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力资本的区域劳动力素质差异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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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1549(2015)08-72-09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劳动力素质的体现(Schultz，1961[1]；Becker，1964[2])。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及源泉(Lucas，1988[3]；Romer，1990[4]；Mankiw等，1992[5])，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显现。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影响(Fleisher和Chen，1997[6]；蔡昉和王德文，1999[7]；杨建芳等，2006[8]；钱晓烨等，2010[9])。Li等(2015)[10]发现，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收入差异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表明人力资本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受到技术和数据条件的制约，人力资本的综合度量仍然是尚待解决的难题。许多研究采用特征法建立人力资本指标体系，例如将受教育程度、升学率等作为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忽视了特征值之外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质量因素，例如学前人力资本、教育质量、工作经验质量、健康等。李海峥等(2010，2013，2014)[11][12][13]采用J-F终生收入法(Jorgenson和Fraumeni，1989[14]，1992a[15]，1992b[16])，构建了一套中国人力资本综合度量的国家和省级面板数据，该方法考虑了劳动者终生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目前该指数已完成了中国31个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面板数据的构建，结果显示劳动力人力资本(16～59岁的就业人口)的地区差异在1985-1995年间逐渐缩小，在1995年之后东部与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逐渐拉大。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总量上，更重要的一方面反映在质量上，目前对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即特征法所难以度量的人力资本部分，简称劳动力质量)问题，还没有太多深入的研究。本文提出对中国劳动力质量的度量方法，并构建地区间可比的劳动力质量指数。在区域划分上，以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为标准，将中国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地区①，通常认为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最为落后，而东部最为发达，中部介于西部和东部之间。

      对劳动力质量的计算，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J-F终生收入法，以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作为劳动力质量的度量，这样就剔除了总人力资本中由于各地区劳动力人口数的不同造成的差异；第二种方法称为当期收入差别法，借鉴了国际上对劳动力质量的研究(Hendricks，2002[17])，利用农民工样本，计算各个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劳动力质量对国家间收入差距的贡献(Hanushek和Woessmann，2009[18]，2011[19]；Erosa等，2010[20]；Schoellman，2012[21]；Lagakos等，2013[22]；Manuelli和Seshadri，2014[23])，他们利用国际移民的收入或者是在不同国家进行的相同标准测试(如数学或阅读测试)成绩来度量劳动力质量，并将劳动力质量加入到解释国家间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特征(教育程度)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影响程度很小，如果同时考虑劳动力质量，则总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将大幅提高。Schoellman(2012)[21]对在美国的国际移民进行研究，用国际移民的教育回报率作为其来源国的劳动力质量的度量，发现在加入了劳动力质量后，总人力资本对国家间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从10%提高至20%。本文将利用中国地区间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当期收入，计算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城镇劳动力质量。

      本文主要研究劳动力质量的度量方法及地区间不平等现状，利用J-F终生收入法和当期收入差别法两种方法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指数。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劳动力质量计算方法；第三部分，介绍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分布差异情况；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计算模型

      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成本法，即初始的人力资本存量加上人力资本投资减去折旧；收入法，即个体的当期或预期未来收入；特征法，使用如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特征构建人力资本指数；余额法，即计算未来消费净现值。本文对劳动力质量的计算，所采用的两种方法均是基于收入法发展出来的。

      (一)J-F终生收入法

      J-F终生收入法，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终生收益来度量人力资本。该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其数据相对容易获得，并且主要发达国家也使用该方法度量其人力资本，因此适于做跨国人力资本比较，并且采用终生收入能更加准确合理地反映出教育、健康等长期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劳动力质量的计算，采用J-F终生收入法计算出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作为度量指标。

      J-F终生收入法假设人力资本可以在市场交易，交易价格用预期的未来终生收入现值来衡量，使用倒推的方式，通过生存率、升学率和就业率来估计未来收入，同时也考虑了劳动收入增长率和折现率来计算收入现值。计算过程为，第一步通过Mincer收入方程，计算按教育水平、性别和年龄划分的个体的当期收入ymi。第二步计算终生收入mi，需要假设个人未来收入由估算年份中年长一岁个体的终生收入决定。将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不上学也不工作阶段、上学阶段、可能上学也可能工作阶段、完全工作阶段以及退休阶段，分别计算终生收入。以完全工作阶段为例，定义25岁至59岁(女性为54岁)为完全工作阶段，终生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下标y、s、a、e分别代表年份、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mi代表预期未来终生劳动收入，sr是存活率，ymi代表该群体当年的年收入。y年a岁的人在y+1年(即a+1岁)时的终生收入等于y年a+1岁相应人群(即相同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未来终生收入mi乘以(1+G)。G为实际收入增长率，R为折现率。

      用

表示y年，性别为s，年龄为a，受教育程度为e的人口数，用人口数作为权重计算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预期未来终生收入MI(y)，即人力资本总存量：

      

      式(2)计算总人力资本存量，加入了在校人口等未就业人群，但是这部分人并不代表一个地区的当期劳动力群体，因此第三步需要计算劳动力人力资本。即式(2)中对16岁及以上非在校、非退休人口进行求和，便得到劳动力人力资本。第四步计算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则是用劳动力人力资本除以总劳动人口，这样便剔除了人口数量因素的影响，更好地反映一个地区劳动力质量现状。最后，进行价格调整，消除各省份生活成本差异带来的由价格因素引起的劳动力质量差异，调整所使用的价格指数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前后发布的一些特定商品的价格数据计算出的以1985年北京生活成本作为基期的省际生活成本指数(Brandt和Holz，2006[24])。

      (二)当期收入差别法

      当期收入差别法对劳动力质量的计算，参照Hendricks(2002)[17]的研究方法，假设收入(非自营)由四类因素决定：可观测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经验等)，不可观测人力资本(劳动力质量)，可观测市场特征(物质资本)及不可观测市场特征(生产力、制度差异、文化等)。当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市场工作时，相当于控制住了不可观测市场特征对收入的贡献，因此观测到的来自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特征的移民的收入差异就反映了其劳动力质量差异。对同在东部城镇打工的西部、中部、东部农民工样本，在没有系统性歧视的条件下(Maurer-Fazio等，2015[25])，对比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特征(教育和经验)的农民工的收入，计算出西部、中部、东部的按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年龄(16～59岁)、性别划分的城镇劳动力质量(Li等，2015[10])。该方法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7)数据，计算中国各地区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质量。

      基本计算步骤为，从经典的生产函数出发，构建由资本产出比、劳动力人口、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四项因素决定的收入方程。再利用Mincer方程估计出实际收入，进而推导出劳动力质量的表达式。

      首先，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其中Y、K、A和L分别代表GDP、物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总投入。下标r表示地区，即西部(WS)、中部(MD)和东部(ES)②。

      劳动总投入由高技能(H)和低技能(L)的劳动力组成，它们之间满足常数替代弹性的关系：

      

      技能由教育水平决定，小学及以下为低技能，初中及以上为高技能。如果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每个劳动力的收入等于工资率乘以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即劳动力质量：

      

      

      

      式(6)求解出了劳动力质量中和地区r相关的部分。而对于

的计算，需要利用东部地区城镇劳动力的收入，同样从式(5)可以推出：

      

      这样便通过农民工和东部城镇工人的收入，得到了各个地区的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

      

      

      WS和MD分别表示西部和中部，是农民工个体j来源地区的虚拟变量，edu包括了初中、高中与大专及以上三个教育层级的虚拟变量，exp是工作经验，exp2是经验的平方。式(9)中的式(a)是对在东部城镇的农民工做Mincer收入方程，且运用Heckman二阶段选择模型纠正了自选择偏差，选择变量为婚姻状况与孩子个数。式(b)为东部城镇劳动力的收入方程。考虑到地区虚拟变量可能会包含一些非人力资本因素，式(9)在估计收入时不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即等同于假设三个地区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具有相同的收入，对于这个处理将留在以后的研究中再深入讨论。从式(8)和(9)便得到跨区可比的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

      

      这组指数建立在，将各个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利用东部城镇女性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单位小时收入，转换为劳动力质量指数(Jones，2014[26])。为了缩小维度，对劳动力质量指数按年龄求加权平均，得到各地区城镇的分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质量。

      (三)两种劳动力质量计算方法的对比

      两种方法均是基于人力资本收入法计算劳动力质量，其理论和计算方法上的区别主要包括：(i)J-F终生收入法，从Mincer收入方程出发，估计出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城乡的劳动力的当期收入，再计算出预期终生收入。首先，它并不要求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样本在同一地区工作，而是在Mincer收入方程中控制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各省的城镇平均职工工资(农村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所有就业人口比重，来消除人力资本之外因素的影响。其次，它是基于终生收入的概念，需要对劳动力未来的生存率、工资增长率和折现率等参数进行假设，并且建立在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再次，为了实现更加准确的跨地区比较，使用了生活成本指数进行调整，排除了价格因素的干扰。最后，该综合指标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劳动力质量信息，不仅包括了教育、经验等基本人力资本特征，还包含了许多难以观测到的人力资本，如学龄前人力资本、健康、教育质量等，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劳动力质量回报。并且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进行计算，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概念。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会受到地区中劳动力年龄分布的影响，本文不再深入讨论，留待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解决方法。(ii)当期收入差别法，比较同一个市场中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的收入，从中分解出地区间的相对劳动力质量。鉴于劳动力在同一个市场工作，即相当于控制住了许多不可观测的市场特征，因此对劳动力质量的估计更加准确。但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系统性的工资歧视，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当期收入差别法计算出的劳动力质量只是人力资本概念中和流量相关的一个方面。另外，当期收入差别法主要观察了在城镇工作的劳动力的收入情况，并且在计算劳动力质量h[，i]中，使用的是东部城镇劳动力样本，因此将式(10)表示的劳动力质量看作城镇的劳动力质量，当然如果有在东部城市的三个地区的城市移民样本，则估计会更加准确。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两种方法有以下异同：(i)当期收入差别法的构建对数据的要求更高，通常一个样本只能计算出某一年的劳动力质量，并且只有农村到城镇的样本，缺少如城镇到城镇、农村到农村的观测样本。而终生收入法可以结合多样本，运用永续盘存法等方法，修补数据缺失的问题，更容易构造人力资本指数的面板数据。(ii)两种方法都是基于Mincer收入方程的估计，但当期收入差别法是计算当期收入，而终生收入法则是计算预期终生收入。(iii)当期收入差别法利用移民这样的特殊样本，使得人力资本指数的跨地区对比更具有理论基础，而终生收入法尽管控制了宏观参数和进行了价格调整，但其仍然不能控制如制度差异等不可观测市场因素带来的劳动力质量度量误差，例如不同市场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差异不同(Jones，2014[26])，因此其跨地区的可比性受到影响。(iv)当期收入差别法，需要对市场做出无系统性歧视的假设，而J-F终生收入法则需要假设生存率、工资增长率和折现率等参数，以及市场稳定等条件。

      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看，各自都受到一些限制，但各有优势。总的来说，两种方法在反映真实的劳动力质量上是互相补充的，终生收入法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劳动力质量信息，而当期收入差别法则更侧重地区间的可比性。

      三、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

      下面将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视角来分析城镇和农村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并且讨论总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

      (一)2007年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分布情况

      受到数据的限制，当期收入差别法利用CHIPS2007样本只能计算出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质量。尽管只有一年数据，但是可以从按性别和教育水平细分的角度看劳动力质量分布。

      首先，对于终生收入法，为了和当期收入差别法对应，将劳动力质量除以东部城镇女性小学及以下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转换成劳动力质量指数，具体数值详见表1。图1和图2分别按城镇和农村展示了三个地区劳动力质量指数，可以看到：(i)东部在各个教育水平和性别上都要远高于中部和西部，西部城镇高于中部城镇，西部农村则低于中部农村。(ii)各个地区均为城镇高于农村，例如东部城镇男性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质量指数为2.70(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140万元)，而对应东部农村男性为1.30(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67.1万元)；并且男性也显著高于女性，例如东部城镇女性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质量为1.68(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仅为86.8万元)。(iii)劳动力质量与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质量越高，例外的情况是东部城镇女性，在小学及以下水平是高于初中水平的劳动力质量的。

      其次，对于当期收入差别法构建的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具体数值详见表2。图3展示了地区间城镇劳动力质量的分布差异情况，纵轴表示劳动力质量指数，横轴表示不同教育水平、性别及地区。可以看到：(i)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质量略低于男性，但在小学及以下则是女性高于男性。(ii)三个地区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质量是相等的，这也是建立在模型(9)的设定上，即估计当期收入时不加入地区虚拟变量。(iii)从教育水平上看，女性的小学及以下高于女性初中和高中，表明经验的劳动力质量积累能弥补缺失中学教育所带来的劳动力质量损失，但不能挽回上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损失；除了女性最低教育水平外，劳动力质量和教育水平是明显正相关的。(iv)地区之间，东部在初中和高中，以及男性大专及以上这几个教育水平，都是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的。

      

      

      图1 2007年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J-F终生收入法

      

      图2 2007年农村劳动力质量指数，J-F终生收入法

      

      

      图3 2007年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当期收入差别法

      从以上两种方法，分析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i)从J-F终生收入法计算得到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劳动力质量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而对于当期收入差别法，东部城镇劳动力质量总体上高于西部和中部的，但是差别并不大，可能的原因是终生收入法受到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例如江苏城镇为9.3%，而青海城镇为5.34%，这样对终生收入进行估计会放大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另外，当期收入差别法所选择的省份要少于终生收入法，这也会影响到地区的劳动力质量估计。(ii)在J-F终生收入法中，各个地区的性别差异均很大，而对于当期收入差别法，性别差别则较小，甚至某些教育层级的女性要高于男性，例如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iii)在J-F终生收入法中，各个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均为城镇高于农村。(iv)总的来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质量也随之升高。

      (二)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分布时间序列图

      J-F终生收入法构建了劳动力质量的面板数据，表3记录了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时间序列的具体数值。图4从城镇与农村的视角展示了劳动力质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发现：(i)从城镇角度，西部—东部与中部—东部的差异都不断扩大，1985年西部和中部的劳动力质量分别为东部的91%和69%，而到2010年，扩大到西部为东部的60%，中部为东部的56%，分别下降了31%和13%，可见西部—东部差异在加速扩大，中部—东部的差异扩大速度相对较慢。并且西部—东部的差异与中部—东部的差异在2010年已经非常接近，说明西部与中部的劳动力质量已非常接近。(ii)从农村角度看，中部—东部的差异略有缩小，从1995年的57%上升到2010年的59%，其间最高达到了68%，然而西部—东部差异在明显扩大，从1985年的56%降到2010年的44%。在1985年中部与西部农村的劳动力质量接近，然而在2010年两个地区的农村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iii)对比城镇与农村，在1985年，劳动力质量差异主要由农村地区的差异造成，然而在2010年地区城镇之间的差异与地区农村间的劳动力质量差异已经非常接近了，说明未来总的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扩大可能主要由城镇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扩大所导致。

      

      

      图4 劳动力质量地区相对值时间序列图，J-F终生收入法

      从以上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i)基于J-F终生收入法的劳动力质量，其地区差异是非常大的，西部和中部劳动力质量只有东部的约50%。而当期收入差异法的城镇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则相对更小。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终生收入法通过地区间不同的工资增长率扩大了当期收入的差异。(ii)地区间城镇和农村两个层面的劳动力质量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农村的地区差异大于城镇的地区差异，但是从时间序列看，城镇地区差异的扩大速度要明显快于农村地区差异的扩大速度。

      (三)劳动力质量与经济、教育的关系

      前两小节的分析，分别展示了地区间的城镇和农村劳动力质量差异，同时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质量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小节比较西部、中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力质量上的不平等关系。

      图5和图6从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分别展现西部和中部分别与东部在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及劳动力质量上的差异。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GDP上，而人均GDP则能剔除人口因素的影响反映出经济水平的质量；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一致。可以看到：(i)从图5中分析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西部的人均GDP在东部人均GDP的30%水平上波动，并且在1985年至1990年及2004年至2010年两个时间段上，呈现出差异缩小的趋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在逐渐减小，到2010年西部为东部的85%；劳动力质量差异在扩大，西部从1985年为东部的60%降到了2010年44%。(ii)从图6中分析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在东部的40%水平上波动，其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与西部非常相似，均是在1990年以前及2004年之后地区差异有缩小；中部与东部在受教育年限上的差距更小，在2010年中部为东部的96%；劳动力质量差异也是在扩大，中部同期从58%降到49%。(iii)综合三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年限上，西部—东部的差异是要明显大于中部—东部差异的，在劳动力质量的地区相对关系上，西部、中部分别与东部的差异是接近的。(iv)对比经济发展、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绝对大小上，地区间的教育水平差异最小，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最大，劳动力质量处于中间，这就可以解释如果使用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度量，则人力资本不能很好地解释地区间收入差异，而劳动力质量更能解释GDP和收入的地区差异。因此，如果单纯地使用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则会低估区域间的相对人力资本水平。从时间趋势上看，人均受教育年限曲线是在持续升高的，而人均GDP和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趋势是非常相似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在1985年至1993年间是在减小的，1994年至2008年则在扩大，而到2009年至2010年则又一次减小，而人均GDP地区差异也是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并且在2010年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人均GDP和劳动力质量的西部比东部相对值为36%和44%，而中部比东部的相对值更加接近，分别为46%和49%。人均GDP和劳动力质量变化趋势的区别是，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略有滞后，因此可以判断劳动力质量与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有密切联系。综上来看，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是要显著大于受教育年限差异，小于人均GDP度量差异的，并且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图5 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质量，西部比东部时间序列图

      

      图6 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质量，中部比东部时间序列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人力资本问题中的劳动力质量方面，从J-F终生收入法和当期收入差别法出发，构建劳动力质量指数，详细分析了我国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情况，定量描述了2007年分性别、城乡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及劳动力质量时间变化趋势。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2007年中国劳动力质量情况。对于终生收入法，东部劳动力质量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西部城镇高于中部城镇，西部农村则低于中部农村；各个地区内均是城镇高于农村；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质量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于当期收入差别法，东部在各教育水平和性别上对中部和西部的优势没有终生收入法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终生收入法通过地区间不同的工资增长率扩大了劳动力质量的差异。

      第二，从时间序列上看。J-F终生收入法反映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只有中部农村和东部农村的差异略有缩小。地区间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力质量时间变化趋势有显著不同，地区城镇间差异在加速扩大，而地区间农村差异也在扩大但速度更慢，未来总的劳动力质量地区差异的扩大更可能来源于地区城镇的劳动力质量差异的扩大。

      第三，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要大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资本地区差异，但低于以人均GDP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且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地区间的劳动力质量差异扩大现象是中国亟需关注的，并且它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有很大的联系。因此，对于落后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需要加大在教育、健康、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其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质量，这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也将促使中国经济更加均衡地发展。

      感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直接参与项目研究的全体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以及Ake Blomqvist、Belton Fleisher、Barbara Fraumeni、刘智强、王小军、张纲纮、于丽、谢镇荣、汪雪菲、杨帆征、夏芳等教授参与项目讨论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同时感谢历届参加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发布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为该项目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及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①西部地区包括13个省份：内蒙古、云南、青海、西藏、宁夏、新疆、广西、陕西、贵州、甘肃、海南、重庆和四川；中部地区包括10个省份：河南、河北、山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上海和北京。

      ②当期收入差别法受到数据限制，对于西部仅选择了甘肃、四川、陕西、贵州和广西五省份；中部选择了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和江西五省份；东部则只选择了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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