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及其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封建社会论文,根源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运用唯物史观世界交往的方法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法，着眼于马克思对中国历史分析的思路和内在逻辑，从中国封建社会封闭性的现象入手，由表及里地追寻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进而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横向上社会结构的僵化导致了其纵向上发展的停滞，而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又强化了其横向上社会结构的僵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文在对中西封建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黑格尔在谈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时，把东方的中国等古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西方人（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感叹这是一个西方自愧不如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确实曾经以其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的科技（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的代表），无比丰富的汉化典籍，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
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兴起，中国却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了一个落伍者。这是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基本的规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以及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取代，使之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并且开创了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同一时间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依然景物依旧，旧世界因过度成熟而日趋腐烂。历史在漫长岁月中盘旋，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
确实如人们在直觉中所握到的那样，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迟滞性是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其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性。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或许是世界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但其结果却总是表面上的改朝换代，整个社会在实质上并未获得质的进展。鲁迅先生对此感叹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由此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么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①
那末，“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即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迟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种种解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宗教的比较，认为中国宗教决定了其无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中，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诸多差别的对比研究，来解释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不能。卡尔·A·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西方是非治水地区，经过封建社会而发展成为“现代多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治水地区，举办治水工程对其农业的生产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这样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纪律、从属关系、强有力的领导，由此必然出现永世长存的“东方专制主义”。
中国的学者，则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究这一问题：第一，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它确实也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由于农业的增长主要通过生产集约化的途径，因而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劳动工具改进也较缓慢，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第二，从工业与商业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的手工业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虽然也存在雇工生产的工场手工业和大量的农户家庭手工业，但却缺乏西欧包买商这种商业控制手工业的形式。第三，从商品生产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作了研究，认为它相当发达，但其城市不是如西欧那样的商业中心的自治城市，商品流通只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第四，从自然经济顽强性的视角，对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作了研究，认为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封建主义压迫过甚，是中国未能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的说明，应当从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入手。这就是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所说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②。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他在谈到“印度根本没有历史”③时，认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④反过来看，西方的对外交往开放，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对其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隔绝”和“孤立状态”也就是封闭状态，封闭是中国和印度长期处于停滞之中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历史。
当然，这里所说的封闭，并不是讲中国绝对不对外交往开放，关键是什么性质的交往开放。虽然，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开放有着悠久的历史，张骞、甘英、玄奘的陆地探险，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达到非洲，但其主要是为军事、政治服务，“宣威海外”、“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达“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河以及西方”。而经济的交往是次要的，其对外交往开放的潜在目的是为了回归闭关锁国。正因为如此，在郑和死后，明王朝就停止了这种对外交往，到了清朝更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即便是后来稍有松动，也是严加控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的内涵：这就是经济封闭、市场封闭、文化封闭、精神封闭、心态封闭、政治封闭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封闭和心态封闭，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超常发展所决定的。所谓政治封闭指的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定君主专制体制，以保障皇帝的权力而进行的封闭。所谓心态封闭，指的是以辽阔的国土为依据，形成一种“天圆地方”的世界地理观和“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封闭的政治和心态，导致了对外来新事物愚昧无知的封闭，以致一位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神父于1792年说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有一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正因为如此，封闭的中国对一切外来的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束之高阁。马克思对此曾作过生动的描绘：“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⑤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封闭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马克思从非西方社会的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入手探讨其纵向发展停滞性的思路，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专制的政权，以维护既有的秩序和体制为目的，必然要求一种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既防止内部力量对之冲击，又防止外部力量对之冲击；而其纵向上的停滞反过来又强化了其横向社会结构上的僵化，使之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这种封闭产生的原因，必须到对中国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去寻求。
应当肯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都是封建社会，有其共性：主要经济部门都是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工具和使用简单工具的农业，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甚至时常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劳动者都是进行自给自足小农生产的农民；主要统治者都是垄断大量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地主。所以，要科学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封闭产生的原因，不能不从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个性入手。
马克思在谈到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时，有两个异常深刻和极具启迪的思想：第一是非西方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三位一体社会结构的思想。这就是：(1)自给自足、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村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2)土地国家所有制是基本的土地所有制，专制君主就是最高的地主，农村公社不过是“世袭的占有者”，公社社员只能拥有“间接”的财产。(3)中央专制政权和专制君主是基本的政治统治形式。第二是西方社会封建农奴制特殊性的思想。这就是：(1)农奴制。(2)土地不许出让给平民。(3)封建主对于农民拥有世袭的司法权或领主审判权。⑥
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于非西方的中国的个性在于：在土地所有制上，在承认全部土地归封建主所有的前提下，实行领主逐级分封；在社会基本组织上，封建庄园成为封建社会的“细胞”；在社会政治结构上，封建庄园既是经济实体，又是政治实体。这样一来，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封建主权非常软弱，无法控制封建割据的封建诸候；政教常常处于对抗之中，允许多种宗教并存；政治中心在农村的封建庄园而不在城市，形成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自治城市，农业和手工业分工比较彻底。以上诸因素随着西欧生产力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合力”。
东方的中国则与之相反，其社会结构的个性如下：
首先，在经济上，生产关系的“二元结构”，限制劳动分工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停滞之中。
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二元结构”，指的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和在人类自身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血缘亲属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的农业公社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民族和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⑦在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第一种“基础”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关系，第二种“基础”是指在人类自身生产中逐渐形成的血缘亲属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概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⑧
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小农个体家庭经济仍然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地被包裹在血亲关系之中，脱离不了血缘亲属关系的“脐带”。一家一户是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使之稳定性存在于其保守的停滞性中。马克思认为，在这种以血缘家庭为社会经济生产的基础的单位中，“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⑨可见，独立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循环的血缘家庭，限制了小农发展生产的视野和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封闭性；反之，小农又执著地依恋自己的血缘家庭经济，在其上面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境界，这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封闭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和血缘亲属关系长期合二而一的生产关系“二元结构”，不能不使经济关系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产生强烈的封闭倾向，最终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停滞之中。
其次，在政治上，中央专制集权超常发展，官僚政治控制一切，决定经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之产生强烈的封闭倾向，处于长期停滞之中。
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使中国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统治获得了最强大的经济支持，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对其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超常干预上，从而使之产生强烈的封闭倾向，能够在停滞中长期生存下去。虽然国家承认个体农民对土地拥有相对的所有权，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马克思在谈到非西方的东方土地国家所有制时认为，“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⑩这突出地表现在按地租和人丁向每个编户农民征取与地租合一的赋税和劳役。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马克思认为，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11)
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超常发展，反常地决定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是因为，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农民限制在小块土地上，局限其视野，使之“鸡犬之间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不是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隔离和处于封闭状态；不是力求摆脱由耕种小块土地所形成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是力求巩固这种生存条件；最终使之成为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原子”。这种农民小生产的封闭性，又使之无法形成任何一种有力量的政治组织，他们有如一袋马铃薯中一个个马铃薯一样，无法形成有机整体。因而他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自己，而这种代表一定要同时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主宰和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或专制君立权力，这种权力从上而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就决定了受制性这样一个重要重点。由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农民的封闭和受制性，又导致了农民的盲从性，使之头脑局限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小生产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受制性、盲从性的特点，在中国生产关系的“二元结构”下得到了恶性的发展。这就为中央专制集权的超常发展并在封闭停滞中长期生存下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此外，需要单独作出专门论述的，是中国的官僚政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和矗立在最高层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君主之间，是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构成的一座上下相承和左右相连的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网络。这一网络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按照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的研究，具有三种“性格”：“延续性”，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时间的悠久，几乎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包容性”，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的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贯彻性”，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一切都拘因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底层和专制皇帝中介的官僚政治网络，自身没有独立性，它只有维护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自身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它的中介身份，又使之在社会两极的对立中缓和或化解相当大的一部分矛盾。所以，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
再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政教合一”，儒学定于一尊，并逐渐蜕变为儒教，严重地窒息新思想的产生，使之长期处于封闭停滞之中。
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西欧的主权势力和教会势力一般处于对抗之中，而在中国二者则在主权的基础上合二为一。虽然西欧的专制君主一般都取得了对本国教会的控制权，然而他们从未获得“神人同格”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而且基督教教义本身不承认和坚决反对世俗君权教权的控制。恩格斯指出：“国家不承认还有什么权力比自己高，它总是自命为绝对权力。但是，天主教徒则认为上帝和上帝的设施（教会）是绝对的，因此他永远不会心服口服地接受国家的观点。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12)王权与教权的对抗，迫使西欧的封建君主一般都不得不在某种限度内承认和容忍不同教派的信仰自由，使与封建专制君权与专制神权相对立的启蒙主义思潮不仅能够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直存在下去，而且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尚未取得统治地位之前，获取新的发展，从而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孕育出一批封建社会的理性批判者。封建中国，由于中央高度集权，专制政权不但操纵着经济运动和政治机构，而且皇帝作为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使政教完全合一。早在夏、商、西周，皇帝就已拥有了“神人同格”的地位和权威。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始，到清朝末代皇帝，都以他之前的“三皇”、“五帝”和历史君主权威的集大成者和继承者自居。
还有就是不能低估儒学定于一尊及其逐渐蜕变为儒教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儒、墨、法、道为主流，儒、墨并称显学，其余各家先后登台。以后法家思想和黄老之学虽也曾起过一时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了巩固刚刚诞生不久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自汉朝董仲舒为发端，儒家学说被定于一尊，抬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开始蜕化为宗教化的儒教，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使之成为漫长而又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存在下去的“思想凝固剂”，主要是指：大一统思想，皇权神授思想和纲常伦理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明清之际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曾出现过一些新思想的闪光，如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的民主思想，再加上后来的《癸巳类稿》、《红楼梦》等，但其在总体上是异常微弱的，只能如流星一样划过夜空，不能突破宗教化的儒学的黑暗，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真正的黎明。
政教合一和儒学宗教化，使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黑暗的专制主义神权思想统治的严酷程度，与西欧中世纪黑暗“冬眠”相比较，既超出其专制君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又超出其基督教神学的统治。
从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僵化的社会结构，在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社会关系中，封闭性的血缘亲属关系占有突出的地位，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社会基层，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种宗族性的社会集团，具有强大封闭性的向心力，其灵魂是“敬宗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遭罪，满门抄斩”。在社会上层，主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个人对家庭的态度和义务是与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忠臣必然也是孝子。这就是所谓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就不能不把政治与封闭性的血缘亲属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红楼梦》“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对贾史王薛连姻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和一荣俱荣的逼真描写，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二，在政治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中，封闭性的重农抑商政策占有突出的地位。所谓“重农抑商”，要害在于“抑商”，以种种制度和法规限制商人的商务，掠夺商人的财产，削弱商人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以兵马司管理城市商业活动，对之苛征暴敛。在静态上，“肩背之贩无一物不税，绳枢瓮牖无一间不税”；在动态上，“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在总体上，“天下税课，独苦在商”。在如此严酷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桎梏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很难得到较大的发展。明清的海禁，进一步割断或削弱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是雪上加霜。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本”，即财源和兵源所在，而商品经济则是瓦解其威的腐蚀剂，其发展必然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政府对其经济，是推动它沿着封建经济的旧有轨道，在停滞中生存，因而只有量变，没有质变，使得中国很难出现15世纪以后，以英国和尼德兰为发端，西欧各国先后出现的改弦易辙，即放弃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采行重商主义，由抑商而重商的政策。
第三，在经济中，商品经济遭到中国生产关系“二元结构”下落后的自然经济的拼死抵抗，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因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凡是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统一”作为其“广阔基础”的生产方式，对商业资本的解体作用，具有“最顽强的抵抗力”。(13)在血缘亲属关系包裹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一方面导致生产力发展几乎处于停滞之中，另一方面又无限扩大人类自身的生产，从而导致二者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农民极端贫困，缺乏剩余产品，几乎不可能作为平等的交易者进入商品市场。城乡经济的同一性，使真正独立的商品经济难以出现。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走上了独立于封建政权和领主经济之外的发展道路，成了自治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出现了城市工业品生产中心和乡村农产品生产中心，而这两个中心的相互独立及其双向交流，是商品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土壤。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城市是政治上的中心，乡村是其附庸；城市是财富消耗地，乡村是财富来源地。这种城乡经济的同一性以及经济上的单向运行，使真正的商品经济难以出现，城市也不可能成为瓦解自然经济的工商业中心，而只能成为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附属物，无止境地向乡村榨取产品和劳役。
概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及其特点，使之处于封闭状态之中，其历史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反之，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又强化了其横向社会结构上的僵化；最终未能挣脱封建社会的枷锁而被迫从其顶峰上跌落下来。本文是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所得，就教于学术界。
注释：
①《集外集》中的《忽然想到·四》，第13页。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第69页、第71页、第26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27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⑩(13)《资本论》第3卷，第89页，第371、37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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