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年中论文,国民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1-0030-05
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最为复杂。这是因为这个阶级处于最复杂的变动之中。同为被消灭的阶级，地主阶级一直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他们还未来得及在心态上有什么重大变化，在经过土地改革后就不存在了。富农，也是被消灭的阶级，但是中国的富农是缺乏政治意识或者说政治意识不强，在经济上不能左右整个国民经济，影响也不很大。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许多人是信奉实业救国的；他们一度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的工业企业在世界上有影响；在中国革命中，他们一直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并且在某一时期是中国务派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的对象。这样，在阶级关系和阶层结构变动的过程中，这个阶级的成员的心态变化最为复杂也就不足为怪了。大致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服从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不同的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大趋势如此。
一、从疑惧到兴奋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这时，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还是双方都不选择三种出路。选择国民党，就意味着将企业、资财移到台湾；选择共产党则意味着企业、资财、人员留在大陆。两党都不选择，则可以把企业、资财转移到香港或国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这个选择是痛苦的。一部分选择了第一条、第三条道路。大部分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选择留在国内的人，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和共产党早有来往，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没有太多的犹豫；另一种情况是对共产党没有了解或了解不多，但对国民党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和跟国民党走没有前途，到国外去也非上策。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企业大王”之称的刘鸿生说：“过去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并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1](P7)无独有偶，荣氏家族的荣德生在上海解放前夕家人议论该怎么办时，也认为“跟国民党走有什么出路？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吾等始终从事工商业，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我决不离沪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2](P23)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在国外没有门路，或自己企业小资金少，到国外没有发展前途，还不如留在国内。
虽然留在了国内，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平静。他们对共产党是怀着疑惧心理的。刘鸿生说：“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1](P7)荣毅仁说的更形象：“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2](P88-89)在解放较早的东北，也有这种情况。中共辽西省委在《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初步检查总结》中，也认为东北的“资本家不摸底，有顾虑，除了普遍存在着怕‘树大招风’，怕将来‘共产’的顾虑之外，还有少数怕斗怕分”。[P3](23)山东资本家苗海南“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对之不抱任何幻想，但本人是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知之甚少，走吧又惦记着企业，留吧前途未卜，真是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心情处于极其复杂和迷惘困惑之中”。他在当时写的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心情：“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三春浑夏日，一雨信秋风。青乌书难寄，黄梁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4](P416)“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形象地表达了当时民族资本家主张不定、犹豫彷徨的心态。疑惧什么？主要是疑惧自己的财产被清算，疑惧作为剥削阶级，共产党是否能放过自己？武汉的徐雪轩道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我的商店还能不能经营；二是我个人有没有出路；三是我的子女有没有前途”。[5](P262)这是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普遍心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稳定市场物价后，民族工商业出现萧条，也使得民族资本家心神不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本家疑惧心态的延续。当时的工厂减产、商品滞销、工厂银行商店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存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因此，有的坐观等待；有的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关闭企业，解散职工；还有的弃厂出走，跑到国外去了。“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6](P98)更有的要把工厂“献”给国家。上海的刘鸿生就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把企业献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了。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首先明确：“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要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6](P989)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民族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生产恢复，市场活跃，民族资产阶级也由疑惧转为兴奋，纷纷欢呼“黄金时代”、“难忘的1951年”。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措施是拥护的。“一般工商业者，对我党平稳物价、调整公私等各项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7](P49)
民族资产阶级从疑惧到兴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这个心态的变化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有了信任感，但是还不能改掉资产阶级本质中的一些东西。这种兴奋的心态也没有保持多久，因为紧接着的“五反”又使资产阶级的心态发生了一次变化。
二、由恐慌到服从
这是“五反”前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1951年12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各人民团体中迅速展开。在“三反”过程中，发现了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进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8](P411)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这种本性仍然存在。党和政府于1952年2月开始进行“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在运动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是恐慌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担心政策变了。认为“五反要消灭资产阶级”，“政府不要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地主隔壁”。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疑惧心理的再现。在资产阶级的脑海深处，共产党迟早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这种念头就会浮上来。其二，对于经济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五反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他们认为“三反五反还不是政府要钱”，“今后生意不好做了，赚了钱就是五毒嫌疑，要来二次五反。”[9](P143)对于党和政府停止“五反”，有的工商业者认为“‘五反’暂停是因为‘油水不足’，要等‘猪养肥’了再‘五反’”。[9](P140)这种心态在“五反”运动以后还在部分民族资本家中存在着。如上海某茶行老板资金有16亿，“五反”前原想到杭州开设分行，“五反”以后说：“不开分行可以吃到社会主义，若去开设分行就吃不到了”。[9](P141)其三，对个人前途的担心。有人认为“五反”后共产党不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了，所谓“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有人担心“到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是带我们去，还是踢我们出来”，有的甚至说资本家两不如：“一不如反革命判刑还留生活出路，二不如地主土地还分一份，我们赚了钱算暴利，赔了本职工要斗争。”[9](P148)
中国共产党进行“五反”斗争并不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的后期处理中比较宽松，守法户约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并在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的工作中执行了从宽的政策。这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山西的报告说，在宣布停止“五反”，多数免予退补后，立即“解开了心上的圪塔”，认为“人民政府说啥是啥，结束‘五反’的办法真是对症良药”，“背了半年的包袱一晚上解掉了”。表示“知宽感恩”、“高呼万岁”。并表示“今后要好好从事正当经营，再不敢犯‘五毒’了！”“再犯简直对不起良心”，“再犯了罪该万死”，“政府宽大为怀，咱们做事太坏！咱们说的是身体安康，做的是男盗女娼！”[7](P96)杭州市反映：资本家在结束“五反”后，人心大定，相互奔走报喜，“这样处理，真像吃了个凉西瓜，定心了”。“政府、工人对我们这样宽大，料想不到。”有的当即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9](P123)
通过“五反”，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只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共同纲领，按共同纲领的要求去做，合法生产、合法经营，还是有出路的。“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共同纲领，在国营经济和共产党领导下，老老实实的经营，政府政策不但过去而且在今后也是保护与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确是积极扶助的，工人店员确是大公无私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经营的，今后的生意是可以做，也应该做。”[9](P144)民族资本家纷纷表示：“今后决心在工人阶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经营生产，诚心诚意永远跟共产党走。”[10](P47)“永远要跟上毛主席、共产党走”。[7](P86)
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稳定物价和“五反”的较量后，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共产党对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从内心服从了共产党的领导。荣毅仁在解放初期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后来他说：“举一只手赞成共产党是我错了，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2](P151)
三、在痛苦和无可奈何中接受改造
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既是总路线的“两翼”之一，又是执行总路线的侧重点。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心态上是既有准备，也没有准备。说有准备，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一定要消灭私有制的认识是清醒的；说没有准备，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共会如此快地消灭私有制。“没有想到1953年已经‘过渡’了4年’，觉得“未免太快了一点”。[5](P19)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呈现出不同的心态。
第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部分人中，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心理也不一样。其一，有些人是真心拥护，主动要求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看清了改造是大势所趋，愿意靠拢国营经济。“猪鬃大王”古耕虞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过如下想法：
我读过《资本论》，我完全知道解放以后，共产党绝不会再让我当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经济命脉。我应当设身处地地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想一想。工人、农民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那么多人，艰苦奋斗几十年，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今天我还要共产党在猪鬃贸易上来仰我古耕虞的鼻息吗？建国初期，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确实还很糟。但是，靠我这点‘本钱’，难道就能难住共产党吗？[11](P274)
所以他很早就要求公私合营。
如果说古耕虞在解放初期就把问题看得如此清楚属于特例的话，那么还有一批人如荣毅仁、乐松生、孙浮凌等，是在“五反”后进一步认识到公私合营的必要性的。武汉的陈经畲认为：“过去总认为自己的资本是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上，真是如坐针毡。早一天交出，早一天安心。”[5](P436)当然，这部分人的思想也比较复杂。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的状况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得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6](P429)
其二，在无可奈何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人中，虽然舍不得自己的企业，但是又不能阻挡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所以还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说：“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潮流，水要往东流你非往西走，早晚淹死”，“谁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谁就玩不转”。“今天有贡献将来不会亏待”，“毛驴下磨，不会不给吃喝”，“今天好好干，将来有个安身”。[12](P198)
其三，有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是藉此丢包袱。他们认为：“私营生意做的越多，犯错误也越多，不如合了了事。”[5](P149)
第二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犹豫、彷徨。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又不甘心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山东艾鲁川的想法很能代表这部分人的心态：“我愿意跟共产党走，可企业是我的命根子，国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怎么个改造法、改造后是什么样子？心里不踏实。老是担心企业和个人的命运。”[4](P436)也有人一些人不清楚社会主义改造如何改法，“是不是像地主一样的也要斗一下”。[5](P148)
第三部分人悲观、失望、不满。他们认为：“过去是利用阶段，现在是限制阶段，今后是改造阶段。”有的说：“利用我们的钱，限制我们不拿钱，改造我们不做生意”，有的说：“税收加总路线——两个完蛋”。有的把过渡时期总路线诬蔑为“过刀时期总路线”，有人说：“不跟着总路线走就是犯法，只有附合潮流，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5](P147)因此，有人采用各种方法抽走资金；有人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有人买房产，认为工厂、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将归国家，而房产则是自己的。
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又发生了倾斜。他们既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更要考虑改造后的问题。这一时期大资本家考虑的是待遇和利益问题，他们关心公私合营后自己的职务，争人事安排，说“人事安排是演封神榜（封纱帽）各就各位”。[5](P342)同时关心的是定息几厘、几年取消，担心收入减少，生活下降。中小资本家担心合营后困难解决不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面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见出路”。[10](P504)出现了“有前途（指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无中途（指当前实际困难）的说法，所以争安排、争待遇；小生产者出生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认识到自己“三分之二的日月在社会主义里，积极主动争取早日改造成劳动者”。[5](P33)
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有过波动，各个阶层的情况也不一致，但毕竟最终还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在总结这一点时说：“一九五五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于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杀不了的。”[7](P428)这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肯定和工人阶级不一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件器物忽而不归自己所有，在情绪上都要发生波动；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7](P429)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资本家之所以顺应了形势，其原因是：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使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无限生机。认识到和社会主义经济争高低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安排得很好。在政治待遇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一张选票；在工作待遇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适当的职务。北京市1954年到1956年对上层资产阶级人士的安排情况：1954年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5年有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4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956年副市长1人，副厅局长5人，市财协副主席1人。[12](P606)1956年公私合营私方人员安排：工业方面总人数5387人，在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10人；担任正副厂长经理314人，生产股长及分厂长752人；工程技术人员104人；从事生产工作的人员2813人；职员1394人。商业方面共5071人，其中在专业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共22人，在区商店任主任、副主任630人，商店经理副经理2512人，商店科股长630人，职员1277人。[12](P605)这种安排他们是满意的。在经济上，定息5厘也出乎资产阶级的意料。荣毅仁原本想定息大概不会大，多少有点算了。“事实上政府宣布定息5厘，七年不变，远远超过了一般工商业者“坐三望四”的希望”。[2](P144)第三，榜样的力量。一方面是个人的榜样，尤其是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资本家纷纷赞同公私合营，这对全国的中小资本家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是有些地区实行公私合营后，对其他地区来说就是榜样，如北京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武汉《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北京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激动了武汉人民。”[13]这种追先进、从大众的心理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这一点和党对农民心理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不同，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对农民阶级的态度不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了解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后，仍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党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一剥削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值得总结教训的地方在于，如何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制定出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这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地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