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科拉科夫斯基（以下简称科氏）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最大特色在于极力彰显其能动性的维度。在他看来，马克思终生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人的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两难困境，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其核心在于，既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视为历史进程必然趋向的结果，同时又强调这一必然趋势的实现首要地依赖无产阶级意识中的自由首创精神。有感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化解读的缺陷，科氏力图采用“限制功能”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个能够容纳人的自由能动性的理论体系。科氏的解读体现了避免将马克思阐释成一个机械决定论者的思想努力，但由于过分夸大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而导致将马克思的思想引向了黑格尔主义，而其竭力限制历史唯物主义之阐释历史的科学功能的做法，则彻底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关键词：科拉科夫斯基；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能动性；历史宿命论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何处理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贯穿始终，并因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诚如王南湜教授所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的每一重大变化，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矛盾处理方式的变化。”[1]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科氏对此无疑有着深刻的体悟。他有感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阐释而造成的理论缺陷——包括彻底消解了人的自由能动性，极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由能动性维度。这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宣称，“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p527）而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变革现存世界，那么内涵其中的潜在前提就在于人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动性，而世界也绝非外在于人的严格决定论的过程。而由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理论家普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成为严格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并基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而同时将自然和历史也理解为决定论的过程，以致消除了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世界可改变性的前提，并同时消解了人改变世界的自由能动性。但是，科氏在彰显马克思思想中的能动性维度时，走向了用思想能动性取代实践能动性的黑格尔主义，并由于采取极力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阐释效力而导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解释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因而体现为失败的努力。系统梳理和深刻反思科氏在解读马克思思想中的得与失，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科氏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的各个时期中围绕之展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空想主义和历史宿命论、人的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的两难困境。而他对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的考察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科氏的考察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开始，他认为马克思通过重新解读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试图在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和保守主义的“实证”崇拜之间找到自己的立场，这种努力的方向既与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批判精神至高无上不相一致，又与黑格尔的保守主义不相吻合，而是寻求一种居于两者之间的立场，即“精神既不残留有对现存事物的服从，也不信奉精神不考虑现存事实而随意地从自身发现规范标准的绝对权威，精神应该创造它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用以影响世界的工具。”[3]（p103）虽然总体上来看马克思此时还几乎完全局限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范围之内，但无疑已经显露出后来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萌芽。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存在着根本区别。批判哲学始终坚持判断的自律性，即坚持从其自身寻求据以衡量现实的标准，而不是从现实中寻求；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则坚持到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合理化的条件，即“如果要使自我意识和历史进程的同一成为一个真实的期望，自我意识就必须来自历史本身的内在压力而不是来自外在的理性的历史原则”。[3]（p108）在这种理解中，“哲学的前景糅合进了历史，因而被废除了，相信精神必须指望世界的‘合理性’来作为其自身解放的证明，也就是说，精神被它所直接指向的现实所吸收。”[3]（p109）科氏由此认为，这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的萌动，并判定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面对精神自由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了。但在他看来，马克思此时在总体上还没有论及是什么社会原因导致哲学家们自欺，没有讨论可能消除虚假意识以及恢复经验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的社会条件，所以其对精神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仍然是抽象的。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能动性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在莱茵报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时，马克思基于对政治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并按照黑格尔的划分方式，将符合国家和法律概念和本质的国家与用暴力所维持的从而处处妨碍人的自由的国家和法律区分开来，但他通过将自由视为国家概念的基本部分，并通过肯定人的自由是带着其自身合理性的人的根本价值而与黑格尔分道扬镳，并在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与黑格尔进一步分离。这种分离表现于，与黑格尔认为国家可以消弭市民社会领域个人之间的冲突根本不同，马克思则认为国家只是某种特殊利益的工具，而非特殊利益的真正调节者。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更加清楚地描绘了人的自由解放的论题，他宣告了消除私人与政治之间冲突的社会变革的目标，认为“社会被个人自觉地占有和被每个个人自愿地作为社会共同体承担者的自由认可，是人重新发现他自己和回归到他自己的途径。”[3]（p130）但是，科氏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思考仍然具有空想的色彩，因为他此时“仅仅是用实际的人的分离状态对立于以非常抽象的形式描述所设想的统一。怎样并且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这种统一，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3]（p130）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朝着摆脱空想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表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思想，阐明了革命是实现历史固有的趋势而不是违背历史。马克思坚信，“一个完全消灭了所有冲突、侵害和罪恶之根源的社会不仅可以想象，而且是历史的必然。”[3]（p134）而伴随着人的劳动本质的确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将人的自由的实现置于历史进程之中，即把“社会主义描述成对自然历史过程的假定，而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理想。”[3]（p144）但科氏认为，由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内含着人的本质和存在完全同一、人的最终命运与他的经验存在完全和谐的思想，因而引发共产主义是否是历史的终止的难题。科氏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运动这种思想，其中，马克思力图揭示私有制必然趋于灭亡的历史运动，同时将无产阶级意识觉醒及其颠覆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视为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迫使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但它要实现解放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同时将整个社会从非人的环境中解放出来。”[3]（p152）由此，马克思似乎超越了历史必然性与自觉活动之间的两难困境，“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是革命的条件，而且它本身就是革命趋于成熟的历史过程。”[3]（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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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科氏看来，“基于普遍的决定论的这种推理无助于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社会现象。”[3]（p373）例如，他举例指出，如果不参考意识形态的或者生物性的情况，那么解释或理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任何一个事实或者一系列事实都是不太可能的。比如，从历史的某个时期开始，人们为了实现相互之间的平等而奋斗，如果这种奋斗是由饥寒交迫者所为，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纯粹是由于生物意义的原因，不过，如果这不仅是一个满足物质需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人们为了平等而奋斗是“由于经济情况”，而不假定人们的平等主义思想意识的存在，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去渴望平等。科氏还认为，依靠历史决定论同样无法说明资本主义何以必然取代封建社会。如果将生产力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力，从而将其视为导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动力，则会忽视了生产力的改进明显的是脑力劳动的结果。而如果将技术的进步和脑力劳动都归结为是由社会需要引起的，这也只能具有有限的适用性，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整个生产并未完全服从于交互价值的增值，所以，并无技术进步的动力。科拉科夫斯基由此得出结论，“就用技术进步解释一切历史变化和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文明这样一种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苍白无力的。”[3]（p375）进一步来看，为了消除这种决定论话语的困境，我们还可以提出技术与财产关系和文明相互依赖的理论，科拉科夫斯基认为，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给予这种相互依赖的力量以精确化的测量，最终的结果则是，我们只能被迫倒退到常识的那种模糊直觉。
二
诚如科氏所指出的，上述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只是其基于同情的态度所得到的，虽然如此，在他看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历史决定论和人的能动性的两难困境，并结合各种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决定论的阐释做了更加细致的说明。固然，科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意味着上层建筑的每一细节在某种意义上都能被“基础”的要求所解释，那么，显然这不仅是荒唐的，而且也是无法安置人的能动性的。为了解决这个困境，人们可能会赋予上层建筑以积极的反作用，并由此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色彩，而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但是，科氏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绝对的决定论，并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不过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谈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就好像在表达一个任何人都会接受的，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历史事件——战争、革命、宗教变迁、国家和王朝的兴衰、艺术流变和科学发现——都是根据许多不同的情况，包括技术和阶级冲突，得以合理地解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不会被宗教信徒、唯物主义者或任何历史哲学家所否认，除非他是某种‘唯一因素’的信徒狂热的拥护者。”[3]（p370）
不仅如此，科氏进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预期未来方面的作用需要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定。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即根据人类所面临的未来理解历史。他指出，“我们只有根据我们的社会正在趋向人的联合体的新世界才能理解过去——这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观点。所以，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展望，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被接受，失去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3]（p378）但是，科氏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科学而有效地证明社会主义何以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着差异，“资本主义是无数个人的努力和渴望所逐渐发展起来的、非个人的结果，即一个‘客观’过程，除了有一种‘神秘的’形式外，这一过程并不包含人的意识。但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则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只能由那些知道其所作所为的人所产生。‘历史必然性’的实现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它的历史使命。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必然性将采取自觉活动的形式，即历史变革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社会认识本身就是该社会的革命运动。”[3]（p378-379）但是，在科氏看来，对于无产阶级何以能够形成革命意识，马克思并未提供科学而有效的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只是其依据纯粹的哲学推导而得出的，因而只是没有根据的预测。从实际历史的进程来看，“我们没有从经验上证明马克思的预言，因为从来没有过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而按照他的理论所要求的，这种革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发展技术等等条件下产生的。”[3]（p380）即使假定由于经济原因资本主义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那么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一定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代替，历史也有可能倒退到野蛮状态。同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因丧失技术进步能力而必然崩溃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假定以社会主义一定能够造成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但“这几乎不能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所证明，也不能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推出”。[3]（p381）总之，科氏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的设想可能会对工人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一定不是科学家的理论，而是预言家的激励。
科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引发了人们的很多异议，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认为，通过将历史简化为“经济因素”，否定了历史中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重要性，并进而将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对此，科拉科夫斯基力图通过限制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效力来予以回应。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也没有声称自己是阐释所有历史事件的钥匙。“它所做的一切是确定社会生活某些特征之间的关系，而绝不是全部特征的关系。”[3]（p345）例如，在科氏看来，马克思并没有主张技术水平决定社会分工的每一细节，因此也决定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每一细节，马克思对上层建筑依赖于生产关系的说明，适用于社会的重大历史阶段和根本转变，即“一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不久或者最后必然以基本的制度来表现自己，而导致这些事件的过程依赖于大量的偶然情形”。[3]（p345）因此，如果要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那就只是在主要的制度特征的范围之中，而不是制度的全部细节。
循着限制阐释功能的视角，科氏进而重新阐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就前者而言，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人们的观念、习惯和制度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制度的支配性影响，但在这只是“一个极其一般的陈述”，并且只保有有限的阐述功能，即其只是力图对历史中的各种观念或政治现象的主要趋势做出解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不一定就推知生产关系明确地决定着全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只是在排除了某些可能并且以其他方面为代价而推动了某种趋势，生产关系在广义上讲只能这样。一定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可以明显地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中保持不变，尽管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哲学学说正是这样。此外，由于人的需要采用了独立的形式并且工具性的价值变成了目的，所以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就成了自主的”；[3]（p350）而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适用范围来看，科氏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永恒的历史规律来看待，“《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社会意识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描述为一个过去一直存在的事实，但它并未得出将永远如此。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大大地开阔了创造活动的范围，它把意识从神秘化中解放出来，使社会生活从物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即自觉的意志和人的首创精神支配社会过程，所以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相反。”[3]（p351）就此而言，科氏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意识生活的一个特例，它适应了人类如下的生存状态，即“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活动的产物已经被转变为支配历史过程的独立力量。当这种支配消失并且社会发展服从于人们自觉的决定时，不再会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情形。”[3]（p352）
总之，在科氏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关于各种主要决定因素的理论说明，并且它被用于预示一般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预示特殊事件，同任何其他历史哲学一样，它不是定量的理论，不能告诉我们在某一特殊历史过程中起左右的诸因素的相对力量。但是，它却意味着能使我们通过分析生产关系和直接基于其上的阶级划分来了解任何社会的根本结构。”[3]）（p357-358）正是立足于这种限制，科氏力图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导向抽象的技术决定论，并以此为人的能动性张目。
三
正如上文所述，科氏以如何避免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宿命论的两难困境为中心线索考察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极力将马克思阐释成为一个能动论者。同样，科氏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同样体现了这一努力，而其采用的主要方式就是极力限制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功能，以求于其中安置人的自由能动性。科氏坦言，他尽可能以“同情”的态度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力图不按照马克思的某些凝练的或格言式的论述将其阐述为技术或经济决定论，因为，如果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是由单一的技术线索所严格决定的，那么，其在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就是消解人的自由能动性，并由此走向历史宿命论。科氏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得到清晰地阐述，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表述。作为关于社会生活的支配体系的描述，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什么情况最大程度地改变人类文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于这个认识，科氏以“历史过程的动力”作为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技术、生产力、社会上全部可以使用的装备加上既得的技术力量，再加上技术上的分工”，[3]（p343）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而生产关系进一步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全部现象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就是，一定的技术水平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且引起这些关系在一定时期的历史中产生。接着，它们导致特定的上层建筑。”[3]（p244）
进一步来看，为了消除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决定论的两难困境，人们似乎可以运用“归根到底”的限制条件来解决，但科氏认为这仍然不是有效的办法。“归根结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但恩格斯并未确切地解释过“归根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就为人们提出不同的解释留下了空间。如果“归根到底”只意味着生产关系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地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这种理论仍然还是一种绝对的决定论，一个轮子是直接作用于另一个轮子还是通过传递带来达到目的，这毫无二致。如果“归根到底”意味着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由阶级结构所决定，全部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到底哪个特征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过的那些关系，把它们看作是重要的，但这样，我们又陷入重复或者循环论证之中：基础决定了由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那些方面。”[3]（p371）再退一步，科拉科夫斯基进而指出，如果生产关系只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那么这个学说也就不能解释任何特定的历史现象，而只能解释历史过程的某些主线，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都是许多情况的凝聚。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释某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另一制度的事实，而既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断定为预言的工具”。[3]（p372）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表现出在适用范围上的极为有限性，并因放弃了那些“烦扰的事实”，而表现出含糊不清。
科氏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朝着消解自由能动性与历史宿命论之间的两难困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其中，马克思基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关系的唯物主义阐明，确立了对历史进程的基本看法，即历史是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客观过程，但源自人们自己的物质生活的观念和意识也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强调，“不能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是，历史是一个无个性特征的过程，而有意识的目的和思想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或偶然的派生物。”[3]（p163）这个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消解自由能动性与历史宿命论之两难困境的思想前提。具体来说，马克思基于分工逻辑对人的普遍的异化处境的分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奠定了基础。异化意味着人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历史进程，即人们的活动“导致了一个神秘的、非个人的过程，这一过程反过来压制那些创造了这一过程的人们”，[3]（p163）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异化的消除，即使历史真正“变成由人所支配的东西”。[3]（p163-164）不止于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还改变了因非自愿的分工所造成的片面化发展，并因具有参加各种工作的自由而获得全面的发展。对于这个目标，马克思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之客观性的观念，坚决批判空想主义将共产主义视为与现实相对立的纯粹理想，视为发明的产物，而是认为“它本身就是当代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正在使共产主义的前提成为现实，并正在不自觉地向着这一现实发展”，[3]（p185）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被视为“历史过程的自然结果”。[3]（p165）但是，马克思与历史宿命论完全消解人的自由能动性根本不同，在他看来，使共产主义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也意味着将有一个朝向共产主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无产阶级基于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和目标的自觉，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根据现实本身来改变世界。如此，“自由和必然的对立消失了，因为历史的必然性事实上采取了无产阶级意识中自由首创精神的形式。”[3]（p185）在科氏看来，这构成了马克思消解人的自由能动性和历史宿命论之两难困境的基本原则。
而就马克思此后的思想发展来看，科氏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这些原则，他的直至《资本论》最后一页的全部著作都是这些思想的证明和系统阐述。”[3]（p186）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实际的革命首创精神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不过表现为历史必然性的自由活动的自我意识。”[3]（p236）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科氏认为其保持了与早期思想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使人非人性化的时代，就是说，人同他自己的劳动相异化，这种异化发展到顶点就会在一场革命性的大动荡中结束”，[3]（p267）只是，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加详尽的阐发。具体到社会主义的论证来看，马克思一方面将其视为是资本主义不知不觉地趋向的结局，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彻底丧失主体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生成，以及基于这种革命意识的阶级对抗。
不过，虽然有上述模糊和困境，科氏还是认为，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关于考察历史的原理是空泛的或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马克思通过将观念的历史作为现实生活历史的表现形式，而使得历史焕然一新。对此，科氏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有价值的、启迪性的原理，它告诫研究各种冲突和运动——政治的、生活的、知识的、宗教的、艺术——的学者，他们的考察与物质利益紧密相关，包括那些起源于阶级斗争的利益。这种规则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最终’都是阶级利益问题，也并不否认传统、观念或是为了政权进行斗争的独立作用，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的重要性或者人的存在的生物结构的重要性。”[3]（p377）很显然，这段论述同时也表明，在科氏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历史过去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为人们的研究提供极为有限的启示，但由于其本身“过于含糊、宽泛，而不能称之为一种方法”，[3]（p377）不能有效地指引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的过去。
当Q≤0.1时，对于B、C和D等级的洞室开挖，建议res值取1.0。因为如此低的Q值，洞室可能有塌陷的风险，面临的稳定性问题可能比较严重。根据Q值确定的岩体类别及相应支护参数如图1所示。
说来也怪，虽然那本书字迹非常模糊，简直是难以辨认，但步凡就是盯着那泛黄的书页挪不开眼！就在他专注地凝视着萨姆尔的手稿时，史黛西小姐带领其他同学走向了下一个展馆，而“霸王龙”弗兰克和几个“龙死党”，却故意从人群中落下，不怀好意地接近了他。
防错系统可靠性是指在实际生产线上应用时，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内，保证错误装配产品的不流出的能力。可靠性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概念，时间越长，可靠性越低[8]。防错系统是一个串联系统，系统总体的可靠性为各个元器件可靠性的乘积。
四
科氏认识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贯通着如何处理历史决定论和人的自由能动性之间的张力的线索，并将其确立为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的抓取体现了科氏的思想敏锐性和深刻性。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使命确立为既要实现对世界的科学解释，同时又实现对世界的革命改造。其中，科学解释就是要获得对世界的决定论说明，但从逻辑上来看，如果世界是决定论的，那么其改变原则上是不需要人的能动性作用发挥的；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显然又是需要人的能动性作用发挥的。作为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不可能不直面这个难题。但是，在对马克思到底是如何消解这个难题的理解上，科氏却陷入了黑格尔主义的阐释。在他看来，马克思确立的解决问题的原则是，既将共产主义视为历史必然趋向的结果，同时又认为这一历史必然性只有为在其展开过程中遭受“压迫”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意识所自觉才能实现。科氏由此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以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无产阶级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根据现实本身来改变世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趋势“只有通过人的自由的首创精神才能继续发展”。在这种解读中，科氏实际上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高度合一，并将无产阶级对世界的认识同时视为对世界的改变。这种解读显然延续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解决方案，并由此将马克思导向了黑格尔主义，因为正是“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4]同样明显的是，科氏将这种哲学人类学的解放方案视为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方案，无疑抹杀了马克思在其思想演进过程中从人本逻辑转向科学逻辑的事实。
而就科氏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来看，他极力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并将矛头直指第二国际以及苏联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的决定论解读。就这一理论取向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首先，科氏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理解为“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混淆了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第二国际以及苏联理论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固然，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传承关系，但后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化，将历史视为由内在于其中的规律决定的纯粹客观进程，将社会主义主要地视为历史自主趋向的结果，则无疑消解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能动性维度。
其次，就科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主要原理所做的限制性理解而言，同样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科氏认为经济基础只是推动了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趋势，而不具有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制约性作用，为此，他以观念的上层建筑中的哲学和宗教为例予以说明，认为它们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中保持不变，尽管意义会发生变化。科氏的这个质疑显然扭曲了马克思对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受制约性和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关系的深刻阐明。就以宗教信仰为例来说，基督教理论产生于封建社会，并延续至资产阶级社会，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很多关联，并由此体现了其相比于经济基础而言的相对独立性。但是，适应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需求，宗教信仰的形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外在的权威变成世俗个人心中的自我追求。这种意义的变化——这显然也是科氏所承认的——若离开了经济领域的变化，是很难获得有效的解释的。而就历史唯物主义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而言，科氏认为其只是适用于阶级社会，尤其是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其中，人的活动的产物转变为物的力量并反过来操控人，而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人的物役性的消失，则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此，科氏显然扭曲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本来意义，而将其等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在资本生产关系中的特定的表现形式，即人受物的奴役。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个原理旨在说明人们的意识本身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构成的，不仅其内容来自社会现实，而且其形式也是在人们的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最后，科氏极力限制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效力，其目的是为了限制甚至消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论维度，并以此彰显其中的能动性维度，但却由此而走向消解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的极端。的确，如其所认为的，依靠“普遍的决定论”公式解释不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将其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变成万能的公式，以致在遇到任何问题时只要援用这个公式就能解决。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绝非是所有问题之答案的“宝库”，而是供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论指南。对此，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5]（p587）并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5]（p587）科氏同样没有看到，虽然马克思坚决反对依靠绝对化的决定论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但追求对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的确定性说明，并以此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根本理论指引，则构成了其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确定性的说明同时就是决定论的说明。科氏因厌恶“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竭力强调经济、技术之外的因素的作用，但因此而否定任何决定论阐释的合法性，并以此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既不能说明历史的过去，也不能科学地预见历史的未来，实为对科学理论的严重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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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5-0005-07
作者简介：许恒兵（1979—），男，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东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研究”（13CZX014）。
责任编辑 张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