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学者论文,人口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最早把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研究。但由于各学者研究的角度、涉及的范围和理论基础等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各种观点、理论和模型，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口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以马尔萨斯1978年发表《人口原理》为标志）已经持续了二百余年，派别林立、观点各异，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影响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模型；凯恩斯（J·M·Keynes）、汉森（A·H·Hansen）的“停滞理论”；科尔（A·J·coale）、胡佛（E·M·Hoover）和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人口经济起飞理论；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卢卡斯（R·Lucas）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和总结前人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其合理内容，无疑对于深入思考和研究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过程
1.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模型
首先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作出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是马尔萨斯。他于1798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在这部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并引起世人持久争论的著作里，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或“低水平均衡陷阱”。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第二，如果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因素，那么如何通过调节人口消除贫困。马尔萨斯认为：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法则”，即人口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人口增长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1、2、4、8、16……的比率增加，而与此同时食物的供给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和边际劳动力收益递减，将按1、2、3、4、5 ……的算术级数比率增加，这样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不平衡，生活资料的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生活资料趋于下降，同时人口的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下降，进而其购买力也下降，因而人口只能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甚至贫困的状态，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马尔萨斯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负的反馈效应，经济发展可能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却会阻碍经济发展。既然“自然法则”是贫困的原因，那么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趋于平衡，而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分为“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马尔萨斯人口经济理论是收入和入口增长两个变量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式，其主要贡献在于在经济学领域里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人口问题，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模型。
2.停滞理论
本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汉森从人口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走出危机困境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停滞理论”。“停滞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减慢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和动力。凯恩斯认为，资本和资本形成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资本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口增长从上升转变到下降或静止时，如果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足够大的提高，就会导致对资本的有效需求减少，引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若人口减少长期延续下去，会使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因此，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刺激有效需求的途径是快速增长的人口而不是慢速增长的人口。同时凯恩斯强调，虽然人口增长趋于减少或静态可以逃避“马尔萨斯的恶魔P”（过剩人口魔鬼）的威胁， 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下降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和长期停滞，所以又遭遇到“马尔萨斯的魔鬼U”（失业的魔鬼），而且后者比前者威胁更大。 随后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将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为长期停滞论。汉森认为，经济进步的因素有三个：发明，新领土和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减慢是导致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一个不断下降的人口或停滞的人口，使人口趋于老龄化，这样对个人劳务需求增多而对密集型投资的产品需求较少，从而会以各种方式减少对投资的刺激，如消费支出减少，更新资本的需求下降，资本的边际效用率低等。而人口增长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促使资本形成。
凯恩斯和汉森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和资本闲置的情况下，资本的需求上升将对整个经济起刺激作用，并促进收入的提高，人口快速增长比缓慢增长更能刺激资本的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高度工业化国家只要投资的预期利润上升，就会提高对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利用，从而提高平均产出。凯恩斯和汉森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分析了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
3.人口——经济起飞理论
“二战”以后，长期处于殖民奴役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获得民族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是发展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迅猛增加对经济起飞的压力。同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因此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理论的需要和现实的需要，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来，开始研究人口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总称为人口——经济起飞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A·J·科尔，E·M ·胡佛和H ·莱宾斯坦。1958年科尔和胡佛出版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书。科尔和胡佛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①人口规模；②人口增长速度；③人口年龄构成。在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大量的资本投资，较快的人口增长并不能引起更大的资本投资。当资本供给是无弹性的时候，高人口增长率使投资投向于物质设备，从而阻止了人均资本的增长；同时高人口增长率使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状态，社会需要抚养的非生产年龄人口增多，导致资本供给和资本积累减少。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作用。科尔和胡佛还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印度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型，并用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模式预测未来印度人均收入的变化。结果是，30年后，在高出生率假定下的印度的人均收入将比低出生率假定下的人均收入低40%。
1957年H·莱宾斯坦出版了《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 在该书中莱宾斯坦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人口增长是怎样成为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莱宾斯坦用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人均收入的增长同人口增长的关系是，起初人均收入随人口规模的增长有所提高，但随着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人均收入将又下降到生存均衡点，并必然导致陷入马尔萨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困境中。为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促进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克服发展抑制因素的努力，即临界最小努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摆脱最低生存水平所需的最小努力也将逐渐增大。
4.增长极限理论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发展状况研究计划的第一个报告，麦多斯在该报告中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麦多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都是按指数增长的，即按一定的百分比增长。这五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因为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变为污染，污染又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这是一个连续的反馈环路。如果任其恶性循环下去，必将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世界末日”的来临。为了使世界经济体系免于突然的和不能控制的崩溃，就要抑制人口和工业资本的急剧增加。使人口和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实现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一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使每年的出生人数等于该年预计的死亡人数；二是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从而使工业资本保持不变。如果这两种对立力量保持平衡，也就达到了全球均衡状态。
5.可持续发展理论
进入80年代，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四大问题。为了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于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对人类过去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首先强调发展，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层次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发展，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的持续性，包括自然持续性发展、经济持续性发展和社会持续性发展。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6.新经济增长理论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更多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是两者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卢卡斯的《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贝克尔的《人力资本、 生育率和经济增长》（1990）、罗森兹威格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证据》（1990），都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卡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贝克尔微观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一种经济可能处于两种均衡，在低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很少，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在高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或保持持续增长，经济也处于长期稳定的增长状态。罗森兹威格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提高生育率引起的相对成本和回报的变化会相应地使父母改变对家庭规模、每个孩子人力资本水平的决策。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演变的特点
我们已经简要回顾了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认识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从研究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转向研究人口的各种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马尔萨斯分析了人口规模增长与食物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人口过剩是必然的，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发展，并形成一个“劣性均衡陷阱”。凯恩斯、汉森分析了人口规模减少对投资（资本需求和资本形成）和储蓄的不利影响，得出了一个乐观结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马尔萨斯、凯恩斯、汉森等从人口总量角度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总人口理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口总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继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之后，人们不仅研究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从多个角度研究两者关系。科尔和胡佛从人口规模、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的年龄构成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卢卡斯、贝克尔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人口质量（人力资本）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从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地域范围看，经历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到全球的演变。
马尔萨斯和凯恩斯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前者分析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种“生存型”经济里，人口增长过快，而资本不足，这样造成需求过大，供给不足，从而导致贫困和失业。凯恩斯分析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种“富裕型”经济里，人口和资本的状态刚好与“生存型”经济相反，即人口太少，而资本太多。人口太少造成需求不足，资本大量闲置，从而也导致贫困和失业。因此马尔萨斯和凯恩斯分析了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造成贫困和失业的不同原因。科尔，胡佛和莱宾斯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科尔和胡佛认为，凯恩斯和汉森分析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看不到的，凯恩斯的分析只适用于那些投资的障碍是缺乏投资的动力（即凯恩斯所称的资本边际效率低）的地区，而不适用于投资资本缺乏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较大规模的人口能转为较高的消费支出或较高的资本报酬，快速的人口增长对消费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非常小，同时也减少了资本数量。莱宾斯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低均衡状态走向经济发展道路需要较好的人口条件，过快的人口增长将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低均衡状态。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理论开始从全球角度考虑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从一个增长的经济如何向全球均衡的经济过渡的问题，从而使人们注意到全球的发展。真正从全球角度考虑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从全球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3.从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到作为内生变量。
在经济学中，人口和人口增长率长期被作为外生变量来加以处理，凯恩斯和汉森的人口经济理论没有把人口变量纳入经济体系内部作为内生变量，而只是将人口放在外生变量的地位上，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是需求扩张的条件，需求的扩张又能扩大资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汉森则认为人口增加可以增大劳动供给，通过产业工人人均资本的增加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从而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迅猛增长，要把人口作为已知条件或外生变量而排斥在经济体系之外已经不可能，因此继凯恩斯、汉森之后的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再仅仅是外生变量，而是能够置于经济体系中加以说明的内生变量，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必须把人口作为积极的内生变量。莱宾斯坦人口经济起飞理论开始尝试通过分析人口增长与临界最小努力的相应关系而将人口变量纳入经济体系内部作为内生变量。在他的理论中，人口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函数，作为内生变量的人口增长率是使经济能否从低均衡状态走向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化，即将传统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放到增长模型里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它不仅将技术、企业的知识、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外部门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而且将人口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处理。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
4.从研究人口与物质资本相互关系转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6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人口增长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上。马尔萨斯看到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人口增长与工资基金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工人贫困和失业。凯恩斯和汉森则看到人口增长过慢对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人口增长速度慢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导致资本供给大于资本需求，使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从而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人口增长是刺激高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对资本投资（资本深化和资本扩张）起重要刺激作用，从而促进经济恢复。科尔和胡佛在分析人口与经济关系时更多关注的也是物质资本，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使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下降，导致平均产出下降，同时消费基金增加，储蓄减少，资本积累减少，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人们认识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除了物质资本外，更起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因此人们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关注人口、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贝克尔等人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假定两个稳定的均衡，一个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缺乏人力资本积累，一个是低生育率但具有较大的人力资本增长，这两个均衡的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巨大差异。
三、关于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思考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都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实际。尽管这些理论有其不足之处，但对于我们认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西方人口经济关系理论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同的经济条件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人口对经济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有时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而且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也存在巨大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人口规律认识不够和人口政策的失误，我国人口迅猛增加，人口规模过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控制人口增长成为紧迫问题，因此7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迅速降低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但是人口增长率大幅度急剧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等“代价问题”，由此引发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不良经济后果。显而易见，人口增长必须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人口高增长的现实不利影响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长期负效应加以权衡。因此现实人口问题的解决，既要考虑其短期效应，也要考虑其长期效应。
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基数大，素质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系统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五大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是五大要素的协调平衡发展。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我国人口规模大，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国人口问题的转型，人口数量问题已逐步解决，但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人口分布等问题日渐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摆脱唯人口数量问题的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解决人口问题，进一步控制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和分布，提高人口质量，从而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逐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长期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解决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发展的问题也具有启示性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已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生育率，这对于减轻未来的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现有人口，特别是现有数量大、素质低的劳动力已经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只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将数量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由沉重的包袱变为宝贵的财富，才能将人口压力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要解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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