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女子论文,服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向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急剧变动的时代，满汉民族的融合，西方文化的东渐，使中国服饰出现了大跨度的变革，其中女子服饰的变迁尤令人眼花缭乱。本文旨在寻觅中国近代女子服饰发展的轨迹，并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 19世纪下半叶女子服饰的渐变
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次全国性的服饰大变动，奠定了有清一代服制的基础。满族贵族定鼎中原后，沿袭历代统治者“改正朔、易服制”的作法，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廷规定了官民服饰之制，以满族长期骑射生活形成的袍服、马褂、箭袖、深鞋和薙发（男）垂辫（女）来代替汉族自古以来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蓄发绾髻的传统装束。数年之后，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原到边陲，从官吏到百姓，人们的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族服饰很快在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注意，这是就男子服饰而言。对女子服饰来说，在清朝统治者“男从女不从”的默许之下，出现了满汉分途的局面。可以说，满汉分途、各具特色，是有清一代女子服饰的主要特点之一。满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梳两把头，大装戴钿子；身着蔽足旗袍；脚穿花盆底鞋；袍外常套马甲。汉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平头圆髻，上着右襟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满族与汉族妇女的服装分属于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当然，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满汉女子服饰既明显分途，又有局部的渗透和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相当缓慢。
服饰的变化，一般表现在式样的翻新、肥瘦长短比例的变化、纽带位置的变更、衣裤鞋帽的协调、色调的搭配以及装饰物的选择等方面。
进入近代后，自道光经咸丰、同治到光绪中叶，女子袍服、袄衫的样式，没有大的变化，而衣之长短、袖之肥瘦、领之高低则一变再变。有记载云：“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又尚宽长，……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妇女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大口至尺二、三寸）②。夏仁虎记载光绪年间北京女袄衫“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不能屈伸”③。袍或袄的立领也时高时低。花边使用十分盛行，流行多而宽的镶滚，从二镶二滚，到五镶五滚。“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人们形容当时的女装是“鬼子栏杆（即花边）遍体沿”④。
裙子的制式多所变化，早期风行的凤尾裙已不时兴。咸丰、同治年间有一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广为流行。该裙工艺复杂，制作精细，细密的裙褶有规律地连缀起来，展开时如鱼鳞状，非常华美。《光绪都门纪略》“时样裙”条曰：“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费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着鱼鳞百褶裙”⑤。光绪时还出现过一种名为“叮裆”裙，裙上十数条剑状飘带，端系金银响铃，动则发出悦耳铃声。另还有刺绣精美的“百蝶裙”、“凤凰裙”等。由于洋布的流行，以西洋印花布为料的“洋印裙”亦很流行。同治、光绪年间兴起穿上袄下裤，着裙者渐趋减少。
鸦片战争后，女子衣饰与首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清中叶前，一般中产家庭妇女“无金珠罗绮”。而咸丰“辛酉兵燹后，礼趋于简，习渐侈靡”，与过去不一样了。不仅金银饰品流行，且有以眼镜、金钱表、文明棍为饰者。眼镜传入中国较早，“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戴之以为美观”。当时有“双镜金丝半面妆”的说法。“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⑥
这一时期女子服饰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政治的变更，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更新，推动了承传性极强的风俗习惯发生着变化。光绪中叶刊刻的福建嘉善志在“风俗类”中指出：“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旧喜新”⑦。上海南汇县志记述咸丰初至光绪初年社会风习时云：“邑素崇俭朴，虽士大夫家，居只布素，有事暂服绸绫。今差役之流，居然天青缎套，其妇女亦天青缎，披红绉裙，满头金珠矣”。⑧
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开埠最早，“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⑨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⑩。而上海服饰的变化，又与青楼女子大有关系。“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衣饰，岁易新式，靓状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11)上海妓女出局，往往衣饰花样新奇，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当时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载一新闻图画，画的是尚仁里妓院一群狎客饮酒作乐之余，每人各召一妓，商定应召者不得衣着相同。于是二十余名青楼女子跚跚而至，有的头戴钿子、身着旗袍作旗装，有的梳东洋头着日本和服，有的穿长袍马褂戴墨镜作男装，有的袒胸露臂、长裙曳地、草帽垂花作泰西装，有的是道姑装，有的则着燕赵装，恰似一小型服装表演会。这可看作推动服饰发展的一个特殊渠道。
二 20世纪初变革服饰的新角度与女服流行趋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从许多新的角度，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
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做法。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做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绳索。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这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12)。妇女要求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秋瑾希望从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13)
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戊戌维新时投入妇女解放运动。1909年她在香港组织了“中国复古女服会”，该会宗旨是研究改进女子服装，推进女界文明。该会要求会员每年设计新装一套，立志“损益中外古今”之服装，为全国妇女设计出一种“美善”的标准服。她们还准备自设公司，出售推广新服装(14)。
由于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人们注重服饰的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同时，开始注意服饰的科学性。《新女界杂志》介绍说：“选择衣服要从种种方面着眼。比方气候、年龄、身份、职业、用途都不可不注意的”。“冬天最好用绀黑及各种浓色的东西，因为他能吸收日光，格外暖和，夏天最好用白地、白茶、浅黄各淡色的东西，因为他能反射日光。”(15)《神州女报》等杂志上也多有类似的宣传。这些宣传在今天看来是最一般的常识，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十分新鲜的。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机器纺织品的大量出现，也促使女子服饰发生变化。自洋纱洋布倾销以后，人民羡其质细而价廉，乃大量采用。不仅城市地区用之，乡区亦多用之。城市且多用丝麻质料，时髦“少年尚有服毛织洋装者”(16)。这可看作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服饰改革的推动。
中国传统的女子服饰，在20世纪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有人回忆：“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往时袖宽至尺三四寸，或至尺有六寸，至是裁及数寸。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17)。这时期，衣服以窄瘦为时髦。京华百二竹枝词注曰：“近今新式衣服，窄几缠身，长能覆足，袖仅容臂，偶然一蹲，动至绽裂，或谓是慕西服而为此者”(18)。由于衣袖变短，兴起了手套、手笼。满身镶滚、遍体栏杆的多重花边渐少，时兴的是不镶边或仅镶若韮菜叶宽的一窄条。旗袍上的大挽袖，变成了平袖。
如果说上述变化尚属女子服饰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变，那么20世纪初女子服饰几个新的趋向，则更加引人注目。
其一，女尚男装。一批妇女解放的追求者，为一扫女性柔弱之气，纷纷着男装。1903年秋瑾旅居北京时，曾登门拜访了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弟妻繁子。繁子这样描述秋瑾：“修长的身材有点向前弯，头上是浓厚的密发。穿着西式男装，横戴着的黑色鸭舌帽掩盖了半个耳朵。蓝色的中世纪西装，背心显得很不合体。因为西装袖子太长，纤细的手只露出一点在袖口外。手中带着一根细手杖。从又肥又大的西服裤下面，可以瞧见茶色的靴子。胸部的领带松松地往下垂”，俨然一“男装的美人”(19)。实际上，后来秋瑾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一直是男装打扮，常穿月白色竹布衫，梳辫着革履，有时穿长袍马褂，直到1907年牺牲前一直未变。当时一些妇女活动家如张竹君等，常西装革履，着男服，为世人瞩目。其意在装束方面扬弃女性服饰打扮，认同男性，以达男女平权。
不仅一些女权主义者如此，社会上各色妇女亦有人效尤。据载，“光宣之间，沪上
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大街上常有妇女披西式男大衣，戴西式猎帽，“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20)。北京闻名一时的肃亲王善耆的大格格保书航，“常越闺范”，女扮男装，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一些青楼女子炫异矜奇，有的也“喜作男儿装束”。沪妓赛月，“冬则狐裘风帽，秋则团扇轻衫”，居然“空心大老官模样”，引得逐臭之夫，趋之若鹜(21)。女扮男装乘坐马车出入于酒楼戏院的记载亦不少见。女尚男装的出发点大不一致，但当时确实成为一种时尚。
其二，西式服饰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女子的青睐。西方的服饰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被中国人认同。林则徐十分欣赏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制造技术，但对其服饰大不以为然，曾谓“夷服太觉不类”(22)。对于西方女子服饰，一般人更是大惊小怪，嗤之以鼻。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旧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女性，几乎全式东洋服饰。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搜集到三位中国女留学生照片，照片上三个人一律西式连衣裙妆扮。中国大地上也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油、洋车、洋楼，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一时成了时髦的东西，真是“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23)男式西服做为文明装流行的较早，也较快。而西式女装尚未被人接受，即便是青楼女子中也是着者寥寥。妇女中流行的西式服装主要是男式西装、男式大衣和礼帽。流行更广的则是西式皮鞋和东洋发式。此外，眼镜、怀表、洋伞、文明棍、手提包等，亦做为装饰品为时髦女子所钟爱。西式花边，西式钮扣等也流传很快。在公共场合穿流行服装者，一种是着男西装，当时报刊、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登台演讲的女子，多为此类装束；另一种则是头梳东洋髻，身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足登皮鞋的中西合璧式。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中有一位学堂出身的少奶奶，就是这种打扮：“穿双外国皮靴，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的辫子拖在背后，男不男，女不女的。”(24)实际上说是中不中、洋不洋的更合适。当时社会上时髦女子的服饰上，多多少少要有点洋玩意。
其三，女学生装出现了。20世纪初，一些有见识的女性提出，衣服应与职业、身份相称，并批评道：“近年来大家都不肯往这点上讲究，也有女扮男装的，也有仿妓女戏子的装饰的，也有学生仿流氓打扮的，闹得糊里糊涂。”(25)她们主张学习文明国家，先生、学生、医生、看护妇各有职业服装。当时，职业妇女人数极少，而女学生的数字却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全国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其中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教会女校学生(26)。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而且有的学校设置体操课，要求学生穿统一的“操衣”。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荪回忆她1904年在长沙读书时，“每日有体操，并定制操衣，每日四点钟放学后，便操瑞典柔软操十分钟，我们因有操衣穿，，也很发生兴趣。”(27)1898年9月出版的《女学报》上，刊有“女学堂图”，画面上20余名学生及老师，发式为平头圆髻式或两边分梳。衣饰均为民间一般样式，袄长过膝一大截，下着裙或裤，衣裤均有很宽的一条镶边。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选择了三幅宣统年间着女学生装的图像，则是无任何镶饰的窄袖袄，长裤，脑垂辫，其中五人中有三人戴着鸭舌帽或有帽沿的分瓣帽。这大约是20世纪初一般女学生的装束。
以上所述，旨在说明20世纪初女子服饰流行的趋势和时尚。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妇女还习惯于传统的服饰。
三 辛亥革命后的服饰变革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带来了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绵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结束。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场服饰上的变革，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取消了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废弃了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份、辨等威”的典章制度与传统习惯，皇帝皇后的龙袍凤冠、达官贵人及其夫人的补服，统统成为历史的陈迹。
民国元年七月，临时参议院公布了男女礼服制式。男式礼服分大礼服与常礼服，大礼服均用西装，常礼服或西装或中式长袍马褂。女式礼服规定上衣下裙，上身用有领、对襟、左右及后下端开衩、长与膝齐的上衣，周身得加以锦锈。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即裙门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礼服制式公布后，反响强烈，拥护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江、浙工商界认为西服用呢料，必多依赖进口，不利于民族纺织业，要求改用国产丝葛。参议院根据商会建议修改了男礼服制式。而女礼服制式因众说纷纭迟迟未能议决。女界部分知名人士认为“女子服式迄今未定夺，殊欠大雅”，“遇有庆吊大事，无礼服可用实大不便”。于是由伍廷芳、王介安等特邀女界代表集会研究，决定女礼服“照公布图样，长过膝一寸，袖宽六寸，出手齐手腕，衣带已出阁者用紫红色，未出阁者不拘颜色。便服齐膝，袖长手腕，袖宽四寸，腰身稍宽，领高不过二寸”。并决定请成衣匠照式制就，俟大会时再请公决。民初的服饰条例没有也不可能照章执行，但有一点是事实：在礼仪场合，男子普遍或西装或长袍马褂，女士则上袄下裙。
辛亥革命后有一前所未有的现象，即满族妇女的服饰急剧衰落。由于着满装梳旗头穿旗鞋不再是强行规定，因而那种无实用价值又妨碍行动自由的高大的钿子及花盆底鞋，自然被淘汰。社会上出现了“大半旗妆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势先融化，说道莲钩六寸长”的现象(28)。《蕉庵随笔》中亦记曰：“满洲妇女，今乃改汉装，后此满汉种族不分，亦犹昔时汉、胡、羌、戎、契丹、女真之不能别敢也”。但是，满族贵族家庭穿旗装的习俗却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庆亲王载振家，当社会上满族妇女装束已逐渐改为汉人装束后，其眷属“不论平时或外出，全是纯粹的满族装束。”(29)
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旧的东西死而不僵，新生的方兴未艾。服饰方面的多样性，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就女子服装来讲，有的承袭前清的大襟衣裤，有的效仿西式装，最为流行者还是上衣下裙，衣服较清末为短。一些追逐时髦的女子则往往打扮得不满不汉、不中不洋，可谓“不伦不类”。《百本张抄本大鼓书》中有一段“劝妻”，把这种装扮集中地描绘了一番，可谓维妙维肖：
“一时高兴把四轮车套上，你这才打扮巧梳妆，拉翅头不爱梳，你说不时样，如今晚前清打扮不吃香。你爱梳万字头、蝴蝶头，你不是革命党，一高兴梳一个日本
头要学东洋。不擦宫粉把朱唇点上。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长，穿一件大坎肩好象个秃和尚。钮扣上戴鲜花你又没进过女学堂。手绢掖在底襟上，赤金的镯子又重又黄。戴一副金丝眼镜儿楞说把目养。马镫的镏子，凿的是如意吉祥。旗妆打扮穿裙子，实在不合样。汗巾搭拉有多长，散着裤腿不把腿带儿绑，穿一双上海坤鞋你楞说改良。皮包以里把洋钱装上……”(30)
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中的妇女追求穿戴有其正常的一面，但与之并存的奢靡之风，也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人提倡改良社会风气，有的在女子报刊上发表文章，忠告女学生“装束为人之外观，以端雅朴素为尚”。一些地方“整顿”女校，江宁县各女校为避免女学生沾染骄侈浮靡之风，纷纷制定新规章，要求“学生在校一律均用布服，不得侈用绸缎，发髻求整洁不得为各种矜奇炫异之式样。各校长教员尤宜本身作则，力持劳苦主义，服饰务求俭素，以为各生模范”。县当局要求校方“遇有风纪未能严肃，服饰徒事华美者，立加干涉，勒令改良”，力求校风朴实(31)。为了抵制奢靡之风，出现了“女子崇俭会”之类的妇女团体。湖南长沙影珠女校校长朱德裳宣布：“现在女校发达，所有社会上恶习力求改良，以促进个人之自治。”“女子于衣服首饰等饬项，消耗尤巨，况现已提倡剪发，更无需用首饰之必要，特集合同志数人，发起女子崇俭会。”(32)据载，入会者甚为踊跃。
进入民国后，新式学堂中流行“文明新装”。女学生上穿朴素衣衫，下着不带绣文的黑色长裙。到了“五四”前后，白衣黑裙已成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这里，不仅反映着去奢华尚简仆的趋向，还反映着在着服色彩方面旧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为，白色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期内曾为丧服颜色，而黑裙在清代则为寡妇特有装束。
此外，女子发式也几经变化。民初，曾经流行短发，但转瞬又都蓄起发髻和长辫来。“五四”运动之后，才再次兴起了剪发头。
四 旗袍的盛行与女子服饰的多样化
我们有时说，伴随辛亥革命中国发生了一场服饰革命，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强调辛亥革命后服饰做为社会等级标志的功能消失了。如果从服装的造型、款式等方面着眼，服饰出现较大变革则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变革的重要标志是旗袍的盛行。
旗袍，原系满族妇女的主要服装。满族吸收了辽、金服饰及蒙古族服饰中的袍服制，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服装。清王朝灭亡后，旗袍逐渐为汉族妇女所接受。民国初年汉族妇女着旗袍者尚为数不多。20年代初，旗袍开始流行。到了30年代，旗袍则极为盛行，某种意义上成为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女性意味的服装。这是推陈出新的结果，是民族文化、中西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清末民初，以袍身宽大线条平直为特点的旗袍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受服装流行窄身窄袖的影响，身、袖有渐窄的趋向。到了20年代，则逐渐吸收了欧美服装讲求曲线适体的特点，有了明显的变化。20年代中期的旗袍，长度缩短，腰身收紧，曲线明显，袖口也渐短渐宽。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旗袍在领、袖及身长等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时而领高及耳，时而领低若无。衣袖时而长过手腕，时而短至露肘。袍长时而短仅至膝，时而长至扫地。旗袍赢得了广大女子的普遍喜爱。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便利。前此一套服装需以袄、裙、裤搭配，而旗袍衣、裳连属，一件即可替代。且旗袍结构简单，裁剪方便，省工省料。另一方面，旗袍上下一体，采用适体的曲线腰身，容易衬托出人体体形的自然美，配上高跟皮鞋，更能显示女性秀美身姿。此外，作为主装，旗袍很容易与西装上衣、毛线衣或大氅等配套，各种季节均可穿着，利用率很高。旗袍的适应性亦很强，不加任何修饰，可使人显得朴实无华；加上绣文、绦子花边、缀上珠宝，又可显出高雅华贵的气派。因而这种服装受到各阶层女性的普遍青睐。在世界女子服装舞台上，旗袍也以其结构简单、造型舒展优美、最易表现人体曲线等而独具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服饰文化的重大贡献。
20年代，除了旗袍外，上衣下裙仍很流行。只是衣衫渐短至腰，衣袖渐短至肘，下摆由直变成弧形甚或圆形。裙子也渐短，但仍达于小腿部位。到了30年代，裙子逐渐短至膝盖。这一时期，不论是旗袍还是其它服装，女装的设计和剪裁上，改变了单纯采用直线使胸、肩、腰、臀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办法，而开始使用弧线、曲线，使衣服更加合身适体。这标志着中国的女性服装已开始迈向近代化的进程。
20年代初，欧美女式服装成批进口的现象开始出现。“衣则短不遮臂，袖大盈尺，腰细如竿，且无领，至头长如鹤”，种种形制的进口女装出现在中国市场上。这种舶来女装在上海等大城市，“一箱甫启，经人道知，遂争相购制。”(33)比起20世纪初，文明妇女只敢着男式西装，当又是一番景象了。
20年代起，妇女的服饰，名目愈来愈多，大衣、西装、马甲、围巾、手套，胸花、别针、手镯、戒指等等，在女性中逐渐流行。至于发式，20年代后期重又流行剪发。到了30年代，女子烫发业也传到中国。女子服式呈现中西交融、古今交融的多样化景象。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服饰史上重要发展阶段，女子服饰的变迁，显示了如下几个特点：
1.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女子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向是适体、方便。在民族文化交融、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旗袍为主装，传统服装与西式服饰并行的女子服饰新格局。
2.服饰变化节奏加快。传统的官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从皇后服饰到品官夫人的补服一经定制，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什么变化。民间服饰虽是动态的，但变化的节奏缓慢、幅度较小、周期甚长，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节奏明显加快，女子服饰变化节奏也加快，尤其是到了20年代后，女子服饰年年有变，甚或一年数变，当然有大变亦有小变，总之近代服饰文化显示出更大的流动性。
3.服饰流行趋向呈多元化。不同阶层的妇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各异，加之其它客观条件的制约，追求的时尚呈多元化。一般文明妇女受新思潮影响较多，多追求服饰的朴素典雅、端庄大方，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更喜欢西式服装。女学生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一般穿着简朴素淡。青楼女子和一些官宦巨商大贾的妻妾，则刻意追求新奇华贵。特别是青楼女子，经常奇装异服、浓妆艳抹炫耀于人，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开穿戴某种新式服饰风气之先，某种意义上起了服饰模特的作用。而在这些人身上，更多地打上了半殖民地社会的印记，以洋为荣便是她们普遍的心态。
4.服饰文化上的地区差别加大。在服饰保持相对稳定或变化节奏缓慢的情况下，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差异相对较小。而进入近代社会后，地区差异则日益明显加大。由于受经济发展和交通、传播媒介等多方面的限制，乡村比城市、内地比沿海、小城镇比大中城市新式服装的流行往往要迟一、二年甚或数年、十数年。
5.“时装”的出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时世妆”，但这种时髦、流行的服饰，与近代意义上的“时装”有质的不同。“时装”是一个近代社会中的概念，其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随意性，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可以不受某种人为的限制，随意选择。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衣冠等级限制消失，服式、纹样、色调等方面的种种禁忌被冲破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大批量生产某种服饰成为可能，又为时装的流行创造了物质条件。上海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到了二、三十年代，也便成了全国服饰中心，新式服装由此向四周辐射、推广。据说，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到上海来(34)。上海的一衣一扣、一鞋一袜，又都足以影响全国。近代以来报刊杂志渐趋发达，20世纪初仅女子报刊即有40余种，这些报刊在传播服装信息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女子服饰的自发流行，开始变成有意识的传播，时装时代悄然来到古老的中国大地。
注释：
①本文主要指当时变化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城镇女子服饰。
②金山县《重辑张堰志》，卷一，区域、风俗。
③《旧京琐记》，卷一，俗尚，第39-40页。
④《清稗类钞》卷91，第91页。
⑤《北平风俗类征》，第240页。
⑥《清稗类钞》卷91，第124页。
⑦引自《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台北版第577页。
⑧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志，风俗。
⑨《清稗类钞》卷91，第32页。
⑩《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第2页。
(11)《清稗类钞》卷91，第53-54页。
(12)《秋瑾集》，第14页。
(13)小野和子著，高大伦编译：《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第63页。
(14)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版），第960页。
(15)《新女界杂志》，第六期，第62页。
(16)见《德平县续志》、《临清县志》，引自《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山东省，台北版，第805页。
(17)《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57页。
(18)《北平风俗类征》，第234页。
(19)《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第63页。
(20)《清稗类钞》，卷91，第61页、54页。
(21)《点石斋画报》，5函乐集，第95页。
(22)《林则徐日记》，第351页。
(23)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
(24)《文明小史》，第258页。
(25)《新女界杂志》，第六期，第62-64页。
(26)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100页。
(27)《曾宝荪回忆录》，第18页。
(28)《北平风俗类征》，第242页。
(29)《记庆亲王载振的家庭生活》，《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148页。
(30)《北平风俗类征》，第241页。
(31)《神州女报》第3号，第81页。
(32)《神州女报》第4号，第60号。
(33)《海上风俗大观》，第306页。
(34)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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