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进特征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增长论文,特征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2-0137-05
一、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一般性、特殊性
由于产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外部需求条件变化具有外生性，因而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与发达市场经济中成长期产业的产业组织特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等制度和技术差异又会使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具有显著的特异性。
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一般规律
由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发展大多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生命周期，政府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和各类型的研究机构积累了比较翔实、系统的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数据，因而这些国家关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案例研究和计量经验研究都比较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对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SCP范式和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新产业组织理论的不满，以Klepper、Jovanovic、Pakes、Sutton、Geroski和Simons等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开始在市场结构内生化和动态化方面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随着动态产业组织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成熟和完善，相应的经验实证研究也大量出现，这些研究的数据大多覆盖了被研究产业包括高增长阶段在内的完整的生命周期，从而使我们总结和把握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在行业高速增长时期的变化特征和规律成为可能。Simons1995年对包括汽车、轮胎、青霉素和电视机4个行业的研究、2005年其对英国和美国18个行业的研究以及Caves对相关研究的综述都发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组织政策通常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出其独特性：
(1)市场结构。行业高增长的初期通常都伴随着新企业的大量进入，进入率和退出率通常表现为负相关，即淘汰期之前，较高的进入伴随着较少的退出，而淘汰期开始后，较高的退出伴随着较低的进入。需要注意的是，行业的高增长期和淘汰期的开始并没有显著的同步性，企业的大量退出和进入的减少通常在高增长阶段就开始了。进入期通常持续15～25年，而淘汰期因不同的行业而差异巨大。在行业的初创期，市场集中度一般都较低，但行业高增长期新企业的大量进入并不意味着行业集中度的持续降低，相反，在经历了行业初创期新企业的大量进入后，大多数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开始逐步提高，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保持基本稳定。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基本支持“需求增长与市场集中度、企业进入退出率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市场集中度一般随着产业演进持续提高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保持稳定。企业规模的增长率通常与企业规模负相关，即小企业的增长率大于大企业，但小企业退出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大企业。
(2)企业行为。在产业商业化运转的早期，新产品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重点，而且新产品的出现通常是由新进入企业引进的。随着市场主导需求特征的统一，行业内企业竞争的重点会逐渐转向价格和研发竞争，但研发的重点逐渐由新产品创新向产品的改进型创新和制造技术创新转变。在产业演化的过程中，企业的制造技术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在行业选择过程中胜出的优势企业通常是那些研发投入强度始终持续保持相对较高水平的企业。当优势企业掌握较高的市场份额后，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会相对下降。但是整体上看，高增长行业的企业竞争行为不像市场结构的变化那样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规律性，企业竞争的重点因行业特点而异。
(3)产业绩效。行业初创期的投资收益率都较高，随着新企业大量进入，行业的投资收益率逐渐向社会平均水平收敛，在淘汰期阶段，投资收益率基本在社会平均水平附近波动。需要强调的是，行业投资收益率水平向社会平均水平的收敛，并不意味着行业内企业赢利能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由于行业技术和需求特征的不同，不同行业的企业赢利指标方差表现迥异。进口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对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有利于本国企业的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提高，但通常本国企业仍然在当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见表1)。
(4)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遏制垄断、促进竞争提高产业的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产业组织政策的主体是《竞争法》或《反垄断法》。
2.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
(1)市场结构演变：由“逆集中化”向“集中化”。与中国产业组织的整体特征一致，与同期国外相同产业相比，中国高增长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普遍较低。但需要注意的是，截面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虽然可以反映行业市场结构的绝对水平，却不能揭示行业市场结构演变的动态特征。由于行业发展的阶段不同，拿国内处于高增长期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国外处于成熟期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简单比较，很容易得出国内行业市场结构“过度”分散化的结论。根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观察，中国高增长行业的市场结构演化基本上都会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需求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以大量新企业进入为特征的“逆集中化”阶段；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出现的“集中化”阶段。
(2)企业行为：新古典意义上的竞争。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初期，企业竞争的重点在技术创新方面，产业高增长时期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密度是整个产业生命周期中最强的；但观察国内产业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中国高增长行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都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描绘的完全竞争市场的景象，即一方面市场中存在大量的企业，另一方面，企业竞争集中于价格竞争，而且市场均衡的价格接近平均成本，企业利润接近为零。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产品的差异性和现实世界中企业竞争的多维性，中国企业的竞争手段单一也直接导源于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和产品同质化程度高。
(3)高增长过程中的企业效益恶化和“产业组织黏性”问题。一般认为，行业需求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产业整体效益水平较高的时期，但出现在中国许多高增长行业的一个独特现象是，高增长过程中存在大量企业效益恶化和亏损的现象。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企业的大量进入和低效率企业的退出阻碍并存形成的所谓“产业组织黏性”。
3.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高增长行业市场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成熟市场经济中高增长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基本一致，即都经历了由市场结构分散化向集中化发展的过程，但由于中国高增长行业面临特殊的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条件，因此，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在企业竞争行为和产业发展绩效方面与成熟市场经济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竞争行为集中于价格竞争，技术创新投入较弱；产业效率方面，尽管竞争推动的配置效率较高，但体现为技术创新的产业动态效率较低，在效益方面，存在较大面积的亏损现象(见下页表2)。
二、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分析框架和影响因素
1.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一般逻辑
对于成熟市场经济的高增长行业而言，“进入期”市场结构的重要特征是新企业大量而且集中地进入。在行业出现高增长的早期，导致新企业大量进入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都很低：(1)初期的市场规模比较小，企业的设立成本很低；(2)需求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企业以较小的规模进入相当于获得了“实物期权”的价值；①(3)当一项新技术刚刚被商业化时，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被一致地、清楚地定义，消费者的需求表现出高度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在市场的“主导设计”②出现之前，大量的新企业会根据自己对主导设计的理解向市场推出大量的、高度差异化的产品；(4)市场中还没有出现主导厂商，因而不可能利用品牌优势、规模优势形成较高的策略性壁垒；(5)企业高度专用性的沉没投资规模比较小，退出的成本较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高增长的初期企业以较小的规模大量进入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早期大量进入行业的企业通常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被替代产品的生产商，如进入激光打印机市场的喷墨打印机生产商，这类进入者称为“水平进入者(horizontal)”；二是“垂直进入者”，这类厂商一般是新产品的元器件的生产商或者下游的客户厂商；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新进入者是新产品技术的供应者，他们常常通过创办企业实现新产品技术的商业化。在解释了新企业大量进入之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大量企业会在行业高增长初期“集中”进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基于“先动优势”：首先，最早进入行业可以最先开始积累竞争所需的技术能力，并充分获得学习效应的好处；其次，先动者最可能获得垄断某些稀缺资源的机会；再次，由于消费中存在的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先动者可以锁定部分消费者；最后，具有技术优势的先动者享有率先在市场中确立品牌的优势。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大量集中进入新兴行业的“羊群行为”成为厂商理性选择的结果。
可见，导致高增长行业“进入期”特征的外生因素是不确定性的需求特征和丰富的技术机会。在高增长的早期，新企业的竞争方式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竞争，而新产品或者表现为不同的“核心特征”和“建构”，或者表现为相似建构情况下“边缘特征”的差异。因此，在一般的产业组织演变模型中，新企业在进入的早期就开始了“技术能力”的迅速积累。
当产品的“核心特征”逐渐为市场认同时，主导产品出现，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演变进入下一个时期“淘汰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案例研究表明，进入淘汰期后，伴随着企业的大量退出，高增长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开始迅速上升，这一点与早期Bain提出的市场规模增长与市场集中度下降的假说相悖。为什么当产业高速增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市场集中度会快速上升呢？原因是当主导设计出现以后，企业竞争的重点开始转向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那些提供主导设计的先驱厂商和以最快速度掌握主导设计的厂商最可能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将那些对主导产品反应迟钝和低效率生产的厂商挤出市场。营销和制造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价格竞争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尽管这个时候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创新机会，但产品技术创新主要围绕开拓新的细分市场或者是对主导产品边缘特征的持续改进。随着市场规模和行业内主导厂商规模的增长，市场规模会拓展行业内的专业化和分工深度，这时的市场结构会表现出新的特征，即主导厂商的逆向一体化(disintegration)。
综合进入期和淘汰期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因，在给定市场需求和技术机会的条件下，进入、退出和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以及企业竞争行为的转变都是市场演化内生的结果。
2.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分析框架和影响因素
Scherer认为，影响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从而最终影响产业绩效的是一些可以称之为“基本条件”(basic conditions)的因素。Scherer进一步将基本条件分为供给方面的基本条件和需求方面的基本条件。在对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中，除了考虑外生的技术和需求条件外，还必须将制度转型、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作为重要的基本条件纳入分析框架，这样才能形成既能够容纳“一般性”又能够容纳“特殊性”的逻辑一致的实证解释，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得出有意义的规范判断。
(1)制度转型与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
我们拟以医药制造业为例说明制度因素对中国高增长行业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之所以以医药制造业为例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因素：首先是医药制造业具备“高增长”的特点，1987-2003年间，医药制造业产出年均增长接近12％，是期间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在我们统计的1999-2003年的高增长阶段，医药制造业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接近20％；其次，更主要的是，在可获得时间序列数据的两位数行业中，医药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替代性相对较高，因而数据的解释力较强。
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3年间，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随市场需求增长而连年增长，但行业内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赢利能力却表现迥异：集体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收益率随市场需求增长持续上升，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增长速度则远远落后于集体和外资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相对低下的效益和效率水平，使得国有企业成为市场退出的主体。统计数据反映，在1999-2003年的高增长期，尽管规模及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数量随着市场需求增长而持续上升，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份额却持续下降，这说明，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非国有企业大量涌入行业，并挤占了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所以，如果说成熟市场经济高增长行业的市场进入和市场淘汰是一个技术效率选择过程的话，那么，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既是一个技术效率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效率选择的过程。
中国高增长行业市场选择过程的制度特征在企业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主要的竞争优势和效益来源应该是产品研发，然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3年，医药制造业中国有和三资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1和1.4，二者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新产品销售收入贡献率方面，国有企业甚至高于三资企业水平。但另一方面，数据显示，非国有企业在广告投入强度方面却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可见，转型时期，高增长行业中的价格战和广告战不应该被简单地视做恶性竞争的表现，相反，在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技术环境下，价格战和广告战往往是那些机制灵活、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企业赖以获取市场份额和利润的竞争优势所在，是企业能力的外在表现。
此外，制度差异也是解释前文提到的高增长行业中较长时间、较大面积亏损和企业效益恶化现象的重要因素。仍然以医药制造业为例，2002年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净额(利润总额+亏损总额)增长22.4％，然而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同期增长42.4％，2003年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净额进一步增长24％，而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只下降了9.2％，利润净额和亏损总额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显著差异表明，产业内赢利能力悬殊的企业在共生共存，其实质是市场选择机制的失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生产的过度分散化，而在于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成本的差异长期维持，即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存在严重的“黏性”。对于产业组织黏性问题的解释，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归因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政府扶持[1]，但根据我们对医药制造业的分析，外资企业在亏损比例方面与国有企业水平基本相当，在亏损比重方面甚至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因此，企业制度效率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不能完全解释产业组织黏性问题，我们认为，来自政府管制层面的制度因素，主要是破产制度的不完善和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保护是导致企业退出阻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2)产业转移、技术引进与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
制度转型可以解释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诸多特征，但制度转型并不是中国产业增长的全部条件和起点，因而仅仅从制度角度做出的分析也不可能对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特征给出完美的解释。如针对市场结构分散化、恶性竞争(价格严重侵蚀利润)等问题，关注制度分析的“产权论”者认为，“技术落后”和“国有企业产权”是恶性竞争的充分必要条件[2]，但观察中国家电业的高增长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彩电业为例，高增长时期价格战中的主要发动者长虹、康佳、TCL等都不是产业中的技术落后者，非国有性质的家电企业也都积极地参与价格战；而“产权论”在解释几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部分行业如VCD、DVD行业高增长过程中发生的过度进入和价格战现象时更是毫无用武之地。我们认为，该理论的不足在于忽略了中国高增长行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外取。
在一般的产业组织演进模型中，在行业高增长的初期，由于主导设计还未出现，行业的技术创新机会丰富，因而大量新企业以差异化的产品创新的形式进入市场。由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后发”性质，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因而市场开始形成的时候，主导设计客观上已经存在，企业没有必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和资源开发新的产品，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相对落后、但又与企业自身能力相适合的技术和生产设备成为本土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的理性选择。技术引进大大降低了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的壁垒，加之中国特殊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较大的市场规模特征，大量进入成为中国高增长行业发展初期的重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同样在高增长初期表现出企业大量进入的市场结构特征，但一般产业组织演进模型和中国的产业组织演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条件是不同的，前者是给定没有主导设计的条件下存在大量的技术创新机会，因而企业以产品创新的方式进入新兴行业，而后者则是给定主导设计的前提下由于缺少技术创新机会，因而企业通过技术外取大量进入行业。
给定技术机会的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同市场结构一样也是内生的。目前中国很多学者将企业价格战归结为市场结构分散化，但仔细分析，虽然市场结构与竞争强度密切相关，但在不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手段的选择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没有任何比较普遍接受的理论或经验证据可以支持“市场集中度越低，企业的竞争行为越倾向于价格竞争”的结论。企业选择何种竞争手段取决于不同竞争手段的相对收益，或者说取决于企业的能力和取得各种竞争资源的相对成本。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行为主要受需求、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和创新收益的内部化能力(appropriability)等因素的影响，而市场结构对于企业技术行为的影响并不清楚(Cohen，1989)。我们认为，与国际产业转移相联系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是导致国内企业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企业的竞争重点转向更符合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制造效率提高基础上的价格竞争和营销竞争，而为了充分地利用生产规模经济(工厂层次的规模经济)和更大规模地分摊营销成本(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企业就必须将扩大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高增长行业在经历了初期“逆集中化”之后的“集中化”过程与一般产业组织演变模型中的“淘汰期”的机制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不同的是，由于本土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机会的缺乏，因而企业追求研发在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的动机不强。
三、中国高增长行业的产业组织问题及产业组织政策导向
在市场结构方面，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经历的“逆集中化”和“集中化”过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产业在高速增长阶段经历的“进入期”和“淘汰期”所呈现的特征基本一致。但二者背后隐含的机理不尽相同，后者面临的基本条件主要是“技术”和“需求”，而中国则还包括“制度”和“赶超”的内容。所以，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尽量减少制度性因素对市场结构的扭曲，如加快微观主体的产权改革，矫正企业的经营行为，减少政府对竞争性产业的过度干预，加快产业组织演进中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市场结构分散化本身只是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一个状态，是在给定外生条件下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应成为政策直接指向的目标。
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不是市场结构，而是企业行为特征。在“进入期”，与成熟市场经济的产业增长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型进入不同，中国高增长行业的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型进入使得中国的企业行为、从而产业绩效在发展之初就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前者在高增长初期企业竞争的重点是产品创新，而中国高增长行业大量企业进入的结果是产业配置效率的提高，企业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在“淘汰期”，中国企业的竞争重点转向能够实现企业层面规模经济的营销和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动力仍然不足。可见，与成熟市场经济不同，中国高增长行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一直没有伴随有企业产品技术能力的显著提升，而企业技术能力的培育恰恰是一个持续的投资和学习过程。企业的技术能力越低，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能力差距越大，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就会越少，企业创新的动力也就越弱，这样，本土企业就会陷入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和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的恶性循环中。因此，中国高增长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虽然竞争推动了产业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在竞争推动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新产品创新没有成为企业资源投入的重点。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高增长行业在产业组织方面的主要问题和相应的产业政策指向为：(1)中国高增长行业市场结构演变的外在特征基本合理，但市场结构背后存在严重的制度性扭曲，产业政策的指向应该是逐步消除制度性扭曲，恢复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合理演化的机制。(2)在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将制造效率提高基础上的价格竞争和营销竞争作为主导的竞争手段具有合理性和一定的效率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种竞争行为又会影响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从而伤害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动力。相应地，产业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企业竞争行为，而是改变企业资源投入的激励结构，从而引导企业竞争优势、特别是主导企业的竞争优势从生产效率向技术创新能力的转变，以最终实现产业竞争力由成本优势向产品创新优势的转变。
注释：
①该思想的详细讨论见Dixit & Pindyck，"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是由特定的建构(architecture)组织起来的核心特征(core characteristics)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