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通货紧缩理论述评_流动性陷阱论文

克鲁格曼通货紧缩理论述评_流动性陷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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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自1997年第三季度起,一些国家如日本、中国、新加坡、瑞典、瑞士等相继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全球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亦达30年代以来最大。《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陆续刊文指出,通货紧缩将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与之相应,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危害,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美国知名国际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克鲁格曼教授是在研究日本经济的过程当中形成其通货紧缩理论的。自1998年起至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关这一主题他就已撰写了近20篇文章,逐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流动性陷阱理论,并提出了所谓“激进的货币政策”的主张,向传统的货币理论与政策进行了挑战。以下拟分四节,对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加以评述。

一、通货紧缩起因于总需求的不足

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观点是立足于从供给的角度来解释通货紧缩的成因,认为由于诸如全球化进程加快、技术进步、高投资率等原因,使得全球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增长,造成全球性生产过剩,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的降低或价格水平的下降。克鲁格曼认为,这一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总供给的增加固然会使得商品价格下降,但这种价格变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然而事实上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已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更何况,仅凭生产过剩这一点远远不能解释许多国家如日本、中国等为什么难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刺激总需求,从而保持价格的稳定。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必然是存在某种原因,限制了总需求的增加,要研究通货紧缩,就首先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考察。

需求不足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根源。克鲁格曼认为,就日本而言,当前日本经济之所以面临普遍的需求不足完全可以由人口学的角度来解释。一方面,由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而日本人又保持了世界上最长的平均寿命,因此,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加之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使得日本的社会公众都倾向于更多地储蓄以备将来退休之后使用。另一方面,缓慢的人口增长率加上日本大量的向外移民,造成适合工作年龄的人口迅速减少,使得企业预期利润降低,不愿扩大投资。克鲁格曼断言,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长期制约日本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总需求,只不过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企业投资机会减少,公众预期收入降低,从而提前和加剧了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酿成了今天通货紧缩的局面。

为了描述更为一般的情况,克鲁格曼用跨期分析的方法刻划了消费需求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主体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抉择。这一决策在持久性收入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取决于当期物价水平P 与按市场利率i贴现后的预期未来物价水平P[e]/(l+i)间的对比,如果P =P[e]/(l+i),则经济主体在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无差异;若P>P[e]/(l+i),则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减少当前的消费支出,而尽可能地多储蓄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而这一行为本身,又会迫使当期物价水平P的下降,使经济恢复跨期均衡(P=P[e] /(l+i))。据此,克鲁格曼认为,在低通货膨胀的环境中, 当期物价水平的下跌,并非当期物价水平过高,而是因为预期物价水平太低或高名义利率所致,要阻止通货紧缩,要么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要么降低名义利率,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存在某种刚性,则传统的经济政策就难以生效。

二、流动性陷阱是通货紧缩的必要前提

克鲁格曼认为,弹性货币供给条件下的通货紧缩与金本位下的通货紧缩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信用货币条件下,之所以发生通货紧缩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又无能为力必然是因为经济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此时,使得储蓄与投资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真实利率为负,即相对于现在而言,社会公众更加偏好未来,即使短期名义利率降至很低的程度甚至为零,意愿的储蓄仍然超过意愿的投资,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克鲁格曼认为,要消除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有两条途径:要么当前物价水平下降,使得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要么降低名义利率,使投资支出增加。前者只能使经济在低水平上获得均衡,因而是政策当局所不愿看到的。但是,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这使得现行的真实利率高于经济均衡所需要的负的真实利率而难以下降,利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完全丧失,因此,企图通过第二条途径刺激经济也不能生效。此时,经济实现均衡的唯一途径是物价水平的下跌。由此可知,在克鲁格曼看来,通货紧缩一方面是市场力量的必然,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强制性地为建立新的均衡而开辟道路,另一方面,通货紧缩也是流动性陷阱的结果。

克鲁格曼还进一步指出,不完全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会有助于负的真实利率的形成。假定一些人预期他们的未来收入会高于现在的收入,而另一些人预期未来收入会降低,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预期收入增加的人倾向于多消费从而抵消预期收入降低的人新增的储蓄。但是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预期收入增加的人由于受流动性约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贷款进行消费,这一抵消作用便难以正常发挥,因而会使储蓄过多,均衡的真实利率比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下还要低。因此,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与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机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统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流动性陷阱便不可能出现,因为社会公众不会在低利率面前无动于衷,而是会将其储蓄向境外投资,以获取较高的回报。但克鲁格曼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即使资本可以完全流动,但商品与劳务市场有限的一体化也会阻碍国内储蓄能在国外找到较佳的投资机会。同时,许多对就业有较大影响的产业是非贸易性的,因此,过多的储蓄很难通过向境外投资彻底消除,资本输出是不能完全解决流动性陷阱的。

三、用通货膨胀治理通货紧缩

在通货紧缩的治理方面,克鲁格曼反复强调推行所谓“激进的”或“反传统”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这一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 inflation)”以治理通货紧缩。

根据克鲁格曼的看法,之所以发生通货紧缩,是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各种造成需求不足的因素使得P>P[e]/(l+i), 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使得P下跌以重建新的均衡。由于不存在通货膨胀, 因而当期物价水平的自发性向下调整的过程对实际产出与就业有巨大的破坏性作用。中央银行要抑制通货紧缩并推动经济增长必须要靠提高P[e] /(l+i)来刺激消费和支出,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压力。 在高名义利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名义利率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时,名义利率降到某一极限值,此时,货币政策难以继续降低名义利率。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仍然存在物价下降和需求不足,则中央银行唯一的选择就是力图提高社会公众对未来物价水平的预期P[e]。因此,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 货币当局必须要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作一选择,而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与金融制度对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地不适应,中央银行必须选择有管理的通货膨胀政策,这就是克鲁格曼激进的货币政策的逻辑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在流动性陷阱中无效,财政扩张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克鲁格曼则反对这一传统,他认为,减税作为扩大私人支出的手段其有效性受李嘉图等价原理(Ricardo equivalence )的限制,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将在未来重新增加税收因而在当前不愿增加开支。同时,政府扩大支出也就没有乘数效应。日本在90年代以来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实验(Keynesian experiment)”中,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的公共工程支出,连续十几次下调再贴现率,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国债总量已超过GDP总额,但是经济情况却并未见好转。克鲁格曼认为, 日本凯恩斯主义实验的失败,说明那些“关在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所构想的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流动性陷阱下的宏观经济失衡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克鲁格曼强调,只要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有差别,则货币政策在提高总需求方面在逻辑上就是可能的。中央银行只要创造一个适当的通货膨胀预期,就可以一方面使得公众增加对现在消费支出的偏好,另一方面也会将真实利率降到负的水平,从而补贴借款人,鼓励支出,使得储蓄与投资重新达到均衡。克鲁格曼甚至还认为,30年代大萧条的结束是因为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减少了真实利率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扩张都不会收到明显的效果。至于当前许多国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寡效则是因为货币当局没有去试图改变人们的预期。近二十年来,中央银行长期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艰苦历程使社会公众深信,中央银行是通货膨胀的坚定的反对者(inflation hawk),这会使得社会公众的预期进入某种“陷阱”状态。即任何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被认为是暂时的,中央银行最终还要回到反通货膨胀的老路上去。克鲁格曼认为,为了治理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预期陷阱(expectation trap)”,使公众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为此,中央银行必须公布一个长期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使社会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允许和鼓励一定的通货膨胀。克鲁格曼为日本经济开出的药方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一个长达15年的4%的通货膨胀率, 而中央银行则在公开市场上买入长期债券,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四、克鲁格曼“解”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

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向近年来货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的共识提出了挑战。这一共识认为,使公众保持对物价稳定的预期,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必要前提。而克鲁格曼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证明了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对经济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紧缩性的影响,社会公众对物价稳定的预期,会导致货币政策无效。为此,克鲁格曼呼吁,应该对适度通货膨胀的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严肃的研究,而不要基于任何直觉和感情上的偏见武断地作出决定。

克鲁格曼曾数次强调, 他所作的只是一项“思想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主要是想修正理论和澄清认识, 这使得他忽视了许多具体问题,因而即使他的“解”是正确的,也难免影响了其可操作性,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克鲁格曼强调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在有些场合甚至将它视作唯一有效的传导机制,认为只需要告诉人们并使之相信未来将会发生通货膨胀,便可使得有效的实际利率为负,从而增加产出与就业,有时甚至无需采取任何实际上的行动。然而,至于如何事实上创造和引导人们的预期,他却又认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而这一问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负利率的政策将永远难以如他所言成为货币政策武器库中的一件利器。

其次,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会被极大地削弱,同时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趋于零。这时,中央银行在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时,便缺乏可资依靠的监测指标,中央银行便如同“在黑暗中飞行”。货币扩张很难作到“适度”,很可能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恶化经济的波动。这时,“激进的货币政策”难免要流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第三,克鲁格曼由于过分钟爱其“激进的货币政策”而认为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无助于经济复苏的论断亦有失偏颇。众所周知,财政扩张即使没有乘数效应,也会对均衡的负的实际利率水平以向上的压力,从而减轻货币当局的负担,增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在货币扩张的同时使用财政手段还会减轻货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另外,在经济中存在许多结构问题的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能实现其通胀目标,而产出的增加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一时期的长短,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和供给因素的改善。因此,克鲁格曼完全忽视供给因素也是不恰当的。

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及其主张,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如果说它能有任何深远的影响的话,则完全是因为它提出的新问题,远远超过了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在目前,克鲁格曼的理论,还仅仅是一起点,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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