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意味论文,父亲论文,形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化先驱就觉察到封建父权与现代个性解放格格不入，对以“孝”为中心的封建家庭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思想抨击。在《一九一六年》（陈独秀）、《万恶之原》（傅斯年）、《对旧家庭的感想》（顾颉刚）等文里，他们纷纷指出了封建的家与国间的血脉相通的联系与观念结构的一致——在家讲孝，在外言忠，忠和国，只不过是孝和家的社会化与外围延伸而已，——因此，五四新文化先驱得出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注：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的结论，并进一步将对封建父权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制度的猛烈抨击。
应和着这种思想批判与文化批判，五四作家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父权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选择了与父权紧密相联的父亲形象作为他们反封建思想与封建礼教的主要靶的。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先生、田汉《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化卿，虽然面貌个性各异，可无一不是被作家们作为封建父权专制思想的代表者进行塑造的。作家们通过描绘这些父亲们同其争取个性解放自由的儿女们的冲突，凸现出他们所有的冷酷、虚伪、专横等特征，并以此为突破口，达到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形象揭露与文学批判。
思想往往是形象的先声，但思想进入文学常常又有更复杂的表现。与五四思想文化先驱对封建父权专制的猛烈而集中的思想抨击相比，五四作家对封建父权的文学抨击似乎要软弱、分散得多。父亲形象的短少，描绘父亲形象角度的单一，形象感的不足，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孝”、父权的众口一词的思想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中国文学正处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时期、新文学家的艺术表现力尚嫌不足以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父亲一方面固然是封建父权的主要代表者与具体实施者，但另一方面也是具体的人。特别是居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父亲，自己也受到封建思想与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他所秉有的封建父权，更多地被其他封建权威所取代和消解。所以，尽管鲁迅在《伤逝》中也曾写下过“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式的句子，可先生在写到做了父亲的闰土、华老栓等人物时，却寄予了深深的悲悯与同情——这些父亲与他们的儿子们一样，同样牺牲于封建的政权和神权。正因为中国的父与子都是更高专制统治者的牺牲品，所以当作家们脱离了男女青年争取婚恋自主、个性解放的相对狭窄的题材与主题领域，从一个比家庭冲突更大的角度反映现实时，作家们便塑造出了迥然不同于封建父权专制代表型父亲形象的普通被压迫者父亲形象。特别是，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的，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大都远离了故乡，当他们抒写着故乡的人和事时，是“隐现着乡愁”，带着几分不无温情的回顾和依恋的。与故乡的时空间距，使五四乡土文学作家对父亲——哪怕是专制父亲——普遍多了几分宽容和温和，而少了几分苛求和严酷，这也就使五四乡土文学中的被压迫者父亲形象，成为《终身大事》中那种既具有血缘意义又富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父亲形象的有力补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五四文学中父亲形象的人物画廊。
造成五四文学中父亲形象的相对缺少、形象感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们在创作中常面临情与理、形象描绘与思想批判间的矛盾和冲突。五四作家对以孝为中心的父权制发起攻击，一方面自然是要清算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建立起一种人格平等、互敬互爱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要由对父权思想的批判，进入到对君权乃至整个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因而在五四时期，对孝和父权的批判，常常是对整套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更多的也是以文化象征符号的面目出现的。应当说，以孝为中心的专制家庭制度，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础石和基本构成单位。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知道，家的名份和礼仪定了，国的名份和礼仪也就定了。待到移忠作孝时，作为“总家父亲”的君面对的就只是一班“敬父莫如子”的顺民和奴隶。所以，封建专制君主和国家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总是想将父子关系秩序类推到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去，在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官民关系中建立起一种简单的类同对等关系，使君对臣的统治、官对民的压迫，统统笼罩和掩饰在由父子血缘关系而生的脉脉温情之中，并使君对臣、官对民的统治和压迫的正当性，得到父子人伦关系的自然属性的合理论证。封建礼教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秘密正在这里。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封建礼教对父权的推重，是服务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外在目的的，家庭中的“父”的地位再高，照样不过是家庭外君与官的“子”。封建的孝，归根结底，不过是封建礼教束缚、统治人们的一副既温柔又虚伪的锁链而已。即使是封建时代，也是多有君要臣死的君，而少有父要子亡的父。这样，当五四新文学作家经由对父权的批判进入到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时，便陷入了情与理、文学描绘与思想批判的矛盾和冲突。理智上，他们觉悟到对代表封建父权、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必须展开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在情感上，他们对现实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又不无依恋；在思想批判的意义上，作家们可以对观念上的、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父亲展开猛烈轰击；在文学描绘的意义上，作家们却难以对具体的、以个体形象出现的父亲妄加褒贬判断。因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对子女的正常的必要的严与教，同代表封建父权的严酷与专横之间的界限，本就难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这在客观上就给作家们的文学描绘设置了一道颇费踌蹰、难于妄加判断的难题。赞美父亲不免有几分为封建父权专制歌功颂德之嫌，抨击父亲又不免陷入目标不明的窘境。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五四作家在创作中于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父亲形象的塑造，从而一方面导致了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的相对缺少，一方面带来了“隐形父亲”形象的出现。
五四文学中，许多张扬个性解放、争取婚恋自由的青年男女的父亲都是缺席的，或者早逝，或者未做明确的交代。然而，父亲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父权的不在场，父权作为家庭中高高在上的、不可动摇的权威，依然活跃于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其权力只不过改由母亲、兄长与其他家庭长辈代使而已。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中的母亲，便多次乞灵于“你爹爹”的遗命要求儿子接受那包办的婚姻，冯沅君《慈母》中的母亲，也以“我要是这样做了，怎有脸再见你们的伯叔们”奉劝、控制自己的女儿。表面上看，这些作品中确实没有父亲形象出现，但实质上，父亲的阴影始终笼罩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头上，母亲和兄长、叔伯一定程度上成为父亲的化身，他们以父之名，代使着父权的职能，从而构成了五四文学中独特的隐形父亲形象。
从其形象的实质来讲，隐形父亲形象与封建父权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形象有着高度的一致。不同的是，这一类型的父亲形象，由于其外在形象在作品中的消隐，更显示出了父权的广泛性与隐蔽性。在中国，作为父中心“孝”意识的横向延伸与纵向下衍，母亲、叔伯、兄长均有权代使父权的职能，俗谚“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即在于此。因此，五四新文学作家通过隐形父亲形象的塑造，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封建父权力量的广泛性、潜在性和顽固性。
从创作主体来讲，隐形父亲形象的出现，又透露出五四作家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说明五四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对父与子正面对抗、冲突的文学描写。五四一代的尴尬处在于，他们无一不是身在传统中来反传统，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去反父权。他们虽然大多数都经过西风美雨的陶染，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观照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局限，认识到包括父权思想在内的封建专制思想是使人不得以成其为人的巨大障碍，认识到孩子要想成为“完全的人”便首先需要有“‘人’之父”（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但是，五四一代的绝大部分，又身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濡染，传统文化的巨大渗透力使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潜在的影响，使五四一代犹如传统文化的尚未割断脐带的婴儿，难以挣脱“子不言父之过”的沉重枷锁。再加上五四时期仍是一个传统势力还相当强大的时期，传统的重负与旧的牵连，几乎无时无刻不使新文化先驱在反抗以孝为中心的父权专制时产生道德上的焦虑与心理上的犹疑。这样，种种看似矛盾的心理与言行便出现于五四人身上。五四一代青年，不乏有写信否认自己父亲的，作家章铁民就是这样的青年之一。但当1921年父亲在家乡去世时，铁民因贫未能归，却作“孤儿思归引”，情调甚为凄惨。（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5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同样矛盾的言行也表现在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等人身上。这些五四文坛的骁将，曾在一系列论文、演讲中，对封建的孝道，展开过猛烈的抨击；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对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却未做有力而彻底的反抗，最终都成了那无爱的婚姻的最直接的“受惠者”。这种对父母的并非出自内心的顺从，一定程度上自然源于对父母因血缘关系而生的一点孝心之爱，可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是由于对旧式女子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反抗父母时的道德上的焦虑阻断了他们去寻求更美满的婚姻和更大的个人选择自由。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便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又说：“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这是怎样的大悲苦！对旧式女子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恰证明五四一代人人格的伟大、深沉，过多的道德上的考虑，“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却也使他们不能获得更大的个人解放，“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让内心的痛苦、矛盾和焦虑，时时刻刻地吞食着自己的心。这也就无怪乎鲁迅曾多次以“鬼打墙”、“鬼画符”为喻，去刻划自己内心的巨大惶惑，而作为五四先锋的胡适，在死后会被人盖棺定论为：“观其一生所表现的行为，则为一个服膺旧道德、实践旧伦理的纯正儒士。他是一个孝子，一个慈父，一个标标准丈夫……”（注：陈敬之：《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总之，写不写父亲，如何写父亲，对五四新文学家来说，绝非是轻易的决断，它还潜含着作家沉重的文化选择与复杂的情感态度。
二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味的“父亲”，在被五四思想文化先驱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后，于3、40年代文学中有了新的发展。 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加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时代和社会的急剧动荡变化，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典型去表现。
3、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封建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形象， 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文学中封建父权代表型父亲和隐形父亲两类形象在3、40 年代文学中的历时延伸。由于3、40 年代中国作家普遍突破了五四作家单纯从恋爱婚姻角度刻划专制父亲形象的囿限，把父亲置于更广泛的时空背景和社会联系中去塑造，文学的体制得以迅速的扩大，出现了“激流三部曲”、《财主的儿女们》这样的长篇巨著，专制父亲形象的塑造因此得以丰满厚实。封建专制家长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可以凭藉家族血缘关系对子女、妻妾进行不受约束、漫无边际的控制、管理和处罚。巴金、曹禺、路翎笔下的高老太爷、周朴园、蒋捷三就是如此。在他们身上，无不凝结着专横、冷酷、虚伪甚至腐朽等等特性。五四时期，作家们虽然也曾塑造了讲礼教的封建专制父亲形象，但当时的作家似乎更着力于与“父亲”相对立的“自我”形象的塑造，甚至由于复杂的文化心态、矛盾的情感态度所决定而有意无意地规避着对父亲形象的正面刻划因而对专制父亲的文学描绘还显得不够。3、40 年代作家塑造的高老太爷等有棱有角、血肉丰满的封建专制父亲形象，无疑丰富了中国现代反封建文学的人物画廊，并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五四一代在当年为什么会对封建的专制制度痛心疾首。而当觉慧发出“家，只是一个狭的笼”的慨叹时，蘩漪发出“监狱似的周公馆”的咒诅时，人们一方面感觉到了五四反封建精神在3、40年代文学中的激荡和回响， 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当后起作家将五四一代的思想批判深化为具象的文学描绘时所散发出的特殊美学魅力。
如果说高老太爷等专制父亲形象还只是五四文学中同类形象的历时延伸，那么，高觉新等形象的塑造，则是3、40年代作家的独创了。 觉新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形象，一方面是家长专制的可怜的牺牲品；一方面，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他又担当起了“长兄为父”的职责，但他并不像《狂人日记》中的大哥那样自立于“吃人者”的行列，而是像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主张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负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广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种“历史中间物”父亲形象的出现，表明封建的父权专制思想虽然仍根深蒂固，但其基础却已出现松动，队伍已出现分化，新型的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正在艰难地孕生。这种新型的父子关系即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主张的基于“爱”而不是基于“恩”的父子关系，而新型的父亲则是胡适笔下高唱“我要你做一个光明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儿子》）式的父亲。
但觉新式的“历史中间物”从吃人者行列退出，并不能对高老太爷们的专制统治构成毁灭性打击。觉新不仅自己的生命销蚀于高公馆狭的笼里，而且也无法阻止其他专制家长的吃人。真正对专制“父亲”的统治构成强有力冲击的，是那以“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相激励的觉慧们，同面对父亲的压制只能唉声叹气、抱头痛哭的颖石、颖铭们相比，觉慧、蒋纯祖们对封建家庭专制的反抗要大胆得多，也表现出了更大的道德勇气。他们从个人婚恋的狭小圈子中投入到更大的社会改造与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构成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毁灭性冲击。由于3、40 年代作家一方面加强了专制父亲给儿子的精神摧残后果的描绘（如以大量笔墨描绘觉新、周萍、焦大星的软弱、萎靡，蒋蔚祖的病态），一方面加强了儿子们对专制父亲的义无反顾的背叛和不妥协的斗争的描绘，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从侧面丰富了父亲形象的精神、文化内涵。
当巴金、曹禺、老舍等作家沿着五四作家的思想路径，对封建父权和国家专制展开持续而猛烈的抨击，将封建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形象推上一个新的层面的同时，3、40 年代的作家更多的则是立足于人以群分的思想基础，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者进行塑造。这类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往往寄托着作家较多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形象本身常常成为不同阶级阵营和政治势力的替身。
政治阶级代表型父亲形象，最先是随着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左翼作家在那些反映农村暴动和知识分子上求下索的作品里，常常触及到两种类型的父子冲突——统治阶级内部的父子冲突和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父子冲突。前一种类型的父子冲突表现为获得了革命意识的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于解放大众的事业，起而同自己的父亲作斗争，这就带出了对统治阶级父亲形象的塑造，丁玲的《田家冲》、高歌的《生之旋律》、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作品均是如此。当蒋光慈笔下的李杰毅然决定烧毁父亲李敬斋的庄园时，显然是将父亲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者来对待的，他于下令放火前的那段内心独白，典型地反映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反抗“百善孝当先”的观念，大多出于个性解放的立场，而3、40 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封建家庭专制的反叛，大多出于争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动机。这里实际上隐含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必然趋势：知识分子从自身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而开始的反封建斗争，在经受了五四退潮的重重挫折之后，必然同那些要求土地和阶级解放的工农大众的反封建斗争汇合到一起。因为，五四时期最先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封建宗法制的大家庭和大家族中冲出的，是他们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叛子逆臣。封建宗法制家庭和家族，为了维护整个家族和家庭的骄奢生活，并防止家道中衰，总是以压抑子弟的个性发展和自由选择为代价，通过联姻或者获取官职扩充、稳固家庭和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就意味着，当中国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在获取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权势时，不仅以大多数人失去土地、受压迫受剥削作了它的基础，而且以封建专制家庭的子弟的个性得不到多方面发展、婚姻得不到自由选择作了它的前提。因此子君、觉慧式的知识青年在冲出家庭以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我是我自己的”，就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了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自我意识，还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家庭所给予他们的经济保障和生活安定感，取得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而一当争取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勇敢地跨出家庭的门槛，进入争取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便在客观上与现代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取了一致的方向，至少是达成了暂时的同盟。李敬斋与李杰、胡荣生与萧月林之间的父子冲突，因此也成为势不两立的“弑父”与反“弑父”的斗争。
与统治阶级内部的父子冲突不同，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父子冲突主要表现为年青一代的农民由于不堪饥寒交迫的生活，基于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选择，毅然起来参与夺取粮食和土地的斗争，而老年农民父亲由于长期扮演被雇佣者的角色而容易对统治阶级的特权产生认同，其价值观以忍耐和顺从为最大特色，习惯于将自身的苦难归诸天命，王荣发（《咆哮了的土地》）、魏大叔（戴平万《村中的早晨》）、老通宝（茅盾《春蚕》）、云普叔（叶紫《丰收》）等等，即是这样的农民父亲形象。这些农民父亲最先怀疑甚至阻挠儿子们的革命行动而形成父子间的冲突，而最终又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皈依了儿子的反抗道路，使父子间的冲突得到和解。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定情形下，3、40 年代文学中的父子之间也常存在着一致和和谐。换言之，在3、40 年代文学中，无论是地主父亲还是农民父亲，往往都被塑造成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类型化人物形象。
政治阶级型父亲形象的出现，鲜明地显示出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2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第一次大的方向转换——由着眼于启蒙的人的文学到着眼于救亡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转换。伴随着这种转换的，是大数量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左”倾。在这些知识者看来，五四式的思想启蒙是太过于缓慢和落伍了，在一个大多数人的温饱尚得不到解决的社会，少数人的个性解放也只能流于空谈。因此，与五四作家选择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不同，这些作家自觉地选择文学作为政治批判与民族救亡的武器，把文学视为传达无产者目的意识、拯救民族危亡的工具。而这些作家当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是倾向于将中国社会中的所有人分为黑白分明的二元的，“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的分野与交战，在这些作家看来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因而，这些视文学为宣传的作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不再只是从婚恋自主与个性解放的较狭小角度去看待社会生活中的父子冲突，而是将父子冲突放到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去表现。父子间的血缘情感关系于是被淡化了，父子间的阶级界限被突出出来。父亲不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儿子也不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儿子。父亲形象的塑造因此呈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化特征。文学中的父亲往往成为某个阶级的“父亲”，某个阶级的代表者。形象身上的阶级性常常遮蔽了形象本身的“父”性，对父亲的思想批判往往衍变成了政治批判或政治歌颂。
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塑造的这种变化，由20年代末开始，在40年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中达到顶峰。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40年代中国文学分化为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国统区作家们塑造的父亲形象，大多属于封建专制思想代表型形象，他们大多生活于阴冷、沉重的现实境遇与文化气氛之中，与旧的、老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如杨老三（巴金《憩园》）、曾皓（曹禺《北京人》）、蒋捷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即是如此；解放区作家对父亲形象的描绘则呈现出更多的轻松与明快色彩，国统区文学中压在儿子们头上的沉重的父权阴影在解放区文学中已相当薄弱，儿子们不但敢于挺直身子与父亲斗争，而且往往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解放区明朗的天下，父亲们自身与旧的联系也弱化了，二诸葛式的不觉悟父亲失去了生存的市场，受到了普遍的调侃与嘲弄，更多的农民父亲则呈现出新的精神境界，成长为社会的新人。于黑丁《母子》中的申老汉、西虹《英雄的父亲》中的张大爷，甚至能以一种骄傲的心情，坦然面对儿子的为“革命”的牺牲。
在阶级社会里，“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社会之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页。）。3、40年代作家从父亲的阶级性入手，无疑把握到了作为阶级社会中人的“父亲”的主要社会属性。但是，由于受整个文学创作政治化倾向的影响，3、40 年代中国作家所塑造的父亲形象，还存在着过分类型化的弊病，作家们写出了农民父亲迅速成长的一般路径，却没有能写出他们思想转变的个人过程，对敌对阶级父亲形象的刻划，更是流于脸谱化和漫画化。李敬斋、胡荣生等，看上去都不过是他们那个阶级的影子而已。相比之下，巴金、曹禺、老舍等塑造的父亲形象，其个性特征则明显得多。在《雷雨》中，曹禺便展示了周朴园作为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矿工的资本家等多重形象，形象的立体感因而很强。相反，西虹为了强调新型父亲作为“英雄”的一面，让张大爷发出了“孩子，你死的好！死的名誉！爹就盼着你这样活，这样死！”的叫好声，而完全置父亲的正常人性的自然流露于不顾，结果使张大爷成为一个十分平面化的人物形象。人物塑造的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的形成，除了中国新文学对封建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形象的塑造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巴金、曹禺等都曾生活于封建家庭、对封建父权的压迫感受很深等原因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老舍、曹禺等作家身处相对独立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没有简单地将文学视为宣传的工具，也没有简单地将五四文学视为一落伍的文学潮流。从形象的源流来看，3、40年代文学中的新型农民父亲形象， 既丧失了五四文学中普通被压迫者父亲在他们儿子面前所有的那一份精神优势，其自身的精神弱质也基本上看不见了。这种对新型父亲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自然显示出一种父性权威在社会变革中被削弱乃至被推翻的轻松，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了相当的明快色彩；而另一方面，作家们显然也忽视了新文学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忽略了被压迫者农民身上也有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的思想这一事实，忽略了农民父亲要想抛弃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忽视国民精神蜕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一方面容易造成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断裂，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现代悲剧精神的消解，使文学创作重归传统文学的大团圆结局。这一点，在3、40 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父亲形象——精神父亲形象的描绘中，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
3、40年代中国文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父亲”形象。从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来讲，他们同“子女”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血缘亲属关系，但这一类型的形象往往拥有比血缘父亲更强大的权威，常常获得“子女”们如同对待父亲般的崇敬与热爱，甚至频繁地被“子女”们用来作为背叛血缘父亲的锐利武器和精神倚靠。因此，不拘泥于“父亲”的血缘意义，我们不妨称这类“父亲”形象为精神“父亲”型形象。
精神“父亲”型形象的出现，是封建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被打倒和政治阶级型“父亲”失去权威之后的必然结果。五四时代的青年既在寻求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将父亲推上审判台，又在阶级解放的意义上表现出与父辈迥然有异的选择，其结果必然走上对新的精神倚靠的寻找。在30年代部分革命文学作品中，一些获得革命意识的青年，为了脱离家庭投身革命，首先往往求助于时代精神之名。这样，一旦进步的青年投身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队伍以后，他们便容易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寻找时代精神的代表者，将革命队伍中强有力的领导者视为精神上的领袖，对他们产生出近乎子女对父亲般的崇敬和依恋。茅盾《虹》中的革命者梁刚夫和黄之于梅女士，叶圣陶《倪焕之》中的王乐山之于倪焕之，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军长之于小红军，无疑都起到了精神父亲的作用。
40年代文 学中的精神父亲形象，与30年代文学中的同类形象一脉相承。只是这时与精神父亲相联的子女们，多数已衍变为获得拯救和翻身的工农大众。因为这时的知识分子已找到新的精神依托——人民，并在文学中建构了“人民——母亲”的文学母题。而那些获得土地和翻身的群众，则普遍地将帮助自己改变了命运的“工作同志”视为再生父母，并且常推而广之，将对某一具体“同志”的赞美上升到对一个政党及最高领导人的歌颂。李纳的《煤》中的主人公，就明确地对帮助、拯救过他的矿区主任说：“主任，你真象我老爹！”主人公的妻子也说：“你比我亲爹还强！”矿区主任听了也并不谦逊，只是他将“荣耀”归到了自己的政党身上：“这不是我的功，是共产党的功！”这里当然是写普通百姓的质直的思维和纯朴的情感，但更重要的一方面似乎是要确立新的精神偶像和精神权威。因为30年代文学中精神父亲形象的出现，更多的是出自于知识分子的自觉追寻，带有寻父的倾向；而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精神父亲的诞生，则出自于普通群众的不自觉的感恩心理，并得到精神父亲的自我认可。
精神“父亲”型形象，在3、40年代文学中的数量并不太多， 文学的形象性也嫌不足，有时是以诸如时代“父亲”的隐形形象出现，有时才是以独立的文学形象的面貌出现，但不论表现形态如何，这类形象身上所具有的父性的权威，显然蕴含着时代精神和文学精神的巨大递嬗变异。
30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对精神父亲的寻找，源于五四高潮过去之后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惘和彷徨，以及彷徨过后的新的探求。五四一代是全盘打破传统、堪称无法无天也无父的一代。他们提出自我来与“父亲”相对抗，我就是我，我就是一切，我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他们要打破一切精神的偶像和外在的权威。因为这一代的精神之父本就是自我，所以五四时没有出现精神父亲型形象是必然的。然而，随着五四高潮的过去，知识界出现了普遍的彷徨和失望，知识分子的自信心下降了，不再敢自信自己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了，也难以以狂呼呐喊的方式高唱“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了。他们开始了对新的精神依托的寻找。而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精神“父亲”型形象正是未能把幸福给自己争过来的一代青年向“左”转后寻找新的精神依托的一个结果。
40年代文学中的精神父亲形象一定程度上则是血缘父亲丧失权威而新的精神权威开始确立的一个必然。30年代文学中，血缘父亲的权威在儿子们那里便已发生动摇，因为父亲们所信奉的生活信条在儿子眼里已不符合现代的生活潮流。40年代，血缘父亲的权威进一步地丧失，泥古不变的父亲们甚至成为儿子们嘲笑的对象，而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他们在解放区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得到下层人民的瞩目和认可。在解放区，许多由血缘父亲所无法办到的事，共产党人轻而易举地办到了。《白毛女》中，父亲杨白劳已无任何力量拯救自己女儿，而共产党人的到来却使她由鬼变成了人，在这里，党很自然地取代了血缘父亲的佑护者地位。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促使人们将对血缘父亲的那种尊崇、敬畏转移到新的精神父亲形象身上。
除了历史所带动的这种父性权威的转移以外，解放区作家自觉地运用文学做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也是导致文学创作中精神父亲形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40年代解放区的意识形态中心，已不在反封建思想与父权专制，而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新的权威。所以，自觉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之一支的解放区作家，在创作中着力的便不是对传统父权的批判，而是对新的精神权威的扶持与歌颂。他们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运用文学的修辞手段去服务于这一目的。在文学的换喻轴上，他们展开对解放区现实生活的形象描绘：打土豪，分田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隐喻轴上，则确立起“党——父（母）亲”的文学母题。这一隐含其中的母题事实上也始终引导着作品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等的流向。精神父亲形象因此诞生了。
精神“父亲”型形象的出现，从一个角度说，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悲剧。五四知识分子，从西方借来了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的圣火，力主婚姻自主与个性解放，试图将自己从“父亲”那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作为真正的“人之子”站立起来。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思想十分浓重的国度，成为真正的人之子何其之难！事实上，五四知识分子只不过使自己进入了一个精神的“断乳”期，一旦受到挫折和阻碍，他们就有可能回归传统，或是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来支持。30年代急剧“左”倾的一代青年，即是如此。他们在批判了专制“父亲”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对新的精神之父的寻找。他们先是找到了时代，希翼以空泛而豪华的“时代的儿子”身份来为自己命名，其后，在将自己归入一个新的集体性队列以后，他们又十分自然地将有经验和魄力的革命者作为自己的精神之父，通过美化、崇高化这一类型的革命者以转寄他们与血缘父亲告别后的精神寄托与权威崇拜——正如中国普通百姓在无依无靠之中转而期盼清正廉明的父母官、“包青天”一样。40年代文学中精神父亲形象的出现，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精神父亲型形象的出现，根源于对五四精神的否定，而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局限又在于五四精神还远远没有在中国子民心中深深扎根并转化为支配人大胆行动的精神动力。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另一种类型的父亲形象值得一提，即人性美的理想型父亲形象。这类父亲形象一般出现于田园诗风的乡土文学之中与京派作家笔下。作家们大多从人性和人情的角度，描绘父亲的慈爱与温情。中国古代文化（学）中，父亲历来是以“严”著称的（所谓“父严母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专制思想代表型父亲，突出的也是“父严”的一面，而政治阶级代表型父亲，其思想意义明显大于审美意义。所以，人性美的理想型父亲形象，由于着眼于父亲作为人的一面，凸现出父亲身上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使父爱这一在中国文学中很少得到描绘的人类情感得到表现，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塑造的有力补充，具有较大的文学史意义。限于篇幅，这里就备而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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