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百团大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述评论文,年来论文,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0年，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丰硕、影响极大的一次战役。值此纪念百团大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人不揣浅陋，对近20年来的百团大战研究作一述评，以期对百团大战的研究有所帮助。
研究概况
1978年以前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或褒或贬，很少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大都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后，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学界对百团大战战的研究才真正开始。20年来，百团大战一直是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目前，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
第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累计有80余篇论文发表，其中不少思路开阔，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如蒋杰的《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金春明的《还百团大战以本来面目》、索世晖的《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朱锡通的《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何理的《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郭玉堂的《百团大战浅析》、叶立森的《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和舒舜元的《对百团大战评价何以大起大落》等等。
第二，出版了十几部研究著作。专著有金春明的《百团大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之一《鏖兵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理著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焕章、支绍曾著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齐武著的《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也对百团大战作了较多、较好的分析和叙述。
第三、编辑出版了一些研究资料。主要有《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何理编的《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政柱编的《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尤其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更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该书收入的文献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各参战部队文电；八路军总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有关战区的文电；百团大战战绩；百团大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的谈话和文章；百团大战期间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章。书末还附有百团大战有关表册、回忆文章、佐证材料、百团大战大事记。为史学工作者研究百团大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召开了有关的学术会议。为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 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树的不朽功勋，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彭德怀传》编写组、湘潭纪念彭德怀诞辰百周年筹备委员会联合发起，于1998年10月6日至9日在彭德怀家乡湖南省湘潭市，举行了彭德怀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彭德怀与百团大战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研讨的主要内容之一。
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说，20年来对百团大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百团大战的评价
2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研究者们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索世晖、何理等人认为，百团大战应该打，其主要方面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其理由是：第一，1940年春夏之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妥协投降危险。在国际上，英法政府为了全力投入欧洲战场，并使日本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也准备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美国重新开始了所谓“美日谅解”活动，东方慕尼黑的危机再次出现。国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集团在大溃败以后，对抗日前途悲观得很，也积极酝酿对日妥协。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的估计，八路军总部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号召，依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发动百团大战，这从政治上看是正确的、必要的。第二，百团大战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反共谰言，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注：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三，从敌后战场来看，1940年以来， 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严重的对敌斗争形势。这时日军利用几条主要交通线，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并伴随着军事“扫荡”，企图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将我各个击破，这使许多根据地处于严重的退缩状态。这时，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已成为华北我军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之一（注：何理：《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
朱锡通、王三欣等人认为，1940年夏秋抗日形势虽然一度出现了危机，但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第二，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战役初期，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是这些战果没有能够巩固。原定的战役目标没有实现，解放区反而缩小了。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有问题。第三，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抗日持久战规定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之前，都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可是百团大战的前两个阶段，基本上是采取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相当规模的阵地攻坚战。这些都超过了敌后战场防御的限度，是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相违背的。第四，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时期最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减员到30万。造成1941、1942两年我华北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百团大战是不能辞其咎的（注：朱锡通：《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五，所谓敌人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说法，是日寇为迫使蒋介石投降而散布的一个谣言。现在从各方面材料查证，没有发现敌人有调集大量兵力准备进攻这些地方的重大活动（注：王三欣：《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 《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
（二）百团大战是否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
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是否犯有违背纪律、擅自发动的错误，对这一观点，史学界展开了争鸣，提出了不同意见。
索世晖认为，百团大战始终是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其理由是：“1940年7月22日，即在百团大战发动前30天， 八路军总司令部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告。战役发动后，党中央机关报逐日发表战果报告。8月31日， 彭德怀将乘胜扩大战果的设想电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9月2日，彭德怀又将第二阶段作战主要攻击目标报告毛泽东、朱德。9月10日， 中央发出《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提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和华中组织一次到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到打击的敌人方面去。毛泽东和其他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还都参加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并发了祝捷通电。正是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和指导，才使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注：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金春明指出：1940年7月22日，即大战发动之前30天， 八路军总部给中央军委送过一个报告。虽然上报了，但这样重大的战役，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纪律上讲是有缺点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党中央对百团大战也是知道的。大战发动后的20天，中央在一个指示中就明确肯定，百团大战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中央正式发文件，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毛泽东还亲自给彭德怀打电报，祝贺百团大战的胜利（注：《还百团大战以本来面目》，《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舒舜元则对“上报之后不等军委正式批准就发动战役，这终究是组织纪律上的缺点错误”的看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从第一次上报军委至战役开始，将近有一个月时间，延安未作任何指示，这是很反常的。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勤于政事，经常彻夜不眠亲自审批文件、起草指示电报，怎么会忽略这样一件重要事情呢？舒舜元举了一个例子：就在百团大战还未结束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1月底在苏北曹甸地区组织了一次旨在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役。在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迅速回电表示了不同意见。此后延安与苏北之间来往磋商的电报相当频繁。这一仗最后还是按刘少奇的意见打了并因久攻不下而撤出战斗。以这两次相隔不久的战役来比较，何以军委对华北的战役事先就不表态呢？如果一定要作什么分析的话，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苏北战役是反顽战役，政策性强，而百团大战是打日寇，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部署，军委不表态就是没有不同意见（注：舒舜元：《对百团大战评价何以大起大落》，《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
（三）百团大战是否符合中共中央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
蒋杰认为，百团大战使用了华北八路军几乎全部的兵力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去进行的，超出了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在有些战役战斗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对华北敌强我弱和敌后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够，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相违背（注：蒋杰：《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何理撰文指出，尽管百团大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进攻的运动战，但应看到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反围攻与反扫荡的战役”。它完全是以突然奇袭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它比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战具有更大的游击性。根据我党基本的战略任务，我军在敌后必须坚决执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方针。但是这不排斥为了粉碎敌人的包围进攻，以及根据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百团大战这种局部的、暂时的、战役上的进攻，完全符合党中央关于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基本战略方针（注：何理：《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
（四）百团大战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蒋杰认为，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百团大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二是彻底破坏正太路，拔除该线地区的若干据点，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并争取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郭玉堂认为：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一是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二是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三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并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从整个战役过程和最后结局来看，既取得了重大成绩，也招致了不良后果，并没有取得战役预期的目的。其根据是：第一，所谓“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根本不存在。这是我军对日寇战略动向判断的一个重大失误。不论我方的历史文献或敌方的历史文献，都找不到能够证实这一判断的确切根据。相反，却有许多材料说明，日寇战略动向正向“确保占领区”转向“向南洋侵略”。由于战略方向的估计错误，因而也就谈不上百团大战实现了这个破坏任务。第二，百团大战招致了严重后果。敌之“囚笼政策”，早在战役之前已进行。不过，那时日军对八路军不甚重视，对我军实力也估计不足，每次扫荡之后便缩回据点，“囚笼政策”并未得逞。但是，百团大战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战役尚未终止，日寇就下令“扫荡”，对解放区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造成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固然有敌、伪、蒋之军事夹击，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侵袭等因素，而百团大战所引起敌之报复“扫荡”，不能排除是其因素之一。第三，破坏敌之交通，战役初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日方也承认“破坏是相当严重的”。但胜利未得到巩固，只是走了一个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过程。往往是我夜间破坏之道路，敌白天即掩护民工很快修复；我晚上再破坏后，敌白天复修通。这样的破路只是自己徒增疲劳而不能起应有作用。从结局看，并未造成“彻底破坏”、“长期截断”的结果（注：郭玉堂：《百团大战浅析》，《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五）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的关系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这是进一步研究这场战役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研究抗战中期两个战场关系的重要问题。90年代后期，这一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刘贵福撰文从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经过及影响三个方面，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百团大战的发动是为了打破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以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场，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妥协危机；同时也有击敌和友，加强与国民党团结的目的。第二，国民党对百团大战给予肯定和嘉奖，同时在华北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策应、配合百团大战。第三，在军事上，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在政治上，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等谣言。它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动摇倾向，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有力武器（注：刘贵福：《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5期。）。
雒春普也撰文指出，百团大战得到了宜昌战场国民党正面作战的直接配合，而百团大战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又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注：雒春普：《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六）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这也是90年代开始引起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雒春普指出，1940年夏秋，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频频得逞，气焰嚣张。日本侵略势力受其鼓舞，跃跃欲试，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大侵略战争。正当日本积极准备“南进”，扩大侵略战争，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八路军在敌后一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使日军泥足深陷，难以抽身，不得不暂时放弃“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为英美加强备战争取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团大战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积极的支援和配合作用（注：雒春普：《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同样，叶立森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百团大战挫败了日本大本营在1940年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获得行动自由的企图，击破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合流、征服和统治世界的迷梦。第二，百团大战遏制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堵住了降日逆流，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志，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有所好转。第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持久战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一个个战役组成缚住日本侵略者手脚的一个个链环，而百团大战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注：叶立森：《百团大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
（七）百团大战参战的兵力
长期以来，关于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说法不一，有104团之说，有105团之说，还有115团之说。袁旭认为以往的统计把参加团次算作参战团数，以至出现误差。百团大战参战部队实际上只有80个团左右（注：袁旭：《平型关战斗与百团大战若干史实的考订》，《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周小宁指出：袁文提到的三份材料，确实具有权威性，但该文在运用这些材料时曲解了其中明确记载的史实。他根据有关资料对百团大战参战兵力进行了统计，认为：第一二○师集团有28个团及雁北支队、大青山第4支队、洪赵纵队；第一二九师集团有41 个团（含两个相当于团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有36个团（含3 个相当于团的部队）及回民支队、察绥支队、游击军参加百团大战；共计105个团（含5个相当于团的部队）另4个支队、1个纵队和1个游击军，其中雁北支队、回民支队、 游击军等，编制各相当于1个团。总之，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确实有100多个团。由于实际参战兵力与八路军总部当时电报中的105个团基本相当。 为简便起见，他以为称“105个团左右、20 万兵力参加百团大战”是比较适宜的（注：周小宁：《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究竟有多少——与袁旭商榷》，《军事历史》1992年5期。）
（八）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
关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长期以来众说不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1940年12月5日。如198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大事记》等。2、1940年12月15日。如陈崇钫、 张立芳主编，由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下）。 3 、1940年12月。如何理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史》。4、1941年1月24日。如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等。5、1941年1月。如王桧林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上）。
陈瑜认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说法，原因是各家论著依据的史料不同。他根据自己对所掌握资料的分析，指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应是1940年10月上旬。其理由是：第一，根据战争的规模和特点看，大规模主动出击的“百团”作战在1940年10月5日前。 第二，“百团大战”的战报、八路军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当时报纸发布的消息和文章，主要都是关于1940年10月上旬之前的战役情况和评说，很少涉及10月上旬以后的。第三，从“百团大战”战役展开过程中的变化对八路军作战计划的影响看，原定的第三次大规模出击没有能够实施，被迫于10月上旬结束主动进攻，转入反“扫荡”（注：陈瑜：《百团大战到底应于何时结束》，《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几点思考与建议
综观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明显特点：一是不仅推翻了对百团大战的种种歪曲诬蔑和不实之词，而且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的进展。二是研究者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和前人之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对百团大战的贬褒都有理有据。三是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如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的关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等，就是史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新开辟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分析，如毛泽东与百团大战、日军对百团大战的反应与对策等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而关于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百团大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百团大战的失误及其后果的评价等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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