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底的游戏——后结构主义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侧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侧影论文,学术研究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也许有天壤之别。后结构主义那些大师们崭露头角时大都被当成结构主义者。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6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结构主义的那些“结构主义”思想，可能开启了思想史上另一个时代。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上，年轻的法国学者德里达出人意料地攻击结构主义，并对列维—斯特劳斯展开追根究底的批判。结构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孕育出它的掘墓人，在随后的思想多变的日子里，整个20世纪后下半期，人文学科终于在后结构主义这块无边而且无底的地盘上，展开了随心所欲的思想游戏。
“游戏”（Play）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领域似乎意指着不认真、不严肃和任意的态度，但在思想领域中，它不过意指着一种无限的自由状态。德里达正是通过发掘文本内在的差异性因素，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中心和秩序井然的文本等级制度。语词自身的无限差异关系，激活了文本的无限可能性，从而使意义处在一种自由的游戏情境。“游戏”这一概念反映了60年代后期，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思想界对打破传统秩序和思想封闭状况的渴望。被称之为后结构主义的那种思想，既艰深晦涩又自由挥洒，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把锐利的颠覆性力量与思想繁复深奥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也正为此，后结构主义就不仅只是某种知识体系，它同时是充满活力和变数的思想库和工具库。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各样的知识流派和思想体系——这些流派经常以反后结构主义的面目出现，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最近发展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等等，都与后结构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它们本质上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的旁枝横逸，或者是在攻击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活动中才获得新的理论资源和动力。
试图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加以体系化、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处理都要冒很大风险，后结构主义大师们都是一些独一无二的思想开拓者，福科、德里达、巴特、拉康和德留兹等人，他们无不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开崭新的思想空间。但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以语言学为思想资源，他们都具有异端的特征，反抗整体性和打破等级秩序，以哲学或形而上学历史的怀疑与颠覆，专注于文本阐释，以一种晦涩的文风写作等等……，都显示出共同趋向，也在创造一种趋势。他们的观念、立场和方法，把哲学以及文学研究引到一个全新的道路上。与其说这些人创造了一种历史，不如说历史创造了这些人。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思想界的这场突然的转变，乃是社会革命在语言学或思想领域的翻版。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使这场转变显得更为合理和必要而已。
80年代风行中国学界的是存在主义、尼采和弗罗伊德这种更具人文倾向的西方思潮。但结构主义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一批年轻学者，看上去它像是思想开拓的必然延伸，而实际上，它更像是思想避风港。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界一度对方法论感兴趣，这除了试图摆脱既定的权威思想体系和学术规范外，更重要的在于，方法论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有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外表。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审慎流行，实际上是人们寻求思想避风港的替代空间。这也是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暧昧位置。一方面，结构主义是西方比较新近的思想理论，它的晦涩难懂就是对智力的严峻挑战——这本身就具有理论的激进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没有明确的思想针对性，与权威意识形态不构成直接的冲突，这适合人们在屋檐底下弯着腰作业——却足以制造起跑或者俯冲的假象。结构主义本质上也许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左的思想方法，它过于繁复琐碎，很难在习惯于简单明晰的中国学界流行起来。同时它缺乏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对怀有意识形态冲动的青年学人来说，也难以保持持久的热情。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构主义在8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流行而迅速退潮的原因。相比起后结构主义来说，后者显然更多思想意识内容的容量，后结构主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可能发挥持续的作用。而结构主义则只能是一个过渡，一个思想暧昧时期的间歇。尽管如此，理解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依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时候，正是那些历史间隙蕴藏着未来变革的思想能量。
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主要是以翻译评介展开研究。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构成主流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主流学术排斥的那样一种流向。尽管只有少数学者倾向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知识建构新的理论基础，但种种迹象表明，后结构主义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知识体系。它所具有的启示录式的意义，它的方法论所带来的观念和立场的改变，一句话，它所具有的知识再生力量，使它正在成为当代学术建构的新的根基。尽管这种建构已经显得迟钝，或者说如同亡羊补牢，但它确实点燃了当代思想残枝败叶，使当代人文学科勉强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应付最后的节目。
虽然具体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阐释中国的历史现实的研究尚不多见，也未形成气势，但后结构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了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或以此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立场，把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推进到一个比较复杂而有深度的区域。
在当今中国，崇尚西方新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来自文学界，更具体地说，来自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极少数来自现代文学领域）。哲学领域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引进介绍，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也许他们把握理论并不全面，也可能存在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这一研究群体有较高的理论悟性，特别是关注最新的文学艺术动向（例如先锋派的现象）时，新理论就很容易派上用场。由于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和学术氛围所限，新理论的运用者们既不可能激进，也不可能坚持某一派的理论规范。就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兼收并蓄并且与传统话语保持沟通，是其主要方式。因而，准确地说，当代中国这些运用新理论的人，很难说谁是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者，谁是典型的解构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
在运用新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学者中，张颐武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张颐武未必深入研究过后结构主义或其中某派学说，但他的理论悟性很好，能够比较准确把握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从而直接切入当代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张的主要代表作有：《在边缘处摸索》（1993）；《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型》（1998，与谢冕合著）等。张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通过杰姆逊的理论，张颐武进一步了解了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张颐武惯用的关键词有第三世界、边缘性、快感、文化想象、社区等等，作为一个杰姆逊式的后结构主义者，张颐武的思想和理论都有令人捉摸不透的一面。他自称愿意做个在“边缘处”的摸索者，当代文化的行走者。显然，立场和价值取向是被暂时悬置的，位置也是隐蔽而可变的。这使张颐武的理论批判兼具敏锐和多元性的双重特征。
如果说张颐武是靠理论的悟性而得后结构主义的要义的话，那么，戴锦华则依靠语言的力量而使她保持女权主义批评的显著特征。戴锦华的理论来源于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戴不只是在理论的资源、立场和观点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戴独特的语言文体风格，锐利狂放，优雅而强悍，长句式携带着众多的多义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组成一个含义丰富意味无穷而不可规约的现象学的意义空间。戴的专业领域主要在电影研究方面，也经常涉足女性小说研究。戴深得女权主义理论的精髓，她的批判性始终扣紧性别政治，从而对历史和现实的意识形态实践提出质询。戴总是极其敏锐地把握住那些历史的裂缝，那种精神分裂式的叙事特征构成她论述的主要对象，或者说构成她论述的结果。从这意义上来说，戴的理论视点显然有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尽管戴总是声称她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经常严厉批判后现代主义；但戴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文本明显属于后结构主义范畴。尽管戴并不直接讨论和大量引述后结构主义，这并不妨碍她的女权主义批评打上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烙印。
笔者自从80年代末期写作博士论文开始进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研究。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话语、历史与主体》后来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讨论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运用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读解当代先锋派小说。本书研究更类似于保罗·德曼和希尔斯·米勒的那种发掘文本内部的解构式的修辞谱系的做法。在关于当代先锋派文学的各项个案研究中，例如，《无边的挑战——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和《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以及《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等著作中，笔者也试图用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考古学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内部构成，以及先锋派文化所的包含的复杂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93年出版。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意义的诱惑》都是一本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最优秀的著作。迄今为止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谱系里归结批评的主题与意义，从既定的文化秩序来描述批评家的位置。当代的批评权威完全是以其政治附加值来强化其文化资本，因而当代批评确实是意识形态次一等级的指意系统。但事实上，自从8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一直在寻求自我表达的途径和方式，在通过艺术阐释来重建文学自身的历史起源。这是一次潜移默化的分裂活动，尽管其中也有不断重新整合的各种事实。但这一新的历史变异，这一有限地改变当代文化秩序的创生（emergent）实践，无疑是倔强地存在着的。这一分离的同时也是创生的历史被程文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对艺术史（或文学史）进行历史叙述时，最基本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理论起点，就是找到历史总体性的标志，由此确立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展开历史叙述。程文超把这段历史定义为：“意义的诱惑”。他写道：“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被谈论。于是批评家成为与意义捉迷藏的一群人。古往今来，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他们时而自信而自豪地宣称：我能抓到意义！时而以揭穿谜底的口吻提醒人们：谁也找不到意义！因为意义，根本就不存在！而意义却是这样一个怪物：你寻觅它时，它藏而不露，在窃笑中让人们把心力耗尽；你追逐它时，它像天边的地平线，把追逐变为永远的放逐；而当你解构它时，你谈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是它——意义。”（参见该书第3 页）在文超看来，意义就这样成为对批评的永远的诱惑。很显然，文超对批评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理解。批评对意义的追寻不是建立一个确定无疑的实在世界，而是意指着一个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空间。把历史“文本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历史叙述，程文超正是把“文革后”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文本——一个开放式的，互文性的，意义交织的文本。他甚至干脆把文学批评就看成一种对文学文本的“再叙事”，这里没有权威的意义，这里没有历史的永久在场的本质。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当代文学史（或批评史）的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
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不仅设定了自身的历史起源，而且试图重新构建自身的历史。“重写文学史”这一愿望，很显然包含着强烈的改写历史的动机，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获取现实话语表达新的直接前提和历史合法性。在程文超的叙述中，一种新的崛起的话语是不可能阻挡的，年轻一代的批评家显然是怀着创造历史的巨大冲动跨进历史。对一个时代的文化实践的分析，被程文超赋予了一代人创建历史的能动性，尽管这种动能性是在历史困扼的情境中，也是在主体找不到准确的历史插入点的情形中展开的。特别在分析80年代那些新型的理论话语时，程文超既看到这种话语所携带的改写历史的巨大能量，同时也看到他们所隐含的特殊的历史意味。因而他集中分析这种话语表述与历史之间构成的缝隙，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叙述”所隐含的历史动机：揭示这些挪用、空白（漏洞）和填补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的真实历史含义和矛盾。因为对当代文学和批评融会贯通的理解，历史变成一个自圆其说而又漏洞百出的文本，程文超才能在那些细密的文字之间看到历史的裂缝；看到那些似是而非的能指与所指的矛盾；看到那些潜在而倔强的表达欲望。在对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阐释中，程文超几乎洞悉了全部的历史奥秘。尽管程文超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还有商榷之处，但他对当代后现代批评的历史动机与表达策略的分析无疑是最全面而深刻的。程文超集中分析了后现代批评话语的表意策略，揭示了其中隐含的矛盾和无法摆脱的困境。
当然，程文超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后结构主义者，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使他对意义世界无法最终排除“终极关怀”。因而，他的反本质主义并不彻底，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有历史的优先项目和等级价值判断存在。在他看来，某些意义是代表着正义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充满创生力量的新型话语；某些意义是代表保守的没落的压制性的旧式话语。也许程文超的这种立场和价值标向是必要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破与立依然构成必要的历史期待。破除旧有的权威意义的同时，有必要建构新的意义。程文超的历史叙述一如他所把握的历史自身，他提出了一种口号，一种打破话语霸权和意义垄断局面的设想，但他并未放弃他的理想理念，他所理解的代表历史未来方向的意义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程文超的理论思想反映的这种双重性，也同样存在大多数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人身上。
有一批在国外留学任教的中国学者，他们参与西方最新理论的对话，很显然，他们的理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后结构主义。由于他们实际已经融入西方的主流学术，严格地说，他们不属于中国学术阵营。但他们中不少人原来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时就参与中国的新理论的建构，去国之后，一直也没有放弃中国经验的背景，并且还有不少人用汉语写作，保持与国内的学界对话。在这批人中，张旭东和刘康是突出的两个代表。
张旭东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大多数去留学的学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于中文系，这使他有相当好的中国文学基础和理论功底。在80年代后期，张旭东在国内时，就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后结构主义理论。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后结构主义传播的主将之一。张旭东有很好的外语基础，加上他没有受过多少传统理论的束缚，他几乎是新理论天然的接受者和传播者。1990年，《当代电影》第2 期发表由卢晓辉翻译的拉康的《〈被窃的信〉的讨论》，同时发表了张旭东翻译的杰姆逊的《雅克·拉康的“幻想”、“符号”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主体位置》，这两篇文章在电影批评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时电影界正在时兴意识形态批评，但其理论基础主要是阿尔塞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拉康的理论和杰姆逊的理论相结合，特别适合理解中国这种“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这一时期张旭东还翻译出版了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本雅明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但大多数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和后起的批评家都深受本雅明的影响。这本书附有张旭东的一个长篇序言，很显然，张旭东对本雅明的解释有他独到之处，他强调了本雅明更靠近后结构主义的方面。张旭东明显是在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和叙述方式去解释本雅明，张旭东带有强烈的把本雅明的理论后结构主义化的倾向。
1997年，张旭东的论文集《幻想的秩序》，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张旭东1985年至1990年间论述本雅明、德里达、拉康以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论文。这本书有一篇研究德里达的长文，篇末注明写作年月是1988年12月。可见作者较早触及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该文资料很丰富，观点和论述都很清晰。特别是对“差异”与“书写”这二个德里达的核心概念的解释深入而有层次。可以说这是用中文写作的关于德里达最好的论文之一。这本书同时还论述到本雅明和拉康，而这二人是张旭东的理论根基。这本书中收录的关于鲁迅和格非的论文。分别可以看出张旭东运用本雅明和拉康的理论解读具体文本的方式，在把握理论与文学修辞，并从中发掘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上，张旭东的理论驾驭能力是相当高明的。
同年，也是1997年，张旭东出版英文著作《改革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这本书在英美汉学界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海外学子在文学领域出版的力作之一。这本书论述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和电影，并且把文学及其意识形态生产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述，显示出作者非同凡响的艺术敏感力和思想洞察力。其中不少章节，如对格非的小说叙事的分析，对陈凯歌、张艺谋以及第五代电影的批评，都可看出作者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视点在起作用。这本书的理论含量相当丰富，并非本章节可以概括论述。从另一方面来说，张旭东在对改革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分析时，那种个人的风格如何与历史关联建立的对话语境，还显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像张旭东这样有相当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根基的学者，以及他的海外身份，对“历史潜本文”（杰姆逊语）的发掘，应该有更加惊人之处。
另一位影响卓著的学者是刘康。刘康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近年以批判美国媒体并为中国左派路线辩护而产生影响和争议。撇开这些政治上的标识不谈，刘康也是少数几个学英语出身，却有相当好的理论功力的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巴赫金的研究，随后受杰姆逊的影响，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刘康进入后结构主义领域。他通晓拉康、德里达、福科等人的理论，对后殖民理论，如赛依德，斯皮瓦克和哈米巴巴等人的理论，有深入的把握。刘康近年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大众传媒，在这二方面都有不少的英文文章面世。他曾经轰动一时的英文论文是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该文向美国汉学界泰斗夏志清提出挑战，他认为夏的现代文学史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解释有偏见。此文引起美国汉学界的巨大震荡，批评商榷文章接踵而至。刘康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一半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另一半来自后结构主义，而这二者经常是可以相通的。在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中，刘康的表达显然与后殖民理论相通。他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可选择性（alternative），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批判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试图论证第三种道理，为中国的（政治）特殊性辩护……，所有这些观点当然都有可商榷之处，有的地方还不难看出他的片面和刻意为之的策略。但也显示出刘康在理论上的锐气，显示出他宽阔的理论视野。
另外，张英进和张隆溪也是经常运用后结构主义研究中国文学或其他文本的研究者。张英进研究中国现当代电影，他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而展开的文本分析相当细密，能把艺术感觉和意识形态批评结合得恰到好处。张隆溪则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中国先秦诸子，如庄子和老子等道家哲学结合一起研究，相互诠释，自成体系，很有独到之处。无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当然，还有不少去国的中国学者值得关注，但由于他们大都融入当地的主流学术，只是运用中国资源和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中国学界，就不一一论述。
在国内学界，近年来，有些并不是典型的倡导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也在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也值得加以讨论。
陈燕谷是少数几个能够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西方新理论的学者之一。陈燕谷早年研究英伽登的现象学文学理论，后来转向研究中国学术史。他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但都能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意义，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陈燕谷对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有相当的研究，并试图用福科的理论对中国经典学术史加以分析。陈燕谷的文章并不算多，但熟知他的同行都知道他的学问功力。近年来，陈燕谷关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并对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结合中国的本土经验不断发言。陈燕谷的观点被学术界冠以“新左派”称谓，是否恰当尚待商榷，但由此也说明陈燕谷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知识体系至少有相通之处。而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理论程度上，已经后结构主义化了。后殖民理论就可以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变种或派生物，在运用后殖民理论阐释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现代性选择时，陈燕谷的理论显示了纵横恢宏的特点，但也有偏颇之处。例如，他把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作为质疑西方现代启蒙理想的依据这明显是受到赛依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二者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把帝国主义的殖民实践与西方的启蒙思想放置在一起，从而否定现代性的理念可能有强人所难之嫌。现代性作为一种理念的矛盾，应从其作为理论的话语层面上去分析或解构。当然，这一偏颇是所有后殖民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刻意为之的后果。
在这里尤为有必要关注的是汪晖近年的研究。汪晖以研究鲁迅及现代思想史著称，他的学术特征显著表现在大量运用西方理论来重新疏理中国现代思想史。毫无疑问，汪晖是90年代出现的最优秀的青年学者之一，他之所以做得如此出色，不仅仅在于他谙熟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料，更重要在于他通晓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斯·韦伯、自由主义者海耶克、罗尔斯，以及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等构成他的主要思想资源。近年来，汪晖明显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的引述中加大了新理论的份量。罗尔斯、布罗代尔、吉登斯、华勒斯坦、德里达、福科、赛依德等人成为他的新的理论支柱。汪晖是少数能够真正打通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思想资源的人，他能从中国的现代性的巨大框架中，找到症结性的问题，从而与西方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来讨论。这使得他的论述总是以扎实的历史实践为基础，同时充满了理论的睿智。汪晖的宏篇巨制《现代思想的兴起》尚未出版，可以预见这将是一部非同凡响的著作。试图全面评价和分析汪晖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构成，非本文所能胜任，这可能需要另辟专文才能解决问题。简要地说，汪晖近年的思想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并不迷信后结构主义，但却能对后结构主义的知识体系运用自如，并且恰当地保持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和位置。他在分析中国现代直至中国当代思想状况时，尤能抓住那些根本问题加以多方位的质疑。汪晖的思考有时显得过于复杂，这使他的思想史论述有时就像是一则歧义百出而生发出无限可能性的后结构主义文本。
汪晖近年尤为深入地探讨现代性问题，他对现代性的态度明显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但他显然对现代性有相当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他始终能扣紧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去理解现代性。他对现代性的双重态度：既肯定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质疑它的绝对合理性。在面对中国本土经验时，汪晖的分析一改过去自由派知识分子简单否定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历史内部去理解那种历史情境。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研究方面，汪晖的观点出人意料地变得冷静而富有同情，这使汪晖也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打上“新左派”标记。当然，在对现代性、全球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批判方面，汪晖的思想明显受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或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不能不说他有偏左的一方面，但同样没有理由认为，偏左就是一种值得怀疑的立场。汪晖的多重质疑的态度，强调多元文化和可选择性（alternative）， 对全球化的怀疑等等，这都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典型立场。这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像汪晖这样坚决回归本土思想资源的人，却又保持着与西方最新思想潮流并行不悖的位置——这也许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总之，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尤为表现在有相当一批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比较熟练而又不偏执地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偏颇和欠缺之处。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是，研究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之间，居然很少展开直接对话，几乎各自都是从西方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入手，至于国内的同行的研究现状，则相互不予理睬。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没有必要的对话，这种状况导致这些研究总是在同一个平面展开，相互没有构成一种互动的推进局面。也许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少引述同行的观点，也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对待同行的观点。文坛有不少的争执和争吵，但少有认真的批评和对话。人们大都乐意采用驼鸟政策，只要看不见对方的存在，自己就是思想领域的独行侠。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大多数研究者中，虽然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群体，也可以说汇集了当今比较有潜力的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但未必有相近的立场——立场如何也许并不重要，但他们之间也很少关注对方的研究状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几乎也从来不相互引证对方的观点。当然，我们决不是说同代学者要制造一种虚假的沆瀣一气的气氛，但如此有意忽略对方的存在，也不能不说过于狭隘。不管如何，后结构主义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资源和动力，也使当代学术在某些领域具有了更高和更广的理论视野。近几年来，王逢振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大量的西方新理论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国内产生热烈反响，可以预见，这套书必将对青年一代和更年轻一代学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保持与西方“同步对话”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崇洋媚外的俗气，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学术，至少在当代理论和思想研究领域有必要意识到自身的差距，并且看到“同步对话”的必要性。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来说，大量借用后结构主义思想资源，更有可能是一次有底的游戏——它无疑扣紧中国当代现实的那些症结性的思想难题，这里就是曼陀罗，在这里舞蹈，也在这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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