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领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投资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投资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点在科技水平较低、生产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及其经济发展起飞阶段表现尤其突出。我国的经济建设也是这样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投资的不断增长。仅在1985—1994的十年里，我国投资额由2543亿元增加到15926亿元，增长了5.3倍。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由8558亿元增加到43800亿元，增长了4.1倍，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为1.3∶1。而且，纵观这十年间投资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状况，可发现其波动水平及幅度大致相同，只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波峰波谷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峰波谷超前一年。这说明，我国投资的增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我国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拉动作用的先导长度约为一年。
二、我国投资领域尚存在一些问题
任何事物作用的发挥，都有其必要的内、外部因素，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动力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存在。我国投资尽管一度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其动力作用尚未最佳发挥，投资领域尚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制约因素，部分地抵消了投资的积极推动作用，延缓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笔者觉得主要有下列几个：
1、投资比例失调。投资作为经济变量之一，它与社会的其它经济变量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比例关系可以适当进行调整，但不能超越一定的范围。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经济继续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劲头十足，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仅1991—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5509亿元增加到15926亿元，增长2.9倍，年均增长42.6%。这样一来，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各种经济变量间比例严重失调，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
（1）投资过量，消费相对不足。我国1985年至1994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不足3倍，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5.3倍，即使加上人口增长率因素，也表明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比重下降，投资比重上升的事实。
投资与消费是宏观经济中的两个基本变量，二者互为余数（正常情况下），如任其中一个数量不断上升而另一个则不断下降，这势必破坏其正常比例，引起经济问题。而且，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整个经济运行流程来看，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循环往复。若以一个周期为限，由投资推动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环节，最终要落到消费上。消费不足，则使投资失去了意义。如从无限循环的经济运行总过程来看，消费是前一个经济运行周期的结束和后一个经济运行周期的开端。消费不足，直接影响到下一个周期的生产。
（2）投资过量，产出较低，需求猛增，引发通胀。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应是成正比例的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投入与产出未能呈正向发展，一直是高投入，低产出。在产出率较低的条件下，各生产部门向社会提供的产品相对有限。而投资过量，对产品需求又迅速扩大，这就直接推动投资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加大工业品的成本，导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全面涨价，引发通货膨胀。
2、投资结构劣化。如果说投资过多引起了一些经济问题，那么投资结构劣化更是一系列问题产生之渊源。而且，从我国实际来看，就是投资过多而引起的一些经济问题最终也是由于结构劣化而造成的。我国投资结构劣化主要表现在：
（1）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不按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热衷于上新项目，铺大摊子，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过散，浪费了有限的宝贵的财力、物力。如前几年各地争先恐后上马的高档房地产业，至今仍处于萧条状态。一些重复引进和建设的生产线，不仅未能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生机，反而造成了国内企业的相互倾轧，争原料，争市场，竞相削价，互相攻击，从总体上加大了资源耗费，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农业投入低。在全国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业基建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据统计，“二五”到“五五”期间农业投资均高于10%，“六五”时期为6.3%，“七五”时期为3.6%，“八五”时期已由1991年的4%下降到1995年的1.8%，现亦不足2%，其它的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地方财力对农业的投入、其它支农资金、农村集体和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等等都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19%的比重是极不相适应的，更与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50%以上的比重不符。
农业投入不足将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是农业发展滞后，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二是农业基础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直接削弱了农业抗灾能力，成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最大障碍。三是投入不足，缺少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最起码的物质条件，农业科技难以发展，农业科技成果无法推广应用，乡镇企业大多素质差，设备旧，难以在国际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和提高。四是投入不足严重制约各种农业资源的开发，直接影响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实现小康目标。以上种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农业投资不增加，农业上不去，不仅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失去支撑，而且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
（3）科技投入低。衡量科技投入水平的指标主要是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1994年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0.65%，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1994年已降到0.5%。但是，据有关资料表明，整个70—80年代，世界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9%，发达国家的平均比重更高达2.28%。可见，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低。1981—1994年科技基建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平均比重是1.57%，8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还在逐年下降。各年科技基建投资对全部基建投资的增长弹性大都小于1。这说明科技投资增长严重落后于全部投资增长。科技投入不足，不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已有科技成果的转化，不利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更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要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4）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低。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将其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中长期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都被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倾斜，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占总投资的22%。“六五”以来，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的投资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相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仍然表现出不适应。1981—199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而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13.1%，远远低于经济起飞阶段所要求的25%的比重。基础设施发展滞后，降低了潜在的资源有效配置效率，减少了产品总量，延缓了商品流动速度，制约了经济增长，并造成地区间较大的价格差异，使物价总水平上涨。几年来，我国通货膨胀严重，基础设施发展缓慢致使总供给曲线逐渐失去弹性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若基础设施长期滞后的“瓶颈”现象得不到改善并继续恶化，我国经济便有可能逐步陷入滞胀的局面。
三、转变投资增长方式，实现投资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的有机统一
投资领域存在的上述问题，反映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便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与投资不足并存；投资量的扩张与质的下降同在的矛盾现象。一些低水平的重复项目、无效项目大量占用、挤压了异常宝贵的财力、物力。而另一些急需投入的重要项目、高效项目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说投入不足，投资增长又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已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下大决心采取抽紧银根的措施，果断压缩在建规模。说投入过多，农业、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又明显不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如何扭转这种两难局面，怎么解决在投资领域中出现的这一系列矛盾，这是当前搞经济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投入产出率低、效益差的经济不良运行状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既然是投资领域出现的问题，还须在投资上做文章。有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首先转变投资增长方式。从我国实际出发，要解决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使所有投资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保持投资适度增长，为经济持续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1995年，国家针对近年我国固定资产增长过猛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回落11个百分点，投资率由1994年的37%回落到33%左右。今后，从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来看，是力求保证经济适度增长，这就要投资相应地适度增长；从国家经济工作重点来看，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转变，便要改造企业，搞技术革新，设备更新，实现产品上档次、上水平。这些，都要求投入的增加；从国家实力来看，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物质基础得到加强。与前几年相比，近年来相当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投产，能源、交通运输等“瓶颈”制约有所缓解，投资品和生产能力、水平有所提高，使投入的增加有了可能。以上情况都表明，今后，国家要在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适度增加投资需求，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18%～20%之间，投资率保持在32%左右。这样，既可避免通货膨胀，又使经济发展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使投资从重量的增长转向重质的提高。今后投资要在继续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着力优化结构，控制投资概算，提高效益。投资总规模要控制，但重点建设和重大技术改造投入不能减少，还要适当增长。调整投资结构要以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标准，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技术改造，都要立足于现有基础，提高投资的科技含量，符合规模经济标准，促进集约化经营。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首先要安排好农业水利方面的重点项目，其次要安排好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机械、电子、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的重要项目，集中有限资金办成几件大事。按照“保重点、保投产、保收尾”的原则，缩短在建规模。安排在建项目时，首先安排能增加有效供给的重点竣工项目。对新开工项目，特别是一般加工工业、高标准城市建设和高档房地产项目要严格控制。总之，要将有限的资金花到最值得花的项目上，尽量减少一切浪费，提高投资效益，坚决扭转过去投资只重数量型增长的方式，使投资更重质的提高，实现量与质的增长的有机统一。
3、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主体风险约束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盲目投资、无效投资。投资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体制。我国普遍存在的盲目投资、无效投资、投资饥饿症皆源于原投资体制的不合理、投资主体有权利而无义务、享有投资效益而无需承担投资风险。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主体约束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国家计委已确定1996年投资体制改革重点，决定在新建项目中首先实行三项改革：一是新建项目必须实行资本金制度；二是建立并完善项目法人制度；三是明确国家投资主体。这三项改革旨在增强对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提高投资主体的责任感，使投资主体能科学论证、慎重决策、有效投资、强化管理，确保投资安全，并尽可能地提高投入产出率，获取最佳投资效益，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总之，投资作为直接动力，一直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尽管投资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恶化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但在已看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控制投资总规模、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的相应解决措施后，投资的动力作用就一定会得到充分发挥，投资的适度增长必将带来经济的适度增长和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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