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大使与英国学者谈伦敦G20峰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敦论文,英国论文,峰会论文,大使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学界普遍担心，峰会上达成的政治共识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即使得到落实，是否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重大作用？傅莹认为，中国、英国及与会各国都很关心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为此20国集团领导人已经决定将在年内再次举行峰会，审议各项承诺落实情况。
英国学者们说，峰会之前，舆论的评价比较谨慎，甚至偏于消极。但峰会公报一出来，记者们眼前一亮，因为大家发现不少有实质性的内容和数字，成果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英国《卫报》评论认为，伦敦峰会是1944年以来最好的一次峰会，意味着与“华盛顿共识”和纯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决裂，和世界新秩序、新思想的对接。不知道中国朋友是否也这样看？当然，英国学界普遍担心，峰会上达成的政治共识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即使得到落实，是否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重大作用？
傅莹大使说，峰会是在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这次峰会抱有高度期待，希望通过峰会能够缓解严峻形势，提振民众和企业信心、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很担心，峰会一旦失败可能给金融市场造成沉重打击，而被媒体大量报道的美欧在经济刺激方案上的矛盾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疑虑。
但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峰会取得了成功。英国作为主席国，很注意峰会成果的公关设计，在公报中突出1.1万亿美元的国际金融机构扶助计划和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产生了超出预想的宣传效果。傅莹大使注意到，峰会结束当天，国际股市大幅上扬，纽约道琼斯指数和伦敦富时指数分别较前一日上涨了2.79和4.3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峰会的成功效应。不少与会领导人高度评价峰会成果，认为峰会是历史性的，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转折点。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说，峰会成果表明，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由富国垄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说，伦敦峰会标志着一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单边主义的终结，标志着开放的多边主义的开端。这些评论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与共鸣。
傅莹称，中国公众和媒体也很关注峰会，对峰会成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与会各国领导人深入、平衡地讨论了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保护主义、援助最贫困国家等重点议题，成果文件中提出了不少含金量高的应对金融危机之策，提振了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信心。峰会还为各国领导人面对面探讨重大国际问题和修复、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机会。一些中国媒体和学者还指出，峰会体现了“通过全球性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精神，南北国家能够平等讨论国际大事，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到尊重，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提升，这些都难能可贵，值得继续发扬。
傅莹认为，一次峰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重要的是开启解决问题的进程，朝着正确的方向共同努力。中国、英国及与会各国都很关心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为此20国集团领导人已经决定将在年内再次举行峰会，审议各项承诺落实情况。
英国学者表示，这次峰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各方十分看重中国的作用。傅莹表示，中方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式方法；既帮助出主意，又有实际投入；既照顾主席国英国的特殊处境，也注意和与会各方保持沟通与协调。
英国学者表示，这次峰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各方十分看重中国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在峰会前发表专文，关注中国近期积极进取的金融外交和金融公关。《卫报》在峰会后发表题为《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大国，我们应当表示欢迎》的评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20国集团中的重量级成员，主张西方正视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不少英国人注意到，中国在峰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影响20国集团进程和化解峰会中各种棘手问题的关键。
傅莹说，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此次源于美国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受到直接和严重的外部冲击，出口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就业等问题趋于严峻。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承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有力措施并已取得初步效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外部的震荡，增强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面对这一空前的危机，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一国的经济振兴离不开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一国的救市努力也离不开国际协调与合作。胡锦涛主席这次与会，就是为了展示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的负责任态度，推动峰会取得成果，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的发展。
傅莹说，胡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指出现在各国都在世界经济这艘大船上，面临的是金融危机的狂风恶浪，能不能把这艘大船安全驶向彼岸，需要船上所有船员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这一形象的比喻深受各方的好评。
傅莹表示，中国对峰会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峰会一些敏感和关键问题上，中方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式方法；既帮助出主意，又有实际投入；既照顾主席国英国的特殊处境，也注意和与会各方保持沟通与协调，为峰会保持和谐的气氛并最终取得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峰会前一些国家就刺激方案和金融监管孰轻孰重争执不一，中方提出，刺激方案和金融监管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峰会应平衡兼顾这两个问题；对于刺激方案，既应该尽力推出有力和协调的刺激方案，也要照顾不同国家的国情，这些观点被各方普遍接受。
峰会最后阶段曾就“避税天堂”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国家强烈要求峰会公布黑名单。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反对避税行为并主张加强相关监管，但是不赞成搞黑名单的做法，尤其是在没有充分协商和没有明确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而且黑名单不应该只针对一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个黑名单不涉及中国的直接利益，但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和亚洲邻国的利益，中方表达了原则立场，并提出为各方接受的折衷方案。中国的做法受到大家的赞赏。
英国学者问，中方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是否出于对美元资产的担心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傅莹说，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人均并不多，比日本、法国、德国都要少。那种认为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应该为IMF增资多出钱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英国学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是这次峰会的一大亮点，中国对IMF增资的积极态度令人鼓舞，是峰会能够就增资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的重要前提。目前各方很希望了解中方向IMF注资的实际金额和具体方式。在峰会打出的国际金融机构1.1万亿美元的扶助计划中，中国的贡献比例会有多大，中方是否会以增资贡献的比例要求在IMF内获得相应的投票权？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经营好这笔资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美欧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挑战变得更为现实。中方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是否出于对美元资产的担心和分散风险的考虑？
傅莹说，胡锦涛主席明确表达了中国愿为IMF增资做出积极贡献的立场。会前王岐山副总理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也阐明了中国愿意购买IMF发行的债券。至于具体资金规模多少，则要视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和具体谈判条件而定。中方一直认为，IMF增资应该遵循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与包括配额在内的治理结构改革齐头并进，解决好配额问题有助于调动成员国增资的积极性。如果IMF短期内难以增加配额，应按现有配额出资。当配额出资不足以解燃眉之急时，IMF可以启动发行债券方式，中国将参与认购。对美国倡导的“新借款安排”，中国将认真研究。对于“双边借款安排”方式，多边会议不宜讨论和决定此类双边问题，应由相关国与IMF单独协商。总之，此次增资应在IMF框架中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中国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前提下，愿与各方积极探讨融资方式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傅莹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例如，相当部分是企业和民众的外汇收入存放在央行，还有外资企业投资换汇产生的部分等，作为保管员的央行对储备的保值增值负有很大责任。中国的外汇储备较多，与发展阶段、贸易结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和结汇的需要有关。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以及人民币还不是国际硬通货等因素，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须的，要有应对不时之需的准备。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人均并不多，比日本、法国、德国都要少。那种认为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应该为IMF增资多出钱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傅莹说，目前各方都认识到了IMF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IMF在发展中国家名声不佳，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式，而且不能只监管发展中国家，却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
此次峰会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各方都认为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进行治理结构改革，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为此峰会要求，IMF在2011年1月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世界银行在2010年春季会议上就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达成一致，国际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和高级官员通过公开透明的优选方式产生。希望这些共识能如期实现。
傅莹表示，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实现增资后，出资国有权要求这笔钱用在刀刃上，为振兴世界经济发挥明显效用。为此对资金的使用要进行科学评估、合理规划、严格监管，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有效。我们倾向于重点帮助那些受到危机严重冲击的不发达国家。
英国学者高度评价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也表示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可能退居其次，放慢相关改革步伐。傅莹说，中国的一揽子计划，是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我们努力采取措施，确保刺激方案结合改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需、节能减排等中长期目标。
英国学者高度评价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加强环保投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等，但也表示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可能退居其次，放慢相关改革步伐。有学者说，不太确定中国刺激国内消费的努力能否见效，中方应采取更多政策措施，给予国内消费者更大的消费信心。还有学者希望了解中国出台和实施经济刺激方案的背景，国内是否存在不同意见等。
傅莹表示，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挑战，中国政府为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一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面，努力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和刺激消费，着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在新增投资计划中，把重点放在农村建设和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上，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美德，中国人普遍注重储蓄，不愿意负债。当然，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也使大家不敢花钱。因此，中国把公共资源配置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
傅莹说，中国的一揽子计划，是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我们努力采取措施，确保刺激方案结合改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需、节能减排等中长期目标。总体看，中国刺激方案措施及时、有效、得力，近几个月来，一些经济指标呈现回暖迹象，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在这次峰会上，很多国家都对中国的一揽子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赞赏态度。
《金融时报》在会后发表了一篇《G20落幕，G2登场》的评论，中国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傅莹表示，中国的国力和影响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从对外政策上讲，中国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无意与谁争夺或分享霸权。
英国学者说，一些媒体在峰会前认为中美“G2”现象可能笼罩峰会，担心中美元首会晤冲淡G20峰会。《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会后写了一篇《G20落幕，G2登场》的评论，强调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和双边对话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极端重要性。中国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傅莹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保持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双方和世界都很重要。此次峰会期间，胡主席与奥巴马总统首次会晤，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中美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对应对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但大多数中国人对“G2”的说法不以为然。中国的国力和影响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从对外政策上讲，中国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无意与谁争夺或分享霸权。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营造和平合作的外部环境，以便聚精会神搞好国内建设。当然中国也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国际责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国际义务。
英国学者建议中方进一步统筹考虑金融外交和公关，希望在峰会之后也能听到中国的声音。
英国学者说，此次峰会前后，布朗政府打了个漂亮的公关仗，不仅通过峰会扩大了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使自己的国内支持率有所上升。中方对峰会的公关策略也可圈可点，中国领导人、高级官员和学者在峰会前通过撰文、接受采访、举办吹风会等方式直接面对西方媒体，积极主动开展新闻公关，减少了疑虑，缓解了压力，宣示了政策，效果很好。建议中方进一步统筹考虑金融外交和公关，希望在峰会之后也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英国学者还说，如果中国对改革国际体系和国际机构有什么考虑、想法和建议，应该更多、更明确地提出来。当今世界越来越注意和重视中国的意见，当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会有挑剔和批评，这也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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