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在美国发展的历程、现状与问题_移民欧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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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华文传媒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华文传媒最为发达的地区。获益于美国华裔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华人社区规模的日益扩张，服务于华人并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的华文传媒不断成长起来，并在美国华人社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种族群传媒，华文传媒的发展深受所在国族群政策与传媒政策的影响。在美国，伴随着族群政策从“盎格鲁—撒克逊化”到“熔炉化”，再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以及传媒政策不断放松并朝着市场化与自由化方向迈进，华文传媒也从初期的艰难起步发展到现今日益成熟与系统化的市场格局。

      

      一、同化主义政策下华文传媒艰难起步

      在美国，华文传媒的发展受族群政策影响颇深。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族裔成分众多、族群问题错综复杂，族群政策也历经变迁。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兴盛之前，美国的族群关系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自欧洲向北美移民开始至20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化”阶段与20世纪初至20世纪50、60年代的“熔炉化”阶段。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无论是强调以传统文化为中心并要求其它文化服从于该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化”阶段，还是认为在族群融合过程中移民民族与文化群体将丧失其文化特征与认同并塑成新的民族认同的“熔炉化”阶段，其核心都是追求美国民族在文化传统方面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的基础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民族核心和主体的美国人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因此，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化”还是“熔炉化”，以白人为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作为主导文化未曾动摇，其它族群一直处于文化权利结构的边缘。

      由此，同化主义政策成为美国很长一段时期内解决族群多样性问题的主要方式。为了推动同化政策合法化，政府与主流社会往往通过行政力量、学校教育、选举制度以及大众传媒将“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努力淡化少数族群历史、弱化少数族群文化与认同。同化主义政策背景下，亚、非、拉民族文化遭受的偏见与蔑视，以及这些民族人口数量与移民所受限制给族群媒体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华文传媒的生存状态也同显艰难。

      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记载，首次的华人移民浪潮开始于1820年左右。直至1882年，华人移民美国都较为自由。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大都从事体力劳动，主要职业为矿工、木工、筑路工、农场工、制鞋工、搬运工和小生意人等，他们不仅收入微薄，也不享有美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伴随着这一批最早移民的到来，首家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Golden Hill News）于1854年创办，由此也拉开了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序幕。然而好景不长，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令》，规定美国的“州和联邦法院均不得准许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与本法令相抵触的所有法律一律作废”。这一法令的出台从法律层面将华人排除在主流经济与社会生活之外，华人生存与经济发展的受限也使得华文传媒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发展时期。

      首先，《排华法令》通过后，在美华人移民数量急剧减少。根据统计，1880年在美华侨的总人数为105465人，1900年就减少为89863人，1910年减少为71531人，到了1920年，只有61639人。相应地，华文传媒市场空间也尤为狭小。其次，华人移民大多教育程度不高且为临时侨居者，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范围往往局限在唐人街内。这样，华人移民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简单的社会交往方式使得他们很少依赖族群传媒获取新闻与进行交流。再者，华人社区弱小的经济规模也难以支撑族群传媒的发展。于是，这段时期的华文传媒运营规模都非常小，开办时间也不长，有限数量的几家华文传媒主要在华人较为集中的洛杉矶、纽约以及旧金山湾区等地区，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联系，呈现出一种零散分布的格局。

      直至20世纪初，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激烈化，并逐步蔓延至华人移民所在国。各个政治组织与派别都纷纷资助美国主要的华文报刊并将其作为舆论斗争与宣传的阵地，大多数的华文报刊的开办与发行也都依赖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美国的华人传媒发展才开始进入一个小的高峰期。国内政局的变化会对它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国内不同派系、营垒的斗争，也会在这里得以延续。如辛亥革命之前的华文报刊竞争展现为《自由新报》《少年中国晨报》等革命派报刊和《文兴报》《维新报》等保皇派报刊之间的较量；20世纪20年代后，华文报刊则主要分化为《美洲国民日报》等国民党左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等国民党右派报刊与《平等》《侨光》《先锋》等支持共产党的报刊；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抗日后，新中国建立后的报刊除少量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和中间派报刊外，绝大多数属于“国民党办”、“亲国民党”或“中间偏右”类报刊。但这些华文报刊带有鲜明的政党报刊特色，也就注定其难以实现大规模与现代化发展。

      二、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与华文传媒蓬勃发展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为族群传媒发展带来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而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传媒政策去管制化，也推动了传媒朝向更加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华文传媒由此获得进一步成长的契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在多族群的社会里，各种不同民族、族裔、性别等族群的文化传统及权利都应得到尊重，建立一个多元、平等与相互尊重的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不仅重视多元族群共存的现象，还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倡导通过政策来维护少数与弱势族群权利。

      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反思并调整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多元文化策略。如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民权法》《选举法》与《移民法》废止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移民政策的放宽以及少数族群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劣势地位的改变使得大量华人进入美国，华裔人口数量及其活动范围快速扩张，华裔人口构成也由早期劳工阶层向高知识、高收入阶层转变，由此为华文传媒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与受众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美建交，为美国华文传媒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华文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在70年代至90年代间有近300种华文报刊创刊或继续出版，华文报刊发行区域也突破了原先的地理局限，从少数几个城市扩张到全美十余个州。如现在美国主要的几家华文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在美国全境发行，发行量达到10万份以上。与此同时，一些区域性华文报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大量出现，如洛杉矶的《中国日报》《台湾时报》《国际日报》等，这些区域性报刊多为周刊且免费发行，发行量从数千份至上万份不等。而且，由于华文传媒市场化发展的深入以及政治斗争的缓和，华文报刊长期与政治联姻的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极少数具有官方背景的报刊外，大多数的美国华文报刊都是以商业运营为主，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机构运作与发展，并由此也带来内容上淡化政治立场、朝向专业化发展的变化。

      在广播电视方面，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推行各种政策与措施，旨在消除对少数与弱势族群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弱势地位与受歧视状况的“肯定性行动”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议会、法院和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开始逐步增加少数族群在广播电视所有权方面的比例，并于1978年由FCC公布了三项优惠少数族群措施，包括比较听证优惠（comparative hearing preference）、折价出售（distress sale）和“延迟付税证明”（tax certificate），以此来增加少数族群拥有电视台的机会与丰富少数族群广播电视节目。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传媒规制的背景下，FCC又进一步开放了部分广播电视频率给族群传媒，并放宽国外传媒进入美国的条件。华语广播电视也由此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语广播电视逐渐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兴起，如早期的华语电视台、亚美电视、海华电视、中华电视均于70年代创办。至20世纪80、90年代，华语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也相继出现，并逐步拥有了自己的专用频道。发展至今，美国的华语广播电视已经初步形成境外卫星电视覆盖全境，本地电视服务社区的格局。如通过DIRECTV播出的凤凰卫视美洲台、凤凰卫视咨询台和CCTV-9，通过长城卫星电视平台提供的CCTV-4、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美国境外电视频道都可以实现全美覆盖。美国本地的华语广播电视机构主要为区域性广播电视台，如美国华语电视和美国中文电视主要覆盖美东地区，天下卫视和国际卫视则主要覆盖美西地区。

      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兴起后，美国的华文新媒体也快速成长起来。一方面，不少华文报刊与华语广播电视台纷纷创办网站，如《世界日报》《明报》《星岛日报》《侨报》都开办了官方网站，借助新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一些服务于美国华人的新媒体平台也不断崛起，除了北美新浪网、Yahoo中文网这些最早一批登陆美国的中文网站之外，各种新形态的华文媒体也纷纷出现。最值得一提的是麒麟电视（KyLinTV）。作为美国最大的中文网络平台，麒麟电视通过普通电视、智能电视、个人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手机等多媒体终端提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70多个中文电视频道。由此，美国的华文新媒体也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发展形态。

      总体而言，在宽松的族群发展政策与去管制、市场化、自由化的传媒政策推动下，美国华文报刊、华语广播电视以及华文新媒体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立体化与系统化的传媒格局。

      

      三、美国华文传媒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得益于族群政策与传媒政策推动，华文传媒实现了五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但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华人社会转型、数字技术发展催生的新媒体崛起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扩张，都使得华文传媒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历经挑战。

      首先，华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使得华文传媒受众群体发生变化。一方面，在美国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与多元文化主义被广泛接受的背景下，美国至今仍是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家，华人移民数量的不断增长给华文传媒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据有关统计报告显示，自2000年至2009年间，华裔数量增加33.3%。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3月公布的数据，华裔是美国最多的亚裔人口，在2010年已达400多万，并预计在2020年突破600万。同时，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n Media）的调查还显示，全美约有80%的华裔经常阅读华文报纸，25%的华裔收看华语电视的次数多于收看英语电视次数。基于这些人口形成的强劲购买力以及华人经济规模的飞速增长，华文传媒市场无疑颇具发展前景，华文传媒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市场机遇。

      但另一方面，与华文传媒有着紧密接触的往往是第一代移民或者是暂居在美国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对于在美国生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而言，他们的第一语言为英语，对华文的使用程度相较第一代移民而言相差甚远，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当地主流传媒，而并非将华文传媒作为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这使得华文传媒发展面临着受众流失的巨大危机。因此，对于华文传媒而言，在不断加强内容创新以留住现有受众并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同时，也可以尝试采用双语的形式加深与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交流。这样，华文传媒在扩大受众群体的同时，还能积极发挥华文传媒的推进文化传承与加强文化认同的作用。

      其次，数字技术发展与新媒体崛起驱使传媒生产过程与存在形态发生很大改变，也将华文传媒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不少传统华文传媒，如报刊与电视纷纷与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结盟，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自身内容生产制作的升级换代，实现信息获取与输出的便捷化，并提高信息呈现质量；或将新媒体视为新的传播平台加以利用，以此达成不同区域、用户人群的跨越式覆盖。

      但毋庸置疑，数字时代的到来与新媒体的出现带给传统华文传媒的不仅仅是福音，随之而来的还有严峻的挑战。借助于新媒体如互联网、手机所具有的跨越时间与空间、互动性强与个性化选择等特点，美国的华人既可以阅读或收听、收看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的华文内容，也可以享受如本地网站、数字电视平台所提供的有别于传统华文传媒的多媒体化与互动性强的资讯与娱乐。因此，华文新媒体的崛起必然分流一部分传统华文媒体的受众与广告，而传统华文传媒市场的缩小又进一步加剧它们之间的竞争。从这一方面来看，传统华文传媒既要加强基于数字技术的资源整合的能力，同时也要提升与新媒体互动的能力，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

      最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扩张，虽然有助于中国的资本进入美国并拥有属于自己的传媒机构与平台，如中国的松联国际传媒和天星传媒联合收购美国的天下卫视、俏佳人集团收购了美国的国际卫视与蓝海电视，从而实现华文传媒版图的扩张，但更值得警醒的是，在商业传媒体制的美国，华文传媒的生存空间也面临着被资金雄厚的大型传媒集团蚕食的困境。随着美国华文传媒市场吸引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美国主流传媒集团或非华人资本纷纷进入到华文传媒市场中，或是创办华文报刊或华语电视台、播出华语节目，或是通过互联网开辟华文版。如美国的两家全国性电视台AZN以及ImaginAsia TV都开设了华语节目时段，播出华语新闻、电影与娱乐节目。但是，这些非华人资本并非如华人资本般具有天然的族群意识。它们只是单纯地追逐商业利润，将华人受众视为“商品”，并理所当然地借助资本之力在将主流文化灌输于其内容产品之中，歪曲或者不断边缘化中华文化，并模糊华人身份与弱化华人认同。于是，对于华文传媒而言，如何壮大自身实力，从而具备与主流媒体和大型传媒集团竞争的能力是值得深思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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