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创新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进步论文,十周年论文,强大论文,理论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南方谈话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天，在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着艰巨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任务。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多方面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勇于推进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改变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状况，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从而顺利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不同思想的冲撞相对平缓，人们的认识容易统一，推进理论创新相对比较容易。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由于各种思潮激烈交锋，不同意见相持不下，推进理论创新往往比较困难。不解放思想，不解除束缚我们事业发展的精神枷锁，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发展，因而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在改革开放的困难时刻，尤其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由于在重大历史关头推进理论创新，对于打破传统观念的禁锢，解除人们的思想困惑，凝聚全民族的统一意志，明确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在社会发展的常态下难以比拟的作用，因而愈是在这样的关头推进理论创新，就愈是能显示出理论创新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威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一时期，我国国内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际上政治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历史上罕有的重大曲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敌对势力借1989年的政治风波疯狂地向我施压，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纷纷登台表演，使历史再次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当时，中国面临着三种不同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中国出现的问题和苏东社会制度的蜕变归咎于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固守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种选择是试图效法东欧苏联，改旗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第三种选择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坚持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根本改变，建立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着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否定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否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左”的和教条式的传统观点的尖锐挑战。如果不能以非凡的勇气推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将前功尽弃，中国必将退回到僵化的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将出现停滞和倒退。
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勇气，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伟大气魄，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高屋建瓴，深思熟虑，以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南方谈话提出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理论主张，不丢老祖宗，敢于讲新话，言前人所未言，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理论主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这些犀利的分析，如同一股浩荡东风，扫除了各种对改革开放的指责和诘难，驱散了弥漫在人们心头的疑云，极大地坚定了人们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东方风来满眼春”，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抓住阻碍社会前进的要害问题推进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我们党执掌政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还不长，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待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形成系统深入的认识。因此，凡是在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问题上作出理论创新，对我们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都或迟或早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促进作用。但是，抓住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要害问题，抓住那些人民群众最困惑的问题，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破除社会进步的阻力，扫除社会前进的羁绊，这种理论创新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引导作用又是一般的理论创新难以比拟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能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篇讲话针对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抓住要害问题，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如前所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国内外形势所决定，“左”的思想倾向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存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危害暴露无遗，全国上下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清理。这时，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开始呼风唤雨，重新抬头，矛头所向直指改革开放。什么“改革开放就是改向”、“所有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左”的言论貌似革命，实则混淆视听，拿大帽子吓唬人，动辄给搞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群众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这就使姓“资”姓“社”的诘难和疑惑成为改革深入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回避矛盾，不虚与委蛇，不避重就轻，而是全局在胸，洞若观火，抓住要害，单刀直入。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P372)为了给改革开放扫除障碍，他抓住这个要害问题，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阐发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论断。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并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P375)的历史告诫。
南方谈话以锐利的理论锋芒、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抓住阻碍社会进步的要害问题，推进理论创新，有力回击了“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非难，为解除人们对姓“社”姓“资”的困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以此为契机，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跨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再次显示了理论创新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威力。
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价值取向推进理论创新
让理论创新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必须解决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问题。一般说来，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是为了构造理论体系，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为了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曾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当然，他也认为，这绝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他强调，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但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邓小平的所有理论创新，正是围绕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的，所以，这种理论创新才能转化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推进理论创新，还要进一步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往我们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理论创新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还要看到，“三个有利于”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创新引导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与此是密不可分的。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因为他认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为什么要作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新论断，因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都离不开发展。邓小平为什么要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因为他认为，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不仅是南方谈话的重要理论创新，为判断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提供了根本标准，而且其本身也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的转化
让理论创新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必须通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转化为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创新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新突破，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新揭示，还属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理论创新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必须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没有这个转化过程，再好的理论创新也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而从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还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还要克服重重阻力。如果说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破除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那么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不仅要破除人们的旧观念，还必须破除旧体制、旧做法，这必然要遭遇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和习惯势力的抵制，所以难度往往更大。这种情况往往使理论创新或者胎死腹中，或者被束之高阁，或者被钝化扭曲。因此，实现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的转化，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不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也不行；举棋不定，徘徊观望，更不行。必须冲破阻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南方谈话给予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P372)他以深圳创办特区、兴办“三资”企业为例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有的人还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2](P372)因此，他强调，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争论，允许看，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还以当时刚刚在试行的证券、股市为例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2](P373)
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定地主张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南方谈话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迅速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使我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向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极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根据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并将这些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挑战，应对世界多极化情况下霸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新挑战，应对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信息网络化对我国经济结构发展滞后的新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尤其要发扬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创新精神，真正使理论创新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总结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从我们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思考和理论概括。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武器，必将成为我国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动力，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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