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中的社会公平态度与价值取向研究——以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州论文,新加坡论文,为例论文,中国上海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6)10-0075-07
人们的公平心理是否因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呢？在不同环境下，人们基于公平心理所做出的选择会有何不同？作为一种情绪，公平是否有一个极限？在何种情况下，它会转化成为风险情绪，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性呢？现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公平心理有何不同？贫富分化已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那么，贫穷人的公平心理和富有人的公平心理有何差别呢？现代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调节自己的心理差距？为了找到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我们在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三地开展了一项关于公平心理的实验，而本文就是对我们此项实验的总结和探讨。
一、实验概述
1.实验设计
为了研究收入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群对公平现象的看法和对公平的追求，我们在三地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的原理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实验，我们力图归纳出不同人群对公平的不同态度，从而得出可以采用的相关政策。
我们设计了以下两组实验，实验的设计基于完全信息下的终极实验原理和游戏规则。为了便于分析对比实验中分配者和被分配者的公平心理极限差异，问卷分为A/B两套(A套为分配者，B套为被分配者)；两套问卷均为三题，A/B仅仅在第一题上有区别，第二题与第三题的A/B卷均相同。新加坡的A/B卷配有英文版本。
实验受访对象来自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包括学生、白领和蓝领。其中，受访学生基本来自各大专院校，所学专业不一；蓝领与白领的划分与定义以其从事体力或脑力工作的性质及其收入、教育程度为标准，其具体职业遍及社会中的各个行业。① 我们的实验得到了英国某公司资金的大力支持。实验开展的时间是2002年6月到2005年6月。
2.实验对象及地点
新加坡区域接受实验者总计2325人，其中无效样本183份；中国上海区域接受实验者总计2517份，其中无效样本127份；中国兰州区域接受实验者总计2403份，其中无效样本484份。故此次用作分析的有效样本共计6451份。
表1 问卷调查对象分布单位：份
新加坡 中国上海中国兰州
学生A卷 357
335 306
学生B卷 323
452 293
白领A卷 354
613 377
白领B卷 408
507 352
蓝领A卷 366
206 283
蓝领B卷 334
277 308
问卷总计
2142 2390191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整理、计算。下同。
3.实验数据的可行性
根据问卷结果，本次实验对象的年龄分布、学历分布、行业分布等都符合统计要求。
二、实验结果和分析讨论
1.公平心理的区域差异及抉择影响
(1)实验原理。这个实验是按照行为经济学的最后交易游戏(Ultimatum Game)设计的。它是由两个玩家瓜分一定数目的钱的游戏。一号玩家，提议者，只能提出一种瓜分建议。二号玩家，回应者，有权接受或拒绝建议。一旦接受，就要严格遵照建议瓜分钱数；一旦拒绝，两位玩家谁也得不到钱。按照标准的博弈论分析方法，只要实验满足两个条件：①双方都是理性的，都只关心资金收益；②信息是完全的，提议者知道回应者是理性人时，子博弈纳什均衡必然是回应人愿意接受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除了提议者把钱全留下)。因而，理想的结果是提议人给对方一单位金钱。实际实验结果当然不是这样。而且，许多游戏参与者也表示因为害怕过低要约被拒绝，因此主动提供一种较“公平”的要约。所以，行为经济学用这个游戏，来研究人们“期望得到公平对待和公平对待别人”的态度(Guth et al.,1982; Camerer & Thaler,1995)。最后，交易游戏可以按游戏和决策两种方式进行：游戏方式(Game Method)和决策方式(Strategy Method)。在游戏方式中(也叫普通方式或粗放方式)，提议者首先提出一种瓜分方法，回应者看到提议者提供的钱数后再接受或拒绝；在决策方式中(也叫正规游戏方式)，提议者决定给回应者多少钱的同时，回应者定一个自己能接受的底线(Minimum Acceptable Offer,MAO)。如果提议者给的大于或等于回应者的MAO，这种分法就视为接受，否则就视为拒绝(Solnick,2001)。
文献中两种方法都曾经做过实验，但好像还没有对两种方法进行直接比较的研究。这里，我们试图比较用游戏方式和决策方式玩最后交易所产生的行为差异。
(2)实验设计。(A卷)你在地上捡到1000元钱，但是被另一个陌生人看见(是你先看见并捡起)，不管什么原因，你必须和他一起分这笔钱，才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否则你们两个人都将得不到任何钱；然而，如果你的分配被他拒绝，那么你们也都将得不到任何钱。那么，你会分____元给这个人。因为你觉得____。(B卷)你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地上捡到1000元钱(他先看见并捡起)，不管任何原因，他必须分给你一部分钱，否则他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最后你拒绝了他的分配，那么他和你也将什么都得不到。那么，这个人要分给你____元，你才不至于拒绝。
(3)实验结果分析。我们采用均值和方差两个常用参数进行分析，即用受访者的最终答案总和除以受访人数，如表2所示。
表2 公平心理的区域差异及抉择影响实验结果
在A套总体问卷中，有3.3％的人在即使面临被惩罚得一无所有的风险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一分钱都不分给对方，完全独自占有，我们称这种人为“纯自私者”，但是，他们所承担由惩罚带来的“风险损失”也最大；有3.7％的人选择将1000元全都分给对方，他们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既然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不差，而对方要求分钱又可能是出于需要，那么就一分都不保留地给对方，我们把这种行为列入“纯粹利他行为”；有93％人选择与对方各占有50％—50％或40％—60％，选择这样分配的人主要有两种心理：一是“公平人”心理，他们认为大家应该机会均等，平均分才能体现公平。其实，50％—50％的分配或稍微偏离些的均衡(如40％—60％等)均可视为公平的分配(Straub & Keith,1995)；我们把50％—50％分配的人称为“纯公平人”，把分配40％—60％金额的人称为“普通公平人”；二是“理性人”心理。他们出于惩罚规则的考虑或道德因素影响，愿意牺牲一部分利益使得分配的结果显得公平(Joyce,Dickhaut & McCabe,1995; Ledyard,1995)。
在B套总体问卷中，有85％人选择至少要得到40％—50％的金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陌生人有着相同的竞争机会，所以，要分配均等才能体现“公平”；有8％的人选择至少要得到多于50％的金额，因为他们明白游戏规则中他们有机会要挟面临受罚风险的分配者，想借此获得更多的利益；有7％人选择少于50％的金额，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位“搭便车”者，只要分配者愿意分配，他们便很感激也觉得很幸运。
再用样本标准差深入探讨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学生、白领和蓝领的公平心理差异。标准差刻画了变量的差异程度，在我们的实验背景里，也可以理解为被调查群体整体上对偏离均值的接受程度。标准差越大，说明该群体能接受的分配比例的区间越大，对不公平的心理承受能力越高。我们根据实验结果来分析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公平心理，并试图探索造成差异的影响因素：
(1)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的学生，我们发现他们的平均值在A卷处于分配角色时均相近，但在处于B卷的接受方角色时有较大差异。在B卷中，新加坡学生的平均值最低，标准差最高；中国兰州学生的平均值最高，标准差最低。我们分析可得到如下几点：在机遇和惩罚风险并存的环境下，不同地区和经济环境下的学生的公平心理及其极限相近。用标准差和图形对比分析，可发现在面临公平问题时，新加坡学生对不公平的忍受能力较强，其次是中国上海地区的学生，而中国兰州地区学生的公平心理意识最为强烈，对不公平的忍受程度最弱。比较三个地区学生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新加坡学生生活的平均经济水平无疑优于中国兰州地区的绝大部分学生和中国上海地区的大部分学生，所以，本文研究认为：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对不公平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强。
(2)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的白领，我们发现中国上海的白领在处于分配者角色时，平均值和标准差最高，在处于接受者角色时他们的平均值最低，标准差最高。因此，我们说中国上海白领对不公平的接受能力最强，其次是新加坡白领，而中国兰州白领的接受能力最弱。比较三地白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背景，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的白领绝大多数处于1500—3000元的阶层，而薪金高于10000元以上的以新加坡白领居多，薪金低于800元以下的以中国兰州白领居多，中国上海白领的薪金水平处于两者之间。对比三地白领的教育背景，中国上海的白领以本科及研究生以上者居多，新加坡白领中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次之，而中国兰州的白领则多为大专及本科学历。因此，本文研究认为，无论在经济发达还是经济落后地区，若经济增长缓慢，人们对不公平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较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人们心理来得弱；社会商业竞争越激烈的地区，人们对不公平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强；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人们对不公平的承受能力也越强。
(3)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的蓝领，我们发现在处于分配角色时，中国上海蓝领的平均值较低，标准差最高，对不公平的接受程度最高，其次是新加坡蓝领，最后是中国兰州蓝领；在处于接受方角色时，新加坡蓝领的标准差最高，接受能力最强，其次是中国上海蓝领，而中国兰州蓝领的接受能力最弱。分析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蓝领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教育背景，三地蓝领的教育背景都以中学及中学以下学历为主；就经济状况而言，新加坡蓝领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地，其次是中国上海地区的蓝领，而中国兰州地区蓝领的经济水平则最低；就社会经济比例和阶层结构来看，新加坡蓝领相对社会阶层也比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的蓝领高，在三地蓝领中，中国上海地区蓝领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在进入发达社会的过渡阶段，他们所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压力也较其他两个地区的蓝领来得大。
更为宏观一点以整个职业、地域和问卷类型来看，除地域因素以外，以上各个因素对问卷结果影响的显著性也得到了方差分析表的支持，由于职业、地域和问卷类型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所以，我们使用了三个方差分析表，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方差分析
因此，我们再一次证实，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人们的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生活在经济水平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不公平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强。
2.公平心理的性别差异和对社会分配的借鉴
(1)实验原理。任何常理中能够在一对配偶之间产生持续默契的变量都可作为社会地位的划分及衡量标准。Camerer & Fehr(2002)曾用名为“Battle of The Sexes”的实验来测试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在此之前，Holm' s(2000)在无交流的男女之间通过保龄球比赛来探讨性别差异，非常有趣的是他们都发现女性和男性的这种默契就如一种社会礼仪，女性总是潜意识地自愿选择比男性少的低的那一部分。一个人对于婚姻的主观感受往往是对一种婚姻制度期望的投射，而期望的水平即具有整体文化之普同性又有群体之间的歧义性(吴明华，伊庆春，2002)。我们此次问卷设计即想通过对比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经济比例状况和公平心理来探索家庭分工、社会分配的另一层面。我们的答案设计了五种由低到高的工资级别，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性受男性的约束级别。
(2)实验设计。在家庭生活中，丈夫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那么你认为妻子的工资应该是每月：A、800—1000元；B、1000—1500元；C、1500—2500元；D、2500—3000元；E、妻子的工资不应受丈夫工资的约束；F、以上答案都不对，我的答案是___元。你选择该答案，是因为你认为_____。
(3)实验结果。在三地实验中，我们发现了如表4的结果。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4 公平心理的性别差异和对社会分配借鉴的实验结果单位：％
第一，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的占学生总数的几乎一半，这说明绝大部分的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都认为无论在社会或是家庭中，男性与女性都有相同的竞争机会，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中国兰州的学生有约4/5的人选择C(1500—2500元)，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男性应该是领导者，而最能体现男性核心地位的即男性比女性高的经济水平。
第二，对比三地的蓝领，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上海蓝领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而在A(800—1000元)、B(1000—1500元)、C(1500—2500元)的三个选项中，新加坡蓝领选择A、B答案的列三地之首，中国兰州蓝领则大部分集中在选项B与C。我们从社会结构和男女教育背景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中国上海为中国经济中心，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历史上，上海较中国其他省市受国外及改革开放影响早且面广，因此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和男性较为平等；而在新加坡社会，由于当地服兵役等法律与教育的融合，造成新加坡许多男性从事蓝领工作，男性在社会中的平均地位较女性低，能力也较女性弱，但是他们同时又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矛盾冲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希望通过经济比较来巩固自己的男子地位。
第三，对比三地的白领，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白领均有一半以上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而中国兰州的白领则有一半以上集中在C(1500—2500元)。本文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受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白领的平均薪金水平与教育背景均较中国兰州白领高出许多，因此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也较中国兰州白领高，在问卷访谈中，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因此反映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的男女地位也更加平等。本文提出：这是否可以侧面反映在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女性相对中国兰州的女性来说有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竞争机会。
第四，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在三地受访者中，有近7％的新加坡男性选择答案E，他们的解释是“女人不需要工作；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只要做家庭主妇，在家中把家务孩子照顾好即可，而在社会工作奋斗是男人的事情”。同时，许多新加坡受访者完成问卷的过程中，相当部分人曾一度潜意识地将女性的工资误解为向丈夫索取零花钱；而这些现象在中国上海和兰州的调查中都没有发现，这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其实在新加坡人心中的无形约束要比对中国上海人和兰州人的约束强得多，而中国地区的女性较新加坡女性，从总体说来更加自信和独立。
总结以上分析，实验二研究发现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进而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如果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越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参与机会也越多，男女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工方面也较均衡；如果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越低，则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机会也越低，进而在家庭角色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重。
我们将问卷的结果导入分析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划分将启示我们有关社会阶层及地位划分的两个发展方向：①男性与女性受传统教育和观念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出于家庭角色划分和自然性别差异，女性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财富拥有方面，也较男性少。②社会地位阶层高的人比社会地位阶层低的人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像循环的螺贝，假设财富能造就社会阶层，那么富有的人无疑将获得较高的地位，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三、小结
1.公平心理的区域差异及抉择影响
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经济越发达、社会商业竞争越激烈、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不公平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强。在机遇和惩罚风险并存的环境下，不同地区和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公平心理及极限相近；当行为面临惩罚的风险时，人们的表现会显得比较“公平”；该公平心理和行为可以借鉴社会相关法规法律的制定，用以约束一定群体的行为，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相对公平和均衡。
2.公平心理的性别差异和对社会分配的借鉴
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同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这进一步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的承担角色。如果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参与机会则较多，男女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工方面也较均衡；反之，则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机会较低，进而在家庭角色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重。受传统教育和观念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出于家庭角色划分和自然性别差异，她们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财富拥有方面，也较男性少。
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由于精力和资金的限制，本文只能用行为经济学的部分原理设计简单的一次性实验来探索“公平”这个大范畴的一隅，然而对于终极实验来说，一次性和多次性实验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因为实验者会从多次反复的实验中了解实验的意图，掌握实验的规律。所以，我们此次的实验结果无法呈现出动态分布的效果，只能从平面上浅析探讨不同环境下人们的公平心理。②人类的现代公平心理仍是个有待更多人探索的复杂领域，而且易随相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本文实验中的相关数目只是参照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的社会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来设计和选取，分析在社会平均状态下人们公平心理的平均值和影响因素。至于不同的实验是否会因实验设计时取值大小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答案，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还有待做进一步研究。③时间和地域的局限给本文的数据收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研究过程中以问卷做答为主，故在实验设计和实验进行中能采取的激励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过，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公平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为基础，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和研究方法从多层面多角度探索，使得公平问题仍有相当多的后续研究可以进行：如用不同的方法再研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所反映的公平心理及接受极限；或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再深入分析性别和社会地位对公平问题的差异和影响；或将公平问题导入社会基尼指数研究分析如何利用不同群体不同的公平心理降低贫富差距给社会发展和稳定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注释：
①实验以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白领和蓝领为受访对象，遍及了社会的各个行业，包括律师、会计师、软件开发商、投资顾问、CEO、各大公司经理、出版社编辑、记者、公务员、医生、药剂师、银行主管、证券分析师、飞行员、普通公司员工、流水线工人、护士、清洁工人、酒店服务员、导游、小贩中心老板和职员、保险推销员、产品业务员、司机、快递员、水果摊主、厨师、退休职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