幅不长，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犯罪学基本理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犯罪类型、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等。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规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犯罪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二，犯罪发生的原因；第三，如何预防犯罪。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讨论中，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法律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在本书的开头便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他指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社会，他作为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只有逐步地认识和适应这种集体文化，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均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严先生强调：对于犯罪的理解只能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的变化。对于犯罪者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揭示出他所遇到的文化问题，因为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的。严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犯罪与社会变迁、犯罪与文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结论性意见。他指出：犯罪行为是在突然和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些犯罪则反映出中国旧传统与新法律的矛盾。在讨论如何预防犯罪时，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的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考察。人类要努力争取减少与变化着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稳定，以免使人们在社会变迁面前因难以适应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与文化冲突不协调的症状，因而寻求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重新修改制度中的一些规章条文，以求人们加以适应，则犯罪的预防是可能的。
可见，严景耀先生的研究开拓了早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是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今日中国的犯罪研究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严景耀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严谨求实、注重实践的踏实学风密不可分。雷洁琼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严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面对众多的研究犯罪学的外国书籍和资料，而有关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著书籍，又无可靠资料借以参考的情况，他志愿去北京的监狱当“犯人”，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在任教期间，又带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严先生这种为了研究问题，探索真理，不惜亲尝铁窗风味的献身精神和深入实际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继的学者们学习。
另外，本书的立场观点也是公正、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压力和认识的局限，有不少犯罪学研究者受西方社会学、犯罪学和国民党法律观点的影响，总是把犯罪者看成“乱民”，总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出生理或心理存在的变态或缺陷，并将此作为犯罪的原因。这样做的后果，无形中为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开脱了罪责。而严先生的研究克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清醒地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所谓“犯罪”的道路，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严先生论述：“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的观点都是很正确的。”（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56）他在本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共产党员、爱国者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把人民群众当罪犯，进行囚禁、拷打、枪杀的种种罪行。的确，在30年代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一个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本书虽然写于60年以前，今天读来仍不觉得陈旧。相反地，严景耀先生的进步观点及其运用的科学的方法，他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防治对策的分析以及他的关于犯罪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等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犯罪问题的研究仍有启迪作用，尤其在研究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之一。
2.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以广义犯罪学为主导
就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犯罪学与狭义犯罪学。狭义犯罪学着重于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而广义犯罪学除了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外，还要研究犯罪对策。从旧中国犯罪学的著作看，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犯罪学的范畴。
旧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涉及面极广。就学科领域而言，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等方面；就犯罪学派别而言，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犯罪原因研究中，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当时情况下的犯罪原因问题。如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1946年），即对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自然环境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方面，他对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赌博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共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构成犯罪的自然环境原因方面，作者认为气候、地域、灾荒等自然因素都与犯罪发生存在着联系，并对气候与犯罪、地域与犯罪、灾荒与犯罪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构成犯罪的个人原因方面，作者主要对年龄与犯罪、性别与犯罪、遗传与犯罪、病理与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人的生理、心理与病理因素均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他学者，如李剑华、孙雄、余天民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了阐述。当然，他们不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与犯罪产生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对犯罪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同样，在讨论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与个人原因对犯罪的影响时，他们也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因素，而不懂得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联性对犯罪的不同影响。这种历史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旧中国犯罪学只能在某些具体方面，如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具体的治标性防范措施上认识与理解犯罪学的使命，而无法使中国犯罪学走上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之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对旧中国的犯罪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犯罪学者们运用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如刘仰之在其《犯罪学大纲》的“中国的犯罪现象”一章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40年代的犯罪状况、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人的职业与资产、犯罪人的教育程度与家庭状况等内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犯罪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犯罪的防治问题上，旧中国犯罪学家考虑了种种方案，他们提出刑罚方法、经济救助方法、教育方法、改良监狱制度与改良刑事政策等方法防治犯罪。例如，李剑华在其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提出，犯罪的救治分为根本救治和目前救治两方面：根本救治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的废止和自业竞争的废止两个方面；目前救治包括刑罚和社会事业两方面。在刑罚手段里，李剑华讨论了旧中国刑法里各种刑罚的作用和缺陷；在社会事业方面，李剑华提出了发展贫民救济事业、流浪人救济事业、失业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卖淫救济事业、住宅改良事业、出狱人救济事业等来救治犯罪问题。郭卫在《（最新）刑事政策学》一书中指出，犯罪之防压，需要以刑事政策加以解决，并讨论了如何以刑罚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刑事法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当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犯罪学家们不能提出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只能在具体的治标措施上打转转。
3.旧中国犯罪学受西方影响极深
如前所述，自清朝末年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地传入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旧中国犯罪学家不仅受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箝制和羁绊以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因而不能以正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犯罪学的研究，这就使旧中国的犯罪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犯罪学的烙印。
在犯罪的定义问题上，他们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进行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人”就是“乱民”，是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人，而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应该加以惩罚。这些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将犯罪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对文化的反抗与对人类的威胁同出一辙。他们认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愿或不敢承认犯罪的阶级性问题，而只愿或只能就事论事地讨论犯罪定义问题。
在犯罪问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学者，如严景耀、刘仰之亲自调查搜集犯罪统计资料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译自西方或日本的犯罪统计资料加以论证，而对于这些资料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在所不问。如李剑华的《犯罪学》一书，除作者自己搜集的十几份调查资料外，其余均摘自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中关于日本犯罪情况的统计资料。郭卫《（最新）刑事政策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摘自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统计资料。
在犯罪原因讨论中，旧中国犯罪学家们也采取了照搬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的方法，用西方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犯罪原因问题加以研究。可以想见，没有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学理论，对本国实际犯罪情况的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自然、人文状况相差很大，各地的犯罪情况相异也很大。另外，同外国相比，则国与国之间差异更大。犯罪学者们置这种情况于不顾，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犯罪的治理也毫无意义。
在西方犯罪学的犯罪防治论中，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犯罪学家们把自认为一切同犯罪有关的事实都拿过来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旧中国的犯罪学家们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他们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懂得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不懂得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来分析和解决犯罪对策问题。他们把一切同犯罪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把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全部作为解决对象，一股脑地提出来作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案；而不明白抓住主要问题。
（二）旧中国的犯罪学教育
从犯罪学传入中国时起，它就逐渐成为中国大学中的正式课程。李剑华在其《犯罪学》的序言中就谈到，这本书是他在上海法科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犯罪学和犯罪社会学的讲义基础上加以充实后出版的。他还指出，犯罪学在当时（指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各法学院校、各校法律系的课程，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注：参见李剑华著《犯罪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在旧中国出版的中国犯罪学家的犯罪学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的，如李剑华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浙江警官学校教材）、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刘仰之为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编写的《犯罪研究讲义》、郭卫为该校编写的讲义《犯罪研究资料》、张定夫编述的《刑事政策学大纲》（上海法学院讲义）等。
在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译本序言中，雷洁琼教授写到，严先生从1927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他选修了“犯罪学和刑罚学”的课程。这一课程的教授是当时监狱改进委员会的主席。（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雷洁琼教授在序言中还写到：“1928年～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赞助下，带领学生对20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各种犯罪类型300 多个，并从12个省的监狱记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可见，当时的犯罪学教育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还注重实际调查。
旧中国犯罪学教育是同旧中国犯罪学发展分不开的，其课程内容完全由当时犯罪学理论发展的水平而定。由于旧中国犯罪学的成果所限，在校学生接受的犯罪学教育的程度也是可想可知的。总之，由于旧中国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与对进步思想的摧残，旧中国的犯罪学理论与犯罪学教育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旧中国犯罪学的意义，首先是开创了这一学科，并奠定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在历经了翻译、自己动手写作、讲授犯罪学课程的若干阶段之后，中国犯罪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的限制，犯罪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打上了时代和西方学说的烙印，但毕竟说明犯罪学已经在旧中国有了一席之地。其次，旧中国犯罪学家在犯罪心理学和具体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再次，他们在犯罪学教学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总之，正确认识旧中国犯罪学并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研究，对我们今后继续搞好犯罪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台湾地区的犯罪学研究
1949年之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是，台湾地区的法学研究与教育，却一直偏重于现行法律。就刑事法学而言，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刑法总论》、《刑法通论》、《刑法原理》、《刑法特论》以及《刑法各论》等，而对于现行刑法以外的法律科学研究，则不太重视。在法学教育中，虽设有犯罪学课程，但仅被列为选修课程，特别是在国家高等考试的科目中，不设犯罪学课程，因此，犯罪学自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社会环境、决策者不予重视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一门在国际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犯罪学，在台湾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因而难以建立其严谨的理论体系，难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台湾仍有一些学者，鉴于台湾地区犯罪问题的严重，致力于犯罪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如，蔡墩铭著《犯罪心理学》，谢瑞智著《中外刑事政策之比较研究》，周冶平著《犯罪学概论》，林山田著《犯罪学》，张甘妹著《犯罪学原论》，杨士隆、林健等合著《犯罪矫治：问题与对策》，周震欧著《犯罪心理学》，沈银和著《中德少年刑法比较研究》，许春金著《犯罪学》等。
台湾地区的犯罪学，具有如下特点：
1.台湾地区的犯罪学研究受西方和日本犯罪学的思想影响颇深，无论在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方法论的研究上，都没有摆脱西方犯罪学研究的模式。台湾学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如张甘妹在其所著的《犯罪学原论》的“自序”中写到：“我国有关犯罪学的专书甚少，且其内容多仅介绍外国的犯罪现象而少本国的资料”（注：张甘妹著：《犯罪学原论》，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
台湾的有关犯罪学的著作中，都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外国犯罪学的理论。如周震欧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专门以一章介绍了国外的犯罪古典学派、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生理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犯罪社会学派以及国外的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林山田的《犯罪学》，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犯罪学理论， 如犯罪生理学派的内分泌失调与犯罪、 XYY性染色体异常与犯罪；犯罪心理学派的心理分析论、 心理病态人格与犯罪；犯罪社会学派的无规范理论、紧张理论、标签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犯罪学理论等等。张甘妹在《犯罪学原论》中介绍了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尤其介绍了六种犯罪预测方法，如伯吉斯的再犯预测法、葛鲁克的再犯预测法、希德再犯预测法、欧林的再犯预测法、胡雷的少年累犯预测法与葛鲁克的少年非行早期预测法等。许春金则在其所著《犯罪学》的“犯罪与预防”一章中，大量引用了美国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犯罪统计资料， 并引述了达弗拉（Duffala ）、 罗伯特·萨姆萨（Robert Sampson）、克林纳（Chinard）以及斯塔克（Stack）等人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但是，对台湾地区的预防情况的介绍则少之又少。
应该说，介绍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对于开拓学者和研究者的思路，拓展台湾地区犯罪学研究的内容，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不问根本情况是否合适，也不管台湾地区与国外的差异，一味生搬硬套国外的犯罪学理论，其结果只会阻碍台湾犯罪学的进一步发展。
2.台湾学者在犯罪学的基本概念、方法论、犯罪心理学、少年司法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林山田在其所著《犯罪学》中，提出了台湾学者关于犯罪学的权威性定义：“所谓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与犯罪人的科际整合的经验科学。一方面，它描述整体犯罪现象以及各种犯罪类型的犯罪现象，分析探索形成这些犯罪现象的社会基因；另一方面，它研究犯罪人，分析探讨一切与形成犯罪有关的个人与环境因素，以建立解释犯罪现象或犯罪成因的犯罪学理论。并能对于犯罪的抗制与预防问题，提出有效的具体建议，以作为制订刑事政策的依据。”（注：林山田著：《犯罪学》，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P3、189。）在犯罪预测问题上， 林山田认为：“犯罪预测是对于犯罪发生的预告，它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集体预测，一种是个别预测。集体预测是对于特定人口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犯罪率的预估；个别预测则是针对特定个人犯罪可能性的预估。”（注：林山田著：《犯罪学》，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P3、189。）
台湾学者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就。蔡墩铭在其所著的《犯罪心理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中，讨论了犯罪心理学的目的、功用，犯罪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犯罪学、刑法学的关系，犯罪心理学的体系。并分章介绍了犯罪与犯人、犯人之反社会性、犯人之类型等方面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犯罪原因方面心理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犯罪发生的影响，并对犯罪的主观心态，如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心态进行了讨论。周震欧在其所著的《犯罪心理学》中，讨论了犯罪心理学的概念、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作者还分章讨论了犯罪的心理动力因素、心智缺陷与犯罪心理、精神病与犯罪心理、精神官能症与犯罪心理、精神病态人格与犯罪心理、性变态行为犯罪心理、酗酒与犯罪心理、烟毒与犯罪心理几个方面的问题，并在后面提出了“犯罪心理科学的诊断与矫治”和“审讯心理”的问题。这两本书研究内容都较为专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外，杨士隆、林健阳在《犯罪矫治：问题与对策》中，讨论了再犯预测与矫治对策、少年犯之处遇与对策等问题。沈银和在《中德少年刑法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台湾地区与德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同时在政法工作中加强了刑事立法、司法工作。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之下，由于阶级斗争和犯罪形势紧密联系，加强刑事法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犯罪研究也就应运而生。当时的研究者结合我国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经验，进行了针对犯罪现象、犯罪特点与犯罪原因方面的讨论，并将一些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概括总结，上升为理论。但是，当时犯罪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关的研究被包含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如，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被归入刑法学之中，犯罪的主观原因与特殊预防归在监狱法学之中，而犯罪的社会预防则被包括在刑事侦查学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很不系统。从50年代中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受到前苏联对犯罪学、社会学等所采取的否定、取消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消灭犯罪这一现象，就使得犯罪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随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横行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同其他法律学科一样，不仅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建国30年之内，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犯罪研究机构，也没有开设犯罪学课程，使得这一在国际上有100多年历史、 在旧中国已有一定发展的学科，在新中国竟无一席之地。
（一）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犯罪现象日趋严重， 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局面，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宣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报告》，并要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部门，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力争发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与规律，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这样，一大批有志于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等学科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和其他犯罪问题的现状、原因、特点、趋势与治理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犯罪学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可以说，新中国犯罪学是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随着大量犯罪学术专著的出版，大量调查报告、论文的发表以及一大批研究犯罪学的专家和学者的涌现，新中国犯罪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理论日益丰富，成就日益突出。短短十多年间，中国犯罪学走过了创立到发展的阶段，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犯罪学以外，还建立了青少年法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比较犯罪学以及被害人学等新的学科。各政法院系开设了犯罪学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犯罪学方向的硕士、博士，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及成就
符合中国国情的、真实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犯罪原因、犯罪现状与犯罪特点，并提出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对策的新中国犯罪学，尽管同其他国家的犯罪学相比，起步晚，时间短，但是其发展却非常迅速，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创办了有关刊物。
最早建立的全国性犯罪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团体——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成立于1982年6月，原名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1 年改为现名。该学会的分支机构有：青少年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少年司法制度专业委员会、学生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工越轨预防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对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青少年犯罪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类型研究专业委员会、农村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委员会、犯罪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港澳台犯罪问题研究专业委员会、重新犯罪控制研究专业委员会等。自该学会成立以来，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术会议，并组织力量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开展了大规律的调查，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此外，该学会还负责主办《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该学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如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边疆地区犯罪对策专业委员会、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犯罪矫正专业委员会、犯罪与矫治心理学专业委员等，另外还有几个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建之中。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把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中青年犯罪学者吸收到学会中来，目前已拥有近2000名会员。它汇集了全国犯罪学研究的精英，培养了犯罪学研究人才，壮大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队伍。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共召开了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于1992年在北京召开，选举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组成人员，讨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犯罪类型、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控制与预防犯罪以及改造教育罪犯等问题。1993年在浙江温州召开了题为：“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犯罪现象产生的规律、经济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以及预防犯罪、犯罪的具体对策等问题。1994年在江苏镇江召开了第三届学术讨论会，题目仍然是：“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着重讨论了市场经济与犯罪、提高经济效益与犯罪的关系、犯罪原因体系及其内容、经济犯罪与防治对策、农民犯罪、有组织犯罪、社区构态与犯罪控制、流动人口的犯罪控制、社会转型期的犯罪被害和控制与预防犯罪等十个问题。1995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以暴力犯罪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内容涉及犯罪现状、暴力犯罪概念、暴力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以及从被害人角度分析暴力犯罪原因等。1996年在河北南戴河召开了第五届学术研讨会暨罪犯改造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主要讨论了暴力罪犯的矫治和金融欺诈犯罪的治理对策两个基本问题。1997年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学术研讨会。针对有组织犯罪和其他犯罪，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加强同有组织犯罪及其他犯罪作斗争的建议。在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和新一届学会领导集体。除了开展国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外，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还加强同国外的学术交流，1993年，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第11届世界犯罪学大会；1995年参加了美国犯罪学会第47届年会——美国国内与国际犯罪及刑事司法学术研讨会。
其他的学术研究团体及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监狱学会（1985年成立，原名为中国法学会劳改法学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劳改学会，1996年改用现名）、中国警察学会（1992年成立）等。一些政法部门成立了犯罪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司法部的预防犯罪研究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公安部的公共安全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以及山东省监狱管理局都成立了犯罪研究所等等。另外，在一些政法院校建立了犯罪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等。许多政法院校还成立了犯罪学教研室和犯罪学系，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犯罪学教研室、公安大学犯罪学教研室、华东政法学院犯罪学系等。
有关犯罪学研究的理论刊物，如《青少年犯罪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与法》、《犯罪与改造研究》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一定影响。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与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办的《政法学刊》已于1997年出版。同时，各类法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类别的社会科学杂志，也开辟了犯罪问题研究专栏，刊登了大量关于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2.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大批的研究论文
近二十年来，中国犯罪学成就的体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其中有多种版本的《犯罪学》、《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专著，有专门论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青少年立法与司法、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预防及各种类型犯罪的规律、特点与对策的论著和论文。据粗略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国出版、印发的犯罪学方面的专著、文集、调查报告等计200余种，论文2000余篇，译著50 余部，总字数达9000余万。（注：参见阴宝家主编：《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P12）
在大量的专著中，以下几部较具代表性：
1）《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王仲方主编， 群众出版社1989年5月版）。本书共分四编30章， 第一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论、第二编违法与犯罪的原因论、第三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策、第四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全书包括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体制、信息系统，违法犯罪的现象与原因，各种具体防范对策以及立法方面的内容。附录有全国人口分类统计、公安司法机关的各类案件统计资料等。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对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犯罪学通论》（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部教材。其内容包括导论、犯罪现象论、犯罪类型论、犯罪原因论、犯罪防治论五篇四十五章，不仅阐述了犯罪学的概念、对象、沿革、类型、特点等内容，而且重点揭示了犯罪的原因、犯罪的预防、犯罪防治决策和综合治理等问题。全书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性强，应用价值高，现已成为许多法律院系的教科书。
3）《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俞雷主编， 公安大学1993年9月版）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全书共分导论、第一、二、三、四部分和附录。分别论述了我国犯罪的现状与特点、规律，我国现阶段犯罪的成因，我国现阶段犯罪发展变化的趋势，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对策等问题。附录则包括了课题研究报告提要、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等内容。本书调查资料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对中国现阶段犯罪状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从理论上对犯罪成因问题、犯罪治理对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比较犯罪学》（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全书共分23章，既研究了各国犯罪学发展的历史，又比较了各国犯罪现状、犯罪人与犯罪类型，着重进行了经济犯罪、法人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九个犯罪类型的比较研究；同时，对犯罪原因、犯罪预测、犯罪预防、处罚罪犯、罪犯教育与罪犯改造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介绍了与犯罪学研究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该书理论性和资料性较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5）《犯罪学大辞书》（康树华、王岱、冯树梁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共360万字，分为22个部分，近6000个辞条。 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犯罪学的思想、历史、重大事件、主要理论与学术观点等。它覆盖面广，辞条内容齐全，阐述全面系统，具有犯罪学研究集大成性的特点，对于开展犯罪学研究，推动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书1996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同年获西北七省特别优秀图书奖。
此外，冯树梁主编的《中国预防犯罪方略》、王牧主编的《犯罪学》、阴家宝主编的《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周密主编的《犯罪学教程》、郭建安主编的《犯罪被害人学》，等等，都为推进中国犯罪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3.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犯罪学教育取得重要进展
如前所述，仅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正式会员已有近2000人，成立了若干专业委员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一大批专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和专家，以及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这些都是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其中有很多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共同研究犯罪问题，一起促进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理论和实践。现在，一批年轻的犯罪学理论研究者正在成长，犯罪学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地壮大。
在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者中，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康树华应被重点提及。康树华，1926年12月生，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48年在东北科学院教育学习，194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工作，1953年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至今。康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起草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资询委员、司法部劳教立法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少年犯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40多年来，他著译和主编的著作达30多部，发言论文、译文600余篇，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奖。1992年， 他发起成立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并当选为会长，1997年又连任会长。他长期致力于犯罪学的研究，推动了犯罪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80年代初，在我国犯罪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几乎与犯罪学研究起步的同时，犯罪学教育也取得了进展，一些法律院系很快开设了犯罪学课程。到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成立之时，不仅几所重点法学院校和公安院校先后把犯罪学作为必修课，而且其他一些院校也相继开设了犯罪学课程。现在，犯罪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政法院系招收了犯罪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律系1991年开始招收犯罪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为我国犯罪学的理论研究和预防治理犯罪工作积蓄了大批的后备力量。
4.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问题基本形成共识
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涉及的学科较多，而且现实生活中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对此，犯罪学研究者如何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深化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找到稳妥有效的犯罪对策，是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犯罪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许多犯罪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基本上形成共识。同国外犯罪学，派林立、各种学说纷繁复杂相比，中国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逐步完善了犯罪学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在尊重和鼓励各位研究者创造性研究的同时，至少在以下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①关于犯罪学的价值：
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a.认识犯罪。学者们认为，犯罪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有害现象，在犯罪学产生之前，人们没能真正认识犯罪的原因与规律，犯罪学的产生，使人类同犯罪的斗争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犯罪，并卓有成效地与之斗争。
b.引导决策。政府决策当否与社会治安状况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无业人员犯罪、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等现象，与就业政策、工资政策、教育政策及刑事政策中的某些失误具有一定的联系。学者们认为，犯罪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的科学决策具有指导与引导作用。
c.完善立法。深入地研究犯罪原因问题（尤其是个体犯罪原因），对于制订和完善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刑罚体系与措施，有重要意义。而完善刑罚，恰恰是完善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样，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其他立法也具有建议、指导及修改完善作用。
d.指导司法。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对公安、检察、法院和监狱等司法机关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帮助公安、检察机关正确分析案情，及时侦破案件；帮助审判机关认识罪犯的责任，正确定罪量刑；帮助监狱制定有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提高监管水平。
e.防卫社会。学者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发展，减少犯罪的危害，可以提高监管改造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从而可以防卫社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②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
如前所述，关于犯罪学的研究范围，国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而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犯罪学应该是广义的犯罪学，它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三个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研究犯罪原因和犯罪现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出合理而有效的犯罪治理对策。通过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研究，揭露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存在，导致了绝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因此，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起动手，才能解决这些产生犯罪的社会问题，更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危害，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
③关于犯罪学的体系。
体系，从哲学上讲是由若干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犯罪学的体系问题，国外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而我国则在10余年间就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犯罪学的体系分为犯罪学学科体系和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犯罪学学科体系大体可分为：a.犯罪学基础理论，b.犯罪统计学，c.犯罪生物学，d.犯罪心理学，e.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等。犯罪学专著教材体系，一般认为是“四论”，即绪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有些专著教材则将上述“四论”作为总论，另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
④关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及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犯罪学者们要予以解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我国犯罪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已在此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不必等同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因为两者研究的任务和重心不同。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因此刑法学中的犯罪是法定的，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犯罪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为什么犯罪，犯罪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及如何预防犯罪，这就不能仅局限于研究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要从违法行为甚至最初的不良行为开始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犯罪的进程，防微杜渐，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理犯罪。因此，犯罪学的犯罪概念要比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上广得多。
⑤关于犯罪原因。
国外学者关于犯罪原因的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我国学者在犯罪原因方面的共识是，犯罪原因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有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这诸多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一定的罪因结构时，便可能导致某种犯罪现象的发生。承认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犯罪原因系统，对于正确认识“犯罪是社会的综合病症”，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研究，避免单一因素论对犯罪学研究的误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新中国犯罪学的特点
新中国犯罪学在短短十几年间，走完了国外上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成为一门独立的刑事法律学科，并且在其研究领域内，为中国党和政府治理犯罪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同其他国家犯罪学的发展相比，中国犯罪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特点促进了中国犯罪的迅速发展。
（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当代犯罪问题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尤其是作为刑事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犯罪学，涉及到犯罪的概念、犯罪的历史、犯罪的阶级性问题以及从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中寻找本质、发现规律，这些都需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研究，才能取得新的进展。旧中国犯罪学和台湾地区犯罪学之所以难以取得真正的进步，而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一点成绩，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其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研究犯罪学的重要意义。
在犯罪的阶级性问题上，我国犯罪学者利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得出了既有作为阶级斗争表现的犯罪，也有不属于阶级斗争表现的犯罪的结论。既避免了把犯罪等同于阶级斗争，从而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又避免了把犯罪同阶级斗争完全割裂开来，放松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作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体现。
在犯罪原因的探讨中，中国犯罪学者根据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结合中国犯罪的具体情况构建了犯罪原因系统；根据内因和外因理论，合理地解释了犯罪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差异，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在罪犯改造这一犯罪对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中，中国犯罪学者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观点，提出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并且在罪犯处遇、心理矫治、法纪教育、劳动技能培养、继续帮教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对策。事实证明，这些看法、对策确实在把罪犯转变为奉公守法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犯罪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相应地人的认识阶段分为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两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必须走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阶段，再完成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也就是要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实践必须依靠理论作指导，才能有更大的进步。中国犯罪学正是坚持马列主义认识论，才取得了理论的重大进步和实践上的巨大成果。
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者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广泛的专业知识，而中国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则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者的结合，使中国犯罪学研究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理论工作者们依靠实践部门的数据、资料，及时掌握当前社会上的犯罪动态、趋势和特点，分析犯罪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犯罪治理对策；而实际工作者则以理论为指导，开展打击和治理犯罪的实践活动，并且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效果不断反馈给理论工作者，以便其检验、充实、提高。由于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紧密合作，中国犯罪学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前进，取得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可以说，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紧密合作，是中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
犯罪学研究的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也是中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依据这一套研究方法，中国犯罪学对当代中国的犯罪具体情况和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依据对犯罪现象、原因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犯罪对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犯罪学理论与实践。
（三）把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犯罪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与目标
在我国，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说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理犯罪。我们不仅研究犯罪的原因和现象，也要研究犯罪的治理对策。从这一点上说，新中国犯罪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法院哲学，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科学。其活力在于：它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植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具体环境之中；其根本任务是以自己的犯罪对策研究，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力争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是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所在。“综合治理”方针是1981年提出来的，它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搞好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方针。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依靠全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教育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打击犯罪，挽救失足者，积极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争取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根据这一精神，我国犯罪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看法和主张。他们认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范围来讲，应包括以下内容：1.依法严厉打击犯罪；2.防范犯罪的发生，防范被害现象发生；3.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4.加强对特定物品、特定场所、特定行业的管理，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5.作好综合治理在组织上、制度上、法制上这三方面的保障工作；6.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改造，使其抛弃违法犯罪恶性，重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注：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P613～P620。）它涉及了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各个方面，成为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在实践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批判地吸收国外犯罪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丰富我国的犯罪学理论
西方犯罪学的创立要比我国早近百年，其研究成果很多是具有开创性的，其学派层出不穷，观点和主张各有特点。当然，在这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此，摆在中国犯罪学者面前的任务，就是批判地吸取其有益的东西，辨明良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发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态度既不能不分优劣，一切照抄照搬，如旧中国和台湾地区犯罪学；也不能夜郎自大，一概予以排斥。
中国犯罪学注意汲取外国犯罪学理论的有益之处，而注意剔除其不合理之处，并根据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况和犯罪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促进犯罪学的发展。例如，在犯罪原因的讨论中，西方犯罪学提出犯罪原因的多元理论，但他们只是罗列了大量的犯罪因素，却没有分清主要与次要因素，更没有分清内在原因和外在条件，甚至以次要的、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代替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正是基于对西方犯罪学的犯罪原因的深入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中国犯罪学者才提出了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中国被害人学的创立和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犯罪学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犯罪学理论方面的成果。自从德国的汉斯·亨悌于1941年发表了题为“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的论文以来，经以色列的孟德逊提出“被害人学”概念，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对被害人学的研究，确立了被害人学这一学科。自1973年起，国际被害人学大会每隔3 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行了九次，它标志着国外被害人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被害人问题研究始于80年代初，学者们在介绍国外被害人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我国的犯罪被害人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984年最早的一批关于犯罪被害人的论文发表，1989年，第一批研究被害人问题的著作问世，其中，《被害者学》（注：赵可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刑事被害人学》（注：汤啸天、任克勤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出版，成为我国被害人学创立的标志，至1997年《犯罪被害人学》（注：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被害人学的日臻完善。这些著作以我国被害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和司法实践为基础，吸取了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述了有关被害人学方面的问题。其中，对被害人的特征、分类、被害原因、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预测和预防以及被害人补偿立法等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著作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研究内容，也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中积极吸收国外先进合理的理论，并将其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比较犯罪学》（注：《比较犯罪学》，《比较犯罪学》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注：康树华主编：《比较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犯罪学研究中注意吸收国外理论的先进合理之处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较犯罪学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它首先必须了解、掌握犯罪学的基本内容，然后，在占有大量的各国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因此，通过比较犯罪学的研究，犯罪学者可以发现各国犯罪学的异同，比较优劣，吸取各国学者学术研究的长处，以补己之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使之更加趋近于真理的要求。
新中国犯罪学在对国外最新预防犯罪理论的借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介绍了国外的环境预防论（注：环境预防论，即通过环境设计来堵塞犯罪发生的可能，或者创造一种不能实施犯罪的环境，从而消除或限制企图作案者的原因和条件，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参见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725。 ）、“TAP”理论（注：“TAP”理论，即警察到达现场的时间快慢对预防犯罪发生有重要意义。该理论主张，以现代化装备武装警察，尽量缩短其反应时间，提高破案率和威慑犯罪分子的效果，以达到预防制止犯罪的目的。参见康树华主编：《比较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P46。）等等。这些理论的介绍及其付诸中国预防犯罪的实际，既满足了现实生活对于预防犯罪的实际需要，又丰富了中国犯罪学的理论。
自创立至今天，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犯罪学走完了其他国家一百多年才走完的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漫长的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重大的创新与开拓，对于中国治理犯罪、保证社会安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离不开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但最主要的是中国犯罪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拼搏的结果。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犯罪学所取得的成果，同国外新的犯罪防治理论和国内日新月异的形势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存在着滞后性。特别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国土，决定了中国犯罪学者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这就使得有组织地开展犯罪问题研究有一定困难；列入国家科研规划的犯罪研究项目还很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专门的研究经费仍难以得到充足的保障。因此，面对差距，面对不足和困难，中国犯罪学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很曲折。国内国外的客观形势要求新一代的犯罪学者在老一代的指导与扶助下，继往开来，取得新的成果；更需要老一代专家学者老当益壮，继续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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