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工作和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效益论文,规律论文,质量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前,我曾在本刊发表的《什么不是和什么是编辑规律》一文中,提出三个编辑规律。这三个编辑规律经调整顺序应是:
一、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
二、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
三、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
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都不能不掌握、利用这三个编辑规律。关于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已有专文论及,现欲就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再加以申论。
一
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表述的是:质量第一原则与要求效益原则,反映了编辑工作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质量的优劣,决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大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大小,又是检验质量优劣的标准之一。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中,贯穿着质量与效益同步发展的规律。
质量是各种产品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对书刊编辑工作来说,更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
1.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是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
2.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又是一项科学文化工作,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科学性。(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出版工作都要靠质量才能在“思想性和革命性”、“知识性和科学性”上发挥作用。质量越高,“思想性和革命性”、“知识性和科学性”就越强;反之亦然。不仅此也,质量低的书刊,不但“思想性和革命性”、“知识性和科学性”弱(以至没有),而且还可能产生负效应,即以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知识和落后的、反科学的内容来毒害读者,起负面的社会效应。质量的这种重要性,是绝大多数的物质产品(除了少数如药品等外)所不会有的,因为一般的物质产品如果质量低劣最多也就是会成为不能使用的废品,而不致产生像出版物那样的负效应。所以,质量对书刊、对书刊编辑出版工作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出版部门要坚持质量第一,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供给人民。(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二
“坚持质量第一”的质量指什么呢?简单说来,也就是“选题对路,内容充实”,“有尽可能高的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当然,这就要“反对粗制滥造”。
质量第一,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战略思想。要以质量第一战略思想来提高我们书刊的思想文化含量,促进我们国家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编辑出版工作中,要以“质量第一”为本,一切选择首先要服从质量第一而不是服从其他别的什么,例如经济效益等等。
当然,不同的书稿、文稿以及其他的编辑选择对象,它们的质量都是参差不齐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质量第一意味着在经过比较后择优而选。但就在择优而选出来的书稿、文稿及其他东西之间,质量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质量。这种情况,反映质量本身也是有层次的。所以,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在质量第一原则下,质量也可分成不同层次。我国出版行政部门近年提出的实施精品战略,看来是一种对以高质量出版物脱颖而出来带动整个出版物质量提高的措施。这类精品是高层次的高质量。此外,还有重点书(重点书中又有国家级、省级、社级等等不同层次重点之分)、一般书,也各有其层次不同的质量要求。这说明,质量层次可有不同,但质量第一原则一样。
质量第一原则是不是已经普遍深入人心,我不敢断言,但至少(似乎)还没有人公然反对质量第一,这多少也说明了质量第一的原则已具有其权威性。
三
追求效益原则指的是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济效益,也就是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既要以质量第一原则来进行选择,又要以效益原则来进行选择。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就意味着质量与效益的统一,不仅统一,而且同步。统一是指矛盾的统一,同步则进而是指如《红楼梦》上所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血肉相连了。
当然,即使是血肉相连,也不是就没有矛盾。就像《红楼梦》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四大家族之间也有矛盾一样,质量与效益之间也不是就不存在矛盾,特别是与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之间。现在猖獗一时的盗版书,虽然盗印他人经过编辑选择、优化等工作的书,但由于粗制滥造,错讹百出,就是牺牲质量追求高额利润的一个例子。有的出版社出版一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书,其结果很难实现经济效益,甚至造成不良影响以至负社会效益。从理论上说,这是在编辑选择中未能遵循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的恶果。
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反映了质量与效益的内在本质联系,它是建立在质量与效益矛盾统一基础之上的。质量越高,社会效益就越大;社会效益越大,经济效益也就越大。这就是它们内在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对书刊、书刊编辑工作、书刊编辑选择工作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选题越对路,内容越充实,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越高的书刊等文化品,自然就对人民、对社会越有利。这也就是质量越高,社会效益越大。反之,选题越不对路、内容越不够充实,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越差的书刊等文化品,对人民、对社会之利就越少。这就是质量越低,社会效益就越小,以至可以是负社会效益,既对社会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对此,编辑出版工作者、进行编辑选择的人大都能理解,不理解或不以为然的即使有也只是极少数、个别的。但是,对质量和对效益认识不够全面甚至有偏差的,可能就要更多一些了。
以对质量的认识来说,例如,有人强调只要不出错,越早出快出越好,就是对质量理解不够全面,一心只想占领市场。市场是要占领的,时效也是质量的一个构成部分。但质量构成中,内容的充实、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等更为重要。否则,内容不充实,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不高的话,出得早出得快也未必就能占领市场,即使占领了市场,社会效益也不一定就大,甚至读者买了以后会觉得上当,反而有损出版社品牌。还有的像出版那些所谓“打擦边球”的书刊,以为只要逃过“扫黄”“打非”,为了赚钱什么都可出,就更是对质量的误识了。
不仅要全面认识、全面理解,并且全面执行质量第一原则,而且要认识到质量是有层次性的,高了还可以更高,是一个无终点的追求,永远不能停步。
还有的人认为,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固然是对的,而对质量与经济效益同步就只有保留了。他们口头未必承认,但心里却是这样想。以为越是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不越是发行量小,而质量不如学术著作高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类,不是发行量反而大得多么!甚至还可以引出理论根据,这古人不是早就说过么:
客有歌于群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国中属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注: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见南朝梁萧统《文选》)
这是个颇能惑人的问题。
首先,是由于对质量第一、质量高低的看法有问题,从逻辑上说,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我们所说质量的高低,是直比不是横比。以上引宋玉所言来说,质量高出指歌者唱“下里巴人”或唱“阳春白雪”时唱得好不好,而不是指“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间质量孰高,是指作为通俗歌曲的“下里巴人”与其他通俗歌曲质量的高低,作为高雅歌曲的“阳春白雪”与其他高雅歌曲质量的高低。宋玉的话说的不是“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质量孰高孰低,而说的是能唱通俗歌曲和能唱高雅歌曲的人孰多孰少的问题。我们说的书刊质量高低、质量第一,也是说学术著作要有尽可能高的质量,通俗读物也要有尽可能高的质量,而不是说大家都只出学术著作而不要出通俗读物。偷换概念是常犯的逻辑错误,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例如袁枚论述的一件事,就是有意的偷换概念:
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濡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注: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
这位汪伦,就是李白诗《赠汪伦》的那位。诗中写道: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那桃花潭水,就是被有意偷换概念“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注:《诗·卫风·淇奥》)的“十里桃花”。
其次,也是对效益中两个效益的关系看法有问题。
不能否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可能有矛盾的。对出版社来说,社会效益大的书未必经济效益也都高,经济效益高的书未必也都比经济效益低的社会效益大。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必然的,也有不少书社会效益既大,经济效益也高。因此,编辑出版工作者在工作中,就应该致力于消除、缩小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争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当然,这是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
经过努力后也不能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情况,自然也不是能完全避免的,这种时候就不能是舍社会效益而选择经济效益,而应该是舍经济效益而选择社会效益,也就是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第一。
这当然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宏观的统一性决定的。
四
上面论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时,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是就出版社而言,也就是从出版社的角度去看。指的是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从出版社看,只能说是微观的经济效益。宏观的经济效益,是不仅从出版社看,而是从更大范围的全社会来看。
从宏观来考察,就不难发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实际并无矛盾,而是一致的。有了社会效益,就必然会有经济效益。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还是以实例来谈这个问题。
例如,要不要编辑出版一本推广先进水稻栽培技术的书?其社会效益是肯定的,它可以使水稻单位面积大量增产,但印数却有限。从出版社来核算,不仅得不到经济效益,还可能要亏本。如果按正确的编辑选择之道,舍经济效益而选择社会效益,编辑出版了,的确使大面积的水稻单位面积增产幅度相当大,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计算下来,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所亏的钱,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这时,从出版社的微观角度看,是负经济效益;从社会的宏观角度看,却不但是正经济效益,而且是大大高于出版社负经济效益的经济效益,不仅弥补了出版社所亏的,还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从社会的宏观角度而言,这本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统一的。
是不是所有的书都是从宏观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总是统一的呢?是的。例如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分析我国东部地质构造,作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蕴藏有油田的论断。这书的读者面窄,出版社也是赔钱的,即也是负经济效益。但就是根据这一论断,我们相继找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生产出了大量石油,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又何止出版社负经济效益的十倍、百倍!
直接推广生产技术和资源寻找的书是如此,其他非直接可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书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物理、生物……的发展,就不会有先进水稻栽培技术、找矿理论技术之类书出版。基础科学不断发达,栽培技术、找矿技术之类直接促进生产的技术才会不断发明。所以,基础科学理论书虽未必都能像栽培技术、找矿技术之类书直接可为社会创造财富,但实际也在间接创造财富,栽培技术、找矿技术之类书所创造的财富,有一部分实际是那些基础科学创造的。它们为社会创造的经济效益,同样也远远超过了出版社出这些书付出的负经济效益。
不仅科学技术书是如此,就是非科学技术书也是如此。质量优秀的社会科学书刊乃至文学艺术书刊,以先进的思想教育人,以最新的知识教育人,鼓舞人们的斗志,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增长人们的才能,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从事生产斗争,同样也能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由此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也会大大超过出版社为出这些书付出的负经济效益。
所以,无论是哪一类书刊,从全社会宏观而言,只要是质量高、社会效益大的,就必然也有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也高。反之,质量低的、社会效益小的,就必然经济效益也小。它们之间,是呈现正比例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只存在于微观而不存在于宏观。
所以,编辑出版必须利用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着眼质量第一,以质量第一去求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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