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业论文,效应论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全球经济不稳定、失业加剧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之际，旅游业的回暖对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起到了助推作用。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增加就业，而且还是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研究表明，那些采取“旅游导向”战略的国家(即旅游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实现更快速的经济增长(Sequeria & Nunes，2008；Rabbh et al.，2009)。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旅游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是1990年的6.26倍和72倍，入境旅游人数从1992的400万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711万人次，年均增长约11.4%，远高于世界平均4.1%的增长速度。
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自1987年北京明清故宫等6处遗产首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HL)，到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目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达41处，成为仅次于意大利(45)和西班牙(43)的第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大国。从旅游角度来看，入选名录是对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突出价值在国际上的最高认可。许多世界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国家文化的代表，有些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被认为是该国的象征(Shackley，1998)。
图1是2010年全球41个国家外国入境旅游人数与该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关系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入境旅游人数与各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存在正向关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对吸引外国游客存在增强效应？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Drost(1996)认为，虽然设立遗产名录是为了让人们更加重视对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文明结晶的保护，但很多遗产地都将这一身份作为旅游营销工具吸引游客。Thorsell & Sigaty(1998)对1998年全球116个世界遗产地的游客进行数量统计后发现，游览这些遗产地的总数大约在6300万人，接近全年国际旅游人数的十分之一。Yang et al.(2009)利用2000-2005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游客到达中国旅游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关键因素包括相对收入、来源国国家人口规模、旅行成本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对国际游客的数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对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增强效应。
然而，更多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确切的正向关系(Cuccia & Cellini 2007；Lascio et al.，2011)。Tisdell & Wilson(2002)对澳大利亚14个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游客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可能会增加参观者数量，但是实际增加的并没有感觉的那么多，一些遗产地即使收录在遗产目录中，但游客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必须考虑遗产的不同属性。对于英国的世界文化遗产，Rodwell(2002)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与游客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确切的关系。Cellini & Cuccia(2009)对意大利西西里镇的游客对旅游产品不同属性，也就是季节、食宿、文化遗产特性的偏好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文化遗产身份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Buckley(2010)检验了澳大利亚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旅游者总体数量以及旅游者来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4个世界遗产中，只有6个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这种假设，但是这些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Huang & Tsaur(2012)利用面板数据研究了澳门的“Historic Centre of Macau”被收录到世界遗产名录中是否影响澳门旅游业的问题，同样，他们也没有发现支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澳门旅游的证据。国内虽然有研究对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张朝枝，1994；陈耀华，2003；沈苏彦，2011)，但大多聚集于资源保护与开发、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等方面，鲜有文献从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对旅游业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探讨。
图1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与各国入境旅游人数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到，世界遗产是否增强一国的旅游吸引力还没有明确结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由于存在遗产地分布范围广、数量和遗产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第二，选取的解释变量和方法不同同样可能导致结论差异。影响国际旅游者的解释变量可能是汇率、制度、贸易强度以及语言等因素，而这些解释变量不能解释国内旅游者的行为(Roberto，2011)。
随着我国政府部门对“申遗”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不断增加，一些地区“申遗”成功后旅游人数也大幅度增加。那么，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究竟是否具备促进作用？如果有，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有贡献：第一，本文基于国家层面，研究世界遗产对旅游业的影响，这与Yang et al.(2010)从省级角度出发可以形成互补。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可进一步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第二，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在检验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对世界遗产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余下的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研究设计，建立计量模型并解释和说明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第三节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全文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
1.样本和数据
考虑到世界遗产在地理上的长期存在性、国内旅游人数统计数据不翔实以及国内外旅行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本文认为从世界遗产对国际游客的影响角度考虑更为合适。为此，我们选取2001-2010年以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国的19个主要游客来源国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中的主要来源国包括德国、俄罗斯、法国、菲律宾、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蒙古、日本、瑞典、瑞士、泰国、新加坡、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这19个国家的入境旅游人数占到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总数的80%，因此，所选取的样本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对主要旅游来源国的考察又可分成3个区域：(1)亚洲，包括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蒙古、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2)欧洲，包括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瑞典、瑞士、意大利、英国；(3)北美洲，包括加拿大、美国。
参照Dougan(2007)的研究，本文选取的主要因素包括外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外国人口规模(Pop)，这两个指标反映了该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国家间距离(Dis)采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①，反映了从来源国到目的国的旅行成本；对华直接投资(Fdi)反映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密切程度。以上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外国货币对人民币汇率(Exc)，采取了直接标价方式对各国汇率进行换算，该指标衡量了外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贬值，如果升值，则会促进游客的数量，反之，则会减少。
我国的本土特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Instra)、卫生条件(Ws)、全国3星至5星级旅游景点数(A)。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被认为能够促进旅游发展，该指标采用国内航线总里程来衡量；卫生条件反映了公共卫生改善情况，该指标采用全国病床总数来衡量；以上指标均采用对数形式；3星至5星旅游景点数量反映了我国旅游资源的丰裕度情况。
本文所使用的旅游来源国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www.worldbank.org/)以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世界文化遗产的数据来源于UNESCO的官方网站(http://whc.unesco.org/en/list)。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2.模型设定
本文需要论证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旅游业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影响，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一般用入境旅游人数来衡量，因而需要考虑来源地和目的地两个方面的因素。任何来自于人类决策行为的跨空间运动都可以通过空间互动模型加以分析(汪旭晖，2007)。空间互动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在许多领域中，例如交通、移民、休闲行为等。Tingbergen(1962)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领域中。引力模型可能是过去25年来贸易理论中最为成功的经验模型(Anderson，1979)。在旅游研究中，也经常将引力模型作为工具来研究国家和地区间的旅游流(Khadaroo，2008)。因此，本文选取引力模型作为基础模型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关系。Patuelli & Mussoni(2011)将引力模型的一般公式表示为：
更一般地，可以将引力模型变化为：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探讨影响外国入境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重点关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变化以及遗产属性是否影响国外游客的旅游行为。模型1-4包含了全部19个国家的回归结果，模型5-13为分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除模型1采用了混合回归作为比较分析外，其余所有模型经过Hausman检验，拒绝了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随机效应回归，同时方差经过Cluster Robust调整，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1.基于全球层面的实证分析
对全球层面实证模型估计见表2。在表2中，模型1和模型2考虑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无论是混合估计还是随机效应结果都表明whl变量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为负。这表明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与入境旅游人数显著负相关，即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对国外入境旅游人数的增加不但没有增强效应，反而还有削弱效应，这与Cellini(2011)、Yang et al.(2010)的结论相反。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越多，吸引的游客就越多。与传统看法相反，从国家角度来讲，世界遗产数量不是吸引国外游客的主要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文化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以及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三种类型。对此，我们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划分成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类，考察遗产属性对国外游客旅游行为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分别报告了相应结果。从结果来看，自然遗产数量的增加与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显著负相关，但文化遗产与旅游人数系数虽然为正，可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以上结果的可能解释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致使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下降。2001年全球的世界遗产总数为721处，我国的遗产总数为30处；2010年全球的世界遗产总数为911处，而我国为40处。在近10年的时间里，虽然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增加了10余处，但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增加的总数是中国的19倍。从每年新增数量来看，全球每年平均增加22处，而我国每年平均只增加1处。无论是总数还是增加值，我国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低的，外部规模远超国内规模，进而降低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导致whl与入境旅游人数呈显著的负相关。
图2 全球文化遗产总数和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处)
实证结果还表明，在所有推力因素中，人口规模(pop)与入境旅游人数正相关，并在模型2—模型4中都显著，即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出国旅游人数越多。外国人均收入水平在模型中与入境旅游人数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这与Huang(2012)的结论并不相同。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会促进该国居民到中国旅游，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济合作密切程度的加深使得更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FDI的增加促进了商务旅游需求的增加。汇率因素Exc与入境旅游人数关系不显著，说明汇率变化对人们旅游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小。两国间距离Dis与外国入境旅游人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两国间的距离越远，各种阻碍因素影响就越强烈，包括旅行成本、旅行世界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这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在各种拉力因素中，基础设施条件Instra和卫生条件Ws与入境旅游人数呈显著的正相关，都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先前的一些研究结论一致。这也说明了基础设施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星级旅游景点数量与入境旅游人数正相关，与Yang et al.(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意味着星级旅游景点在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虚拟变量Even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2003年爆发的SARS和2008年、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旅游市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对我国的旅游市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反映出国际性卫生和经济事件的发生将会显著地影响旅游业的发展。
(2)被解释变量均为国外入境旅游人数。
2.基于分样本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地考虑到主要来源国的经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亚洲、欧洲、北美洲3个子样本，采用相同的计量方法和步骤，观测世界遗产对不同区域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区域结构上的差异。表3分别报告了亚洲地区、欧洲地区、北美洲地区的回归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对亚洲地区、欧洲地区、北美洲地区的多变量方程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表3各栏的回归结果，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从回归结果5、8和11中可以看出，世界文化遗产对欧洲、亚洲、北美洲三个地区的旅游人数的影响存在细微差别。不同于星级景点对外国旅游人数的正向吸引效应，世界文化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影响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呈显著的负相关，但北美洲地区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亚洲国家与中国在地理上具有地缘优势，因此，这种负面效应较欧洲地区相对较低。
从遗产属性看，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对国外游客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自然遗产数量的增加在各地区都呈负向关系，而文化遗产都表现为正向关系，但只有欧洲地区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历史文化遗产对欧洲地区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东方文化对欧洲地区更加具有吸引力；二是欧洲国家居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愿和参与力度高，因而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强图(Yan & Morrison，2007)；三是过去游览经历对游客的旅游意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亚洲地区文化遗产的弹性系数明显高于欧洲地区和北美洲地区，这支持了Yang et al.(2010)的研究结论。整体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突出价值已经在世界各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中国的自然景观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明显要比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资产弱许多。
此外，影响各区域国家居民旅游行为的因素也不一致，可能是随着样本量的减少，更加突出了国家的个体特征。从结果上看，外国人均生产总值对亚洲和北美洲的国家有显著影响，而欧洲国家对此并不敏感。但北美洲地区的系数远大于亚洲地区的系数，反映出国家的富裕程度对世界旅游业会产生重大影响。人口规模是三个地区的共同影响因素，亚洲地区的人口规模符号与整体样本、欧洲地区和北美洲地区的都不一致，对此，应该综合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考虑，亚洲地区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国家，比如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对旅游的意愿就比较低。FDI系数为正，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美国、加拿大等北美洲国家的系数最大。整体样本中的汇率因素并不显著，但子样本中的结果表明，亚洲国家和北美洲国家的汇率会对旅游行为产生影响。
从拉力因素看，星级旅游景点的数量的增加还是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不同地区对待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改善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欧洲地区对以上两者较为敏感，相对而言，亚洲和北美洲国家居民对此并不是特别关注。此外，影响旅游的经济和环境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各国居民的旅游行为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总之，影响各个国家旅游行为的因素总体上比较接近，但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对其在旅游业中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国外已有研究对世界文化遗产和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尚存在争论，而国内主要是针对特定遗产地的旅游开发、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案例分析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鲜有文献从定量的角度来探讨。
本文在一个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验证了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利用19个主要的入境旅游来源国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与传统观念认知不同，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加对外国旅游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增强效应。根据遗产属性的不同，我国的文化遗产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吸引力明显强于自然遗产。由于外部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对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与Yang et al.(2010)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对此，可以从世界遗产地在我国的空间分布来考虑。我国世界遗产地主要分布在北京周边地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中国西南部(吴必虎，2002)，这些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程度高、与外国交往更加频繁，使外国游客更倾向于选择在这些地区旅游。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影响国外入境旅游行为的主要因素。从全球层面来看，外国的人口规模、对华直接投资等特征和本土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卫生条件等特征是影响来华旅游人数的主要因素。同时，星级旅游景点数量对入境旅游人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秀的旅游资源越多，吸引国外游客的能力就越强。特殊事件的发生以及两国间的距离因素都是阻碍一国旅游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还认为，区域层面与整体层面不同，对区域间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显著的。由于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全球中所占的绝对规模小，今后应继续加强“申遗”工作，扩大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规模；同时，对“申遗”策略应加以改进，重点以具备历史文化遗产属性的遗产地作为“申遗”对象。
①来自空间地理科学网站：http://www.geobyt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