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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工作照，“第五代”电影从广西起步。左起：何群、张军钊、肖风、张艺谋
图片摘自《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 （倪震 著）
1982有好本子就可以独立拍片子
1982年4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临近毕业，分配成了一个大难题。
长影、北影、上影等几个老电影制片厂，人员饱和，粥少僧多，一些小厂接收能力又有限。电影学院的党委书记亲自到湖南、广西做工作，希望潇湘厂和广西厂能够接收几个毕业生。
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的邓凡平说：“我们是意外，又喜出望外，以前广西厂从没有电影学院直接分来的学生。”
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8年，几度上马下马更换厂名。1978年，国务院批准广西厂成为故事片厂，同年上任的厂长韦必达就将扩大故事片的生产当作了主要任务。
“我们正苦于没有人手啊。这下好了，电影学院送‘货’上门了。”邓凡平说。
韦必达、邓凡平商量后，决定接收13个毕业生。具体按四个摄制组建制：4个导演、4个摄影、4个美工，再加一个录音。韦必达跑到了北京，和电影学院要人才。电影学院答复说，太好了，一定满足你们的需要。
两全其美的事情，在具体确定人选时起了波澜：没有人愿意到偏僻的广西去。
张艺谋一直想回西安电影制片厂，可当年西影只有一个名额，轮不到他。退而求其次，他又想联系潇湘厂。
张军钊在后来回忆“第五代”崛起的一次座谈中也说：“学院在征求毕业生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报名去广西。”
田壮壮听说分到广西的名单里有张艺谋，赶忙找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母亲于蓝，让她打报告要指标把张艺谋弄到儿影。
这时，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周伟老师和身为广西人的摄影系主任韦彰都做了不少的思想工作，广西厂惟一可以打出的牌是，不必像那些大厂，规定应届毕业生要跟班当助手七八年，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可以独立拍片。
这边好不容易按下了葫芦，广西那边又浮起了瓢。
对于此次大规模要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广西厂忘了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分配名单到了广西，自治区计委以为是正常的毕业分配，因此犯了难。13个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怎么安排啊？只有东塞一个，西塞一个，有一个还被分到了土特产公司。
分配方案回到电影学院办公室，一下子炸了锅。本来就对分配到广西别别扭扭的毕业生，这下铁了心：打死也不去广西。
1982年8月，毫不知情的邓凡平到北京参加全国电影厂文学厂长会议，还兴冲冲地谈着广西厂扩大故事片生产的宏大构想。主持会议的电影局的处长不客气地说：“老邓，算了，还是别要人了，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人才的吗？”等到一头雾水的邓凡平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急得接下来的会议都没参加，就赶忙联系约见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这时，13个人已经跑得只剩下了4个：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美工系的何群。
“一些小厂在要人的时候，谈的都是自己厂的优点，我反其道而行之，上来就和他们讲广西厂的缺点。”为了这最后的四个人不跑掉，邓凡平很费了番脑筋。邓凡平概括的广西厂的缺点包括气候炎热、交通不便、设备落后、职工年轻缺乏经验。“但广西厂是真心要人才，不信你们去问你们的大师兄郭宝昌，毕业分配这事纯粹是个误会。要说广西厂的优点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必执行电影界的少林寺规则，不必从扫地的沙弥干起。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你们就可以独立拍片。你们都是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让食堂给你们做面食。”看到几个人情绪有所好转，邓凡平趁热打铁，当场允诺了五个条件：一、有好本子就可以独立拍片；二、去了每人马上分配一室住房；三、配偶如果愿意去，广西厂负责安排工作；四、到了广西厂合则留，不合随时可走人；五、户口愿迁就迁。
邓凡平的一番话起了一点作用。四个人议论说：广西条件那么差，到广西厂那绝对是被下放了，但广西厂的领导还真是挺诚恳。
电影学院的老师又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最后四个人打定主意：要去一起去，如果广西厂领导的承诺能兑现，四个人拧成一团，小厂未必不能成大事。
1982年9月，四个人陆续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报到，一出火车站，迎接他们的除了南国炎热的天气，还有广西厂厂长韦必达的火热笑脸。
他们也见到了大师兄、电影学院64届毕业生郭宝昌。郭宝昌安慰他们说：“别委屈，放宽心，等机会让你们几个早一天独立干。”
四人安顿了下来，也许是邓凡平缺点讲得太多优点几乎没讲，他们发现，广西厂并不像想的那么糟糕透顶。张军钊说：“没想到了来了之后发现，优点还真不少。”
厂长韦必达挨个找他们谈话交心，“我支持你们独立拍片，但毕竟刚到广西，一切还都不熟悉，先下到下面剧组去，当半年一年的副手。”张军钊、何群下到了《港湾不平静》剧组，张艺谋下到了《白杨树下》剧组，肖风下到了《杜鹃声声》剧组。
但他们一直没忘邓凡平给他们的第一条承诺；有好本子就可以独立拍片。四个人一直到处找本子，张艺谋回忆说：“其实，《一个和八个》这剧本不是我们选择的。当时，我们很清楚，当时的年代和我们的处境是不能自己挑选剧本的。如果我们真是自己找剧本的话，领导也不一定会相信我们。那样的结果一定是翻来覆去地修改剧本，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都在私底下打听，领导现在最喜欢哪个剧本，哪个剧本可以通过，我们就拍哪一个。”还真被他们打听到了，有一个张子良、王吉成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长诗联合改编的剧本《一个和八个》，领导很喜欢，已经通过了，而且，没有人拍。他们就跑到文学编辑慈明和那里把本子借了出来，哥儿几个一读就喜欢上了，特别兴奋，开始偷偷地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1983《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
新年刚过，张军钊等四人就来到邓凡平家。说，我们找到好本子了，来和您谈谈想法。
张军钊回忆说：“我们谈得天花乱坠，看着邓书记（邓凡平时任党委书记、文艺副厂长）的眼睛发亮了，有门了，我们革命大好形势成功了！”
“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详细，张军钊写了厚厚的导演阐述，张艺谋、何群也拿出了详细的摄影构想，厂里一直比较看好这个本子，一直没找到人拍。厂里同意了让他们四个来拍，一是兑现当时对他们的承诺，二是因为这群年轻人真的有想法。”邓凡平说。他只提了一点要求，必须让郭宝昌来当这个片子的艺术指导。
邓凡平和郭宝昌谈了让他当艺术指导的事儿，遭到了郭宝昌的断然拒绝。
《一个和八个》的本子最早就是交给郭宝昌的，饱经政治运动的郭宝昌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劝厂领导放弃，那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五六年，环境并不十分宽松。这个本子就搁下了。
张军钊四人跑到了郭宝昌家，求“郭爷”出山。说他不挂名，青年摄制组就成立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挂吧，但我声明‘我指导不了你们，挂名只为了你们上马，一旦拍完我立即撤退，字幕上也绝不挂名’。”郭宝昌回忆道。
1983年2月，厂里同意成立青年摄制组。3月31日在正式成立大会上，张军钊等四人光头宣誓：愿将《一个和八个》当作成败抵押，如果万一失败，甘当十年助理，永不再提独立创作之事。军令如山，立誓为证。
摄制组开赴到了河北、银川外景地艰苦拍摄，临走的时候，邓凡平给他们打气：“厂里投资40万让你们拍片，你们一定要拍好。成功了固然好，即使失败了，你们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这40万就算是给你们交的学费。”
郭宝昌挂名艺术指导后，就忙着拍自己的戏去了。四个毕业还不到一年的毛头小伙，没有任何约束，玩命地干了7个月。10月底，第一批样片刚出来的时候，郭宝昌刚好在北京，就和张艺谋两人一起跑到洗印厂看样片。郭宝昌震惊了，他对同去的司机小徐说：“中国出大师了。”一边的张艺谋却哭丧着脸：“郭爷，真对不起，片子拍砸了。你这么支持我们，拍成这样，我们太惭愧了。”
郭宝昌在自己的自传《说点您不知道的》中记录了这段历史：“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他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郭宝昌给他分析了利害关系，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所以必须造舆论说，这批样片好啊，好的不得了。第二天，样片要发回南宁送厂里审，郭宝昌怕自己不在场，片子通不过。就随样片给生产办主任写了封信，他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许看样片。十天后，郭宝昌返回了南宁，样片果然纹丝未动。他陪着韦必达、邓凡平三人一起审看了样片，边看边讲解，样片放完，韦必达、邓凡平称赞不已，样片通过了。
11月，样片送到了北京，审查却没有通过。郭宝昌急了，到电影局游说，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专家、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张艺谋等的78级同学挤得满满的，片子放映完毕，掌声一片，同学们热泪盈眶地扑上来祝贺。张艺谋回忆道：“内心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刻，还是《一个和八个》初次放映的那一夜。那是一辈子第一次，看见自己拍的电影受到那么多师友的肯定，百感交集！”
看着同门师兄弟拿出了震撼之作，陈凯歌坐不住了，他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广西厂工作。1983年11月，张军钊等四人联名向韦必达、邓凡平推荐了陈凯歌，“凯歌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和作风严谨，能力很强。”陈凯歌暂时借调到了广西厂工作，他带来了自己的剧本《我们叫它希望谷》。但广西厂否定了这个本子，推荐给他同样是张子良编剧的《深谷回声》。
青年摄制组再次上路，由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几个人组成创作小组赴陕北采风。
同时，《一个和八个》余波未了。1983年11月，电影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几乎一边倒地对《一个和八个》发表了否定意见。在犹豫权衡了一两天后，韦必达决定豁出去了，义无反顾地于1983年11月21日上午在厂长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对《一个和八个》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个和八个》有不足，但确是好片子。青年摄制组是我支持的，剧本投产是我拍板的，如果事实证明我拍板错了，给我党纪处分我也乐于接受。
郭宝昌也在北京四处奔走，为《一个和八个》寻出路。
韦必达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的录音，辗转到了在西安的张艺谋等人的手里。张艺谋、何群、陈凯歌在西影招待所正准备上延安拍摄《深谷回声》（后改名《黄土地》），听了录音都哭了。
张艺谋、何群立即给韦必达写信。
“听完您的录音，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被您理解了，我们由此而感到莫大的宽慰和兴奋！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个业务干部，我们都为有您这样的厂长，有您这样的领导而庆幸，而愉快！……我们绝不泄气，跌倒了再爬起来。《深谷回声》我们一定要打一个翻身仗，在政治上、艺术上都要更加成熟，在保证通过的前提下，力争拿出一部优秀的艺术影片来，不辜负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和培养！”
1984尾声
“电影史上，历史上，会留下1984年的痕印。”张艺谋在给韦必达的信中写道。
1984年，修改过的《一个和八年》终于通过了审查，呈现在观众面前。1984年，广西厂的《黄土地》又震撼了整个电影界。《黄土地》的争议比起《一个和八个》，只大不小。
1984年，郭宝昌调离了广西厂，去了深圳。一年以后，张艺谋去了西安，陈凯歌回了北影，何群则到了广州。但广西厂就此成为“第五代”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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