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物价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物价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货膨胀的界定及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这首先涉及如何界定通货膨胀以及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学里的一个概念，在19世纪中叶之前，没有见到。是否起源于20世纪早期，没有查对过。
通货膨胀，在这篇文字中，是与“物价水平上升”作为同义语看待的。在现实生活中，物价水平在一个年度上升5％，即指通货膨胀的年率为5％；而物价水平不变，就是不存在通货膨胀，或称之为“零”通货膨胀。当然，绝对数学意义上的“0”，对于一个经济过程来说，是难以出现的。当物价水平波动的幅度极小，如在几年间波动幅度不超过1％，间或个别年份有2％、3％的波动，通常也就视为这一期间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至于什么是低通货膨胀，什么是高通货膨胀，什么是恶性通货膨胀等等，大而概之有约定俗成的划分，但难于做严格的数量论证。
对于什么是通货紧缩，也按同样的思路界定。
在经济学界的圈子里，对通货膨胀，通常最简单的理解是指“通货”处于“膨胀”状态；换言之，货币供给量过多，引起物价上涨，是为通货膨胀；否则，即使物价水平上升，也不是通货膨胀，等等。Michael F.Bryan(1997)引用了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19)的界定：Inf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Addition to Currencies not Based on a Commensurate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s。这一直是主流思路。起因大概与通货膨胀概念形成的早期，它大多是对财政赤字→货币供给过多→物价水平上涨这样经济过程的概括。后来，发现有的物价水平上涨并非源于货币供给方面的问题。于是又有诸多进一步的论证。
但这样的界定学术味较强，论证起来比较复杂。我也曾陷于其中多年。问题是这样的分析思路极难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之外成为相互交流的共识。多年来，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成为关乎国际和国内，决策层和老百姓，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等诸多方面的普遍性问题，只有承认并采用大家事实上采用的界定，才利于交流。实际上，如上指出，通货膨胀率就是用物价指数来度量的。就以我们这里近几年热议的通货膨胀，不论学界和传媒有怎样深入的学术性议论，但是人们，包括作学术性论证的人士，关注的焦点，实际都是集中在物价、物价水平的走势上。
这样的界说的确是把“通货膨胀”与“物价水平上涨”变成了同义语。这无疑使通货膨胀这个经济学名词失去了“学术”意味。但这样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剖析通货膨胀的原因，也就是剖析物价水平上涨的原因来补回。
给定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上升这样的界说，并用这样的界说考察世界，至少可以肯定，自20世纪30年代，或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以来，从整个七八十年的过程来看，无论哪个经济体，都没有能够取得持续“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境界，而事实存在的只是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通货膨胀率有高有低)与短暂的(如几年)极低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过程相交替①。
换言之，对于世界上任何经济体来说，如从七八十年来的整个过程来观察，都有通货膨胀始终伴随着经济成长而存在②。从长期看，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有如“西方极乐世界”，只存在于美好的愿望之中。
这不是理论论证，而是客观实际的描述——任何高明的论证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实际。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的长期(指几倍于十年的期间)过程中，必然有通货膨胀伴随？
对于通货膨胀原因最经典解释，如上指出，是货币供给过多。认识这样的规律至少已有两千年以上。20世纪初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支持战时财政的不兑现纸币的过量发行，使这样的因果关系更加明朗化。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非战争时期，货币供给为什么总是过多？其实，人们判断货币供给多还是不多，只有一个途径，即物价水平是不是升高了。然而货币供给过多是拉动物价水平的原因，但实际上也多有货币供给“被动”地过多以保证物价的调高。如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高工资水平等等，就是这样。这就是说，货币供给与物价可以互为因果。从而，并非货币拉动的物价水平上升，显然有更深刻的缘由。
如果要对这样的客观实在作更本质的论证，最根本的，最有普遍意义的，至少有以下两条应该关注：
一是人力成本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生活质量，包括衣食住行、教育、文化消费等方方面面，无不相应提高。经济增长越快，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强烈，处理不好，在经济大增长的背景下也可能丧失“稳定”。这是任何决策层所不能绕开，不能掉以轻心的。经济增长，人们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意味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人力成本提高，价格不能不普遍地相应上涨。
那么，劳动产出率的提高能否“抵消”人力成本提高对价格的影响？从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来看，现实生活的历史好像难以支持这样的设想。当然，这需要专门的论证。
二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求索于自然、环境，自古皆然。但从不付代价的远古演变到今天，在这方面不能不付出的成本日益增大，而且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更是加速地增大。日益加速增大的这种成本也不能不包含在价格之中。考虑到这一点，更难期望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两方面的成本增加而有余。
这样的基本因素，通过种种经济过程和途径，最后表现为种种较为具体、较为直接的原因推动货币供给“能动地过多”或“被动地过多”，推动着物价水平的上涨……
如果明确这是个必然过程，那就不能责怪：没有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增长，是由于理论不到家，或政策有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的理论有极大的发展。但不论是需求拉动说，是成本推进说，还是其他种种说法，都可以论证：通过管理需求、通过管理成本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加强管理的确可以收效于一时，但从长期看，想管理的对象却总是管也管不住。
为什么管不住，是施政有误？是否施政举措保持百分之百的正确性和预见性，那一定就能持续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增长？的确，有的政党上台，取得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成就，但随后上台的往往又陷入通货膨胀回潮的苦恼，甚至还没有等到本任期届满，通货膨胀又卷土重来。
简言之，考察制止通货膨胀的论证，大多只是就环绕不同经济条件和不同施政方针下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形态所作的分析和处方，而并未揭示长期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的施政措施可以在一时制止通货膨胀，但政治家也改变不了长远起作用的规律；而且一时的成就往往是推迟了矛盾并给后继者留下了难题。
二、通货膨胀是否总是坏事以及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匹配
通货膨胀在绝大部分人群中的印象，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坏”。但是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与物价水平上升视为同义语，这样的笼统印象是不全面的。物价上涨，焉能不坏？但科学分析，则不能把物价水平上升笼统地作负面评价③。具体说来：
第一，恶性的通货膨胀绝对消极。
恶性通货膨胀总是与战争、社会动荡、严重自然灾害、统治集团的严重腐败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时，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遭到极大伤害——经济萎缩乃至濒临崩溃或全然陷于崩溃境地；另一方面是货币的超速增发。有一种看法：不注意治理通货膨胀，低通胀就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这样的论断并不成立。只要实体经济的基础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即使一时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不会成为不可控制的。
第二，并非恶性的通货膨胀，又有多种情况。
人们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的论证：低的通货膨胀有助于(甚至是必要条件)实现“产出缺口”，是有利于经济成长的。这是当今的主流观点，也是被实践所证实的。现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的是明确，有的是实际掌握，把2％～3％的通货膨胀率明确定为或实际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多年的标杆是德国；大多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属于这类。
至于对中等的通货膨胀——高于低通货膨胀率又尚未达到不可控制程度的通货膨胀，那更是多种多样，不应笼统看待。
与通货膨胀相对的通货紧缩，总的来说，不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它会导致经济的负增长。有时虽然只会降低经济增长幅度，但降低增长幅度往往也会给一个经济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在20世纪末讨论通货紧缩时，曾记得查阅到经济史上有“好”的通货紧缩。如果有，应属特例。
事实上，当今世界，理论目标和施政目标，从长期看，所寻求的，最后都是某种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最优”匹配。“匹配”这个词或许并不准确；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尽高并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尽低并可能控制的通货膨胀率，在两者相互制约的条件下，应该并可能做出的权衡取舍。可能的匹配有：
“低通胀对高增长”，这当然最为理想，但不易达到，达到也难以持久。在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新经济”时期，那时美国的舆论，有的曾认为：不论如何谈论经济增长，都不会有通货膨胀。可是“新经济”已是过眼烟云。
降而求其次，是“低通胀对低增长”。这是经常存在的状态。但低的经济增长率由于就业等等问题使人忐忑不安，如今天的欧盟和美国。
“较高的通货膨胀对低增长或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曾为陷入这样的状态而苦恼多年。
“较高的通货膨胀对较高的增长”，近几十年来，在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多存在这样的匹配。当然，在这样的经济体中总是企图实现“低通胀对高增长”，但主观愿望的“最优”往往难于实现。有时不得已企图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这样解决矛盾也会有另一些矛盾浮现。
至于通货紧缩，可以有紧缩对负增长和紧缩对低增长的匹配，但均非可取的状态。虽然通货紧缩时，老百姓在物价问题上不会有什么抱怨，但实体经济困难，就业与收入调整等等都成为不好解决的难题。
三、中国的实际
第一，中国人对通货膨胀并不陌生。
从抗日战争前后到新中国建国之际，存在的是恶性通货膨胀。新中国建国的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编的价格指数是7484.2％，即一年间上涨了70多倍，平均不到两个月，物价就翻一番。但这是由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特定条件所决定的。假如没有战争，物价水平可能是怎样的情况？一是，在我能够记事的30年代，总是听到老人絮叨：东西越来越贵了。二是，据“南开经济指数”的天津批发物价指数，以1913年为1，1930～1936年的平均农牧副产品指数是1.4328；相应年份的制造品指数是1.5772；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蒋立，1958)的有关资料整理，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100，1930～1936年的平均农牧副产品指数是92.3；相应年份的制造品指数是113.2④。总的说来，是上涨的趋势。没有战争，大概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但物价的持续上涨走势恐怕难以避免。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到1978年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就公布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来看(见图1)，可以说是“基本稳定”。如果具体分析，自1950年3月底通货膨胀制止之后的两年，物价一直处在低于通货膨胀制止之际的水平，实际是处于通货紧缩状态。这一阶段，公布的物价指数，应该说反映了物价平稳的走势。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供需矛盾凸显，于是实施了粮棉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基本生活资料的购买受到了限制，从而物价指数已不能全面反映物价水平实际上行的走势——出现了隐性的通货膨胀。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公布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有明显上升，但实际的涨幅要大得多——最严重时，除了凭券、凭本在国营商业可以购买到部分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外，只有规模极小的“自由市场”可以花出极小部分本来并不够多的货币收入。至于物价近乎“绝对稳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虽然物价水平的历年环比近乎不动(小于±1％)，但却是最典型的隐性通货膨胀局面，是人心最不稳定的时期……
图1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时的零售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
改革开放之后，关于物价，有这样的数字：
以1978年为基期，到1997年的19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年递增8.1％，相应年份的GDP，年递增9.9％；以1997年为基期，到2002年的5年通货紧缩期，通货紧缩率年递降0.4％，而相应年份的GDP，年递增8.3％。通货紧缩对应高增长，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但与1997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年递增9.9％比较，还是下降了1.6个百分点。回忆那些年份，经济成长所受到的下降1.6％的压力，相当明显。极能说明问题的是，1998年8月，财政从不久之前还一直强调的“适度紧缩”一百八十度地转为采取大力度的扩张政策：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家公债，用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并保证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2003～2006的四年，属低通货膨胀期。通货膨胀率年递增2.1％；相应年份的GDP，年递增11.4％。确属低通胀对高增长的典型。
2007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明显增大。以2006年为基期，从2007到2010年的4年，通货膨胀率年递增3.7％(如剔除金融海啸后2009年的负通货膨胀率，平均为5％之谱)，相应年份的GDP，年递增10.9％。
图2 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指数与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
把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2年总起来看，以1978年为基期，到2010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年递增5.4％。对应年份的GDP，年递增9.9％。
纵观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去20世纪30、4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外，有两个通货紧缩期：一是1950年3月之后的两年；二是1997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的5年④。
低于2％～3％的低通货膨胀期：抗日战争前的30年代，物价数字不系统，总的印象膨胀率不太高；新中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或可属于低通货膨胀期；改革开放后的低通货膨胀期则只有2003～2006这四年。
较高的通货膨胀期有三段：一是1958年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隐性通货膨胀期间，只是其实际通货膨胀率尚无权威性估计；二是改革开放开始到1997年(其间也有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年份，如最初的几年，但那时的物价管制还处于刚刚放开的阶段)；三是2007年以来。
如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看，通货膨胀的年份占多数。特别是从开始到1997年的19年，通货膨胀率年递增8.1％，颇具典型性。是不是那时放纵了通货膨胀？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没有放纵，而是时时处于与通货膨胀“斗争”的极其紧张的状态之中——通货膨胀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取决于主观。
第二，总起来说，通货膨胀是“主旋律”。
那么，中国可能期望的，也是难于避免的通货膨胀率是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说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定位在2％～3％，那么，考虑到我们不具有像它们那样超稳定的社会经济状态，较多的矛盾不能不形成物价上涨的压力，恐怕处在高于2％～3％的水平是难以避免的。同时，这十几年来，我们社会经济的稳定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已非改革开放初期可以比拟，所以，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不会再像改革开放头二十年那样地大起大落，有可能不再发生一些年份超过两位数的膨胀率。
由于我们的经济还处于改革过程之中，难于预料的因素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测很难定于一个点，或不超出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范围。因而，“预期”恐怕只能是一个区间——可能高限与可能低限的区间。
四、通货膨胀的治理要服从核心任务
对于治理通货膨胀(近来引进的新提法是“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各国决策层都极为重视。但除了极其特殊的时期，通货膨胀问题都不会在经济生活里摆在压倒一切的首位。
比如20世纪40年代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无疑应该制止。但在全国大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高于一切的时候，巨额的财政发行明知会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但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当1949年底、1950年第一季度，形势发生了变化，恢复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取代军事行动上升到第一位，而通货膨胀是拦路虎，无法绕开，这时，才有一切均需服从治理通货膨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通货膨胀压下去的决策。
在我们实行苏联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是官定价格制度，同时允许辅助的可以自由形成价格的集市贸易存在。对于刚从恶性通货膨胀走出来的人们，重视稳定物价自不待言。但那时，为了保证国家安危的各项经济政策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类政策对物价均有巨大的压力。只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确是把物价指数定格化了，但那时也并非使国家的所有其他任务都来保证定格化了的物价指数——其他任务各自有各自的安排，至于物价不变，那主要是由强化了的隐性通货膨胀来换取。其他时候，都没有把物价稳定摆在国家所有任务的首位：有时，政策是允许物价水平有所提高，甚至对部分消费品实施“高价”政策。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改革无疑具有头等意义。当时，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提高过低的工薪水平。但这两项改革措施直接就会推高物价：改革与物价稳定两者不可兼得。怎么办？当时，认为物价稳定绝不能动摇的主张是主流，但生活实际已经使绝大多数人认清，不改革没有出路。形势所迫之下，改革走出了第一步：调高了物价——当然还是尽可能地大力控制物价水平上涨的幅度。不久，由于财政赤字的增大和1980年的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升到6％，于是1980年底，提出了以“调整”两个字为首的八字方针，强行紧缩，以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但是经济很快陷入难以运转的状态，于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又紧急明确了调整中也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方针。
抽象地讨论，实施极度的紧缩政策，是有可能把上涨的物价压下去的。但影响到经济成长，既不可取，也难于实现。1980年底的硬性紧缩和1981年初的经济难于运转，使大家认识到，并不能以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作为规划经济发展的最高准则，这里必须遵循的是它们与经济成长之间的权衡。
1985年首次提出了“软着陆”的观念，其实质含义是：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必须压低，但不能让经济增长伤筋动骨：换言之，经济增长是发展改革的必要保证，要解决的是把上升过高过快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而不是以无通货膨胀为目标。软着陆的“理想”直到1996年才实现。1996当年。受到上上下下、国内国外交口赞誉的“软着陆”，其通货膨胀率并不是“零”，而是8.3％：其所以可以称之为“软着陆”，是因为这个8.3％是从1994年的23.1％和1995年的17.1％降下来的，而为了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率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并没有使经济增长受到伤害。
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谈论通货膨胀问题，不应，也不可能把零通货膨胀作为必须实现的目标而不顾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治驼背，决不能用夹板硬性地把驼背调直而不管人的死活。
五、应树立现实的通货膨胀观念
依据上述，我们应该树立现实的通货膨胀观念：
——它总会伴随我们存在；
——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分析；
——我们所要努力避免并有可能避免的是怎样的通货膨胀；我们所不能避免从而也是不能不容忍的是怎样的通货膨胀。
然而，自通货膨胀有明显上升势头的2007年开始，在我们这里的议论，颇有“狼来了”的味道。2008年的通货膨胀率是5.9％，高于2007的4.8％，但这一年的主要矛盾是世界金融海啸，通货膨胀问题被掩盖了。2009年－0.7％的通货膨胀率，好像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松了一口气。但2010年又是4.9％，通货膨胀问题重新成为热点。直至今天，好像还在通货膨胀的风口浪尖上。的确，人们的直接感受是物价还在上涨，而且是什么都涨，涨的很厉害。对于“拐点”之说，许多人持怀疑态度。并且大多数人对拐点含义的理解是由向上拐入向下，而由向上拐入水平好像不那么够“拐点”的味道。
按理推论，中国人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多年，应该有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从抗日战争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存在的是恶性通货膨胀。但有这样切身体验的人群，年纪最小的也要80岁上下。因而对通货膨胀的极度恐惧感在今天的影响应该说已经不大。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到1978年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人们经历的是公布的物价指数基本稳定而隐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十几年，对这一时期有直接体验的人们往往存在矛盾的心理：面对改革开放后的物价连年上涨，认为还是物价稳定的改革开放以前好；但回忆起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本而收入极低的窘境，又认为还是改革开放好。无通货膨胀，生活水平极低；有通货膨胀，生活有明显改善。不言而喻，即使有通货膨胀也还得选择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19年，通货膨胀率年递增8.1％，其间，有5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起初，对于并不算高的通货膨胀率人们也颇不适应：到了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提高到6％～9％的水平，人们则怀念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低通货膨胀境界；对于1988年18.8％的通货膨胀率，人们的反应则是抢购潮和储蓄存款的一度下降。1989年到1991年，通货膨胀率大大回落，这时人们关注的又是如何摆脱GDP急速下降所形成的冷飕飕的经济氛围。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高潮和经济大幅度增长，引出了新一轮的高通货膨胀并于90年代中期持续3年出现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但有了1988年的经历，并没有再现抢购潮；而对于1996年“软着陆”的赞誉，如果考虑到当年通货膨胀率是8.3％，则说明不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已经是社会心理所能承受的。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社会心理所希冀的总是没有通货膨胀，但社会心理可以承受的能力则是可变的。不要说得更远，仅就到1997年的19年改革开放这一段，为改天换地，走向富足的奋战中，经过迷茫与摸索、困难与破茧而飞的历练，虽然付出通货膨胀率年递增8.1％的代价，但相应年份的GDP年递增近10％，使我们带着一笔垫底的本钱进入新的世纪——这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对通货膨胀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心理承受力。
为什么从2007年起，面对物价水平上升势头(这个势头在改革开放的头19年中并不是过高的)，不仅是老百姓，经济学界、媒体，乃至政界也同样，普遍反映出焦虑的心情？为什么原来培育起来的对通货膨胀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好像完全不曾存在过？
恐怕这与1998年到2005年的背景——平均不到1％的通货膨胀率对近9.7％的GDP年增长率——是分不开的。这几年的情况的确是事实，也是奇迹。但它是否就应该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可以保持的常态？不知有没有认真研究过是什么特殊环境和条件促成了这样的“大好形势”。但观察人们的思路，实际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假定任何时候都能实现这样的匹配：它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发展常态，从而可以或应该作为决策、施政的目标。
本来，通货紧缩一般有两三年就过去了，而始于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却造成中国出现5年的紧缩。接着又有4年的低通胀和高增长。经过这整整9年，对于1998、1999那两三年急迫摆脱通货紧缩局面的心情，记忆已经模糊，而对1997年之前，那更是已经忘却了的陈年旧事。在这种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假定这9年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和标尺，并认为任何时候都能实现这样的匹配，这并不足怪，对通货膨胀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处于极弱的状态也属必然。
但2007年以后的事实说明，肯定这9年是常态，根据不足。而放到更长的背景下考察，这9年更像是特例。事实上，这些年，在价格体系中积累了不少矛盾(资源价格、环保成本、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矛盾可以推迟解决，但总有拖不过去的一天。现在，对于物价，我们就有点处于想压但压不住的态势：各个方面都在跟风提价——这样的忽悠力量，往往使物价水平更难于控制。
六、关于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提法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应属有关物价的政策目标。用改革开放之前及其以后好多年的提法，叫“物价方针”。
第一，对于物价方针，可溯源到1950年。
在1950年3月制止通货膨胀之际，好像还没有“物价方针”之类的提法；口号就是“争取金融物价稳定”和“制止通货膨胀”之类的朴素口号。
通货膨胀制止之后不久，曾有“争取完全稳定金融物价而斗争”的提法。但要使物价“完全”稳定，一点不变，实践表明，做不到⑥。于是不久明确了“基本”稳定的提法，并一直延续下来。
在不断修订中，基本稳定物价方针的标准提法大体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部分商品价格不变，个别调整，有上有下，保持物价水平基本不变。
在“基本稳定”的提法之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面已有所分析，有四个阶段：有可以说保持了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三年恢复时期；有开始实施粮棉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但依然可以称得上基本稳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官定物价的水平虽然还是“基本稳定”但实际物价水平与之已经显著背离的“大跃进”之后；有官定物价“更加”稳定，但物资极度匮乏，隐性通货膨胀已是不争的事实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就是说，“基本稳定”的提法已经日益与其应有的含义背离。但官价的确没有多大的波动，说“基本稳定”，在字面上也还算有个交代。
第二，迎来改革开放，面对于必不可免的通货膨胀，却依然是坚持“基本稳定”的提法，一直没有改口。
改革开放后到1997年，我们先是面对百分之五、六的通货膨胀，后来则是面对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还能称之为“基本稳定”吗？这样的尴尬，应该说也有苦衷。总的说来，完全有信心，陷入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但对于高可超出20％，低可出现负数的波动，控制不了，所以也颇难有适当的“替代”提法。
1997年以后的9年，却给“基本稳定”以最有力的事实支撑。可是，当人们认为只应以这9年的物价状况来诠释“基本稳定”的基本含义时，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提法，就会被理解为它的政策目标就是恢复到这9年的状态。
问题是这几年，就通货膨胀问题来看，很难说是“常态”。与人们的希望相反，有通货膨胀伴随的经济发展常态，从2007年又回来了。应该肯定地说，在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下，供求的总体格局不可能支持物价持续地、过高地上涨。但是否能“拐”回到1997～2006年的格局？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是进入经济发展的一般常态格局——有一定通货膨胀伴随的经济发展格局。如果是这样，“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提法又成为可以有极大弹性，从而是颇嫌笼统的用词。
特别应该注意，当没有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时，一些类如基本稳定，加强治理通货膨胀等等较为笼统的词语，往往给人以幻觉：好像要努力实现的是最为理想的“无”通货膨胀境界，并有可能实现之。
今天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计划体制，也已经不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经济工作水平已经大大上了一个台阶，从而对于“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提法必须有具体的诠释。
七、重要的是如实地“预期”
通货膨胀是经济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心理”的反映最为敏感。处理不好，在经济大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实际在逐步提高的背景下也甚至可能丧失“稳定”。这是任何决策层所不能绕开，不能掉以轻心的。
近年来，引进了“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提法。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内涵，我没有完全搞清楚。我所想到的，主要是怎样诱导老百姓对通货膨胀有一个较为现实的认识。
如果经济成长的确经常伴随着通货膨胀过程，那么有意无意地总是诱导老百姓保持着对零通货膨胀和极低通货膨胀的强烈预期，这实际是制造幻觉。正确的，应该是如实地诱导老百姓形成面对一定通货膨胀环境的思想准备。这样的工作的确不好做。不过，当存在实际收入水平提高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今天是具有提高实际收入这样的前提的)，对于这样的诱导，可能阻力相对较小。虽然人们对实际收入是否真的提高并不会痛痛快快地买账，而对物价的上涨则依然会不停地抱怨，但无论如何，生活水平的提高终归是事实，那就易于接受这样的思想准备，易于树立这样的理性观念。
其实，不仅存在老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也存在决策层的通货膨胀预期。1995年，在《财贸经济》第6期的一篇文章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黄达，1995)。
谈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往往是着眼于剖析、观察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实际上还有决策圈心理承受能力这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物价水平高到一定限度和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由于物价上涨过快而施加于决策圈的压力高到一定限度时，决策圈中则会失去相对从容的气氛，并有可能仓促地作出考虑不周的决断。即使方向对头，也会因力度、步调的安排不够妥善而产生过大的副作用。因而，使决策圈对这种心理承受极限保持必要的距离或许更具有关键意义。
这就是说，明确在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中不能不面对一定的通货膨胀环境，对于决策层也同样是必要的“预期”。这有利于避免含含糊糊地允诺，有利于明确地、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所要努力控制的是经济增长所能容忍的和不超过预计可能控制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尽可能把它压低。态度明朗，对增强老百姓的信心至关重要。
八、政策建议
通过整理自己的认识和思路，对于有关的政策目标想提出这样的建议：
应否有一个“通货膨胀区间”的目标？
可分为中期目标和年度目标：
——中期目标，如五年计划的目标，属趋势估计目标，“计划”目标；
——年度目标可以是政府“承诺”的目标，也可以暂且是政府“争取”的目标。
至于目标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需专门论证。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学界已经具备论证这样课题的水平。
通货膨胀区间的目标应作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提法的具体诠释。
恐怕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但只要它反映实际，有利于发挥政策的诱导和能动作用，就要反复解说，帮助人们从容冷静、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物价政策目标。
注释：
① 如果作更长期的考察，好像千百年来，也就是说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也一直存在物价上升趋势。这需要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讨论。
② 暂以手头材料分析：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元购买力的统计(The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2011,Table 723)。以消费品价格计算的购买力(1982～84＝
1)，1950年的是4.151，2009年则降为0.466，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折合成年通货膨胀率，用粗略的计算方法，是3.78％。
③ 如果把通货膨胀界定为货币供给过多，这样界定的本身就直接赋予消极含义。但如果是“多一点”怎么判断？这也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货币是经济周转的“第一推动力”，其必要条件是否要求有多一点点的货币供给？
④ 参看本人著作《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表13、表15。
⑤ 1945年的第四季度有一个通货紧缩期，但时间极短。1963年前后和1990、1991年，以及2009年，有短暂的通货紧缩期。
⑥ 来自苏联的这类目标的理论论证，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我国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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