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创新:理论的内在规律性_国际政治论文

特色创新:理论的内在规律性_国际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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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应遵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加强所属学科的理论建设。各学科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与时俱进是理论的品质,特色创新是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的特色创新是当代社会科学学者(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究竟从何入手呢?集中到一点就要在理论的特色创新上下功夫。

(一)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具备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世界,是自然界和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国际社会,是人与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属于客观存在的规律,具有本质上的科学性。由于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人和社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很不平衡,并始终同各异的时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因而充满了丰富的多样化色彩,必然带有不同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具有主客观两重性。

社会科学的两重本质属性,至少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三个特征。

第一,社会科学理论均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由于国际社会复杂多变,人的主观能动性层出不穷,世界上从没有绝对的真理,从不存在普世通用的绝对理论。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由于时空的差异,视角的不同,以及人的主观能动的局限性,都只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因此,理论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追求最大真理数。

第二,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因为个性离不开共性,而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正像没有一件事、一个形状和另一件事、另一个形状完全相似一样,也没有任何东西与另一东西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的面孔毫无相象之处,我们将无法区分人与野兽;如果我们的面孔毫无区别,我们就无法彼此辨认。”如果说,前者是大自然“巧妙的混合”,后者应是人类再生产“巧妙的混合”。这种“巧妙”之处就是把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由此可知,社会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巧妙的混合”。任何理论不但皆为整个的,共通的,而且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汉斯·摩根索作为美国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大师,注重和倡导的正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他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必须不断警惕的,就是对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能“偏颇”和“歪曲”。(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25页。)

第三,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在不断变化,理论需经常创新。理论既不能从天而降,也无法从地下冒出来。理论发展只能依据实践,从继承中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原创性之祖的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均来源于资产阶级的三类相关优秀成果,并开拓创新。这是人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葆青春,就在于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处于继承与发展之中。没有继承,就无法发展,必定陷于空想之中;否定发展,就难以继承,必定趋向“原教旨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不丢老祖宗,又研新实际;不斥西方观,又要中国化。

(二)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可喜的是中国学术界已取得共识;必须建构中国理论,创立中国学派,铸造中国特色。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必须以理论的特性为依据。

必须立足中国,弄清国情,认识自己个性。中国国情如何界定呢?至少应明确三点:(1)中国是战后率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经济大国;(2)中国是有较强综合国力的新兴世界性政治大国,是迈向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3)中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实施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以资本主义为补充的“一国两制”。中国的国情定位,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实力和面临的国内外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中国是正在和平崛起的新兴世界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世界重要的积极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的新兴力量,应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该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创造新鲜范示,做出新的贡献。在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上,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中国学术界应该立大志,树雄心,在世界学科之林中深深打上中国的烙印。这是新兴大国学术界的责任,也是自信心的象征。

必须面向世界,弄清世情,认识新的共性。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当今世界的世情集中体现在世界主要矛盾的转化上。世界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以世界革命为纲,而是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需要同不公正、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合作双赢,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带来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这就要求人们转变旧思维,改变旧观念,真正与时俱进。

必须知己知彼,比较综合,寻找最佳汇合点。这个最佳汇合点,就是中国视角,中国理论的新主题。中国古代大军事家的《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称为“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作者孙武,春秋末年吴国将军,约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初。《孙子兵法》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真知其妙难。《孙子兵法》中最简练的名言有两处:“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穹。”毛泽东在其革命的一生中特别重视《孙子兵法》中的这一名句,称其为“孙子的规律”,“是科学的真理”,(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0页。)并作了专门评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依据毛泽东的评点,我们可以说,“知行学”就是《孙子兵法》的基础的精华。

《孙子兵法》中的“知行学”,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发人深省。互为彼己,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关系学,或曰国际政治学,包括理论、历史、现状,更是“彼学”与“己学”的结合、统一。离开“彼学”、“己学”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动,就没有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

我们建设中国国际政治学,就是要知己知彼(中外是己彼,社会科学各领域也是己彼,历史现状也可以说是己彼),己彼比较,综合统一,才能确立中国理论的新视角和新主题。

(三)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特色创新,究竟确立什么样的新视角和新主题呢?国际政治源于全球化。没有经济全球化,就不可能出现全球范围的国际政治。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均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次经济全球化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涉及的种种现象的全貌。这种全貌至少在4条线上展现,即(1)以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外向活动为动力,(2)以滋生的怪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先锋,(3)以各民族、各国家的互联互动为中心,(4)以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潮流为方向。这四条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日渐形成以东西方和南北方两大块为依托的、多样化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

当今世界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均以东西方和南北方的互联互动为核心。可以说,国际政治就是东西方政治或南北方政治。东方和南方,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利和维护权利的行为参与国际政治的;西方和北方,多是压迫民族宗主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力的维护权力的行动参与国际政治的。这就是说,国际政治自始至终贯穿一条红线,即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除了斗争、对抗之外,和平与合作、互利与共赢日渐成为主流,权利政治上升为主要地位。东方和南方仍以权利为重点,西方和北方也开始关注权利,但不放弃权力的追求。西方和北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多从权力的角度认识世界,判断是非,也是顺理成章,无可指责的。这表明权利同权力一样从不同视角成为国际政治新主题,并揭示了权利作为国际政治的起点和归宿、中心点和切入点的功能。

中国地处世界的东方,历史上曾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以权利政治为新视角,不仅是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对权利的界定,即权利是合理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它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以力为基,是法与力的体现,从不排斥权力,完全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权力则包含两部分,合理合法的权力和非法无理的权力,如强权和霸权。权力政治的要害就是倚重强权,实力决定一切。法律准则只是工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抛在一边。应该承认,权利政治和与权力政治相联的地方在于既用法也用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依法重力,法先力后,力随法动,力法并用;后者则是依力借法,力先法后,法为力用,力重法轻。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那么,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新视角和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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