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基本原理、时空与当代性——兼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基本原理论文,当代论文,文本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8-0030-09
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鲜活的行动指南,理论自身所蕴藏的适应力和对现实的解释力促使它能够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发展积极做出应答。诞生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如何面对不断地被宣布“过时”或“终结”,正如所言,“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产生危机。由于对论证问题的旧表述不能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1](P70)詹姆逊一语道出问题实质,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做过时论的攻击无疑是错误的,这种论调把理论的某种具体解释形态的过时与理论本身的过时混淆起来,其结果必然走向错误。
毫无疑问,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需要重建的理论,也反对那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鼓吹文化社会形态是新的即第六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否定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认为文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决定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应该为精英治国论、精英决定论所代替,等等,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构建一个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这种新历史唯物主义是反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人类正面临全球化,包括正在进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现实提出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包括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当代特点问题,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问题;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当代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否已经过时,如此等等。另外,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会根据时代发现新的思想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的原理,以开放的创造性态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时代新课题的创造性回答,以此丰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通过深入研究文本发现以往未被发现、未被重视或长期被误读的原理,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论述;三是正确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夯实基本原理与时代现实的关系,凸显其当代意义和价值旨趣。
一、文本表述:阐释与发掘的源泉
无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赞成、推崇还是诘难、非议,我们只能依靠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阅读,结合文本的历史输出境况,契合当下时代问题,最大限度地做出对文本作者思想的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独特的社会批判智慧及鲜活的社会分析方法,而要历史地、本真地再现马克思所开启的哲学革命,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完整视阈、基本观点、本真精神和活的灵魂,其关键就在于真实地面对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做到学术研究上的方法论自觉。
思想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史料的甄别、掌握和研究。史料也就是文本依据,史料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理解的差异甚至分歧对立。而“文本就是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2](P69)论文、手稿、笔记、专著、书信都包括在这种文本里面,我们把这些样式称为书面言说的直接性文本。文本的产生脱离不了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因此,能成为根源性的最为根本的“文本”则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及其实践。“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来自一定‘文本’的解读,而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生活实践,则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3](P120)可以说,任何文本的发生都是为了回答作者所处时代的问题,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和映射。同时,文本的研究并非简单的复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意义上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求文本的内在语境与当下实践境遇的结合。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文本研究不可能脱离价值旨趣的制约,走向一种所谓中立的纯学术研究。同样,如果舍弃任何价值色彩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结果必然陷入一种形而上学层面的误读,最终远离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语境。以一种貌似公正立场把马克思定格于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来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学说,这种人为贬抑的做法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可取的。马克思哲学文本固然是已逝的历史,但不是静止的历史。它的解读需要研究者在时代问题和当下社会境况所呈现的价值域中才能彰显。以局外人的立场在马克思文本之外予以解读将不可能真正把握文本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和实质。所谓“无立场的反思”建构的只是一栋空中楼阁。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史观的文本表述存在争议。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一段话是最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精髓的表述,即所谓的“经典表述”。但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以这个表述来理解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无疑会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即是对它的一种误解。有学者就认为,与经典表述最为相似的话应该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544-545)因为在这里作者“几次使用了‘这种历史观’或‘这种观点’的说法,明确指出这是在表述一种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唯物史观。……这才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更为彻底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解释”。[5]的确,《序言》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论述,它是从经济学研究中得出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宣判和决裂,具有恩格斯晚年总结的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方面的作用存而不论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序言》的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核心观点的总结。没有《序言》提纲挈领式的论式,我们很难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因此,西方不少学者把批评目标针对《序言》决不是偶然的。只要推翻了《序言》中的论断,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会随之倒塌。但《序言》的理论价值和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奠基作用,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丰富和完整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沿着《序言》开辟的道路朝前走,是走向真理;相反,则是重新回到历史唯心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形式的认识,实质上涉及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解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序言》中的那段话所说的根本不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它只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讲的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但表述不够完善,也称不上“经典”。应该说,对一个问题存在争议是好事,无疑会促使人们给予更多关注和深入研究。对待文本,我们要有科学态度,恩格斯曾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6](P647)其中附录指的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们既要反对文本教条主义,又要避免文本虚无主义。在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应该以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主要文本为依据,我们要分清早期文本和成熟时期文本,对于马克思未公布于世的早期著作和大量手稿,必须仔细甄别、有所取舍。避免这些“辅助文献”成为主要文本依据,而应选择映现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文献作为解读它的文本。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的主要映射和载体,特别是当下实践对该理论的种种反应,要求我们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解读和从什么路径解读,这就成为马克思哲学文本诠释中不可或缺的论域。我国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通常遵循两种思路:一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中获得解读,另一种是从文本中寻求解读。“推广”说在时下饱受诟病,事实上实践也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斯大林教科书体系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不能简单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和推广,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中通过逻辑推论或演绎可以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推论的逻辑前提,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出现了两千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能从中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不依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果没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肯定不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研究历史和经济学,包括研究当时的斗争现实,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前面所言,经典著作和辅助文献的取舍对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但同时我们又面临“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结果可能迥然相异,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7](P2)所以,我们必须深刻挖掘经典作家原始文献,进而历史地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历程。文本的建构浸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简单化、粗暴地对待马克思哲学文本,抛弃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都将遭遇解读的困境,难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运思。
二、基本原理:发展与创新的基石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发现、提出时代的问题并予以正确回答。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8](P281)基本原理或基本思想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得以成立的关键部件,它决定着该理论的实质和性质。历史唯物主义亦是如此。那么,究竟哪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呢?首先它不是教科书,教科书的水平是教科书编者的认识和水平。教科书的编著从来都受自身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教科书有教科书的特点,它要经常修改、补充和不断编出新教科书。有学者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中,应该突破原有的教材体系。这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紧跟当代科学技术成就,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纠正过去教科书中的缺点,以及前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解读的错误或不足,深化对实践本质和功能的多角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化的表现,但这不能理解为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教科书并不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无论是研究还是编写教科书都有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9](P67)列宁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一般的指导原理,毛泽东称其为普遍真理,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已被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列宁在1916年11月30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三条基本原则,在这里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9](P163)
第一条是应该历史地看待每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应该研究马克思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什么语境中提出这条原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特点,具有历史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写教科书,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具有论战性的批判性特点。因此,针对不同论敌、不同情况,表述可能不同。如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可以有多种表述,如生产力、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工、工具、科学,不同情况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例如,经济基础有时单指所有制,有时强调生产关系总和;生产关系总和可以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和,也可能是同一社会中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像自然科学原理一样具有唯一的、公式化的、定理化的表述方式。这种教科书的表达方式不是马克思主义创造者的表述方式,只能是后人把它的学说编成教科书的方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留有多种解释的空间。我们很多争论都源于词句和表述的不同。因此如何从多种表述中把握基本原理的本质,而不是在词句上和用语上纠缠,这是个重要问题。
第二条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之间的关系,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各基本原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性和层次性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互相支撑,存在逻辑一贯性。因此,在原理运用时,不能把某一条原理片面化,绝对化,必须考虑原理之间的关系。由于适用的范围不同,这就有大原理和小原理之分。大原理是在小原理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更带有一般性的结论,小原理是论证大原理的支撑点。离开小原理,大原理就不可能成立。例如,有人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太肤浅,无非是吃饭哲学。吃饭的重要性谁都知道,中国古人说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知礼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吃饭哲学,它错误地、蓄意地贬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作用是为解决历史存在和发展基础问题而提出这个命题的;是针对历史上几千年存在和流传的天命神意论、意志论、观念论、英雄决定论、抽象人性论等而提出这个命题。也就是说,它明确地把传统历史观倒转过来。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地认为,人要生存必须首先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而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揭示如何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并揭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交换、分配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等等,这些是不可能仅仅用吃饭两字所能概括的。吃饭的重要没有人不知道,可把它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发现其中一系列规律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贡献;否则何以称为伟大发现——有关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再如,当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最终的作用时,不能忘记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不能忘记上层建筑因素特别是国家政权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应该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联动因素来考虑;当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直接动力时不能忘记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动力作用,必须两者联系起来,阶级斗争必须有利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才是积极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如果它不利于甚至阻碍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就是不合理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社会基本矛盾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如此等等;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每条原理都与另一些原理相联系。它的真理性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任何一条原理如果孤立起来,就会转化为谬误。当把经济决定作用绝对化就变为经济决定论;把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绝对化否认偶然性的作用,就会变为宿命论和机械论;把上层建筑反作用绝对化便会变为文化决定论、或者国家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如此等等。原理的真理性存在于它的相互关联之中。
第三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必须考虑对象的实际情况,即列宁说的具体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毛泽东说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例如,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求突破旧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萎缩要求先解决生产关系?这要视情况而定。在西方,是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突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这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在前,生产关系改变在后;而在中国,则是生产力萎缩,在旧制度和旧生产关系下无法发展,因而先革命,先改变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然后才可能发展生产力。中国生产力的大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性的理论,因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并非是单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管生产力水平多高,只要生产关系能容纳它的发展,就不会发生革命,不管生产力水平多么低下,只要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发展,就会革命,就应该革命,革命后再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创见的。对有些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在前革命在后,而对某些国家则是革命在前,生产力的大发展在后,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已使这个论断具有了合理性。这样,教条主义才能避免。列宁主义留给我们的三条基本原则告诉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来推进理论的重要原则,它比抽象地鼓吹重建或者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之类更具重要性。
教科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完备的,因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和基本原理的发掘,会受到时代和学者水平的限制。可以肯定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仍然有许多处于萌芽状态,被忽视或由于时代条件来不及研究的内容。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文本的重要意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的映现,当然包括新的条件下文本的研究。至于对已经确定的基本原理,同样有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问题进行新阐述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具有时代性,写作年代就是它的时间限定,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本不同,基本原理内含超越文本时间限定的普遍性。可以说,任何一种学说,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其中阐述的理论不能超出它的出版时间,就没有任何学术思想价值。而事实证明,历史唯物主义超出的时间越长,其学术价值就越大。
三、时空变幻:推陈与出新的土壤
时代是历史鲜活的展现和记录。我们生活在一个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时代。人们获得空前解放却又遭受着对象物的更直接支配;生活越来越富足和自由,人生的意义却越来越浅薄和虚无;经济越来越发展,环境却越来越糟糕;文化消费越来越多样化,精神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总体财富越来越大,阶层分化却愈来愈严重……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几乎全面异化,人类历史在不断产生问题与回答问题之间博弈,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超乎人类的想象,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冷兵器时代和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状态已被彻底打破,所谓独善其身已不再可能。因此,这个时代的任何问题不再单纯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间的问题,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被纳入到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我们面对的时代课题不仅仅是地域性的“中国问题”,而是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和世界性问题。发展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明都无法拒绝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追寻现代性的中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是存在于时空的真空,不可能忽略时空的转换而持久生效,因此,理论自身的创新和突破势在必行。
荷尔德林曾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10](P21)愈是接近危机,拯救的道路愈是宽敞。历史唯物主义以其自身的理论范畴谱系反思和揭示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完善和规范人类的活动,这样,理论的批判功能就得以实现。只有那些在最新的时空中出现的并对以往不言自明的哲学前提予以证伪的问题,才能赋予哲学思考以真正的启迪。庞蒂指出:“马克思在学术上的新贡献不在于把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在于从经济问题里找出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的真实相等物。”[11](P165)当代中国正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问题的症结、把握分析的进路、提出发展的思路。科学发展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理念,不仅同一定时代及其社会实践方式紧密相联,更是同认识主体的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息息相关,反映着中国现代化理论本质特征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现实的祛魅和澄明,进而在对它的批判中实现现实历史走向规划未来的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旨趣。时代像幽灵一样驱使着理论的脚步,理论创新源于历史现实而又是历史现实萌芽的充分展开。新的时代更是呼唤理论的创新。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生存境况,所谓的哲学范畴只会带给人们一些似是而非、徒有虚名的哲学“假问题”,而那些沉醉自我、桎梏于这些假问题的“学者”往往会迷失自我,永远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创新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革,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论创新不可能是细枝末节、局部的休整。如果我们不顾现实情况和已有条件,故步自封,死守创始人在其特定时代、特定条件下做出的理论判断,不与时俱进,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现实的关照就会出现重大失误甚至错误。而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理论要求我们“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9](P169)
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运用的重点是变化的。例如,马克思是在人类已经获得的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新哲学的创建,所以他比较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哲学分析;恩格斯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新发现,系统论述马克思和自己原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比较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晚年恩格斯又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阐述重点发生转移,改变了创建时期来不及阐述留下的理论空白。列宁比较注重认识论和辩证法,可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这两本代表作中得到证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突出的成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关于十大关系的学说、关于实践的学说,等等。这不是新哲学形态的创建,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的转移同样是明显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性变革”、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国(俄国)胜利”到中国几代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转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发生哲学形态的变化,但它的内容得到丰富、发展和创造性应用。
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无论是不同时期关注主题还是运用侧重点有何不同,人们都不是通过构建新的哲学形态,而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次生态或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以后,哲学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人的哲学问题、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等哲学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决不能忽视这些变化和进步,这些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分支或部门。我们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哲学或哲学问题独立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容已成共识。诘难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往往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来指责和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马克思哲学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实践性及其与现实境况的直接关联性。以时代变迁、经验历史来指责理论的缺场是历史唯物主义常常面临的挑战,但这些质疑者恰恰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的自我反思性,也就是理论对自己本身的批判力。而这种反思性、自我批判性在时空的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与时俱进及其拥护者对它的不断完善和诠释,而不是所谓重构、重建甚至彻底推翻。事实上,资本主义不管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其生产方式仍然是该社会形态的基本建制,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抑或晚期现代性、消费社会等都没有突破资本的原则,而是贯穿和实现着资本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所诞生的这一社会历史存在论处境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当然一种理论,它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因为理论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既有一般性,更有其特殊性。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价值功能不在于它提供某种现成的知识观念体系,也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在于它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促使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与实践不断前进的创新。批判是哲学发展和变革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对时代课题的诠释不仅体现在与时俱进地改变自身的理论形态,而且通过其所蕴含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和开放精神,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引领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超越,从而为时代课题开启理论指引的航程。
四、结语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反思”的学问。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单纯的反思哲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对全球化时代的反思,即对现实的深刻反思。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有着受制于时代的一面,但从人类学本体论上说,人是肉体自然存在物和精神文化存在物的二重性存在,精神超越是必要的,哲学是人类无法拒斥的。马克思跳出单纯哲学的范畴,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论域中去重新阐释它的哲学,即新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批判,通过对旧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批判,把哲学立足于坚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并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性发展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程“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这同马克思从上层建筑着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是相一致的”。[12](P21)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所关注的就一直是工人阶级的命运以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批判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这样的理论视阈中生发出来的,所以它的核心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一些经济学概念。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分析中引出的历史规律的结论,可以说正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才产生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历史学家的优越之处。他们不仅借助于具有实证性的历史,不致陷入纯思辨的历史哲学;又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从中概括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又超越单纯的历史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入场”路径,决定了它的出场路径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并以此来探寻和规划人类解放之路和社会发展走向。从一开始,历史唯物主义就与现代西方哲学走的不是一条道路。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以存在论的具象在当代语境中出场的话,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兼具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面貌出场的。
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也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灌输的正统观念,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能力。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哲学,为我们正确认识现实和历史提供比历史唯物主义更有效的理论方法。当代,各种有点新见解或某些智慧的哲学是有的,但是就其对作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实践真正能理解历史和现实的我们来说,并不适用,我们不是为构筑和构造玄而又玄的哲学体系,不是空谈哲学,所以最具有说服力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正因为这样,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不能停留在原理的解释上、名词概念的争论上,一句话,不能是如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大历史观和小历史观的争论,不能是解释学意义的争论,必须是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历史观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更能提供对现实和历史的理解的可能性问题上展开研究。无论是谁,能提供一种历史理论或能举出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能比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更便利的有成效的解释和改变现实的理论。如果有,就应该坚决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就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老是没完没了地抠名词概念,不可能有任何创新。所以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离开了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
一直以来,我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重建”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只有与实际相结合采取坚持和发展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方向。不可否认,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也会改变它的形态,整个哲学发展史也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阶段,的确发生了哲学形态的转变。无论时代特征、理论内涵还是阶级旨趣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期间浩瀚几千年时空转换,发生了足以改变原有哲学形态的科学理论和实践认知的大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类比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也要发生形态的变化,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所取代。其实,我们坚持的哲学形态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管是重建论抑或重构说,没有构建也构建不出别的新形态。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丰富和发展,这是肯定的。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但不是新的形态的构建。它们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非信奉另外一种什么新主义。就目前而言,少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构建,而要切切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有哪些发展以及如何立足实践、面对现实、捕捉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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