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象征派诗歌与宗教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诗歌论文,象征论文,宗教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3年，俄国作家梅列日柯夫斯基出版了《论当代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潮》一书。他指出：“人们从未象现在这样，感情上感到信仰的必要，而理智上却懂得信仰的不可能。”针对当时物质主义在科学和道德领域中占据上风，并逐渐渗入到艺术的神圣殿堂这一现象，作者倡导象征主义的诗歌风格，认为后者可以使得艺术的本质变得“崇高、晶莹、剔透”，表现出思想的无限性。他研究和分析了一部分经典作家的经黄作品，从中归纳出的结论是：“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暗示的手法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这就是新艺术的三要素。”[①a]该书别具一格的主张，恰好应和了俄罗斯诗歌流变的一股潜流，推动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外的另一个传统——唯美主义的“纯艺术”诗歌的衍伸和发展，从而被看作是新流派的宣言，为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树起了一面大纛。
学术界通常认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浪潮的崛起。第一浪潮以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明斯基等人为主体，较多地接受了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和早期法国象征派的诗学理论，在一种松散的状态下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第二浪潮的领导者是勃柳索夫，他企冀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成为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宙斯；另外两位领导者巴尔蒙特和索洛古勃，似乎并不热心于组织和运动，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诗歌艺术本身，勤奋地以令人目不暇接的作品勉力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至于第三浪潮的异峰突起，则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优势。二十世纪初，象征主义独尊于俄罗斯诗坛的地位已成定局：老一代的诗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已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再者，莫斯科和彼得堡风云一时的沙龙文化，更是为大批青年诗人提供了领受启蒙、崭露头角的良好场所。勃洛克、别雷、维雅·伊万诺夫、沃洛申正是在这种殊为难得的氛围下，凭借着各自的天才脱颖而出的，他们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丰富前辈的成果，建立博大、完整、系统、严密的象征主义诗学这一光荣的任务。1910年，俄国象征主义开始走向衰落。殆至1913年，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发表《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一文，正式宣告了它在流派意义上的“寿终正寝”。
前文我们说过，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与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有很大的渊源关系。无疑，这层关系对强化象征主义诗歌的宗教精神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索洛维约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宗教哲学家、伦理学家和诗人，其主要著作有《神人论讲座》、《善的证明》和《爱的意义》等。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统”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是类似于一种“宇宙魂”的东西，具有某种神圣性。现实世界是“万物一统”的映像和外在形式，人类唯有通过信仰、通过直觉领悟，才能对之有所洞察。由此，他提出“最高的生活原则，只有基督原理才能提供，使我们机体生气勃勃的精神，应当是基督精神，即爱和自由和谐的精神”，进而推断“举凡宗教生活停止的地方，一切生活必然同时中止”。[①b]作为一名宗教倾向十分严重的诗人，索洛维约夫的创作活动就体现为，将艺术神学化、使艺术成为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服务于至高的善，那个名为圣索菲娅的“永恒女性”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他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沿循的是同一条思路，他们都认为，美能拯救世界，其主要途径就是让物质生活赋有灵性。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索洛维约夫倡导艺术家在瞬间的失魂状态中，去体现神的启示，使创造与人生之最高目的相结合，在上帝和尘世之间建立起“活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俄国是以伟大的文学载入世界文化的史册之中，那么，二十世纪的俄国对世界的贡献则是其关注生命意义的宗教哲学。而催生这派哲学的鼻祖不能不首推索洛维约夫。可以说，他为世纪之交那段被称之为“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肇始于他，经由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夫妇光大的寻神论存在主义，其影响甚至及于德国的舍勒和法国的马塞尔等思想大师。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索洛维约夫思想的直接受惠者，便是俄国象征派诗歌。面对人类如同悬浮的空气一般的生存状态，女诗人吉皮乌斯力图开辟一条通向神的途径，建立起以爱为轴心的自由王国，去征服生活的偶然性、有限性、必死性，调和灵与肉的疏离与冲突，拥抱上帝赋予的生命之全部。为此，她在诗文中一再重申，爱情是生活的最高原则，它的形式是美，条件是自由。在她看来，抽象的爱情具备提升罪性的、感性的肉体的能力，它超乎一切伦理价值之上，是唯一能与所向无敌的死亡进行抗衡的基础。在承认爱的上帝的前提下，吉皮乌斯确信：“对韵律、对说话的音乐、对内心颤栗体现为正确的语言的声色变幻——永远和祈祷的、宗教的、另一个世界的意向，和人的心灵的最神秘的、最深刻的核心联系着，所有真正是诗人的人的所有的诗——都是祈祷。”[②b]吉皮乌斯在此把诗歌同与上帝的对话等同了起来。她认为，祈祷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其内在的必然需要，而诗歌也是人的需要，甚至是“必要的”、“自然的”、“永恒的”。因此，从特殊的意义而言，诗歌这种具有乐感的文字，就仅仅是祈祷在我们灵魂深处迸涌而来的形式之一。吉皮乌斯把这一诗学观念贯彻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上，便产生了一篇篇爱的旋律穿行其间的美丽的祷辞，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理性与激情的高度融合，足以拨动现代人沉默已久的那一根心弦。
俄国象征派诗歌的第二浪潮，在宗教倾向上较多地表现出非正统性和异端性。勃柳索夫是一个理性远远高于激情的诗人，他在神秘主义的道路上没走多远，便转向了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但即便在他沉溺于这些倾向之中时，也依然烙有宗教偏执的痕迹。索洛古勃天生具有一种恶魔的气质，他仿佛是出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人物，他以邪教徒的姿态诋毁神圣的基督教情感，表现出撒旦与上帝抗争时的倔强，竟然以造物主的口吻说道：“我——是诗人，”“我是神秘世界的上帝，整个世界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所以，“我”能够在粗鄙的生活中，创造出甜蜜，还给现实以美梦。巴尔蒙特则如同从中亚或非洲刮来的一股飓风，他的诗歌始终给人以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初民对光明之神的崇拜有如荣格所称的“集体无意识”一般浸透于他的身心。他声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看看太阳。”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巴尔蒙特与波斯拜火教的查拉图斯特拉如出一辙，热衰于抒写太阳战胜黑暗的主题，以达观的生命意识去取代沉思的感伤。此外，语言的狂欢也是他的诗学基石之一，其作品多见华彩、诡谲，享有“诗坛上的帕格尼尼”之称。
第三浪潮的象征主义诗人几乎一无例外地是吮吸着索洛维约夫思想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宗教精神称得上是几位代表诗人的主要艺术特色。维雅·伊万诺夫在《犁沟与田界》中着重强调过艺术的“祭司”性质和意义，他说：“新诗中的象征主义似乎是对祭司和魔法师的语言的初次的、模糊的回忆，他们使全民语言吸收了特殊的、神秘的意义，只有他们才能发现这种特殊而神秘的意义，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内心世界与人人都可得到的经验的范围之间的一致性。”[①c]贯穿他的作品之基本思想是集体宗教变形，他把宇宙看作一座宏大的教堂，生活、艺术都不过是它的部分建筑结构而已。别雷以探索性的散文创作跻身于20世纪经典作家的行列，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被公认为堪与《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相媲美的三大意识流小说之一。他一度迷恋过人智学，受到施蒂纳的影响，认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直觉优越于理性和逻辑，他身上那种假托天神附体的先知式狂妄经常闪露着一星智慧的闪光，以致于被人看成“一个没有找到肉体的流浪的幽灵，一股越出堤岸的洪流”。[②c]
很长一个时期，苏联文学史家都在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的结尾而大伤脑筋。基督形象出现在这部歌颂革命的作品中，引起了研究者的百般猜测，将它认定对十月革命的歪曲的有之，将它看作是列宁的象征的有之，将它假设为预言中的先知的有之。其实，“倘若我们仔细地寻索勃洛克的创作脉络，就能清楚地发现在他的不安与彷徨之中存在着与基督教一以贯之的联系。”[③c]只要人们把这部作品同勃洛克的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结合起来考察，便不难领悟到诗人在艺术创造上的统一性。和不少俄国象征派诗人一样，勃洛克承传的是丘特切夫、费特、波隆斯基等“纯艺术”诗人的衣钵，少年时代醉心过索洛维约夫的著作，将他引为“精神上的主宰”。他在“女性温柔的爱抚”下成长，对门捷列耶娃的恋慕，驱迫他将对方看成真、善、美的化身，永恒女性的人间体现。“世界的秘密在于女人性，世界的产生是整个三位一体的行动，三位一体每个位格都具有感知实体、永恒的女人性，这女人性通过行动就成了世界的开端。”[④c]谢·布尔加科夫的这段话为勃洛克的诗歌作了最好的注解。神秘的女性原则在他的处女诗集《丽人吟》中得到了初步的确立，在此，“丽人”就象但丁的贝雅特丽采和彼特拉克的劳拉一样，她不仅是一个典范的统一与和谐的象征，而且还掌握着地球上的生物所昧然不知的生活平衡之奥秘。在勃洛克的笔下，抒情主人公多半被表现为一个梦寐以求了解这些奥秘以摆脱人世空虚的骑士——僧侣形象。勃洛克自述道：“象征主义者从来就是通神的人，即神秘知识的拥有者，伴随着这种神秘知识的是神秘的活动；但他把这种神秘看作是自己的，因为它只是到后来才成为世界性的。”[⑤c]沿循这一观念，两性的爱情变成了为某种最高存在服务的礼仪，“非人间”的“丽人”启示着世界的神秘本质。而抒情主人公熟习的东西则是——庙宇、教堂、祭坛、教堂的围墙、圣像、法衣、弥撒，等等。此后，这位“丽人”一直以“奥菲丽娅”、“陌生女郎”、“卡门”、“库伦比娜”等形象，出现在勃洛克的作品中，反映出诗人独特的隐喻方式，以及他与神圣的世界相沟通的渴望。
俄国象征派诗歌所散发出来的神秘气息，触及了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这一敏感的问题。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诗歌的起源与初民们早期的祭祀仪式、与他们的巫术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些活动和仪式的主持人是世界最早的诗人和艺术家。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一位既掌管着文艺，又掌管着占卜与预兆事务的天神。对古埃及人来说，“‘神的话’在他们那里，对于象形文字和对于‘创作’这个概念来说是一个术语。”[①d]《亡灵书》代表着远古宗教诗歌的一座高峰。其它各种宗教典籍，如基督教的《圣经》、穆斯林的《古兰经》、波斯拜火教的《阿维斯陀》、佛教的许多经文，都包含了大量的诗歌，它们反映了初民们最初企图借助对某种超自然的神力的崇拜，用以肯定自己，认识自己的诗意想象。而汉语的“诗”字，以“语言之寺”这一构字特点，仿佛也在说明正是语言最初的魔法才造就了那种富于乐感的文字，它为诗歌与宗教的联姻提供了合理想象的素材。
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大特点，便是他们拥有对无限的向往。面对无所不在的死亡，一种超越的愿望油然而生。初民们认为，肉体腐朽之后，灵魂可以作为生命的继续，依然长存下去，最后融合到永恒与无限之中。正是基于这种天真的幻想，他们在物质空间的限制以外，设定了一个无限的精神空间，从而对不可言说的世界进行言说。初民们的这种想象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民族身上有着最为充分的保留。俄罗斯总是怀有对现实的不满足，他们永远向往另一种生活，渴盼另一个世界。据有人描述：“和英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体育，和法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女人，和俄国知识分子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俄罗斯，而和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②d]别尔嘉耶夫在其名著《俄罗斯理念》中称：“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就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即便在那些不信教的人身上也不曾泯灭，“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③d]令人诧异的是，那些原本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脱离了东正教以后，也继续在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生活在宗教气息浓厚的土壤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了某种“僧团”的特征，他们尽管没有外在的组织形式的约束，却内在地拥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共同的使命意识、共同的道德规范、共同的荣誉。一般而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宗教观，却善于把每一种世界观变成宗教信仰。因此，“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与其说是文学一科学阶层的性质，毋宁说是宗教团体的性质。”[④d]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俄国象征派诗人天然地禀有了上述特征，使纯粹的对美的追求掺合进了对真理的探索，诗歌创作演变为对精神现实的寻求的触角。他们期待着一种全新的象征主义文化出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结尾时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是一句充满了睿智与狡黠的名言，它阻止了许多无知者喋喋不休的废话，帮助人们审慎地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困扰，以清醒的理性去冥思存在，但同时也为滑头“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借口，逃避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尘世间存在着许多东西，它们神秘莫测，却与我们休戚相关，参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对这一层关系的清理必然有助于我们顺畅地领悟生命的意义，鼓舞我们存在的勇气。有鉴于此，“沉默是金”便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样，语言的象征功能被哲学家和诗人清楚地认识到，将其看成对不可言说的存在加以“言说”的最佳方式，“象征是历史经验的形象化浓缩，后者在人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并能因此同时说明他对未来和未来行为的动机。”[⑤d]象征概念在诗歌领域的自觉引入，既表达了不可言说的东西的精髓，发掘了被遮蔽的真实；又没有解除神秘带给人类的特殊魅力。总体上看，宗教精神之于俄国象征派诗歌，其利大于其弊，神秘主义氛围营造的是一种幻美的境界，增强着作品的神性内蕴。神圣的宗教感在气质上锤炼了一代又一代诗人，帮助他们坚定自己的艺术信仰、完善自己的人格。20世纪以来，俄罗斯诗人敢于顶住政治的高压，维护意志的自由，坚持诗歌纯正的品格，无疑与这种宗教上的支撑有莫大的关联。
事实上，人类自诞生以来，便始终被象征的光辉所笼罩着，存在即象征，宇宙是由本体和现象的两位一体所构成。它是一种象征的集合，以各种形态不同的方式包围着我们，用无形的、有形的触角拨动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新的东西，预示某种独特的存在，指向更宏伟、更宽广的时空领域。俄国象征派诗人的“象征”观念，不再停留于那种单一的替换性符号，如“玫瑰”之于爱情，“光明”之于希望，“绿色”之于生命。他们顺从着宗教的定向标，着眼于它的生成性、超验性。索洛维约夫的“万物一统”说象酵母一样，启迪着年轻一代诗人的新“象征”观。他们不仅把世界看成是存在物数量上的简单叠加，更将它看作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将各式元象征容纳于自身，形成一个泛象征。基于这一原理，现实和虚构便取得了二层空间的效果，现象证明着本体，同时，本体扩张着现象。因此，他们声称：“只要我从象征派出发，总是达到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象征主义，”“世界观和象征派同时既是大宇宙，又是小宇宙。”[①e]这样，俄国象征派诗人自然而然地把诗学的目的和任务与世界观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变成了对历史的认识、对生存的感知。
与先驱者法国象征派诗人相比，俄国诗人有着明显的超越，他们将原本基本停留于手法和风格上的“象征”进行深化和拓展，从一个侧面解决了人类精神向度的难题，同时还对后来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思潮起到了启示性的作用。美国文艺学家布鲁姆曾经提出一个名为“影响的焦虑”的创见，设置了后来者如何消解前辈的“影响”之“焦虑”的问题。俄国象征派诗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颇具借鉴意义，他们所显示的正是强力诗人的勇气和努力。
注释：
①a 参见袁可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3—339页。
①b 转引自董友《俄罗斯新宗教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一辑第280页。
②b 吉皮乌斯《1889—1903年诗集》序言，圣彼得堡，第3页。
①c 维雅·伊万诺夫《犁沟与田界》，莫斯科，第127页。
②c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花城出版社，第193页。
③c 施利雅耶夫《俄罗斯诗歌的宗教主题》，布鲁塞尔，第45页。
④c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四辑，第311页。
⑤c 《勃洛克选集》第六卷，莫斯科，第328页。
①d 奥相尼科夫主编《中近东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页。
②d 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3页。
③d 参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第246页。
④d 加·维利亚姆斯《俄国与俄国人》，伦敦，第129页。
⑤d 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三联书店，第34页。
①e 转引自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56—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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