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对话——读《何士光散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散文论文,何士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日子》以来，何士光的写作便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境界。而这个“不同”刚好与许多论家所称的“后新时期”的到来不期而遇。
《日子》从祖母的衰老说起，叙述“生命的这一份惨淡”，在尽褪其斑斓的色彩之后，“直截地浮上心来”。人所念念不忘和恋恋不舍的“生命”是什么呢？日子而已。而“日子虽繁复到罄竹难书，也只依然故我”，“那要来的总会到来，正如那过去的终究会过去”。在这个“我”（何士光？）的眼中，人的一生，不过是亲祖母一样，在过去未来之间，“活得要耐心一些而已。”
后来，台湾的杂志将《日子》看中，拿去在海峡那面作了转载，隔了三年，何士光又写了《日子》续篇，发在家乡的刊物《山花》上。这一阵，他本人正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在“续篇”的叙事时间中，祖母已经“先走了一步，把人间的日子留给了我们”。作品的焦点便缓缓地移向了母亲。作家的心境则更深地转向了自问。在长长的、身边无人的下午，因祖母去世而落在岑寂中的母亲躺在床上想些什么？是不是“那些始终纠缠着人们的心思”，比如生命的意义，也“一样要追随着母亲”呢？在这样的时候，“我”是不是该“和母亲说些话”？或者“只是守着自己的心事，即便是母亲的心思也难以顾及”？可是，人与人，生命和生命能够对话么？这种唯有在静静地歇下来之后才更加困扰着人的寂寞景象，使“我”的心思也不禁一动再动？“怎么说呢，直接进入人的心灵而体察众生的善根，那是佛的大圆镜智。至于我们，又总是陷在自己的心思里。”结果呢？“一切长久地为本分所代替，心灵的披露又反而是羞愧的。”很自然地，就在突破世间人与人的隔膜、凡身与心灵的界限之时，佛出现了。这是“我”、作家、何士光的一大转变：“佛”说进入了“我”说，“我”说变为了“佛”说。很自然地，《金刚经》、释迦牟尼进入了日子，“缘份”、“善极”、“因果”、“天道轮回”成了新的观照坐标。在这坐标中，虽然还剩鲁迅和昆德拉这两位中外作家在继续烘托，但前者只是往日的记忆，后者则成为追问的对象。什么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即是重，重却是轻，只执一端，不能归一。并且“不论轻重，又都是识心的分辨计较，在佛看来，又不过是妄想执著而已”。有意思的是，在这几千字的短篇里，何士光又还提到了耶稣和他的传记，并引用了关于人难于知道“上一层世界”之真际的话语。不过跟对释迦牟尼开慧之语的转述相比，其又显得只是对“佛说”的一种补充。“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当然，有自问就有自答。但何士光不满足于此。在自答（佛答？）之后，他又加上了祝愿：愿我们全体都能超凡脱俗，见到生命本象。而倘能如此，倘能从“长久的日子里穿过来了，不似前路正长的人的还得──去经历，日子一定会缓过一口气，去迎接那远象里的真际。”
送走了祖母，告慰了母亲，生命中更逼近的便是自我这一辈子。这种纵向关注的移动，正好体现了一个本分男子做人的基本顺序，从为人之孙到为人之子，然后才是为人之夫和为人之父。在最末一层关系中，何士光还写过一篇叙述父女之情的文字，题目就叫《我和女儿》，用的是倒叙笔法，通篇所突出的还是人生的自我追问。文章写到，因为“我”自己被不由“我”选择的遭遇发配到乡下，女儿“刚好一生下来就是农村户籍”。会行走之后，这幼小的身躯便开始背着背篓，顺着田埂去打猪草。可她那小小的心灵竟然同样会承受人生的折磨，会在父女相伴行走的路上突然地发问：“他们说我是个乡下姑娘，其实我不是的？！”那时，“我”是没法回答的。乡村“日暮里零落灯火，让人禁不住肝胆摧伤”。而多年之后，“我”却不得不一再反思和追问：“这个幼小的生命因了我才来到这人世上，但这人世上的日子却不像我们的言词那样甜蜜。”并且，“我是会比她更早地离开这人世的。她却会继续留下来，那末在我临死的那一刻，会怎样的悲哀？”“我”这个夹在祖母、母亲和女儿中间的孙子、儿子和父亲，就这样承受着一连串心灵的重负。（重就是轻？）在这种重负之下，写作已变为夜深人静时的一种自我对话。这种对话一经开始，便如同涌泉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向人心最深和最隐密之处。这时，人称也索性改换，把“我”变成了“你”，让叙述者超越出来，面对一个自语自言、自我追问的生命本身。
写于1991年的《田野、瓦檐和雨》（《当代》，1991）把这种自我追问开了个头，次年的两篇《黔灵留梦记》（《收获》，1992）和《夏天的途程》（《钟山》，1992）接下来写得细致入微，炉火纯青。《黔灵留梦记》由多年前留在山上的一个念头写起，写到多年之后在尘世修炼中对气功、道和佛法的体验，其中似显非显地贯穿着一条叙述主线，即对一幅佛家旧联的追寻和重解。二十五年过去，山林依旧，世态炎凉。“对联当然又是有的，却也不是那一副。添了许多的壁画了，新的饰物也在打造，四处张贴着捐赠的告示，足见丛林之昌盛…”可是“何以竟不留下那副对联？是弃而不用，还是鲜为人知？”然而“如果这样，又怎么会呢？”一连串的追问之后，“你”并不打住，也打不住，于是一直追问到底：“那么是你错记了？”这不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叫凌空的法师就说过：你有记，我无记。”寻不见现实（劫难之后）的物相，便转求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心相：“那对联挂在殿宇跟前，是这样写的：
大慈大悲靠菩萨现身说法
救苦救难在从生自己求心
“你”为何就难记住并且多年不忘呢？原来在“你”当年刚一读完这对联之时，心里就若有所动。“那一刻，你直觉得这意思就是特地对你说的。”不过那时的“你”只是心有所动和记住了两句话语而已。至于其中含义，还得等到一素列因果过去之后，“你”方能领悟。在“你”从城市到乡村，又从乡村到城市，经历了一番人世的悲欢离合后，再次来到当年的原地，面对非有似有的心相，重新提出生命的追问：似乎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一切不该发生的则不会发生，有什么在掌握着我们的命运？而这时的“你”，引用起佛、道二家的经典来，就象转述身边友人的话语，“真如”、“空相”以及“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这样的词句出现在“你”的文字中，也成了心象的一种流动。不断地自问，又不断地自答，最后依然怀疑自己二十五年是否就能解得对联的深义。士光写道：“你还是空空地面对着世法和佛法，空空地面对着自己……眼着夕阳在山，又还是得归去，依旧把一个梦留在这里。”
旧联之梦是留在了黔灵山上，大彻大悟却完成在夏日途中。在我看来，《夏天的途程》是何士光迄今写得最见功力的文字，也是“后新时期”中国文学转型和东方神韵复兴中的突出篇章。
途程进行在夏，写时却已入秋。点出其间的时差，既表明事实的一去不返，又显出追叙的某种必需。虽以过去式陈述，人物，事物却无一虚构：两代四口，一次远游。友人张贤亮携子来黔，“你”带女相伴出游，同去那远离都市的“打鸡洞”。一切都已过去，写出来也就成了故事。在用语言文字重现出来的故事中，最大的改变就是你不仅从当事人变成了记述者，而且一分为二，变成了一个被记述的“你”和记述“你”的你。这两个你（“你”）在不同时空中交互述说，彼此对话。“秋来了，心思也就像横空的隐隐层霄，静静地浮悬着，却又在刹那间生生灭灭，闪烁而牵连。”这是故事之后的你，在入秋的静夜中动起了忆夏的心思，于是“景象倏然地来到心里。”然而你并没有就这样写下去，而是情不自禁地开始了静默中的对话。你捉摸这景像的突然到来，并感到它“不在心之内，也不在心之外”，“似乎很切近，却又很遥远。”它们“自在地飘浮着，就像星尘飘浮在宇宙里。”这就是说，景像的在与不在并不因你动不动心思而决定；反过来，你心思的动与不动反倒由景像是否从在宇宙里飘浮的状态中“自在”地出现在你面前所决定。由此你也就很自然地回想起你同贤亮一次在北京偶尔议论写作的事：“那种被称作‘创作’的东西，是怎样写出来的？就连怎样来到这人世上，你们自己也不清楚……难道你们曾经选择过祁连山或者梨花场？”这就有些儿清楚了，正如在与不在以及现与不现不由你所选择一样，写与不写也由不得你，而是被大自然的力量所决定。于是你插入了（这也由不得你）另一个“当时”的结尾：“临了贤亮说，这不是你写出来的，而是上帝因你的手写出来的。”是因为对世俗“承受力”的某种担心呢，还是你自己对这种追述还有疑虑？紧接着你又补上了一段游离于自语自言的表白：“自然不必对‘上帝’这个字眼介意，这不过是指最大的必然，或者存在的真相和依据。”
写不写由不得你，写什么也由不得你。那末到底又为何会写呢？在另一部风格类似的长篇《如是我闻》之首，你明确而简炼地引用了四个字：文以载道。什么道？道道，佛道还是儒道？旧道还是新道？天道还是人道？并且，是道载你还是你载道？也许你不得而知，或是知而不言。你倾力而做的只是陈述故事，然后追问。故事十分平常，不过是夏天与友人出游的一段途程而已，追问则撇去情节，直指天机：为什么会有这段途程？这段途程又为什么只像其已发生的那样发生？一切波折、转机、希望和失望为什么事后看来自然而然而身在彼时彼境中却又迷惑难知？于是故事在追问的紧逼中有了意味，追问因故事的陈述而变得实在。“即以贤亮而论，有道是茫茫四海人无数，又何以是我与你？既然相约去打鸡洞，至少在这之前，你们就得先相遇，然后相识，再则有足够的相知，是不是呢？”显然，这时，追述已是自问，自问也就自答。人们时常喜欢说的“反思”一词，指的或许正是这种状态和过程吧。人与人的相识、相知，然后相约、相伴，由不得单独的你、我。这是因果。你们的车在途中意外遇阻，司机偏偏固执前行，在果然见到塌方之后，又恰恰有一位工程师指路，使你们终过难关……这一切又是何故呢？”那条山路上，不是许多的车都退回去了？那自然不是事出无因。但那一天，你们的车后来又过去了，也自然不是你们的车精明。不能不说，这是缘份。“在曾面对过现实中的疑难与解决并在追述里自问自答之后你禁不住又发出一番慨叹：“噢，和因果这个沉重的字眼相比，缘份又是何等的宽怀和圆融呢？”这是对道的阐发呢，还是被道的感化？道的本义之一在于行。你以行述道，看来是使其合二为一吧？世界以一而二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随缘从份地走过去，并不猜测和畏惧那结果，到了明知不能不下火坑的时候，似乎也会少一些犹豫。打鸡洞的行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切事件，只有等其全部结束，人们才能知晓整个过程的顺序和含义。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写作（包括无声的反思）的基本作用就是成为旁观者，然后由迷而清，或以清释迷。写作还有一个作用，就象何士光重新强调的那样，即文以载道，并且举一反三。在自然之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写作之中，万物是一，一即是道。
在时下的价值飘荡中，不少论者多次提到文学的“转型”问题。一时间，“新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类词语不断浮现于世，可在过多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很少有人真正静下来，独自地追问一下自我的内心。人们已习惯于强调改造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却淡漠了对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之关系的反思和复归。前些天，一位已在美定居的故友谈起一批欲回国报效之海外赤子近来开始追问一个问题：你带什么回去？此岸需要什么？接下来又自然引出了对自身的追问：你是谁？你就能保证你同那些你所憎恶的“败类”全然不同么？的确不错，无论身在何处也不论你将做什么，倘若你连自己是谁都无法把握，何以企望你能有助于他者？回到何士光的近作。我想说他正在进行的是自我的对话，是心灵的反省，是对“我”的超越和对包括“你”在内的存在的重新评判，更进一步说，是对道的领悟，和对生命的审查。尽管他已悟到“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但同时又关注于“佛虽止于拈花一笑，不是又仍然有千言万语？”面对同代文人中的《新世纪》（柯云路）、《心灵史》（张承志）、《追求智慧》（张贤亮）等一部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何士光淡淡表达过一种预感：中国的文学，或许会在世纪末里分化出另一个流派。至于其特征和意义何在，他并未多言。在《黔灵留梦记》一文中，何士光引了老子的话：“言语道断，强为之容。”那么，他是要在明知“知者不言”和“强为之容”中以文载道了？值得再提的是，最近，作为作家的何士光已将上面提及的诸篇作品结集出版，并在“后记”中陈述出另一番心思：“虽则说希望是无所谓有无的，我也还是希望这是一种奉献，希望能在朋友们的心上得到印证。”也就是说，这时的他已欲将“自我的对话”引伸为大家的对话了。也许正是这双重的动力，促使他完成二十余万字的新作《如是我闻──走火如魔启示录》，但愿这部由海南出版社顺缘推出的长篇记实作品也能“在朋双们的心上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