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状况及其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道德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必然引发社会精神生活的相应调整与变化。道德、价值领域作为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自80年代初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新时期以来，就始终是社会大众、思想理论界和领导管理层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预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将会更加尖锐、突出地面对道德、价值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换。因此，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精神领域内发生的道德、价值观念及行为变换的基本态势分析，揭示引发道德变革的社会深层原因，进而探索这种“变换”所具有的潜在历史功能及可能预期的未来走向。
一、对当前社会道德变换状况的基本估价
随着经济体制由单一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轨，传统道德赖于生成的客观基础已经动摇，社会正急速进入剧烈变动的历史性转型期。因此，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必然经历一个重新选择、建构及逐步融合于新环境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由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观念与行为的矛盾，人们很自然地会对“道德转型”问题形成各种各样的认识和各自不同的评价。那么，对目前的道德变换状况，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和评估的呢？
首先，据调查显示，虽然经济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动摇的主旋律，但人们对道德建设仍表现出普遍的关心与重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具体分析，主要基于二个方面。其一是从“民族素质、国家尊严、经济发展”等社会宏观角度，表现出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深切关注。调查中在回答“社会道德水平低对国家、民族利益有何影响”的问题时，认为有影响的占了100%，其中认为会“导致民族素质下降”的占总数的49%；认为“有损国家民族尊严”的占总数的21%；认为会“影响改革开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占总数的22%；认为会“恶化人际关系”的占总数的8%。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表明道德作为调整社会现实关系的规范，对社会观念、心态的变化始终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以及社会机制的合理运行，仍然存在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其二是从个体心态、行为发展的角度，表示出对道德建设的重视。调查中在回答“社会道德水平低对个人的关系”问题时，认为“与己无关”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2.72%；认为“精神上受气、物质上受损”的占总数的31.24%；认为“影响工作、生活情绪”的占总数的37.52%；认为会“对社会失去信心”的占总数的21.22%；回答“其他”的占7.3%。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必然会与他人交往，与社会发生种种联系。这种交往与联系以怎样的方式、态度予以建立、维持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道德水平与行为。而社会整体道德状况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培养又有着十分重要与直接的制约、引导作用。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个体行为角度评估，人们均表露出对目前道德状态及存在问题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分析、评价道德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
其次，对现实道德问题的关注，主要源于人们对“道德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及道德总体水平所持有的基本评估与看法。调查中在回答“您对当前的道德水平总体看法怎样”的问题时，认为“好或较好”的占23%；认为“一般”的占40%；认为“差或较差”的占36%。可见，绝大多数人对目前道德建设的总体状况持有较为谨慎、担扰甚至失望的态度和情绪。经进一步走访调查得知，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担忧”心态，主要是出于对“道德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某些价值准则的偏移，即一部分人以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以拜金主义取代奉献精神倾向的忧虑。不少同志认为，当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观念正在吞噬着社会的肌体与灵魂，甚至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处世原则与行为标准。今天之所以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人们的敬老爱幼、见义勇为的互帮互助精神日趋淡漠，以及应有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也逐渐失落，等等，均与此思想及背后的价值倾向有关。在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曾经支撑传统道德观念的基本价值准则发生相应的变换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旧有价值判断准则显然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必然会被新的价值衡量标准所取代。因此，人们的上述担忧，关键并不在于该不该发生道德转换，而在于应该怎样“转换”，即向何处“转换”。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是否意味着提倡个人主义？对效益观念的重视是否等同于拜金主义？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具体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界限、尺度又该如何设定？从人们对目前道德总体水平所持有的这些基本估价与看法中可以看出，这些“担忧”正是今天思考“道德转型”时应该关注的焦点问题。
此外，调查中发现许多同志都对改革开放以来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理论界的同志认为，目前道德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调整相对应的。应该看到，近年来道德观念的转换正在逐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对社会秩序的协调与稳定能起到良好的维护与推动作用，特别是借助价值准则的调整使社会成员逐渐适应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增强了人们对急速变动、发展的社会的心理承受力。已经取得的成绩与做出的积极探索也表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对于促使社会成员正确理解改革，积极投身和参与改革，从而使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健康地深入进行，更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曾经是一个有着浓厚伦理道德色彩的国家，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使得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及其变化走向。调查中所显示的人们对目前道德状况的普遍关注与担忧，也可说是传统文化心态的现实反映，因此，当前在这方面加强社会宏观引导和建设，不仅是为道德观念、价值准则的转换与调整提供一个正确、合理的方向，更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创造一个必要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对目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人们对目前道德状况的担忧，是同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滑波”、“价值失落”现象密切相关的。然而，道德变换为什么会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成相背离的走势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具体地寻求和分析造成目前道德状况的基本原因。
原因之一是，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所引起的道德变换的双重走向。经济体制的变动必然触及、引发道德观念与规范的相应变换。对经济与道德之间的联动关系，人们已无疑义。然而因经济变革、体制转换而引发的道德转换的可能趋势，是进步还是退化，是升华还是堕落，则是人们普遍关心与担忧的。因为，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受到新体制的冲击，必然逐渐降低，而此时新道德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处在萌芽状态，还难以成为具有较强制约力的道德力量，并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因而，此时在社会道德领域很容易发生所谓“道德失范”现象。应该看到，客观上存在的“失范”现象含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对传统道德的改造，逐步建构适应新经济体制并服务于这一环境的新道德规范的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二是在旧道德被冲击的背景下，各种道德意识、规范不分良莠，在社会中并存，各规其范，从而使社会应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失范”。显然，这双重意义预示着道德转换中的双重走向。如果社会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对道德建设不予以充分重视和积极引导，那么“失范”的第二种意义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道德转换的正确走向，从而牵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原因之二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价值尺度所蕴含的双重效应。市场经济遵循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追求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而成的注重经济效益的价值尺度，一经扩展、运用到社会生活、人伦关系领域，对价值主体的确认、价值行为的改变难免产生双重效应：其一是变传统的“重义轻利”为新型的“义利并重”，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基本尺度，使旧体制下忽视个体价值（自我价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尊重与肯定个体价值、个人利益并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价值观所取代。这是价值尺度转换中蕴含的“正效应”。其二是以“重利轻义”的价值准则简单地替代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准则，形成畸型的、极端的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价值评价尺度，从而导致个人主义思潮蔓延，使货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与行为的唯一标准。无疑这是价值尺度转换中蕴含的“负效应”。调查中许多同志从不同的侧面强调，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其对社会价值观转换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如果社会不有意识地、自觉地抵制这种“负效应”的影响，那么传统道德中许多有益的成份，甚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也会因“价值失落”而惨遭贬值。
原因之三是，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所促成的人格形象的多重性。改革开放以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为重要内容，原有的单一社会利益格局在新旧体制的转轨中，将逐渐被新的多元利益格局所取代，而新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则是以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为前提的，道德的变换与社会利益主体的实际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调查中许多同志认为，目前道德领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道德的示范效应差，社会理想人格形象的道德塑造与倡导显得苍白无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多重人格形象的出现，如果原本应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的人格形象丧失了表率作用，同时大量滋生出“权力腐败”、“党风不正”现象，使自身形象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中也等同于普通利益群体的人格形象的话，那么这种人格形象的变化对社会道德所起的破坏性影响和消极导向作用是难以衡量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频频出现，以及“党风不正”现象的不断蔓延，一方面会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形成消极腐蚀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使道德重建过程中所需的人格导向力量逐渐丧失，从而使社会风气难以端正，社会广大群众因此失去应有的道德支撑力。
原因之四是，在社会“重利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轻视道德教育的倾向。道德建设重在教育引导。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同样也包括了社会的道德教育。调查显示，对道德教育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忽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道德水平自然而然地会同步提高；认为当前抓好经济工作是首要的，无暇顾及道德教育。其次，道德教育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调查中许多同志指出，目前道德教育缺乏现实性、针对性，内容空洞，形式单调，直接影响教育的开展和教育效果的提高。可见，根据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特点，积极地探索改进道德教育的方式，是当前有效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环节。我们对道德教育不仅应重视，而且更需进一步地从教育内容到形式做出有益的探讨、研究，并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道德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逐步适应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总之，促成目前道德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调查中人们思考、议论较为集中的上述四个因素来看，都是在社会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中生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转换的必然性、合理性因素是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交融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社会变动因素，对道德均可能形成双重影响和双向走势。我们对道德转换深层原因的剖析，应该在多种复杂矛盾关系的交织中把握其主流方面，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为背景，重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道德。
三、对当前道德重建工作的基本思考
鉴于上述分析，目前在道德转换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与紧迫的课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起适应新时期、新环境需要的道德体系。这一新道德体系必然是在对传统道德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既成为社会变革时期人伦关系建立、调整的新型纽带，又成为人们投身改革，参与社会的重要的内在心理支撑力。
首先，应尽快确立新道德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道德建设的首要前提必须是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形成与建立，使经济状况真正成为社会主体道德生成所需的客观现实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存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道德建设又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产品经济的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旧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所取代，社会原有道德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已不复存在或已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需要一个过程，使得新经济体制尚难完全定位与最终确立，因此，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并为之服务的新道德，也必然因为其客观基础的不稳固、不完备而无法完全建立和最终形成。所以，当前道德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是加大改革力度，尽快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只有牢固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道德体系的形成与建立才可能获得稳固的现实基础，具有明确的发展取向，并最终趋于完善。
其次，应加紧探寻和确定道德评判的内在标准——社会基本价值尺度。道德的规范制约作用，须凭借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是与非、善与恶的判定标准才能得以实现。而道德评判标准的形成是建筑在社会基本价值尺度的合理定位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新道德体系的建立还有赖于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由高度政治化转向了经济。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轨，社会价值体系又将以市场经济模式为轴心再次发生转移。价值转移的关键是基本价值尺度的变换和重新定位。这一过程虽已展开但尚未完成。由于价值尺度对道德标准存在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当前应注重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尤其是基本价值尺度的定位。即当社会价值尺度由高度集中、单一的政治标准转移到了以经济为主体的基本准则之后，在承认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上，进一步正确界定社会主导利益与各群体利益、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间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对于在肯定人的价值具有的双重性（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前提下，人生价值在现实的行为模式中究竟应怎样得到合理、真实的体现，其内在价值应如何明确地标定等问题，应在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引导下，逐步予以确定，从而为新道德体系的最终建立奠定现实的价值基础，也为社会区分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提供有效的价值依据。
再次，应努力架构道德规范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现实沟通桥梁——道德的可操作性。道德规范通常是在社会舆论营造的道德氛围中逐渐生成、确立的，并借助舆论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道德规范的制约力量。因此，在新道德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加强道德的可操作性，就是希望积极地寻求道德舆论向道德实践的现实转化途径。同时我们应认识到，这种“转化”绝非是一个自发生成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努力地倡导和主动地建构。为此，当前的道德重建工作必须注重从三方面开展。其一，注重社会理想道德的舆论倡导。道德建设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稳定发展、不断进步、利国利民的长远任务。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始终是改革开放中道德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促进道德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当前对理想道德的舆论导向工作，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环境，针对市场经济背景中的新特点长期坚持，努力构造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健康高尚的道德环境，使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在现实的土壤中重新树立起来，从而成为道德转换过程中具有支持力的基本道德信念，为道德重建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二，加强道德形象的示范引导。理想道德在舆论导向的同时，还须有具体真实的道德形象的示范，才可能获得现实的力量。就目前的道德状况分析，在道德形象示范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共产党员及干部。这一群体的道德形象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示范引导，无论从“正向效应”还是从“负向效应”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道德形象的示范引导在现实社会中主要是通过这一“示范性群体”实现的。所以，加强共产党及其干部的自身道德形象的塑造，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约束自己，以身示范，理想道德才可能为社会广大公民所认同与接受，使理想道德真正向道德实践转化。其三，加紧具体实用的基本行为规范的建构。道德虽然依靠“舆论”维持，依靠“示范”引导，但要使其真正具有可操作性，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则还须加紧道德规范本身的基本建设。道德建设切忌抽象空泛的议论。只有制定出具体实用的道德规范，才能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力。因此，目前在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基本道德领域，应该特别重视具体行为规范的制定。通过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建立与倡导，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可循。
第四，应认真寻求传统道德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继承。今天的道德重建是从历史走向现实，从传统走向创新。因此，对传统道德的重新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体系所必须认真解决的一项现实课题。应该看到，传统虽然是历史中生成的，但却是积淀在现实社会文化内核中的重要成份，就其功能而言，更是指向现实与未来。所以，当前的道德建设不应也不可能是对历史的中断。为此，应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的合理的精华，为现实的道德重建服务。例如，曾经是中国传统道德主题的“义利”问题，虽然历史中形成了“义为上，利次之”的重义轻利倾向，但它毕竟揭示了道德形成的两大基本要素。同样，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所蕴含的基本人伦道德规范，也为今天道德规范的确立提供了某些基本支撑点。这些都可成为现实道德建设中批判借鉴、弘扬继承的重要内容。
最后，应建立主动、自觉地引导道德观念转换的新形式——重视社会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积极主动和自觉地引导道德转换的基本途径。因此，在道德建设中教育是一个不容轻视的重要因素和环节。鉴于目前社会道德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调查中许多同志在呼吁社会应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提出了适时地改进道德教育的问题。一方面，应重视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以促进健康的道德环境的形成，包括以党风带民风，加强廉政建设，用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形成有效的示范教育；提高社会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以改善道德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和个体的内在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借助必要的强化教育使道德转换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利用宣传媒体，形成社会舆论，以促进健康道德环境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使道德教育在适应社会改革开放需要的前提下，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用。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使道德观念的转换由被动走向主动，由自发走向自觉，最终建立起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本文执笔人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道德问题调查组”成员周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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